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護病房護理人員死亡處理能力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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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護病房護理人員死亡處理能力之探討 A Study of Death Competence in ICU Nurses

陳怡潓

¹

、曾煥棠

²

摘要

目的：探討不同科別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之死亡處理能力提出建議。方法：

採用 Bugen’s 死亡處理能力量表探討不同科別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之死亡處理能

力，以變異數分析和階層迴歸法進行統計檢測。結果：死亡處理能力以「死亡思考表達」得分較高，其次為「生命省察」、「瀕死處理」，得分最低為「處理失落」。不同科別加護病房護理人員的省察生命有顯著影響；重症安寧照護經驗和接受臨終照護課程者其瀕死處理、死亡思考表達有顯著影響。結論：瞭解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面對死亡處理過程的需要及思考死亡相關的事實等能力，引導其省思在重症臨終照護過程中面臨的困境，並藉由臨終照護課程深化以培養護理人員面對及處理死亡的能力。

關鍵詞：加護病房、護理人員、死亡處理能力。

1臺北榮民總醫院，護理長

2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系主任

受文日期：2016年4月5日修改日期：2016年12月16日刊載日期：2017年02月15日通訊作者：曾煥棠 tsenght@ntunhs.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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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加護病房的工作是搶救病患生命的第一線戰場，但實際上仍有 20%

的病患會在加護病房死亡（陳玉黛、

林佩芬，2004；Espinosa, Young, Symes ,Haile & Walsh, 2010）。加護病房護理人員長期暴露在與死神爭奪生命之際，經常要面臨病患死亡的經驗，護理人員反覆性接觸病人死亡與哀傷經常會導致職業上壓力與身心耗損現象，讓他們備感生死的威脅

（Boroujeni, Mohammadi, Oskouie,

& Sandberg, 2009；顏素卿、李玉嬋，2015），臨床上，護理人員缺乏足夠的準備去面對病人死亡、家屬對病人死亡的強烈反應和自己的身心不適，甚至在不斷面臨生死離別過程中也會影響他們的生活（Yim, Chung,

&Wai, 2013）。有些護理人員在面臨病人死亡而有焦慮害怕、無力感、

罪惡感、負面情緒甚至逃避行為，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工作壓力源來自工作負荷、照顧瀕死病患、渴望獲得支持

以及病房流動率等因素，當其面對病患死亡而引發的衝擊時，會更加深其所承受的壓力與面對死亡處理的能力

（李菁娥、林秋菊，2009）。護理人員必須能處理自己面對死亡時的情緒才有適當的能力照顧瀕死病人，因此加護病房護理人員面對死亡的能力不容忽視。

一、死亡處理能力的內涵

「死亡處理」本身的定義、內涵與因應，其實應該是一個多向度的理論與實務綜合之模式。死亡處理能力

（Death Competence）是當人們面對死亡情境時所採取的一種處理壓力情境與減輕壓力的思考與行動。其與「因應策略」最大的不同在於因應策略是對一般焦慮情境所採取的行為模式，而死亡處理能力是特別針對死亡情境所做的反應（許玉嬌、蔡明昌，2014）。

Bugen 於 1980-1981 年指出一個人的死亡處理能力包括四個死亡準備行為，

內容包括生前遺囑寫作、安排自己遺物、計劃自己葬禮及簽署器官捐贈，

1992 年國外學者Robbins 依據 Bu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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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的死亡準備行為，萃取出 4 個死亡因應能力分別是因應及處理死亡與失落、瞭解哀傷與支持系統、死亡準備能力、談論及面對死亡。而國內學者曾煥棠(1999) 採用Bugen死亡因應量表用來評估臨床加護病房護理人員死亡處理因應能力，作為加護病房人員死亡教育、臨終關懷訓練課程之需求評估，並以因素分析萃取出八個「死亡處理能力」分別為：1.「死亡接受」

