歷史的轉向 ：中國佛教遊記 如何改變西方對佛教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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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林國際佛學學刊》第一卷·第一期（2018）：061-088

歷史的轉向 ：中國佛教遊記 如何改變西方對佛教的認識

寧梵夫（Max Deeg）

摘要 ：直到19 世紀初，西方關於佛教的信息充其量是殘缺與模糊的。

第一批研究印度原始資料的東方學者不得不依賴於用梵文書寫的印度教 文本（例如《往事書》），這些文本把佛陀描繪成印度教毗濕奴的化身。

隨著喬治·特努爾（George Turnour）等學者從斯里蘭卡發現巴利語文本，

以及詹姆斯·普林斯普斯（James Princeps）對阿育王銘文的解讀，使該 宗教的歷史維度變得明顯，這種情況從而發生了改變。佛陀的史實性以 及他所創立的宗教的最終確認，從中國佛教旅行者（法顯、玄奘、義淨）

的記述中得出的，他們曾行訪過印度的重要佛教聖地，並收集了有關該 宗教歷史的其他信息。本文將討論這些遊記的第一批西方譯本，以及它 們在這一時期學術話語中的接受情況，並將指出它所引領的歷史轉向對 佛教的研究與接受產生的強烈影響——在某種程度上開啟了佛教研究作 為一門學科的篇章。

關鍵詞 ：法顯、玄奘、義淨、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佛教遊記

1786 年，作為亞洲協會主席在加爾各答舉行的第三次“周年演講”

中，“東方學奠基人”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 1746-1794）¹說：“我們 也不能懷疑，沃德（WOD）或奧登（ODEN）的宗教，正如北方歷史學 家所承認的一樣，是由一個外國種族引入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這與佛 陀（BUDDH）相同，其宗教儀式很可能是在同一時間傳入印度，但是 後來被中國人所接受，並將其名字在語音上軟化成了“佛”²。

瓊斯繼續推測，“在印度人歷史上有一個重要的時點……佛陀，且不 論一個真實的還是想象的人物，在這個帝國（即印度）確切的出現”³，並 總結說 ：“我們可以將佛陀或毗濕奴第九大化身所處的的時間，確定為 基督誕生前一千零十四年，或是兩千七百九十九年以前”⁴。

上面引述的這些話反映了三個要點 ：

1）佛教這一概念，作為一種獨立的、由歷史發展形成的，並從印 度傳遍亞洲的宗教，在當時並不存在。

2）研究印度古代的主要資料是印度教的資料，例如《往事書》。根 據該資料，佛陀是印度教神靈毗濕奴的一個化身⁵。

1　關於威廉·瓊斯的生平，參見Garland Cannon, The Life and Mind of Oriental Jones. Sir Wil- liam Jones, the Father of Modern Linguistics (Cambridge, New York, et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以 及 Michael J. Franklin, Orientalist Jones: Sir William Jones, Poet, Lawyer, and Linguist, 1746-1794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　 參 見William Jones, The Works of William Jones in Six Volumes (London: G.G and J. Robinson, 1799), Vol. I, p. 28. 威廉·瓊斯在 1787 年的第四次演講（關於阿拉伯人）中也採取了類似的立場，

他推測佛陀來自衣索比亞，參見William Jones, The Works of William Jones in Six Volumes (London: G.G and J. Robinson, 1799), p. 42 and p. 291.有關威廉·瓊斯的作為整體的“神學”，參見Urs App, “William Jones’ Ancient Theology,” Sino-Platonic Papers 191 (2009). 有關在威廉·瓊斯之前對佛教的接受，

參見Audrius Beinorius, “Buddhism in the Early European Imaginatio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cta Orientalia Vilnensia 6.2 (2005): 7-22. 有關維多利亞時代對佛教的接受，參見 Philip C. Almond, “The Buddha in the West,” Religion 16 (1986): 305-22. 以及 Philip C. Almond, The British Discovery of Bud- dhism, New York, et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3　同注2 Jones 書，第 28-29 頁。

4　同注2 Jones 書，第 29 頁。

5　威廉·瓊斯在第七次演講（1790 年，關於中國人）中稱佛陀為“印度教的佛陀”，參見注 2

Jones 書，第 104 頁。同時參見注 2 Jones 書，第 107 頁中所說 ：“佛陀確實是印度教的”。

3）儘管佛陀不被看作歷史人物，但是仍追求年代考定和歷史真實性。

1788 年，瓊斯發表了另一篇關於印度年表的文章，強調了一代又 一代學者對史實性的著迷，甚至癡迷，而這不僅僅局限於印度歷史的研 究⁶。在這篇文章中，瓊斯再次探討了這樣的問題 ：《往事書》（Purāna）

與其他資料，例如佛教辭典《阿磨羅俱舍》（Amarakośa）中有關佛陀年 代記載的明顯差異，是如何通過假設有兩個不同的佛陀而得以調和，一 個是年代更久遠的佛陀——毗濕奴的化身，另一個是曾經試圖“推翻整 個婆羅門體系”⁷的年輕的佛陀。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他對兩者進行了“去 歷史化”。

在某種程度上，通過這樣的說法，瓊斯為印度教梵文資料的至高無 上的地位鋪平了道路，直到19 世紀上半葉，與之相應的是對佛教資料 以及佛教作為一個值得嚴肅對待的學術研究對象的忽視。作為擁有不斷 發展的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態度的原型，瓊斯已經開始抱怨印度資料的 非歷史性，同時仍然堅信它們的歷史研究價值 ：

我們必須始終哀歎，除了喀什米爾人，沒有哪個印度教民族給 我們留下了用他們古老語言書寫的有序的歷史 ；但是，從我們國家 有幸公佈的梵文文獻中，我們仍然可以收集一些歷史真相，儘管時 間和一系列的革命已經掩蓋了這道光芒，我們仍然可以從如此勤 奮和聰明的民族中產生合理的期望。無數的“往事書”和“史詩”

（Itihāsa），或者神話和英雄詩歌，完全我們的掌握之中 ；我們可以 從中恢復殘缺但有價值的古代禮儀和政體的圖像……⁸

在這種背景下，佛教要麼被視為從國外來的引進品，要麼被視為印

6　“On the Chronology of the Hindus”，參見注 2 Jones 書，第 281-313 頁。

7　同注2 Jones 書，第 290 頁及以後各頁。

8　“The Tenth Anniversary Discourse, on Asiatick History, civil and natural, delivered 28th of Feb- ruary, 1793,”參見注 2 Jones 書，第 147 頁。

度教的副產品。例如，賀拉斯·海曼·威爾遜（Horace Hayman Wilson, 1786-1860）以其典型的親婆羅門教而反佛教的論調，認為佛教從中亞傳 入印度並在那裡變得精緻，再重新傳出印度⁹。佛教源自於印度教的最新 觀點，不僅局限於強調佛陀是毗濕奴的一個化身，而且局限於當時所知 的印度教對佛教教法的影響¹⁰。例如，亨利·湯瑪斯·科爾布魯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 1765-1837）完全依賴印度教資料，認為“耆那教徒 和佛教徒……最初都是印度教徒”¹¹，而佛教教義是從數論派（Sānkhya）

