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佛洛姆破壞性學說之思想脈絡
佛洛姆關於破壞性之剖析原初立場仍是以心理分析為主，隨著研究愈形透徹 深入，便發現許多問題無法以心理學片面解釋，從而發現流行的破壞性理論如勞 倫茲之攻擊本能論、佛洛伊德死亡本能論以及斯肯納行為主義等，都存在「單線 解釋」之謬誤。佛洛姆在對上述三位學者進行批判檢討的同時，也部分地贊同他 們的某些說法，並在更細微關鍵之處提出本身的研究與新觀點。
質言之，動物學家勞倫茲、心理學家佛洛伊德與斯肯納之理論皆為當時破壞 性理論之重要典範，其理論內涵流行的同時對於佛洛姆之思想亦有所影響。故本 章將分別探究三位影響佛洛姆破壞性學說之主要學者，並申論其破壞性理論相關 內涵。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學科理論典範對於破壞性主題所用之關鍵詞彙有所出 入，動物學之「攻擊性本能」、心理分析之「死亡本能」以及行為主義之「負面 情緒」，皆為其獨特學術取徑下對破壞性之理解稱謂。
第一節：侵略異類攻擊我輩：勞倫茲（K. Lorenz）之鬥性論探討
壹. 本能之定義內涵
本能，根據 Merriam-Webster 辭典，定義為「自然或天生的傾向、衝動與能 力」。另外，在刺激與行為反應模式的層面，本能指的是「在不具理由的情況下，
機體對環境刺激所做出源於其遺傳且不變的反應傾向」或特指「由意識底層之作 用反應所促成的行為」。
維基百科全書（Wikipedia）書載道，本能乃「機體生命朝向特定行為的性 質」，並且「對於某些刺激的反應會形成天賦的既定模式」。本能在理論上是「先 於理智」（pre-intellectual）的，唯其作用仍有可能被理智蓋過。
本能反應（instinctive response）或行為（instinctive behavior）的產生通常需 要外界「關鍵性刺激」（key stimulus）的作用，透過中樞系統引發「內在反應機 制」（innate releasing mechanisms）而進一步形成「固定行為模式」（fixed action patterns）。意即內在的腺體或基因是一組隨時準備好對特定刺激做出特定反應的 裝置，而「基因行為學」（behavioral genetics）便試圖找出此裝置的內涵與運作 法則。
以演化的觀點而言，本能的功用在於使個體於生存競爭中得到勝利，因此其 意義為「對生存有益的行為」。J. M. Baldwin 也發現演化過程中，本能並非全然 來自於天賦，亦非不可改變，以「可塑性」說明機體適應環境可能引發的變化，
透過學習與調適，演化亦可能改變本能的面貌。
「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取向中，本能是一種內在驅動力（drive），
推動個體產生行為；或者針對特殊情境刺激的反應（instinctive reflex），然而，
不論環境影響如何，本能具有某程度的獨立性。「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
進一步將本能被定義為「無法被掩蓋的行為模式」，更著重本能之天賦、無可取 代化約的成分。
根據勞 倫茲 的說 法， 物種存 在四 大基 礎本 能 （four big drives ）：攝食
（feeding）、生殖（reproduction）、逃跑（flight）與攻擊（aggression），而每個行 為皆由此四大本能以不同的配對和比例混合而成。年幼的鯡魚鷗（herring gull）
會啄父母喙上的紅色斑點，刺激父母吐出食物喂養自己，這是單純的攝食本能；
雄性黃蜂會對貌似雌蜂的蘭花進行交配動作，則為生殖本能的驅使；俗語「狗急 跳牆」乃逃跑本能之例；雄棘魚見到窗外紅色廂形車經過，隨即漲大腹部形成紅 色球體示威，便是受到攻擊本能的影響。除此之外，雄穴烏會覓食喂養配偶，則 為複雜形式的攝食與生殖本能的混合。
本能含括生物在特殊情境下，未經思考策略便主動執行的一套行為模式，意 即本能的發動需要特定的條件或環境，誠然，本能作為朝向某目的發揮作用的特 質時，同常內隱於個體而未有特別運作，但這並不代表一切機體生理運動皆為本 能。相較之下，本能具備演化之特殊目的，且比單純的心跳、血液恆溫、膝跳反 射、新陳代謝等作用更為複雜。
貳. 演化成形的本能
一群餓極的水鼠彼此爭食、發情的公鹿衝撞角力、兩條雄鬥魚搶地盤時互相 擢刺、不同族系的猴子群體鬥毆…此情此景怎地讓人如此熟悉？夜鶯啼叫，瞧，
是在唱歌、孔雀求偶，瞧，是在跳舞、穴烏餵妻，瞧，相敬如賓！觀察這些情景 的同時，我們不禁驚嘆：牠們多麼像人呀！勞倫茲曾謂吾人覺得動物可愛或可 厭，往往由於牠們與人類某些特質肖似緣故（游復熙、季光容譯，1997：62）；
肖似的由來，在於人類與其他動物曾經一起生活在大自然的共同環境中，即令人 文社會使得文明與自然割離，人還是無法抹滅對於自然的嚮往與需要，也就是 說，我們需要「牠們」，而且也不能否定內心深處隨時準備與自然發生共鳴的天 賦本能。
人與動物皆有攝食（feeding）、生殖（reproduction）、逃跑（flight）與攻擊
（aggression）等基本特質，勞倫茲將其定位為「四大驅力」（four big drives），
不論稱之人性也好、獸性也好，氏指出這些「本性」其實比諸人類原始許多，且 為人與其他高等動物所共有(Stevenson, 1987: 196)，當然我們無須刻意將人類獸 化或將動物人化，而是在這段豐富的本能溯源史上，能夠更加貼近物種真實面 貌，並對於當前人類社會所遭遇的迫切問題，提出合理圓融的解釋。
人類世界中，暴力、破壞與戰爭伴隨歷史延續至今，勞倫茲希望藉由天賦本 能式侵略學說對此類問題提出建設性的解決之道，以其動物行為的觀察與研究為 基礎，推論出人類攻擊本能的原始面貌。透過「演化」（evolution）過程的考察，
可以發覺現存機體功能與本能結構的原始痕跡；而既然人與動物都是大自然的一
份子，經由「類比」（analogy）便可從動物本能之研究推敲到人類的天賦內涵。
以物種演化史的角度來看，本能是確保個體乃至整個族類獲得生存利益的機 制，它有時像保險，能避免物種傷亡，有時又像禮物，支持生物度過匱乏時機。
在自然環境中，物種形成彼此競爭的野蠻世界，生存壓力導致汰弱留強的現象，
「天擇」好比一張網，篩選出優勢者延續其種質。想在激烈的鬥爭中存活下來，
光憑後天的學習力必然不足，因而生物在繁殖下一代的同時，也在遺傳「適者生 存」的基因，將利於競爭的本能傳遞下去，讓後代能夠不輸在起跑點上！
參. 攻擊性的內涵
勞倫茲論及「攻擊性」（aggression）時曾經做出簡單的二分法，即「物種間 的 攻 擊 性 」（ inter-specific aggression ） 與 「 物 種 內 的 攻 擊 性 」（ intra-specific aggression）1，區分關鍵在於個體將攻擊性取向外界異種亦或內部同類(Lorenz, 1963/2002: 21)。
根究其源，「物種間的攻擊性」發生於不同屬種的動物，在求生存的過程中 因其基本需要而對其他種類動物發動攻擊或形成衝突；其主要模式有三，分別為 掠食者針對獵物之「狩獵攻擊」、獵物對於掠食者的「圍剿」（mob）以及處於無 處可逃且無饒可告的絕望處境下，受害者對於侵略者的「搏命反攻」(Lorenz, 1963/2002: 21-26)。
「物種內的攻擊性」則較為複雜，若依據達爾文的演化觀點，其主旨在於執 行生存競爭的「天擇」（natural selection）。所謂天擇，並非表現在掠食者入侵滅 絕獵物，而是某物種群體內部成員彼此競爭產生優勝劣敗的結局。演化上的真正 敵人其實就是身邊的同類，「自相殘殺」因而獲得物種發展史之證成，彼此「獵 頭」也不足為奇；但這往往與人類世界所要求的道德情操截然互斥，也因而對於 同類同種的手足同胞之侵略，即令為演化過程的正當表現，在人類觀感中依舊帶 有「邪惡」成分。
「物種內的攻擊性」主要產生於下列情況：第一，在共享的環境中試圖排除 其他競爭者，以確保物種密度維持在適於發展的水平內。第二，在擇偶過程中獲 得勝出，使本身強健的種質得以延續。第三，照料後嗣時，保護幼小者免於其他 同類有意或無意的傷害。第四，在階級或權力劃分鮮明的社群裡，因地位的爭奪 而引發暴力衝突(Lorenz, 1963/2002: 26-42)。
值得注意的是，因權位產生的攻擊現象並非單純受物種本能之驅使所致，社 會結構與智能發展同樣為決定性要素，因此，攻擊性的促發不該僅僅被視為本能 的運作，同時必須考量個體發展的環境及該物種可能建構的社會型態，尤其對複
1 關於物種間與物種內之攻擊性，其翻譯如上文所附，specific 本意為「特殊」，然而就其上下文 之意涵該為「物種」（species）方才符合通順，根據《文馨最新英漢字典》兩字之拉丁文用法該
雜的人類世界而言，「遺傳」（天賦本能）、「社會」（後天造作）與「環境」（居所 資源）三方面對於攻擊本能的影響關連，方為構成現今沈重問題之癥結所在。
勞倫茲認為社會與文化的病態並非造成現今人類手執核彈、心懷侵略的惡夢 原因，誠然這是一項嚴重問題，但真正的關鍵還在於攻擊本能的「自發性」
（spontaneity），主動地在人類與環境的互動中扮演隨時動員本能以應付改變、
保存自我的角色。因此當環境的微妙變化尚未被人所知覺意會時，無可遏止的攻 擊本能已然產生行動（彷彿不由自主地跳出來），而社會生活的病態嚴重地加深 了這項反應機制，使得破壞性行為更加活躍而難以調和。
肆. 屠殺與人道
人類世界中特有的破壞性悲劇，如大規模的戰爭、殘殺與迫害等，在其乍看 與基本生存要素無關的表象下，實則隱藏著驅使運動的本能。以戰爭時的「軍事 狂熱」（militant enthusiasm）為例，「當旗幟飄揚時，理智亦在號角聲中湮沒」(Lorenz, 1963/2002: 260)，人類在戰時近乎瘋狂的執著狀態，整個人彷彿被某種「似神」
的高級存有所佔據（或與之結合同一），進而採取極端的手段來對付「外敵」，這 一連串的情緒波動與心理歷程即攻擊本能的一種變形，在遠古時期，它原先的功 用在於動員群眾、確保內部成員皆能全心投入為群體而戰，好與其他部族進行生 存競爭。此競爭模式遺傳了下來，但卻因為缺乏有效「遏止」的力量而成為致命 問題。
所謂內在遏止機制，意指自然界中愈是危險、具殺傷力的動物，往往伴隨著 攻擊本能衍生某種遏阻嚴重傷害的 「禁令 」（inhibition）或「儀式化行為」
（ritualization）。勞倫茲觀察通常被人們認定「邪惡」的狼，打鬥時若輸的一方 主動將脆弱的頸部送至勝者的狼吻前，贏方反而會產生「難以逾越的心理障礙」， 即使氣急敗壞、不斷地想進一步撲上前去了結對方生命，卻仍舊不會真的給予致 命一擊；這是一種確保生物免於內鬥導致迅速滅絕的「保險」。同樣地，當兩條 敵對的狗即將惡鬥時，亦會採取一套「儀式化流程」，從挺尾靠近彼此、互相聞 嗅尾部、長時間頭尾並立的對峙乃至喫牙低吼，至此若雙方仍皆不肯退讓，才會 導致實牙實齒的戰鬥。然而，缺乏此類傷害禁令或對戰儀式的物種，也通常是不 具高度殺傷力武器的動物，只有在特殊的鬥爭情況下才會演變為無法停止傷害彼 此的慘劇（游復熙、季光容譯，1997：255-267）。不幸的是，人類也是缺乏致命 禁令的一族。
動物會因領域、求偶甚至生存競爭引發的緊張焦慮而戰，人類亦然。戰爭的 本質，以演化觀點而言，並非邪惡與貪婪，而是確保物種延續、免除生命威脅的 本能作用，也就是說生物的戰爭具有某些「利於生命的功能」。所不同者，人類 發動戰爭的名堂千奇百怪，在「戰爭狂熱」的催眠下更會做出許多無法從其他動 物身上發現的現象。此外，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齒牙不若虎豹，因此缺乏天
賦「禁令」避免同類間的滅絕。
值得注意的是，勞倫茲發現物種間的攻擊旨在達成演化目的，且當目的完成 後便不會再進一步的傷害或甚至滅絕對手，能嚇跑對方就絕不動手，似乎成為動 物的行事準則，但人卻是此一侵略模式的例外，人往往在達成生存目標後仍不自 制地將敵方徹底消滅，或甚至直接將抹殺生命作為目的，因而產生了演化也無法 圓滿解釋的問題。
人類缺乏致命攻擊之禁令的傷害行動，若只存在於單獨個體之間的肉搏，那 麼對整體物種的損害亦屬有限。然而，人類憑藉其智慧開創出其他物種無法迄及 的文明顛峰，同時也發明許多毀滅性武器，小至刀槍大到核子彈，當攻擊本能被 挑起、軍事狂熱掩蓋理智時，殺人武器將被無法無天的濫用，無可挽回地悲劇由 是產生。
伍. 攻擊性之演化地位
身為一個信奉演化的動物學家，勞倫茲相信本能可以在演化發展史上找到其 利於物種生存的地位，也就是說即使是殘忍的暴力行為或毀滅性戰爭，其背後主 導的攻擊性本能亦為演化至今的產品，都可以在生物學上尋求有利的解釋。弔詭 的是，殘忍與戰爭即令能給某些人物帶來「好處」，但對其所造成的「壞處」又 該如何解釋？
針對上述問題，勞倫茲從「自然環境的殘酷」、「人為造作產生無所遁形的環 境」以及「人類先祖遺留至今的族群競爭模式」三個角度來闡釋人類特有的破壞 性成因。