的哲學體系中借用的¹²。

通過研究和利用三組新的資料，這種情況在19 世紀 30 年代開始發 生變化，我認為這是佛教研究作為歷史批評學科的開端。其一是“發現”

了用巴利語——這是錫蘭佛教徒的“教會語言”——書寫的文獻¹³，特別 是喬治·特努爾（George Turnour, 1799-1843）出版和翻譯的巴利語系 佛教史學著作《大史》（Mahāvamsa）¹⁴。同樣是特努爾首先指出了希臘人 桑德拉科托斯（Sandrakottos）與旃陀羅笈多·孔雀（Candragupta Mau- rya）是同一人，並且認定石刻銘文記載的國王“天愛仁見”（Piyadāsi

9　Wilson 評論道 ：“……（韃靼人）帶來了佛陀的信仰，並把它傳給了印度，當它再次回傳

時已經在那裡借由博學皈依者的學識而得到改進。很值得懷疑的是，佛教是否曾在印度斯坦中 部廣泛流行……”參見 Horace Hayman Wilson, “Abstract of the Content of the Dul-vá, or First Por- tion of the Káh-gyur, from the Analysis of Mr. Alexander Csoma de Kôrôs,”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 ciety 1(1832): 1-8.

10　參見Donald Lopez, “Buddha,” in Critical Terms for the Study of Buddhism, ed. Donald Lopez, 13-36.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Donald Lopez, From Stone to Flesh: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uddha,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11　Henry Thomas Colebrooke, Miscellaneous Essays (London: Wm.H. Allen & Co, 1837) p. 378.

(“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Hindus. Part V: On Indian Sectaries,” originally published 1824).

12　同注11 Colebrooke 書，第 103 頁和第 111 頁 (“On the Védas, or Sacred Writings of the Hin- dus,” originally published 1805)。

13　1791 年，瓊斯意識到梵語和巴利語之間的相似之處——作為緬甸人的經典語言，但他仍然

認爲佛教徒最初是印度教徒。參見注2 Jones 書，第 122-123 頁。

14　George Turnour, An Epitome of the History of Ceylon, Compiled from Native Annals: And the First Twenty Chapters of the Mahawanso, Ceylon: Cotta Church Mission Press, 1836. George Turnour, The Mahávanso in Roman Characters, with the Translation Subjoined; and an Introductory Essay on Páli Buddhistical Literature, Ceylon: Cotta Church Press, 1837.

Devānampiya）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國王阿育王。

另一個“發現”是詹姆士·普林塞普（James Prinsep, 1799-1840）

對本土的印度字體婆羅米文（Brāhmī） 和佉盧文（Kharosthī）的譯解¹⁵， 這使得學者們得以閱讀錢幣和銘文資料，猶其是印度最早的書寫資料，

即孔雀王朝阿育王所留下的銘文。很快就為早期印度史係年與歷史打下 堅實的基礎。

第三組用來確定佛陀和佛教作為原始的印度宗教的史實性文獻來自 印度以外的地方。這些是中世紀早期中國僧侶的記錄，如法顯（約340- 420）、宋雲（6 世紀初）、玄奘（600 或 603-664）、義淨（635-713）以及 曾到印度尋求佛法的其他人。我認為，在這三種資料構成的三角中，在 19 世紀實證主義原則及其對史實性的聚焦之下，佛教研究迅速發展成為 真正的學術性學科 ；其中前兩個“發現”確立了一個合理可靠的年表，

中國資料也支援這一觀點，通過提供類似的信息和參考，並最終指向標 誌著事件大概率發生的場所和空間¹⁶。

本文將集中討論我們現在稱之為中國朝聖者記錄的那些文本¹⁷。如 今，我們或多或少地，在某種程度上甚至相當不加批判地，將這些文本 中包含的許多中亞和印度地區佛教的歷史和地理信息視作理所當然¹⁸。

15　參看論文集 James Prinsep, Essays on Indian Antiquities, Historic, Numismatic, and Pal-ograph- ic of the Late James Prinsep (London: John Murray, 1858), p. 1 ff. 關於普林塞普對印度字體的譯解，

參見Richard Salomon, Indian Epgraphy: A Guide to the Study of Inscriptions in Sanskrit, Prakrit, and Other Indo-Aryan Languages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03 ff. 關於殖民 主義英國官員和管理者對佛教的“發現”，參見Charles Allen, The Buddha and the Sahibs: The Men who Discovered India’s Lost Religion, London: John Murray, 2002.

16　 參 見 Jules Barthélemy Saint-Hilaire, “Caractère et vie de Ĉakyamouni,” Journal des savants Juillet (1854): 86 ff. 他指出了玄奘記錄的重要性，以確認佛陀滅度的日期和情況，以及僧團的早 期歷史（第一次集結）。

17　關於文本類型的討論，參見Max Deeg, “When Peregrinus is not Pilgrim: The Chinese ‘Pil- grims’ Records:A Revision of Literary Genre and its Context,” in Dharmayātra-Buddhist Pilgrimage in Time and Space, eds. Christoph Cueppers and Max Deeg, 65-95. Lumbinī: Lumbinī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2014.

18　因此，De Jong 對佛教研究的概述中，經過對其他早期學者工作的長篇詳論，他對中文記

錄的討論非常簡短 ：“對印度佛教研究非常重要的工作是漢學家所作的。阿貝爾·雷慕沙（Abel

然而，這些記錄的“地位”並沒有在它們被發現和研究時確立，它們的 歷史價值在18 世紀 30 年代末到 50 年代末的短暫時期內存在很大爭議。

在本文中，我將嘗試跟隨第一批譯本的接受，這些譯本與我之前指出的 其他發現和因素一起，導向了我稱之為19 世紀下半葉佛教研究的逐漸

“歷史化”。

1833 年，德國漢學家卡爾·弗裡德里希·諾伊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 1793-1817）¹⁹發表了一篇名為“佛教僧侶從中國到印度的朝聖”

（“Pilgerfahrten buddhistischer Priester von China nach Indien”） 的 文 章，

其中他討論了各自的中文資料出處，並翻譯了一部分6 世紀初的宋雲的 記錄，這部分內容也被收錄在《洛陽伽藍記》（《大正藏》編號2092）中。

當時，巴黎的第一位漢學教授雷慕沙（Jean-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 1832）²⁰對此有所研究，他在去世前翻譯了法顯的記錄——《佛國記》（《大 正藏》編號2085），隨後該書於 1836 年在譯者身後出版，是這類遊記的 第一個全譯本。

以下列表是有關中文佛教記錄的以翻譯原文獻為主的著作（直到第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它表明19 世紀上半葉的大部分作品是由法國學者 完成的 ：

1836: Abel Rémusat. Foe-

Koue

Ki.