第一，自然環境之殘酷：弱肉強食、適者生存而不適者淘汰乃大自然運行之 常態，自然是無情且殘酷的，動物也不會考量到人類信念中的道德價值，舉例而 言，蛇的攻擊無法對豪豬產生威脅，因而豪豬吃蛇的時候便不會刻意由致命的蛇 頭部位開始，絲毫不理會若從其他部位吃起將會對獵物造成更大痛苦（游復熙、
季光容譯，1997：141-142）。
第二，人造封閉環境：勞倫茲曾發現若將兩隻「可愛的」斑鳩與鴿子或某些 鶉雞類的鳥共禁一室，其結果將演變為兩禽無止盡地相鬥，而勝者將對方壓在地 上剝皮破肚的血腥景象（游復熙、季光容譯，1997：245-253，265）！一般而言，
處於自然環境中，生物間的衝突其實威嚇層面之比例遠大過實際戰鬥，況且如真 發生打鬥，失敗的一方大可逃離現場；但在封閉的人造情境下，既缺乏逃脫可能 又未能有效激發物種遏止傷害的本能，殘忍邪惡的情況於斯產生。
第三，遠古遺傳：人類群體戰爭的起源可以追塑到遠古時代，當時的人類與 其他物種之界線不清，差異甚微，動物的生存競爭模式一樣在人類領域中扮演常 態且重要角色。族群戰爭，在當時即為一種物種內的鬥爭，彼此以同種類成員為 對象的競爭型態，演變至今，則成為所謂的「戰爭狂熱」（war enthusiasm）。
既然攻擊本能是演化的產物，人類便可以從中推敲出攻擊性的由來與功用，
也就是說，勞倫茲否定了「為攻擊而攻擊」、「為暴力而暴力」的純粹破壞性存有，
殘忍、凌虐、濫殺等現象固然存在，但這些負面消息都可以解釋成人類本能的誤 導、人與環境之協調不適或者早先始祖遺留在大腦深處的儀式性影響，而非人的 本質邪惡；善與惡，基本上只是人文價值的砌詞，與自然或演化無關。
演化論、生物行為學或生物種類史的取徑都將價值論排除在外，勞倫茲與佛 洛伊德不約而同地將人類視為動物的一種，雙方共享著某些歷史源流，且受到本 能的驅使而運作。但在探討人類特殊處境時，卻不採取絕對的「化約主義」，僅 以「物性」涵攝人類整體，佛洛伊德進一步探究文明對於個人精神壓迫的病症，
而勞倫茲則積極面對當前可能導致人類滅亡的危機，並對改善的契機抱持樂觀主 義態度。意即，兩人都在堅持嚴謹科學的立場下避談道德議題，卻又隨後回歸人 類主體的討論；這並不表示他們在科學研究的態度或方法上出現瑕疵，而是間接 證明了人類存在著某些無可化約、取替的特質，需要以更貼近人的方法加以解決。
從種種證據顯示，人類的破壞性行為已超出其祖先之生活環境所能容受的範 圍，瘋狂的虐待、謀殺與迫害，計畫性的大規模屠殺與戰爭，諸多跡象皆指出人 類將可能導致自身及全體的滅亡，然而勞倫茲卻仍以樂觀主義的態度，試圖解決 此殘酷的問題。
陸. 攻擊性之正面價值
攻擊性本能亦有其正面價值，勞倫茲認為人類任何活動都是「四大本能」
（食、性、逃、鬥）以特殊比例配對呈現的結果，僅將攻擊性視為消極有害的傾 向是片面化的誤解。人類積極進取的態度即為攻擊本能之變相，一個完全不具攻 擊性的人，其實也是一個無窮退縮的病人，更遑論能夠順利通過演化的殘酷考驗。
在演化過程中，攻擊性本能更佔有一席之地。根據勞倫茲的彙整，動物藉由 攻擊性之展現，排擠其他生存競爭的對手以獲取生活資源與交配權利；人類世界 則是以更加複雜的活動來執行此模式。
攻擊性帶來生存利益的另一例，即為物種通常在侵犯親近同伴後，對於生活 圈外的其他成員富有更大的包容與適應能力；而這般「內殘外謙」的模式，儘管 消極又不當，卻是機體避免殺戮與死亡的無奈下策。
簡而言之，攻擊性本能作為演化必須的要素，完成生存競爭的需要；且在人 類高度複雜化的社會生活中，轉化為其他形式以尋求個體的提升以及本能的宣洩 出口，文明的成果及價值其實是本能另類的展現與昇華。
本能是一股「奇妙的生命力量」（magic vital force）(Lorenz, 1963/2002: 48)，
無論其適切與否都需要調節與抒發，因此文明的價值體系若是建基於對本能的反 動，且試圖透過「優生學」（eugenics）或教育規劃將攻擊由人性中抹煞根除，其 結果將會導致更嚴重的病態。
為了符應人類社會之安定需求，本能的轉化與昇華成為迫切課題，而勞倫茲 認為消弭攻擊性的變態發展最佳方法就是透過跨文化的交流，形成人類的終極大 愛與友誼；而開展這些溫和「禮儀」（manners）的最佳場所就是學校。在禮儀的 要求下，文化規範得以保全無違，且更能進一步地遏止不必要的侵略性產生。
反之，若教育體系旨在造就一群「適應良好且無害」的馴良者，他們可以做 任何事或成為任何人物，但就是不准帶有攻擊性；教育過程窮極方法壓抑受教者 攻擊本能，結果依舊會產生一群不適症患者。又或者教育不重視和諧的文化教 養，反而強調我族尊榮或刻意貶抑其他非我族類，則將成為膨脹盲目地軍事狂熱 的工具。
柒. 樂觀主義的結論
勞倫茲針對以社會文化的努力化解天賦層面有缺陷的攻擊性本能問題，提出 幾項步驟(Lorenz, 1963/2002: 266-290)。首先，人必須先「認識自己」，對於本能 的知識有所瞭解，並以正確態度面對它可能產生的問題，掌握破壞性行為的真正 根源並進一步將之轉向無傷的代替性對象。第二，將原始殘酷的攻擊性本能加以
「昇華」（sublimation），透過類似淨化的過程讓人的攻擊性由負面破壞性轉為正 向的建設性。第三，增進對人-我之間的認知，並試圖陪成良好人際交誼，而不 受片面意識型態的宰制成為損人害己的機械。第四，以批判性視野改善對「軍事 狂熱」的熱中，用健全合理的態度取代盲目殘忍的偏見。第五，改善攻擊性衝突 的最佳法門，同時也是自然賦予人類特殊的禮物：笑，或者更進一步的說，幽默 感（humor）。在劍拔弩張的緊張關係中，往往臨場適切的笑意或神來一筆的幽 默便能在無形中緩和對立的氣氛，若人類殘忍破壞的力量冠於萬物，笑與幽默所 能發揮的改善力量亦然。
即使身為科學家，勞倫茲在字裡行間仍然流露出強烈的人道精神，他期望的 是人類藉由文化交流與教育啟迪，跨越民族共同建構萬邦合諧的大同世界。人類 戰爭源於「前人類時代」與其他同種族群進行生存競爭所遺留下的殘酷傾向，再 加上不具備致命攻擊之禁令，往往在受到外界鼓吹的刺激下，形成瘋狂且殘酷的 屠殺；處在這三重不利的情況下，勞倫茲更發現人類同時具有消弭災難的可能：
文化規範（culture reutilization）所決定的禮儀，亦即成就人的「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
本能可能被挑起、誤用，然而也可以藉由文化教養對於攻擊性加以控制；在 勞倫茲眼中，人並非全然受到本能所驅動的瘋狂機器，舉例而言，一個盛怒的人 在尋找發洩物時，也能「明理」地以選擇損害價值最小的物品充當洩憤物，在其 不受控的外表下，其實尚有理路可循。