1853: Stanislas Julien. 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en-

_Thsang.

1857-58: Stanislas Julien. 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

1869: Samuel Beal. Travels of Fah-

Hian and Sung

_Yun.

Rémusat）……翻譯了法顯的《佛國記》……他的繼任者儒蓮（Stanislas Julien）翻譯了玄奘的 生平及其《西域記》”。參見Jan Willem De Jong, 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Tokyo: Kosei Publishing Co, 1997), p. 26.

19　 有 關 諾 伊 曼（Neumann） 的 內 容， 參 見 Hartmut Walravens, Zur Geschichte der Ostasien- wissenschaften in Europa: Abel Rémusat (1788-1832) und das Umfeld Julius Klaproths (1783-1835)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99), p. 173 ff.

20　同注19 Walravens 書，第 13 頁及以後各頁。

1884: Samuel Beal. Si-

_Yu

_Ki.

1886: James Legge. 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

1888: Samuel Beal. The Life of Hiuen-

_Tsiang.

1894: Édouard Chavannes. Mémoire composé à l’époque de la Grande

Dynastie T’ang sur les religieux éminents.

1895: Sylvain Lévi & édouard Chavannes. “L’itinéraire d’Ou-_K’ong (751-790).”

1896: Takakusu Junjirō. 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1903: Édouard Chavannes. “Voyage de Song Yun.”

1904-1905: Thomas Watters.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1923: Herbert A. Giles. The Travels of Fa-

_hsien.

1938: Walter Fuchs. Hui-

ch’ao’s Pilgerreise.

法國人的優勢顯而易見，這不僅體現在翻譯中文遊記上，而且當時 的佛教研究以歐熱恩·布諾夫（Eugène Burnouf, 1801-1852）²¹等學者為 主要人物。這當然與一系列的情況有關，其中之一是英國人本能關注其 印度學科的過往和現存的印度教梵文古代文獻，以及英國這段時期對中 文研究的忽視 ；這一情況直到19 世紀後半葉才得到修正。一些英國學 者對雷慕沙（Rémusat）和儒蓮（Julien）有關法顯和玄奘的記述的第一 批法文翻譯持保留意見，但是這一觀點很快被文本的明顯價值以及其所 包含和傳遞的歷史信息迅速戰勝。

雖然諾伊曼將這些中文資料介紹給學界讀者的首次嘗試並不成功，

但是在英語世界提及中國佛教旅行者及其記述的——可能不算開創先 河——也算是早期的嘗試之一，是以評論雷慕沙翻譯的最早期的中文記

21　有關布諾夫（Burnouf）的內容，參見 Akira Yuyama, Eugène Burnouf: The Background to His Research into the Lotus Sutra, Tokyo: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d Buddholo- gy, 2000. Donald Lopez, “Introduction,” i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ed. Eugène Burnouf, 1-27. Chicago, Lond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10.

錄——法顯遊記的形式出現，這是由印度學學者賀瑞斯·海曼·威爾遜 提出的，他是牛津大學第一任梵文博登教授（1832 年起）和英國皇家亞 洲學會理事（1837 年起），該文刊載於 1839 年出版的《英國皇家亞洲學 會會刊》第五卷第一期。正如一位堅定的印度教代表被預期的那樣，他 並不總隱藏對佛教及其歷史研究的資料價值的不尊重²²，但以相當不情願 的方式承認了這項工作的價值 ：

法顯所作的敘述，可以從他的宗教性中預料到，誠然有些貧乏，

幾乎專門講述他所行訪過的有佛教存在的不同地方的情況²³。 威爾遜也提到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大正藏》編號2087），他 通過法國東方學家厄恩斯特 ·奥古斯丁·沙維爾·克拉克·德·蘭德瑞 瑟（Ernest Augustin Xavier Clerc de Landresse, 1800-1862）對《大唐西域 記》的概述而有所瞭解，並指出 ：“如果可能的話，從中國搜集原始資 料並致力於其翻譯，這是一個值得皇家亞洲學會去做的項目”²⁴。這一願 望在大約半個世紀後才由塞繆爾·比爾（Samuel Beal）的翻譯所實現。

在《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刊》第六卷第二期（1841）中，威廉·亨 利·賽克斯（William Henry Sykes, 1790-1872 年）——當時他是東印度 公司部隊的一名退休校尉（據引文是中校）並擔任公司理事——發表了 一篇很長的文章，並且在一些段落中對雷慕沙（Rémusat）翻譯的法顯 遊記發表了相當偏激又曲折的論述。在這篇文章中，他一開始就強調了 該文本的歷史價值遠比兩年前威爾遜所說的更大 ：

22　例如威爾遜評論道 ：“如果可能的話，佛教中的任何如同真實年表的記述比婆羅門教中的

更加未知。因此，對釋迦族佛陀興盛日期的任何令人滿意的記述都是徒然的”。參見注9 Wilson 書，

第6 頁。

23　Horace Hayman Wilson, “Account of the Foe Kúe Ki, or Travels of Fa Hian in Indi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5, no. 1 (1939): 108.

24　同注23，第 109 頁。

我們的梵文學者在婆羅門教文獻的深處，尋求勾勒古代人政治、

宗教、道德和社會狀況的方法，迄今為止，他們相信婆羅門從最早 的時候起就發揮著極大的影響力。詢問者們尋找事實，而他們發現 了傳說 ；他們尋找歷史的光芒，而發現了詩意的煥發，這只不過使 籠罩著真相的黑暗更加難以捉摸……在這種無望的狀態下，關於闡 釋印度古代歷史的方法，從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來源，從那些傑出的 中國人的文獻中汲取了光芒，它將遠遠驅散迄今為止模糊我們觀點 的迷霧，並且給我們的判斷提供更加寬廣的範圍，使我們的推論比 迄今為止所擁有的更加可靠²⁵。

此時，賽克斯清楚地認識到中文記錄的價值，並強調，這些資料的 最重要任務是揭示印度的古代歷史，而不是依賴非歷史的印度資料。這 一積極的評價並不一定被所有研究佛教及其歷史的學者所認同。歐熱 恩·布諾夫在他1844 年首次出版的多卷本著作《印度佛教史》（Histoire

du Buddhisme indien）中強調了布萊恩·霍奇森（Brian Hodgson）近期

25　William Henry Sykes, “Notes on the Religious, Moral, and Political State of India before the Mahomedan Invasion, chiefly founded on the Travels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Priest Fa Hian in India, A.D.399, and on the Commentaries of Messrs. Rémusat, Klaproth, Burnouf, and Landress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6, no. 2 (1841): 248.