文化的功用便在於發展出一套「類似」動物戰鬥前的儀式化行為，讓實質傷 害成為經歷諸多手續後真正的最後一步，而非一觸即發的本能衝動。此外，透過
道德觀念的培成，讓使用致命武器的「禁令」成為內建於心的新興本能，人類仍 在演化中，而透過教育的努力可使演化的方向更為積極、正確，從而使人道精神、
社會責任與良善道德成為人類演化的一部份。
勞倫茲本能論強調人類具有無法受環境制約的內在天賦，並透過動物行為研 究加以類推到人類層面，Leslie Stevenson 便批評其強調科學卻又不甚科學，若動 物行為可推論到人類本能，是否該以物種分類學上較近於人類的動物作為參考對 象？然而勞倫茲多將心力置諸於鳥、魚類之研究，反而對於接近人類的黑猩猩之 流未深入探究，是為其研究缺憾。
此外，人類的攻擊性行為層面廣闊，但勞倫茲只將焦點著重在可能導致人類 滅絕的戰爭，並針對集體戰鬥與屠殺做出演化與生物學上的解釋。然而，個體之 間病態的凌虐、殘忍與扼殺又該如何解釋？病理學上的殘酷傾向也可用遠古時代 生存競爭的殘留模式說明嗎？當前人類的問題縱使能夠在演化史上找到定位，但 今日的問題仍舊屬於今日，且新問題隨時都在發生，全然由過去尋求答案將恐不 逮。
關於文化涵養解消人類攻擊本能的努力，若將此概念加以引申，則可發現當 今許多致命性的攻擊活動已然藉由歷史的演變而顯得富涵人文氣息，而不再是殺 戮凶暴的鬥爭運動。如日本的劍道、中國太極拳與西方騎士精神，劍道、拳法與 騎術表面看來都是製造傷亡的工具，但現今都變成一種養生的運動，或甚至成為 一套追求崇高境界的哲學。這些帶有攻擊性的文化活動，都將成為勞倫茲樂觀主 義的注解。
第二節：追求快樂與走向死亡：佛洛伊德（S. Freud）之精神分析論
壹.快樂原則之解析
人究竟該如何解釋戰爭、暴力、殘忍、凌虐等毀滅性行為？重複性強迫症患 者潰堤般的非理性行為從何而來？何以人往往在積極建設的同時卻又矛盾地瘋 狂破壞？佛洛伊德之精神分析理論與相關心理學說針對上述人類特殊情態與人 性理論具有革命性的創見。
關於種種人類黑暗面之解析，佛洛伊德在前、後期各有代表性的論述，早期 僅以生存本能（或自我保存本能）來闡述人類心理活動與現實行為，並將與生殖 相關的「性本能」獨立出來，做為人類諸多行為背後的驅動力，並未對於毀滅性 多做深究。迨後，又認為其實兩者皆具備著力比多（libido），只因針對自我或對 象而有歧異，故又將之化為同類，成為一種愛（Eros）的本能。直到後期，方提 出一種作為生的本能（自我本存、性、愛）對立面的「死亡本能」。至此，人類 之瘋狂變態扭曲偏差的惡行，乃得直接且根本的學理指涉。
人類複雜行為的背後，往往可在心理層面找到對應的歸因，不論是理智意識 或潛意識層面。也就是說心理的矛盾、衝突、協調、舒緩直接地成為影響實際行 為的原因（cause），以堅定的科學角度，透過假設、實驗與精深分析來探究心理 世界的樣態模式，乃佛洛伊德對於心理學科學化之堅持，亦為其作品行文的風 格。透過研究與架設，氏發現在追求心理和諧的過程中，快樂乃扮演主要驅動力 與終極目標之角色。
佛洛伊德原先假設人是依照「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度命。所謂快 樂原則，簡言之即為「趨樂避苦」的傾向，尋求本能之滿足與緊張感解消的能量 驅動。「快樂」意為心理動能的興奮量或緊張感得到和諧舒緩時所產生的平衡狀 態，同時，它也是影響人類行為、思想與性格狀態的主要因素，在《超越快樂原 則》（Beyond Pleasure Principle）中佛氏直言：「心理過程是受快樂原則自動支配 的……它的最終問題和這種不快樂的緊張狀態之放鬆是一致的，意即避苦和趨樂 是一致的」（楊韶剛譯，2000a：35）。
也就是說，人終其一生，都在追求快樂的滿足以及逃避痛苦的折磨。此論調 類同功利主義追求最大快樂與最小痛苦的滿足，都是一種符合個人常態心理需求 的觀點，甚至也更進一步討論到立即、延宕或短暫、持久等不同層次快樂訴求。
誠然，在接受刺激的過程中，個體會逐漸學習滿足之延宕與替代機制，一個人的 成熟度便表現在追求快樂的體現層次與時效。若就佛洛伊德表述，即人在成長歷 程中以「現實原則」（reality principle）取代了快樂原則。氏言：
在自我的自我保護本能影響下，快樂原則被現實原則所取代，現實原則不放棄最 終獲得快樂的打算，但要求並堅持使滿足延遲實現，放棄它的多種可能性，在通 往快樂的漫長而迂迴到道路上暫時忍受「痛苦」。（楊韶剛譯，2000a：38）
在趨樂避苦的複雜過程中，同時也涉及到不同心理階層的需求。除了意識、
前意識與潛意識之外，佛洛伊德還將心理結構分為本我（id）、自我（ego）與超 我（superego）。本我是心靈底層，尋求本能的直接、立即滿足，自我則居中調 配本我的訴求與外在世界的考量，而超我則是童年建構之良心規範的代表（楊韶 剛譯，2000a：74）；三方折衝導致滿足、壓抑或摻混的當下結果。於本我中主導 的「快樂原則」，承受著由本我施加的影響與作用，而可能被「現實原則」所取 代。也就是說，在這條「漫長而迂迴的道路上」，個人無時不刻處於不同心理層 面針對各自訴求所引發的紛爭、矛盾與掙扎中。
快樂與痛苦，由於加入了時間與層次的變數而顯得複雜曖昧。往往一個作為 引發的痛苦同時又是另一項本能的快樂來源，「它們在通往直接的或替代的滿足 道路中獲得成功……卻被自我體驗為痛苦」（楊韶剛譯，2000a：38-39）；眾多因 素彼此糾葛，但大致上仍受快樂原則所統轄。
由此可知，痛苦與快樂並非對立關係，而是以一種十分複雜曖昧的型態交互 糾葛，甚至彼此融混摻涉。
貳.痛苦之根源探究與發展價值論
痛苦，根於佛洛伊德的看法，有三種情況：第一，當快樂原則因自我保存而 被現實原則取代時，快感遭到摒除犧牲，痛苦與不適由此產生。第二，高級心理 結構之衝突與分裂，這是各種本能朝向高階級發展時，彼此融合、對立，導致高 級壓抑低階級心理結構而引發苦感。第三，形成痛苦的對象物而被「知覺」系統 所意會，比如當未滿足的衝動成為強烈需求時，或者某項能夠引發或帶有痛苦之 外在事物被察覺。
而在《文明及其缺憾》（Ci
v i l i z at i on and I t ’ s Di s c ont e nt s
）中，佛洛伊德又整 理出三種痛苦的根源：第一是來自我們「自己的身體」，意即身體的衰老傾向，此指生老病死的必然歷程所引發的焦慮苦難。第二則來自「外部世界」，意指強 大的自然力量，各種可能引發不適的人事物對於個體的入侵。第三來自於「我們 和他人的關係」，指涉痛苦的社會根源，乃作為獨立個體與他者互動並建立關係 過程中，人對於關係之形成與模式本身的反感，氏認為這是痛苦來源中「最不幸 與不可避免的」（楊韶剛譯，2000b：248-250，259-261）。