26　布諾夫評論道: “因此，對於一部完整的佛教史來說，在解釋了該宗教的起源與闡明其自身

在印度的變遷之後，應該超越其本土並在成功接受它的民族中進行研究”。(“Une histoire du Bud- dhisme, pour être complète, devrait donc, après avoir expliqué l’origine de cette religion, et exposé les vicissitudes de son existence dans l’Inde, la suivre hors de sa terre natale, et l’étudier chez les peuples qui l’ont successivement receuillie.”)參見 Eugène Burnouf,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u Buddhisme in- dien (Paris: Maisonneuve, 1844/1876), p. xxxvi.

27　布諾夫只是在討論文殊菩薩的時候使用了《佛國記》：參見注26 Burnouf 書，第 34-35 頁。

另見注21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148 ff. 有人懷疑，如果有機會的話，布諾 夫是否以同樣疏忽的方式使用儒蓮（Julien）翻譯的《佛國記》。

說，匈牙利人喬瑪（Körosi Csoma Sándor, 1784-1842）關於藏傳佛教文 本的研究，與他自身基於梵文文本的研究非常相似，更有價值²⁸。

英語學界對中文記錄價值的逐漸認可，導致了萊德利（J. W. Laid- lay）於 1848 年出版了雷慕沙作的英譯本，他在有關印度的問題上做了許 多長文注釋，幾乎是為人所料，他借鑒了威爾遜的“專業知識”。

奇怪的是，在首次接受中文遊記的這段時期，玄奘的更長更詳細 的記述從19 世紀中葉盛行至今，卻沒有得到其作為歷史資料的高度評 價²⁹。當然，這也是由於賽克斯如同之前的威爾遜一樣，只知道蘭德瑞瑟 對《西域記》的釋義。對於玄奘的記錄，賽克斯作出以下判斷 ：

（玄奘的）敘事存在著誇張和冗長的弊病。他極其迷信，充滿 了荒誕的傳說，完全沒有法顯的那種簡單與真實³⁰。

在一場講座中，威爾遜演講了他1852 年在《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刊》

上發表的一篇關於印度古代歷史和文獻研究狀況的研究綜述，相比於他 之前的研究，其中沒有關於玄奘記錄的歷史背景和內容的更多信息，但 他提出了嚴厲的批判 ：

然而，那些對印度歷史感興趣的人，焦急地期待著儒蓮對玄奘 的六、七世紀遊記的翻譯。據說它已經完成，但仍需一些補充性的 論述，如佛教年表以及梵文和中文名稱的對應。與此同時，儒蓮翻

28　同注26 Burnouf 書，第 5 頁及以後各頁。另見同注 21 Burnouf,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59f.

29　英國軍官威廉·安德森（William Anderson）試圖證明玄奘的記錄受到俄羅斯和耶穌會同 謀者的影響，因此儒蓮（Julien）提及的是偽作，參見 Stanislas Julien, 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n- Thsang et de ses voyages dans l’Inde, depuis l’an 629 jusqu’en 645, par Hoei-Li et Yen-Thsong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53), p. lxviii ff.

30　William Henry Sykes, “Notes on the Religious, Moral, and Political State of India before the Mahomedan Invasion, chiefly founded on the Travels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Priest Fa Hian in India, A.D. 399, and on the Commentaries of Messrs. Rémusat, Klaproth, Burnouf, and Landress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6, no. 2 (1841): 322.

譯的有關玄奘傳記的零碎篇章，已由他轉達法蘭西學術院，並單獨 印刷出版³¹。該傳記具有非常傳奇的——也就是極度虛構的特徵，它 不是為了激發任何有利於玄奘遊記真實性的先入之見³²。

數月後，在《玄奘傳》的翻譯導言中，儒蓮本人回擊了威爾遜言論 的偏頗以及他對玄奘的權威性與其記錄真實性的質疑 ：

一個享有普世尊重的印度學學者，在同一個問題（即玄奘的記 錄）上——我很遺憾地告訴他——所顯現出的笨拙和急躁，與他溫 和的精神以及成熟的判斷極不相符。我冒昧地提醒這位傑出的東方 學家，玄奘的記錄奉西元648 年朝廷詔命編寫，玄奘逝後數年（669 年），百科全書《法苑珠林》對此進行過詳盡分析，這是關於作品 的年代。在玄奘生活的唐朝，佛教僧侶的勇敢的旅行在中國是為人 熟知的，該類作品被賦予了時代傳記與官方史學的雙重權威。我認 為，威爾遜先生的任務是以更有意識的方式審查目前的工作（即傳 記翻譯），在他能夠用心閱讀之後將更加公正地對待玄奘，用以糾 正他數月前第一次表達的關於這位著名朝聖者以及其遊記的真實性 的相當不嚴謹的觀點³³。

31　應當指出的是，四年後，在同一本雜誌上，威爾遜發表了另一篇關於佛教歷史的文章（Hor-

ace Hayman Wilson, “On Buddha and Buddhism,”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 ain and Ireland 16 [1856]: 229-65），而儒蓮（Stanislas Julien, “Extrait du livre IV des Mémoires de Hiouen-thsang,”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6 [1856]: 340-45）

發表了他翻譯的《西域記》第四冊的摘錄，其目的顯然是為了平息對該文本歷史價值的批評 ： 它包含了政治史的資訊，例如涉及密希拉古拉（Mihirakula）和婆羅阿迭多王（Bālāditya）。

32　Horace Hayman Wilson, “Lecture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Cultivation of Oriental Literatur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3 (1852): 213.

33　此處為筆者概述，原文參看同注29 Julien 書，頁 lxx-lxxi: “Un indianiste, qui jouit en bon droit d’une estime universelle, a montré sur le même sujet [l’accueil de Xuanzang; MD], nous regret- tons pour lui de le dire, une sévérité et precipitation qui répondent mal à la modération habituelle de son esprit et à la maturité de son jugement. Nous prendront la liberté de rapeller à cet illustre oriental- iste, que la relation de Hiouen-thsang a été composée par ordre impériale en 648, et que peu d’années après la mort de l’auteur (en 669), elle se trouvait déjà analysée en détail dans la grande encyclopédie Fa-youen-chou-lin; voilà pour l’age de l’ouvrage. Quant aux pérégrinations courageuses du religieux

然而，舊習難改。威爾遜在1860 年針對儒蓮《西域記》譯本的摘 要中依然迴響著他本人和賽克斯早先提出的嚴厲批評，當時他在文章結 尾處感歎到 ：

令人遺憾的是，我們這位富有魄力的求法者竟然完全把他的考 察專注在他迷信崇拜的對象上，而幾乎沒去細緻描述我們所更為關 切的印度社會和政治狀況³⁴。

除了宗教和文化上的偏見之外，這句話清楚地反映了一種典型的歷 史主義方法。據此，只有歷史事實才是威爾遜所追求的。但我想補充一句，

印度教的資料並不能夠給他提供這些。

然而，如威爾遜和賽克斯這樣的論斷並沒有盛行太久，東方學家 開始意識到玄奘及其傳記的重要性。儒蓮在他翻譯的傳記和記錄的導言 中指出，1839 年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 1859）已經敦促他翻譯這一記錄，因此，洪堡此時必然已經獲得了關 於文本信息的一些認識，可能是通過參考雷慕沙（Rémusat）的翻譯和 注釋³⁵。

諾依曼在評論雷慕沙1840 年翻譯的法顯記錄時，已經表達了一種

bouddhiste, elle sont en Chine de notoriété publique, et se présentent avec la double garantie des bi- ographies contemporaines et des Annales officielles de la dynastie des Thang, sous laquelle il a vécu.