對應著痛苦之來源，其解消方法亦有三項：首先，最有效，最能防止痛苦的 方法就是針對自我身體加以調處，在意識與知覺痛苦的刺激過程中完成快樂原 則。其次，針對外部世界的痛苦入侵，個體藉由聯合社會其他人物共同征服大自 然，使人之意志凌駕自然之上。最後，對於最無可避免的人我關係之苦，人只能 選擇棄絕人世、孤立自我。
精神分析理路帶有強烈內心世界獨白式的成分，其學理定義下的痛苦，充其 量「只是一種感覺」，不論來自本身或外在，痛苦的先決條件是被知覺或意識，
又或者有機體的防禦系統遭受刺激所侵入，質言之，個體私我是主要關鍵。因此 對佛洛伊德而言，最無法避免、最不幸的痛苦在於人我關係上，因為關係建立的 主動權並不全然在於自我；因而點出了人處在社會生活與人際網絡互動過程中，
定然帶有類似悲劇性的「必然痛苦」，而這樣的痛苦是人極其所能想逃避卻又無 可奈何的。
從佛洛伊德對痛苦的解析，發現其忽略了心理疾病者與旁人形成的「病態關 係」之研究。人之痛苦可能表現在強迫症、夢境或某些無意識的儀式化行為中。
透過精神分析的診斷，「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對話表達乃至催眠的過程，
深入潛意識中受「壓抑」（repression）的素材，將童年因認同失調、身心創傷或 者任何驚恐情結予以釋放，使個人得到宣洩與新生。如此調處僅將焦點著重在個 人精神創傷之壓抑與開解，卻未針對可能直接導致病因的偏差人際關係進行輔 導，使人處於一種被動、無法改變的命運，並將之歸為無可避免的痛苦，此為佛 洛伊德對痛苦診斷之缺憾。
至於苦樂哪一股力量較為強大？人類終生奉求的又是什麼境界？有沒有一 股完善的道德動力使人成聖成賢？關於此類價值論的問題，佛洛伊德則採取化約 論（reductionism）的角度，以瞎子背負瘸子或馬夫騎乘馬匹為例，比喻潛意識 與意識的關係，強調潛意識廣大、盲目的力量，認為內在本能直接決定了人類行 為與傾向。如其所言，「人類的發展在我看來似乎不需要做任何不同於動物發展 的解釋」（楊韶剛譯，2000a：71），凡是有機體運作模式絕對不脫本能的決定，
而本能則朝趨樂避苦的方向發展以獲致生存利益。簡而言之，「正是快樂原則的 程序，決定了生命的目的」（楊韶剛譯，2000b：248）
論及人類追求高尚價值與境界提升的意志努力，意即某種促成人類智性與品 格高度昇華、使人臻至超人階段的完善驅動力，氏直言「我不相信存在著這樣一 種內部衝動」。此外，境界的提升也未必代表著完善的落實，尤其對複雜的內心 世界而言；佛洛伊德發現：「在某一方面更高級的發展常常要用退化到另一方面 來達到或取得平衡。高級發展和退化一樣完全可能是促進適應外部的力量之結 果」（楊韶剛譯，2000a：70）。這似乎暗示著人類發展的「階段論」並非固定的 假設。
人類的行為與其結局，只是當下心理動能的運作成果，彷彿一套透過心理動 力學的演算將目前的各種刺激輸入、運算並得出答案，個體的童年、創傷、壓抑、
渴望，刺激的總量、程度與時間，對象的灌注、型態與認同，都影響著可能產生 的結果。這是變動的，多元的，並非永恆而持久的固定真理；同時，又是受到本 能主導而傾向既定的、被動的與被決定的常態狀況。
參.死亡本能之預設與論述
然而，經歷世界大戰的慘痛經驗以及臨床醫學上與精神疾病者的接觸，佛洛
伊德也逐漸發現快樂原則未能圓融解釋所有人類本能與行為。
從《超越快樂原則》開始，重複性強迫行為（repetition compulsion）引發了 佛洛伊德對於快樂原則之適用程度的懷疑。深入解析後發現患者的特徵是「無休 止地重複同一件事，即那個人似乎正被動地經歷著某件事，而沒有施加他自己的 任何影響，卻總是一再遭遇同樣的命運」（楊韶剛譯，2000a：51），然而，這樣 的行為與想法並不能帶來實質的快樂，反倒痛苦的感覺還要多些，快樂原則不管 用了嗎？
這種彷彿被佔據的、被動的、無法抗拒的疾病，引發苦與樂關係的進一步省 思，得到的結論有兩類：第一，在儀式性地重複某套行動的過程中，其實是個人 對於被動經驗的反動，並希望藉此產生「自我主控」的感覺。第二，藉由某種超 越快樂原則的模式，強迫性重複衝動和快樂滿足「如一團亂麻糾纏在一起」。
經由強迫症的解析，佛洛伊德認為「心理生活中確實存在著一種強迫性重複 動作，它超越了快樂原則」（楊韶剛譯，2000a：51），如此「重複」的現象並不 只發生於人類心理世界，甚至機體細胞也有類似作為。藉由有機體細胞防禦外界 刺激與生長模式的研究，佛洛伊德從有形物理世界的單子模式推論到無形意識/
潛意識之型態，外在刺激及能量灌注突破抵禦屏障，「快樂原則在這裡不起作用 了」。
發現機體細胞存在著保守的、退行的、朝向恢復某早期階段的傾向，如其所 言：「一切本能都把恢復一種早期的條件做為它們的目的」（楊韶剛譯，2000a：
66），佛洛伊德進一步假設有一種超越快樂原則的本能，與服膺快樂原則的「自 我保存本能」（self preservation instinct）並存著。
從演化的觀點來看，生命在早先某階段從無生命中被「喚醒」，因而「回到 無生命狀態」成為生命的另類訴求，活著的過程其實也是朝向死亡的歷程，活著 當下的生命現象同時也帶有內在於自身的死亡性。完成旅程是生命之目的，而旅 程的終點就是死亡，異言之「一切生命的目標就是死亡」（楊韶剛譯，2000a：67）。
經過一連串的推論與假設後，佛洛伊德再引用魏斯曼（A. Weismann）之觀 點，將生物區分為必死與不死兩部分，「必死指的是較狹義的肉體、軀體，它單 獨立屬於自然的死亡……而生殖細胞是潛在的不死的，在一定的是當條件下，能 發展成一個新個體」（楊韶剛譯，2000a：75），正式提出人類具有兩種本能，性 本能（sexual instincts）與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s），前者奮力使生命復甦，而 後者引導生命趨向死亡。在往後的討論中，更明言人類除了有一項出自於愛慾，
「保存有機物和把它結合成更大單位的本能之外，一定還存在著與它相對立的本 能，這個本能總想分解這些單位，和恢復其原始的無機物狀態……意即死亡本能」
（楊韶剛譯，2000b：297）。
值得注意的是，早先佛洛伊德乃將「自我保存本能」與「性本能」兩者加以 對立，認為自我保存的訴求是保守的使生命維持現狀，而性本能則是主動使生命 型態得到複製與延續；之後，發現其實兩類本能皆有「力比多」成分，只在能量 灌注與對象認同的情況下產生歧異面貌，故又將之劃為一類，即為「生的本能」
（life instinct）或「愛的本能」（Eros）；到了後期再加上「死亡本能」以作為「生 的本能」之對立。
生命的過程，不只在本我自我的衝突、快樂痛苦的凌替，更產生了朝向死亡 與延長生命兩類不同本能的矛盾糾葛。誠如佛洛伊德所描繪：
機體的生命中似乎有一種擺動的節律；一組本能向前壓，以求盡可能快地到達生 命的最終目標，而另一組本能在路上就返回到某一點，只是又從某一點走了一段 同樣的路程，從而延長了旅程。（楊韶剛譯，2000a：70）
肆.天賦之攻擊本能
「死亡本能」之價值在於為人類侵略性找到了本能式的答案。
在《文明及其缺憾》中，佛洛伊德有別於過往私我獨白式的精神分析立場，
進而探討社會文明與人類心理疾病的問題，乃至直言「我們可以公正的認為，我 們的文明應該為神經衰弱（neurasthenia）負責」，又言「文明本身，應該為我們 所遭受大量痛苦而負責」（楊韶剛譯，2000b：260）。
人生的目的在追求快樂，但外在世界並不允許個人的快樂獲得保證，人與世 界的關連，同時也形成個人存在的問題。「在外部世界獲得多少滿足，依賴於他 能在多大程度使自己獨立於外部世界，以及有多大力量來改變外部世界以滿足其 願望」（楊韶剛譯，2000b：255）。
在佛洛伊德筆下，文明源自於人類世界與其生活演化，彷彿本身帶有生命 般，含括了人類全部的活動、成就與風俗，並在科技的發展努力下，企圖改變自 然。文明的發展直接影響了與個體本能的養成，本能透過文明的洗禮，形成人類 的「性格」特質，如口腔性格或肛門性格等，但在形塑的過程中，人也相對的喪 失了某些本能發揮的機會，如氏所謂：「文明的性生活是非常無能的」（楊韶剛譯，
2000b：281）。
由追求快樂所產生的文明，反過來成為人類的痛苦。個人所屬環境與社會關 係的挫折導致精神疾病，在此消極的情況下，文明還要求個人做出多方面的犧 牲，最明顯的即為性慾的本能以及攻擊侵略的傾向，人因而難以獲得快樂幸福。
何以攻擊性的剝奪會形成人類基本的苦悶？原因在於佛洛伊德將攻擊、侵略 與破壞性作為死亡本能的一種表現，它是本能的一環，是先天的、注定的、該被 展現的能量，甚至可稱其作為表現背後真正原因的形上存有。關於此一死亡本能 或破壞本能的假設，佛洛伊德的舉證有二：一是對於親愛旁人的反動，二是非情 慾性攻擊的現象。
端視文明發展服務於愛慾，因此「愛鄰如己」成為文明的規範。然而端視此 命令對人類生活之影響，便能確定攻擊性的正當性。在佛洛伊德眼中，文明所要 求「愛你的鄰人」其實只是加諸個體身上的負擔，人類基本上處於與文明相對立
的「野蠻」狀態，愛人的義務往往導致焦慮與難受，「鄰居對他們來說，不僅是 個可能有幫助的人或性對象，而是滿足人類對他攻擊的誘惑物」，人也並非文雅、
友好的生物，而必須「將強而有力的攻擊性看做是本能天賦的一部分」（楊韶剛 譯，2000b：289）。
人具有攻擊的天賦本能，因而使文明產生對應的「反向作用」，透過法律作 為暴力的懲罰，無所不用其極地約束人類的侵略性，甚至要求「愛鄰如己」的溫 和展現，試圖將人類融會成一親和的整體，然而卻因疏忽了本能的力量及其宣洩 的正當性，可能導致「群體心理匱乏」之危險。
至於非情慾的攻擊性或破壞性，佛洛伊德從小孩子普遍喜歡聽些關於攻擊、
破壞或殘忍的邪惡事情之觀察中，推論此偏好傾向實為攻擊性天賦本能的展現。
又從宗教情節裡魔鬼總是佔有重大份量的現象，推斷出破壞性的實存意義（楊韶 剛譯，2000b：298）。
死亡本能不僅是人類破壞衝動的由來，其能量灌注與對象指涉等活動的不 同，也將導致不同的侵犯形式。當死亡本能取向自身時，便形成一種自虐或自毀 形式，當取向外在對象時，則成為虐待狂的施虐本能。當破壞本能與愛的衝動混 合，亦將形成施虐狂的展現，而受虐狂則是取向內在的破壞性與性慾的結合。
值得注意的是，死亡本能內在於有機體，使肉體逐漸崩壞朝向死亡而努力，
若將其導向外部的破壞，則可減緩自身的毀滅。如氏所言：「有機體將毀壞一些 在它之外的生物和無生物，來代替自身的毀滅」（楊韶剛譯，2000b：297）。
伍.佛洛伊德破壞性學說及其對佛洛姆之影響
佛洛伊德關於破壞性的描述，最吸引人之處，在於能夠符合一般人的期待，
潛意識的假設以及本能-宣洩的比擬說法，更是貼近大眾所熟悉的常識感受。讓 人在看待表象的具體行為時，能夠連帶地深入推敲其深層意涵，尋求真正隱而不 顯的主因。
關於佛洛伊德破壞性學說的彙整，可由 J.斯特拉契於《文明及其缺憾》英文 版導言以及佛洛姆《人類破壞性之剖析》的附錄中窺探究竟。
根據斯特拉契的看法，早先佛洛伊德認定攻擊性本能是性本能中不完整的部 份，僅從施虐狂（sadism）的案例推敲出性本能可能存在著某種侵略組元；之後，
又若有若無、未能十分篤定地將侵略性從自我保存本能中獨立出來，但隨即又改 稱殘忍衝動源自於控制本能（instinct of mastery）。在其當時自我保存本能與性本 能二元對立的架構中，無法容忍其他獨立的本能存在，因而在處理侵略與殘忍問 題時陷入僵局。直到《超越快樂原則》之後，才對於攻擊性本能提出具體獨立、
自成系統的假設，意即死亡本能。
死亡本能的出現雖然使得侵略性得到證明，但攻擊性仍附屬於原始自我毀滅 的死亡本能，但斯特拉契卻暗示佛洛伊德也許在某程度上「認定取向外部的毀滅
性其實具備更原始的獨立性」。
佛洛姆在探討破壞性學說時，也釐清佛洛伊德早年將攻擊性本能與性本能之 錯綜關係，從原先屬於性本能的組成份子，到獨立於性本能，甚至斷言「恨比愛 更古老」，意即在初始階段裡，佛洛伊德認為破壞性是性驅力的一部分（此指口 腔或肛門性格主導的虐待症），同時又獨立於性本能（表現於痛恨外來刺激可能 對於性或自我保存的干擾）。
往後在《超越快樂原則》中，提出愛的本能或生的本能與死亡本能的二元對 立。在《自我與本我》又再次強調死亡本能的獨立與力量；而於《文明及其缺憾》
則對新理論進行深入詮釋。人的攻擊本能與暴力侵犯問題，不再流於性本能或其 他自我保存的變相，反而跟性或生存本能一樣，是人本來面貌之一。大至社會文 明，小到個人細胞，都在這兩股對立力量的戰鬥中延續進展。
然而佛洛姆卻對佛洛伊德的死亡本能多所批判。首先，佛洛伊德在攻擊性源 於性本能或控制本能的說法不一，而生殖與控制所引發的破壞截然不同；其次，
佛洛伊德深受當時流行之機械唯物論影響，堅持科學化的研究模式，卻在最後採 行生物學的方向而非生理科學取徑。佛洛伊德的本能假說為典型的「二元論」模 式，他亦自謂這種二元論的堅持對於人類心理活動與生活研究有所裨益，但對立 矛盾的二元論述在佛洛姆眼中也成為盲點。