Nous aimons à penser que M. Wilson se fera un devoir d’examiner conscieusement le présent ouvrage, et qu’après avoir lu avec toute l’attention dont il est capable, il sera assez juste envers Hiouen-thsang, pour rectifier le premier l’opinion peu mesurée qu’il a émise il ya quelques mois, sur la véracité de ce célèbre pèlerin et sur l’authenticité de son voyage.”

34　Horace Hayman Wilson, “Summary Review of the Travels of Hiouen Thsang, from the Transla- tion of the Si-yu-ki by M. Julien, and the Mémoire Analytique of M. Vivien de St. Mart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7 (1860): 137. 威爾遜也提及“稀有的，零散的，

貧乏的”“對這種性質的關注”以及“大體正確的一般性描述”，他當然是指《西域記》第二冊 的前半部分中有關印度的一般性描述，並且承諾“當我有閒暇時”就去探究這一部分。據我所知，

這一承諾未能達成。

35　同注29 Julien 書，第 xiv 頁。Stanislas Julien, 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 traduits du sanscrit en chinois, en l’an 648, par Hiouen-Thsang, et du chinois en français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57/58), p. vi.

與威爾遜對法顯和玄奘記錄截然不同的觀點 ：

如果印度是太陽，那麼中國就是月亮，他充分地向發源地反射 著光芒。如果有可能的話，我們允許自己根據最新的研究來質疑，

並為印度神話和王朝世系的混亂帶來秩序、意義和原因。我們堅定 地認為，這只能通過枯燥乏味的編年史、通過事實豐富的中國人的 記錄和遊記來實現……只有中國為我們提供了這幅關於人類亞洲大 家庭發展的極其豐富和獨特的畫作的資料來源³⁶。

在同一篇文章中，諾依曼指出了翻譯法顯記錄的巨大價值，並且對 於歐洲沒有玄奘《西域記》的完整譯本這一事實表示遺憾³⁷。

不僅像諾依曼、雷慕沙、儒蓮這樣的漢學家，還有印度佛教的學生，

從18 世紀中葉以後在整體上對中國人的記錄，特別是玄奘的記錄持有 很高的評價。這無疑是受到前面提到的儒蓮《大唐西域記》譯本的影響，

他是巴黎的（法蘭西公學院的）漢學首席雷慕沙的繼任者³⁸。儒蓮首先翻

36　參見Karl Neumann, “Review (‘Beurtheilung’) of Rémusat 1836,”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 landes 3: 105-106.

37　諾依曼說 ：“在我們這個時代以及將來，有許多可以推進的研究 ；在有關釋迦摩尼教法的

傳播史、在密教或顯教的佛教形而上學和修行實踐、在第五、六、七世紀的古印度的認知的研究中，

《佛國記》的翻譯和釋義是劃時代的。如果沒有這項工作，沒有人能夠獻身於研究中亞和東亞 的文化歷史。法顯的朝聖記錄被賦予了很高的價值，它是七世紀上半葉玄奘從中國去往印度的 旅行路線，並且顯然非常詳細地描述了所有他行訪過的印度和中亞國家。不幸的是，在歐洲沒 有找到《西域記》的完整（譯本）”。（“Die übersetzung und Erläuterung des Fo kuo ki, so viel man auch schon zu unseren, so viel man in künftigen Zeiten daran zu verbessern finden wird, machen Ep- oche in der E[rf]orschung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Verbreitung der Lehre Schakiamunis, in der Kennt- niss des esoterischen und exoterischen oder des metaphysischen und praktischen Buddhismus, in der Kunde des alten Indiens, während der Zeiten des fünften, sechsten und siebten Jahrhunderts. Niemand, der sich der Erforschung der Geschichte der Kultur Mittel- und Ostasiens widmet, wird dieses Werk entbehren können. Eine höchste schätzenswerthe Zugabe zur Pilgerfahrt des Fa hien ist die Reiseroute des Hiuen tsang, der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s siebten Jahrhunderts unserer Zeitrechnung von China aus nach Indien reiste, und in einem eigenen wie es scheint ziemlich ausführlichen Werke alle Länder Indi- ens und Mittelasiens, die er besuchte, geschildert hat. Die Beschreibung der westlichen Gegenden [Si ju ki] findet sich leider nicht vollständig in Europa.”）見注 36 Neumann 書評，第 151 頁。

38　 最初，儒蓮還想重新翻譯法顯的《佛國記》（Stanislas Julien, 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 cidentales, traduits du Sanscrit en Chinois, en l’an 648, par Hiouen-Thsang, et du Chinois en Français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57/58], p. v），但這個計畫並未實現。該系列還包括惠生和宋雲的

譯了玄奘的傳記，作為他計畫翻譯的“佛教朝聖者之旅”（“Voyages des Pèlerins bouddhistes”）系列的第一部³⁹。在其譯本的序言中，他已經強調 了玄奘的行訪和其記錄內容的重要性和真實性。他的譯本很快取代了雷 慕沙《佛國記》譯本作為歷史資料的重要性⁴⁰。

儘管在當時和現在，《西域記》被視為見證中亞和印度的記錄，但儒 蓮堅持認為，大部分文本都是由印度文本翻譯而成，這使它在印度歷史 和話題中更具有真實性和權威性⁴¹：

……到目前為止，許多學者都認為《西域記》是玄奘的原始的 和個人的記錄，但它是由一位名叫“辯機”的作者根據傑出旅行者 由梵文翻譯的大量紀錄文本編纂而成，並且大多摘自印度創作的統 計和歷史性作品，現今不復存在。這使得校審者們說因此，編纂者 們認為這部作品是從印度語言翻譯過來的，雖然不能因為逐頁所透 露的旅行路線細節而認為它是一部嚴格而連續的翻譯⁴²。

記錄、義淨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大正藏》編號2066）以及繼業的遊記。參見注 29 Julien 書 , 第iv 頁及以後各頁。

39　儒蓮評論道 ：“如果……我已經成功地完全瞭解了玄奘到西域和印度的漫長朝聖路，那麼人

們不僅可以預見到其記錄對於佛教歷史及其所行訪過的國家的地理知識的極度重要性，而且可以 評估出這些文本傳遞給我們的這次出行詳述的極度真實性和非凡準確性”。（“Si, …, j’ai réussi à donner une idée complète de la longue pérégrination de Hiouen-thsang dans les contrées de l’Ouest et dans l’Inde, non seulement on peut déjà presentir la très-haute importance de sa Relation pour l’histoire du boud- dhisme et pour la connaissance géographique des pays visités, mais on peut juger aussi de la parfaite authen- ticité et de l’exactitude remarquable de ces documents où les détails de ce voyage nous ont été transmis.”）

參見注29 Julien 書，第 lxvii 頁。另見儒蓮對於玄奘的辯護，針對批判《西域記》講述了迷信和傳 說內容而非歷史事實 ：注29 Julien 書 , 第 lxxii-lxxiii 頁。

40　參見 Barthélemy Saint-Hilaire, “Histoire de la vie et des ouvrages de Hiouen-thsang,” 412.