佛洛姆推斷「死亡本能」學說的產生原因，一為佛洛伊德認識到侵犯力量的 強大，其二便是其對於二元論的莫名堅持，早先將「自我本能」與「性本能」二 元對立，但由於「自戀」同時帶有自我保存與性慾成分，使佛洛伊德只得將兩項 本能歸於慾力單一範疇中，死亡本能的出現，又完成了生、死對立的基本格局，
並在文明發展上產生愛慾與侵略對立的說法。
佛洛姆也極不贊同佛洛伊德關於刺激與防衛的觀點。佛洛伊德認為自我感覺 的出現源自於嬰兒時期對外界刺激的感受，當刺激對象出現時，對於自我來說其 實是一種被迫出現的外來存在物，而這種遭受侵入的不愉快感受更直接引起痛苦 與威脅，也就是說嬰兒從原本天地與我渾然一體的狀態中遭崩裂分解出來，由存 在母親子宮的海洋體驗裡被帶到刺激紛擾的世界，同時引發內部的不適與源自外 部的痛苦。
這種「原初崩壞」的體驗，若有似無地成為死亡本能的註腳，但就佛洛姆而 言，社會文化與外界刺激對於嬰兒的成長是何等重要，人並非由於消極的阻擋刺 激而產生回復無生命狀態的訴求，反而將刺激納入成長歷程中，給與生命更新的 活力與能量。
在佛洛伊德筆下，文明彷彿機體生命般，具有愛慾與破壞成分，人類的壓抑 在巨觀層面轉化為習俗規範，人類超我之道德要求，在文明中形成權威型態，並 定義人類各種行為的好與壞，隨時監控著人們，使人產生恐懼與罪咎感。由於未 能自由地展現快樂原則，實現本我的愉悅訴求，焦慮慾望被察覺與恐懼懲罰，人 們因而飽受苦惱，終至淪為心理疾病的承受者。將自我、本我與超我的矛盾衝突 類比到文明層面是否妥當？Rollo May 曾對此批評道「精神官能症的起因是象徵
意義出了問題，而非本我衝動四處流竄之故」，從中點出佛洛伊德看待文化的不 足之處。
第三節：改變環境塑造行為：斯肯納（B. F. Skinner）之行為主義
壹.認清問題之本質
斯肯納（B. F. Skinner）嘗謂非洲土著的小孩可以被塑造成一個英國保守黨 紳士，反之英國子嗣亦可成為非洲部落戰士(Skinner, 1971: 185)。華生（J. B.
Watson）更直言；提供一打健康完整的小孩，使其在特殊設計的環境下成長，不 論其個別的天賦、能力或種族為何，保證任何一個孩童都能成為醫生、律師、藝 術家、大老闆或甚至小偷與乞丐等其中任意選項之一。
如果上述的豪語能夠實現，那麼人世間所有問題都將得到圓滿且有效率的解 決。行為主義學者斯肯納尤其如此確信著。某層面而言，斯肯納可被稱為理想主 義者，他對於人類的所有行為有其特殊闡釋，且相當自信地排除了其他可能，並 宣稱若其理論得到奉行，那麼世界將會落實前人只敢寄託於文學幻想中的「烏托 邦」；不僅改善，更是一個將問題「徹底根絕」的理想世界。
人類建構理想世界的宏願與歷史演進同久遠，思想家未曾放棄改善社會的堅 持，然而以斯肯納的眼光看來，以往的努力只是不切實際的漫談、尚未觸及核心 的空想或使人們誤解的假象。氏言：「我們研究人類……發現物理科學（physical science）與生物學（biology）……並未根本改善人類問題，欲解決人類共同且迫 切的問題，唯有改變人類行為本身」(Skinner, 1971: 3)，而改善行為本身，也就 是前人都忽略的焦點，必將改善「個人身處的環境（environment）」。
貳.探尋因果關聯之科學研究
社會在時人出生之前就已存在，且不斷地對人施加影響，但人類卻仍對所處 環境停留在曖昧矇懂階段，多半習以為常地視為理所當然，未能明白揭露社會運 作與人類活動的本質。為此斯肯納疾呼：「為什麼不用實驗法呢？我們可以訂出 個人在團體中的最佳行為標準，以及使人們朝此方向努力的方法，我們可以抱持 科學態度去研究這些問題啊」（蘇元良譯，2001：112）！
當我們研究人類時，其實是在研究他的「行為」（behavior），而行為只是人 在所處環境中針對不同刺激所呈現的「反應」（response），異言之，「行為是環境 的產物」，而環境決定了行為的一切。若試圖將人類行為以某種心靈現象闡釋，
意即假設人的內心（內在）深處存在某個扮演心靈角色的我，這個「內在我」（inner man）就是意志、感受、思想、情慾的化身，決定了我的外顯行為；此乃對問題 解析嚴重的失焦與誤解。
斯肯納否定了上述內在心靈解釋人類行為的可行性，進而在方法論上，以嚴 謹的科學態度強調可觀察、解析的研究模式，意即把「人類」化約為「人類之行 為」，並且將行為以「合乎科學」的程序進行分析與假設。舉例來說，飢餓指得 是「某人經歷長時間未曾進食的情況下吃東西的行為」，而非「某人覺得或感到
肚子餓」、「某人有餓的感覺」等難以檢證的空泛語句；掠食性攻擊的定義為「針 對獵物的捕捉活動」，無論主體背後可能存在著的各式動機為何，這些動機充其 量不過是對於環境刺激的反應罷了。
科學追求「因果」解釋，有果必有因，某項行為的「因」（cause）絕非個人 的意志決定或感情驅使，而是可徵驗的「前導事件」（antecedent event）。科學的 目的則是發現這一連串事件之運作過程，如同數學、物理一般確定孰先孰後，誰 影響誰，藉此揭露決定人類行為的真正因素。任何主觀的心理期待與假設，都會 造成因果關係的謬誤；心理學家（科學家）的任務就是將人們對於行為解釋的普 遍誤解加以澄清，破除「內在我」的非科學說法，使行為本身得以如實歸因於其 誕生之前提：環境。
據斯肯納之見解，行為主義優於其他理論的特色，便在於簡潔地點出環境與 行為之間的因果關係，直接針對個體行為資料進行研究，使心理學領域得以發展 科學化的實驗分析(Skinner, 1974: 248)。
參.規劃決定行為之環境
在先天與後天、遺傳與環境、天性與教養等二分法的人性理論爭辯中，斯肯 納明顯屬於後者。當前人物之所以如此，包括其外貌體態與行為傾向，皆源於其 生長環境之影響所致，此觀點並非如同洛克（J. Locke）心靈白版的設論，而是 將人類簡化為行為的行動者，而行為與存在於環境中的各項「刺激」（stimuli）
彼此互動，產生類似數理化學演算作用的反應模式，如環境中的刺激 A 將會產 生對應的個體行為 a，同理刺激 AX 亦會促成行為 ax；職是之故，只消環境設計 得當，人可以成為任何人。
「環境」並非形而上的存有，而是實質影響人類的具體現況，觀念論
（Idealism）學者以為環境之所以存在是由於認知主體設法感受覺知其存在的緣 故，沒有人，整個外在環境便不存在。斯肯納不以為然，反倒認為沒有環境，就 沒有當前人類存在的前提。