41　這一點是朱爾斯·巴思萊米·聖希拉爾（Jules Barthélemy Saint-Hilaire, 1805-1895）在評 論儒蓮翻譯的玄奘傳記時明確提出的，其中包括對一年後出版的《西域記》譯本的預評。同注 40，第 157 頁。

42　同注38，第 vi 頁 : “…beaucoup de savants avaient considéré [le Si-yu-ki] jusqu’ici comme la relation originale et personelle de Hiouen-thsang, mais [il], …, a été rédigé par un écrivain distingué du nom de Pien-ki, à l’aide de nombreux documents traduits du sanscrit par l’illustre voyageur, et tirés, pour la plupart, d’ouvrages statistiques et historiques, tels qu’on pouvait les faire dans l’Inde, et qui n’existent plus aujourd’hui. C’est là ce qui a fait dire, à bon droit, par les éditeurs, que l’ouvrage était traduit des langues de l’Inde, quoique l’on ne puisse, en raison des details de l’itinéraire que l’on ren-

這 種 看 法 的 改 變 可 以 通 過 克 利 斯 蒂 安· 拉 森（Christian Lassen, 1800-1876）的不朽著作《印度考古學》來說明，拉森是奧古斯特·威廉·施 萊格爾（August Wilhelm Schlegel, 1767-1845）——波恩大學的梵文首 席教授——的學生和繼任者。在（前兩卷的）第一版中，拉森不得不依 賴於雷慕沙《佛國記》譯本，對此他頗有微詞⁴³。然而，他也收到了來自 儒蓮的直接建議，儒蓮顯然從30 年代起一直研究玄奘《西域記》的全 文⁴⁴。在他這部不朽的綱要性著作的第一版中，拉森沒有直接接觸過《西 域記》的完整譯本，但他認為中國的旅行者們從那些現在已經丟失的印 度歷史資料中獲取了有關印度制度和歷史的詳細知識⁴⁵。與許多同行的意 見相左，他主張古印度存在史學傳統，只是那些作品後來丟失了。

在他的《印度考古學》第二卷的第二版中，在儒蓮《西域記》譯本 出版後，拉森轉向一種更加積極的觀點 ：

（相比於希臘人的材料，）中國佛教徒更有資格寫出關於印度的

contre à chaque page, le considéré comme la traduction littérale et continue d’un texte sanscrite.” 鑒於 兩位學者的明顯合作，有必要知道這一觀點是否受到拉森（Lassen）相似觀點的影響（見下文）。

43　Christian Lassen, Indische Alterthumskunde. Zweiter Band: Geschichte von Buddha bis auf die Ballabhi-und jüngere Gupta-Dynastie (Bonn: Verlag von H.B. König, 1852), p. 54 ff.

44　參見Stanislas Julien, “Examen critique de quelques pages de chinois relatives à l’Inde, traduites par M. G. Pauthier, accompagné de discussions grammaticales sur certaines règles de position, qui, en chinois, jouent les mêmes rôles que les inflections dans les autres langues,” Journal Asiatique, troisième série, tôme XI (Mai 1841): 406. 然而，翻譯的最終版本是在 1854 年 9 月 15 日至 10 月 30 日（前六卷）和 1855 年9 月 1 日至 10 月 30 日（後六卷）之間完成的。同注 38，第 xiv 頁注 1。

45　拉森說 ：“通過那些被佛教徒們保留的早期的、詳細的記錄，關於印度中心地區國王的歷

史變得更加清晰，他們要麼是該宗教歷史中的著名角色，要麼扮演其他的重要角色。因為不能 假設只有佛教徒知道這些故事，但是他們也可以接觸到婆羅門，我們可以得出結論 ： 如果他們 的精力轉向寫作活動，那些婆羅門並不缺乏瞭解他們國家早期歷史的手段”。（“Daβs früher aus- führliche Berichte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Könige des innern Indiens da waren [inserted is a note about the Xiyu ji, M.D.], erhellt daraus, daβs solche von den Buddhisten über diejenigen aufbewahrt worden sind, welche entweder in der Geschichte der Religion eine hervorragende Rolle einnahmen oder sonst eine bedeutende Rolle gespielt hatten. Da nicht angenommen warden kann, daβs die Buddhisten allein von diesen Erzählungen Kenntnis besaβsen, sondern daβs sich auch den Brahmanen zugänglich waren, folgt, daβs es ihnen nicht an den Mitteln gefehlt habe, die frühere Geschichte ihres Landes zu kennen, wenn ihr Geist sich der Thätigkeit eine solche zu schreiben zugewendet hätte.”）同注 43，第 41 頁。

真實記述，他們行訪了他們教主的祖國及其留下的聖跡，他們訪求 記載他們信仰的聖典，並在回國後寫下了所見所聞⁴⁶。

在他的不朽著作的第三卷中（Indische Alterthumskunde. Dritter Band,

707f），拉森接著強調了玄奘記述對於亞洲佛教以及文本中地理信息的研

在《印度考古學》的“附錄”中，包括有關印度的中文和阿拉伯文 資料，拉森專門討論了《西域記》中有關印度的一般描述中的信息（第 二冊的前半部分） ，法顯的《佛國記》顯然是因為比玄奘的資料劣等而

“被淘汰”。《西域記》的“功能”被簡化為確認由印度資料⁴⁸和文本中所 述與所知的內容，可以說，它被歷史實證主義的探求所“奴役”。拉森 最感興趣的是那些與從印度資料（空間和時間的測量、政體、種姓制度、

苦難、喪葬習俗、禮儀）中獲得的不同的、時有矛盾的信息，但他並沒 有試圖解釋這些差異，而是將它們視為額外的信息，或是中國僧侶的誤 解或錯誤。

威爾遜等人聲稱並提出的所謂中文遊記的“缺陷”，即充滿了歷史

46　同注43，第 628 頁。

47　Christian Lassen, Indische Alterthumskunde. Dritter Band: Geschichte des Handels und des griechisch-römischen Wissens von Indien und Geschichte des nördlichen Indiens von 319 nach Christi Geburt bis auf die Muhammedaner (Leipzig: Verlag von L.A. Kittler, 1958), p. 707f.

48　這特別涉及到“政治史”（“politische Geschichte”）的部分，拉森稱之為“對本土歷史資 料的非常值得讚賞的補充”（“sehr erwünschte Ergänzungen der einheimischen historischen Quel-

len”）。同注 43，第 1 頁。另外拉森說 ：“玄奘通過對印度事物的簡短綜合的記錄而開始他對印度

的描述，一方面表明了這位好奇的朝聖者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探索著印度，但另一方面主要向我 們介紹了一些眾所周知的事實”。（“Hiuen Tshang schickt seiner Beschreibung Indiens einen kurzen allgemeinen Bericht von Indischen Dingen voraus, der einerseits zwar beweist, wie genau der wissb- egierige Pilger Indien in jeder Beziehung erforscht hat, andererseits aber gröβstenteils nur Bekanntes darbietet.”）Christian Lassen, Indische Alterthumskunde. Anhang zum III. und IV. Bande: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und arabischen Wissens von Indien (Leipzig: Verlag von L.A. Kittler, 1862), p. 2f.

上不可信賴的傳說和想像，已經得到了修正⁴⁹。取而代之，一種“印度 化”和文本歷史化正在被建立起來，這顯然已經反映在拉森對玄奘記錄 的使用中。根據這一點，中國人的記錄大體上對於建立和研究佛教或早 期印度的歷史更為可靠，雖然它們記述的事件與其作者相距數世紀。在 19 世紀後半葉，這幾乎成為所有研究印度佛教及其歷史的學者的信條。

到了1884 年，塞繆爾·比爾在其至今仍被廣泛閱讀和使用的《西域記》

第一個英譯本的“序言”中，非常清楚地表達了這種方法 ：

近幾年來，我們對北方佛教的認識取得了很大的進步，這在很 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中國的佛教文獻的發現。除了其他有價值的作品 之外，這些文獻……還包含了早期行訪過印度的許多中國朝聖者的 旅行記錄。這些記錄體現了無偏見的見證者對其中相關事實的記載，

它們被如實地保存並在國家的經典藏書佔有一席之地，其證據是完 全可信的。在這些作品中，我們不可能一一提及各種要點，因為它 們涉及印度民族的地理、歷史、風俗和宗教……但有一個特別之處，

使人們對所關注的記錄產生了比平時更大的興趣，那就是旅行者本 身鮮明的誠意和熱情⁵⁰。

如果中文記錄和上座部史學文本，以及來自印度的銘文材料明顯有 助於在時間上確立佛陀和佛教的史實性，並且為混亂的印度古代年表帶 來一些秩序，那麼真正鞏固佛教研究作為一門歷史性學科地位的，則是

49　朱爾斯·巴思萊米·聖希拉爾早就已經將記錄中包含信息的價值相對化 ：“如果我們向玄

奘詢問歷史，我們必須很好地區分他自己觀察的能夠證明的事實，以及他或多或少根據可靠傳 說的記述”。（“En interrogeant Hiouen-thsang sur l’histoire, il faut bien distinguer les faits qu’il peut attester pour les avoir observés lui-même, et ceux qu’il rapporte d’après les traditions plus ou moins authentiques.”）同注 40，第 85 頁。

50　Samuel Beal, Si-Yu-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of Hiuen-Tsiang (A.D. 629) (London: Trübner, 1884), p. ix.

對佛教在空間上同樣存在的事實而進行的證明⁵¹。早在1856 年⁵²，儒勒·巴 泰勒米·聖伊萊爾（Jules Barthélemy-Saint-Hilaire）就已經看到了中文 記錄在這方面的重要性，並預見到幾年後將會發生的事情 ：

……所有（關於佛陀生平的）故事，如此引人注目又如此簡單，

在旅行者們表達虔誠敬意的遺址中為他們再度展現。我們已經從《普 曜經》、佛教經典《法華經》，以及藏文和僧伽羅文的文獻等中知道 這些（遺址）。但是通過玄奘的記述，這些故事的真實性上升到一 個新水準，今後就等同於確定性。毫無疑問，在玄奘自己的一生 中，這位朝聖者與其根據對傳統的信仰而記述的事件本身相距甚遠 但那些不僅被他一一研究，也在兩個世紀前同樣被法顯所記錄的遺

51　例如，“文化地理學”與歷史之間的直接聯繫可以追溯到卡爾·里特（Carl Ritter, 1779- 1859）的不朽著作《地學與自然和人類歷史，或作為自然和歷史科學研究和教學基礎的綜合比較 地學》（“Die Erdkunde im Verhältnis zur Natur und Geschichte des Menschen oder allgemeine ver- gleichende Geographie als sichere Grundlage des Studiums und Unterrichts in physicalischen und his- torischen Wissenschaften”，簡稱《地學通論》，出版於 1822 及之後）。關於里特和地學的作用，

參見 Jürgen Osterhammel, 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München:

C.H. Beck 2009), p. 132. 以及英譯本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Nine- 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79 ff. 在他關於“塔”的一篇論著，

不斷地提到雷慕沙最近出版的《佛國記》譯本。參看Carl Ritter, Die Stupa’s (Topes) oder die ar- chitectonischen Denkmale an der Indo-Baktrischen Königsstrasse und die Colosse von Bamiyan (Eine Abhandlung zur Althertumskunde des Orients) (Berlin: Nicolai’sche Buchhandlung 1838), p. 129 ff. 但 拉森也開始了他的《印度考古學》。埃斯特（Erster Band）對南亞及鄰近地區的地理情況進行了 百科全書式的概述。與中文遊記直接相關的是歷史與地理的關聯，這體現在巴泰勒米·聖伊萊 爾對儒蓮翻譯的玄奘傳記的廣泛探討中，並期待著儒蓮關於玄奘傳記與《西域記》譯本的出版（同 注40）。

52　巴泰勒米·聖伊萊爾已經表明，兩年前在《西域記》和其他資料的説明下，有可能找到與

佛陀生活相關的地點——具體來說就是覺悟的地點，參見注16，第 413-414 頁 ：“我毫不猶豫地

認為，在《普曜經》（Lalitavistara）如此精確指示的幫助下，法顯和玄奘給了我們應該再找到“菩 提道場”（Bodhimanda）的可能性。如果有一天，英國軍隊中的一位如此聰明勇敢的人不告訴我 們他已經發現了這一點，我不會感到驚訝。它肯定值得所花費的所有麻煩，這不會是徒勞。這 些地方的佈局沒有改變 ；如果樹木已經消失，這些古跡的廢墟必定會在地面上留下可識別的痕 跡”。（“Je n’hésite pas à penser qu’à l’aide des indications si précises que nous donnent le Lalitavis- tara, Fa-hian et Hiouen-thsang, il ne fût possible de retrouver Bodhimanda; et je ne serais pas étonné que quelque jour un de ces officiers de l’armée anglaise, si intelligents et si courageux, ne nous apprît qu’il a fait cette découverte; elle vaudrait certainement toutes les peines qu’elle aurait coûtées et que probablement on ne se donnerait pas en vain. La configuration des lieux n’a pas changé; et si les arbres ont péris, les ruines de tant de monuments doivent avoir laissé sur le sol des traces reconnaissables.”）