在斯肯納的學說裡「環境」佔有必要性的基礎地位，氏言：「人是環境的產 物」（man is a creature of circumstance），又言「不同地方的人們差異何其大，而 這些『地方』正是造成歧異的原因」(Skinner, 1971: 185)，甚至以「環境論」
（environmentalism）來說明人類行為的主要依據；這種「決定論」（determinism）
的式調使斯肯納飽受批評，但在環境對人影響舉證歷歷的情況下也格外容易教人 信服。質言之，「環境決定論」（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成為斯肯納剖析人類 處境與解決迫切問題的取徑。
「環境」之所以能夠決定行為的關鍵，乃因其包含各種可操弄的「刺激」
（stimuli），刺激導致個體產生「反應」（response），當反應得到「增強」（reinforce）
便會形成較為固定的行為模式，往後當類似刺激出現時，同樣的反應也會隨之引
發，成功的「制約」（condition）由是而生。換句話說，環境是一個富含刺激、
反應與綜合增強、制約的脈絡體系，藉由與個體之互動而「控制」（control）其 行為。透過分析環境如何影響個體的行為改變學說，以斯肯納的話語來說即為「行 為科技」（technology of behavior）。
人類的生活世界存在許多嚴重問題，暴力、戰爭、性氾濫、失業、貧窮、病 痛、教養失敗……但對斯肯納而言，唯一首要的問題在於改變人類之生存環境。
既然環境決定行為，那麼大環境沒變，想從個體入手創造優質生活只是緣木求 魚；而欲使環境獲得最佳的設計，則非賴高度慎密的科學研究不可，一套徹底改 變行為本身、兼具力量與精確的「行為科技」益顯重要。
肆.建構刺激反應之聯結
「行為科技」是一套透過操弄環境改造人類行為的學說，行為的構成主要包 含了刺激與反應，兩端的連結形成具體作為，心理學家或行為科技的設計者，旨 在研擬利於時人生存發展，乃至啟迪個體潛能的行動規劃。當規劃落實時，能夠 預期的就是何種刺激將會產生何種對應的反應，因而只要提供適當的刺激，必能 從個人身上得到預期的結果，許許多多目的導向的「反應」之結和，就能產生完 美的下一代。
舉例來說，探討現代人行駛交通工具超速問題，無須責難駕駛人貪飆求快、
藐視法律、心存僥倖等心理狀態，駕駛之所以如此乃因環境中有許多誘使他超速 的刺激，如其他駕駛人從身畔呼嘯而過，要改善此問題光靠法律約束與道德勸說 是沒用的，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把每部交通工具直接改造成限速之下的機種，塑造 一個物理上不可能超速的環境（缺乏超速刺激的情境），或針對每位駕駛的交通 行為進行「制約」（condition）。異言之，人類本身可以決定生活環境是否限速與 限速多少，以及設計讓駕駛絕不超速的制約行為。
環境是刺激的產生背景，行為是對刺激形成反應的結果，因此刺激-反應的 關係即為掌握行為運作模式的關鍵。斯肯納認為刺激（stimuli）與反應（response）
的組合稱為「反射」（reflex），初始用於描述低等物種之基本生理運動，但在行 為科學誕生後，「所有行為都可以視為對刺激的反應」，身為高等動物之人類行為 亦然(Skinner, 1971: 17-18)。然而「刺激-反應」模式也未竟完美，因為在原料刺 激與產品反應之間似乎還需要一個轉圜中介的運作，否則只能說明單純生理反應 作用，無法直接解釋思考、理解、領悟等高級智識性行為。
職是之故，斯肯納深入探究，將刺激依照其功能又可區分為引發嫌惡之「消 極性刺激」（aversive or negative stimuli），以及討好的、誘使行為導向某目的之「積 極性刺激」（positive stimuli）。消極刺激是痛苦的化身，主體試圖避免的素材，
免除該刺激之影響或其所招致的結果，便成為個人行為的主要宗旨。積極刺激通 常是行為之目的或反應後的結果，美好未來的理想做為積極刺激，反應出當下努
力的結果，人類較高層的的意圖性行為亦得到解釋。
然而未刻意操弄的環境之中滿布刺激，個體將對哪些進行反應呢？斯肯納認 為具體行動會強化刺激的影響力，亦即曾經化為行動的刺激在往後的過程中將成 為「首選」，一套穩定而複雜的增強脈絡逐漸形成，而扮演篩選刺激的角色(Skinner, 1974: 105-107)。刺激的認知與選擇也變成行為科技的研究焦點。
伍.操弄增強行為之制約
巴夫洛夫（Pavlov）的古典制約實驗顯示出增強物（食物）、刺激（鈴聲）
與反應（流口水）三者間人為操弄之特殊關係；而斯肯納則更進一步將制約型態 擴展到任何人類行為(Stevenson, 1987: 111)，不單只流口水、心跳緩劇、體溫變 化等生理現象可以形成制約，透過精細的操控，更深層的意圖、目的、動機等高 度意識行為，以及任何與自然反應看似無關的「人造行為」（如獅子跳火圈、鴿 子跳八字舞等），都將成為制約的結果。
人類對於刺激的反應通常具有生存或其他方面的有利價值，有些刺激-反應 模式僅限於生理物質層面，如天氣溫度變化（刺激）產生的流汗或發抖現象（反 應），專注在個體生存相關基本要件上；此外，更複雜的制約形式也是可能的，
同時刺激與反應的表現型態亦將更加廣延、抽象。
斯肯納將制約區分為「反應制約」（respondent condition）與「操作制約」
（operant condition）兩類，前者屬未經意識之單純反應作用，而後者必須透過認 知來對特定刺激或其變化型進行反應。兩者最大的差別在於「意願」（voluntary）
成分，反應制約非如操作制約般複雜，過程也稱不上是意志或意願行為；在操作 制約中，行為的結果往往成為促成行為的驅動力，「目的」增強了行為傾向，「結 果」又反過來強化了行為模式，當整套的循環完成後，未來類似刺激出現時主體 必將採行既定的行動模式(Skinner, 1974: 39-40)。
值得注意的是，操作制約內容包含人類較高層的心理活動，也就是說行為科 技的理想並非幫人類構築飽食暖衣、逸居無教的「溫室」，舉凡文化習俗、社會 結構、藝術陶冶……都是行為科技意圖改善的素材。透過制約，人類可以免除不 必要之社會負擔導致的痛苦，亦可強化生存適應所需的各項能力，在變動不居的 環境演化中，成為「活得最少痛苦、獲得最大發展與滿足的生存者」。就斯肯納 的話來說，「只要對行為毫無好處時，我們就（靠行為科技）把它消滅掉」（蘇元 良譯，2001：110）。
陸.超越自由尊嚴之控制
在斯肯納眼中，影響人類行為的概有引人嫌惡的「負面刺激」（avers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