跡，卻它們（那些事件）並不那麼遙遠。這些巨大的佛塔，大多數 是阿育王建造的，即使它們與改革者的佈道並非同時期，但卻非常 接近……讓我們再補充一點，我們所說的兩位僧侶在第5 和第 6 世 紀走訪過的這些遺址，它們如今仍然散落在大地上 ；而所有現今對 這些充滿魅力的遺跡所進行的調查，都完全證實了玄奘記述中的細 枝末節。他一定會為他們的發現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並且我毫 不懷疑……一個聰明的旅行者手裡拿著玄奘的記錄，仍然可以在印 度找到玄奘所描述的所有地方和頃壞的遺跡⁵³。

也就是說，歷史和年表可以得到佛教幾乎不變的空間維度的支持。

巴泰勒米·聖伊萊爾再次表達了這點 ：

無論人們將阿育王的統治時期置於佛陀的滅度之後100 還是 300 年，玄奘的出行在幾乎一千年以後。毫無疑問，在那個漫長的 時期裡發生了許多非常重要的事件， 但似乎沒有什麼對佛教產生 影響⁵⁴。

53　原文參見同注40，第 88-89 頁 : “… toute cette histoire [de la vie du Bouddha] si frappante et si simple vit encore pour le voyageur dans les monuments auquels il porte ses dévots hommages. Nous les connaissons déjà toute entière par le Lalita vistara, par le Lotus de la Bonne Loi, par les Soûtras bouddhiques, par les documents tibétains et singhalais, etc. Mais elle acquiert, par le récit de Hiouen- thsang, un nouveau dégré d’authenticité, qui équivaut désormais à une certitude. Sans doute, le pèlerin est éloigné, par le temps où il vit, des événements qu’il rapporte sur la foi de la tradition; mais ces ru- ines, qu’il étudie une à une, et que Fa-hien avait signalées deux siècles avant lui, n’en sont pas très- loin. La plupart de ces stoûpas gigantesques, construits par Açoka, s’ils ne sont pas contemporains de la predication du réformateur, en sont assez rapprochés. … Ajoutez que ces ruines, visitées dans le Ve et VIIe siècle par les deux missionaires dont nous possédons les relations, jonchent encore le sol à l’heure qu’il est, et que toutes les investigations dont elles sont aujourd’hui le curieux objet confirment pleinement les détails minutieux que Hiouen-thsang a consignés. Il contribuera certainement beaucoup pour sa part à les faire reconnaître; et je ne doute pas, …, qu’un voyageur intélligent ne puisse actuel- lement, la relation de Hiouen-thsang à la main, retrouver dans l’Inde tous les lieux et tous les monu- ments ruinés qu’il a décrit.”

54　同注40，第 93 頁 ：“Du règne d’Açoka, qu’on le place d’ailleurs cent ans ou trois cent ans après le Nirvana du Bouddha, jusqu’au voyage de Hiouen-thsang, il y a près d’un millier d’années.

Dans ce longue intervalle, il s’est passé, sans aucun doute, de très-graves événements dans l’Inde;

mais il ne semble pas qu’aucun fût de nature à toucher le bouddhisme.”

這是殖民地官員和管理者第一次進行真正的考古或有時更像類考古 的潛在動機之一，而這些活動又不能不與中國人的遊記相聯繫。這些人 發現並揭示了印度過去的遺跡，這些遺跡可以清楚地確認為中文遊記中 所描述的。由於玄奘記述的篇幅很長，也由於它的高度細節化，玄奘記 述在公認的歷史資料中占具主導地位。

這種使用朝聖者記錄背後的再次出現的主要推動力是由亞歷山 大·坎甯安（Alexander Cunningham, 1814-1893）⁵⁵在北印度開展的考古

“突襲”帶來的，他先持有儒蓮的法文翻譯，而後又有塞繆爾·比爾的 英文翻譯，玄奘《西域記》作為印度和印度佛教的歷史材料的“絕對可 靠”得以確立⁵⁶。坎甯安從1866 年 11 月開始寫給印度總督查爾斯·卡甯 勳爵（Charles Caning, 1812-1862）的備忘錄——由此他被任命為印度政 府的考古勘測師，其中坎甯安明確呼籲當時的“古典主義”思想 ：

在描述印度古代地理時，老普林尼（Pliny）為了清晰起見而遵 循了亞歷山大大帝的腳步。出於類似的原因，在目前提議的調查（即 北印度的考古勘探）中，我將跟隨中國朝聖者玄奘的腳步。玄奘於 七世紀從西到東往返橫穿印度，為了行訪佛教歷史和傳統的著名場 所。在他的遊記中，雖然佛教的遺跡被描述得最為詳細，伴隨著傳 說和傳統，但也記錄了婆羅門教寺廟的數量和外觀，因此中國朝聖 者的遊記在印度歷史上佔有的地位，與鮑桑尼亞（Pausanias）在希 臘歷史上的地位相同⁵⁷。

55　關於坎甯安，參見 Abu Imam, Sir Alexander Cunningham and the Beginnings of Indian Archae- ology, Dacca: Asiatic Society of Pakistan, 1966. Janice Leoshko, Sacred Traces: British Explorations of Buddhism in South Asia, Aldershot, Burlington: Ashgate, 2003.

56　著重參看 Alexander Cunningham, The 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 I. The Buddhist Period In- cluding the Campaigns of Alexander, and the Travels of Hwen-Thsang, London: Trübner and Co, 1871.

57　Alexander Cunningham, Four Reports Made During the Years 1862, 1863, 1864, 1865 (Simla:

Government Central Press, 1871), p. iv.

坎甯安為處理中國旅行者的記錄奠定了基調並提供了方法。這些記 錄現在更注定要取代印度資料和歷史語境中缺乏或稀有的對等信息。因 此，它們現在和過去都沒有以其自身的內容而被研究——也就是作為中 國語境下的中文文本，坎甯安等人，在儒蓮和比爾對《西域記》的翻譯 及其他中文記錄的幫助下所取得的考古上的成功，將這個文本與印度土 壤捆綁在了一起。儘管對大多數其他佛教資料的歷史批評已經成為標準，

但在一定程度上，中國人的遊記否認了它們的歷史背景和中國特色。因 此，根據更高的文本批評和語境化的現代標準，它們的真實歷史價值很 難得到審視。從19 世紀中葉，即這些文本被發現的時間開始，它們被 賦予的史實性反作用於了它們自身，使它們成為了在含義和解釋上都沒 有改變空間的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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