係指坦然面對死亡並建立正當態度與死亡相關技能(預立遺囑和喪禮規劃)； 2.「瀕死處理」係指瞭解死亡的歷程、

階段、方式，並認知瀕死病人的情緒與需要；3.「死亡思考表達」係指思考死亡相關的事實與葬儀方面的常識；

4.「處理葬禮」係指瞭解各種處理死亡的方式或運作；5.「生命省察」係指思考個人生命價值，開創有意義的人生；

6.「處理失落」係指處理自己或協助他人表達哀傷；7.「談論他人死亡」係指與他人談論或協助他人表達死亡；

8.「談論自己死亡」係指表達自己關於死亡的態度。統整來說，死亡處理能力是一種持續發展的過程，它不是事件

也非一種靜止的狀態，是一種對失落和喪親的情緒反應，帶有感情、悲傷、

憤怒和痛苦的感覺。人類在面對死亡意念時，會啟動一系列心理防衛機制，

包括將死亡想法壓抑至潛意識中，並藉由維持自尊及壓抑悲傷，以抗衡對死亡事實無能為力的恐懼（廖立宇，

2015）。

一般人在面對親友死亡時，必定會產生悲傷的情緒，而要如何處理死亡事件及悲傷情緒或是如何從悲傷中復原便是十分重要的議題了。因此「死亡處理能力」或「死亡因應能力」更是每個人需要學習的課題。根據文獻資料得知，影響死亡處理能力可分為三個主要層面，分別是「個人因素」、

「圍繞死亡事件的情境因素」及「社會因素」。「個人因素」是指悲傷與家庭、與逝者的關係、與逝者生前的互動及依附情形、性別及宗教信仰；「圍繞死亡事件的情境因素」是指逝者死亡的方式；「社會因素」是指社會支持及文化因素。這些原因都是影響悲傷因應的重要關鍵（程鵬、王姵云，

2007；呂羿慧，2011），因此，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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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了解死亡，才能徹底了解生命意義；不了解死亡，就很難有完全正確的生活態度，極易鑽牛角尖、走入歧途（成和平，2016）。唯有先去探討出真正的原因，才能更進一步的去了解一般人對於面對死亡時的能力為何，

進而更能夠針對他們的能力去做補充或修正給予幫助，這便是研究者在研究中最主要的目的。

二、影響加護病房護理人員死亡處理能力的相關因素

臨床護理人員常會因病人的死亡或自身的存在威脅，而引起死亡焦慮（郭美璋、林昭光、洪栩隆，2011）。臨床護理人員通常必須與病人快速建立起互信關係，卻也因而更難接受病人的死亡。也不知如何面對瀕死病人的家屬、死亡的病人以及自身因而引起的負向情緒，只得形塑自己的獨特性與建立生命意義感以因應死亡。護理人員在面對病患死亡的困境與成長，

被剝奪悲傷有關的經驗主題包括「護理角色框限了悲傷表達方式」、「加護病房工作特性無暇悲傷」、「悲傷隨經驗質變」、「悲傷的因應與適應」、

以及「病患死亡所帶來的生命蛻變與成長」（顏素卿、李玉嬋，2015）。

而影響護理人員面對病人死亡的護理照護經驗，會呈現互動和內在層面包括：『面對死亡之多重壓力』、『他人支持及回饋』、『自我因應』、『感同身受』、『體會生命消逝與死亡共在』及『自我成長』。護理人員在面對病人死亡時會因死亡衝擊、個人信念及角色壓力承受多方壓力，此時外在支持在個人因應過程扮演重要角色，

充足他人支持可促使其勇於面對壓力與負向感受，才能啟動自我感受體會及成長反思，將經驗轉化為對生命的體悟；若外在支持缺乏時則會使其選擇以逃避、隱藏面對壓力，這樣不僅無法進入反思和體悟，反而會增加工作壓力，更可能因此影響工作熱忱（胡曉玲、蔡慈儀、王凱微，2014）。護理人員應要能多多關注自己的感受，

學習自我照顧，才在「專業角色」與

「個人需求」間找到平衡點。

通常護理人員在面對病患死亡常見的因應能力有正向及負向，負向因應對策會以退縮逃避方式面對病患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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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如選擇步調快的外科體系，以減少自我情緒面對死亡哀傷的情境。而正向因應對策則會坦然面對自我情緒、

較能以開放的心去接受病患死亡的事實，找出死亡的意義；引用相關知識去處理所面臨的死亡情境，包括過去的正向經驗或壓力反應調適歷程，以認清自我的限制，尋求支援與同事討論工作中的挫折，掌控情況並主動協助病患及家屬盡力解決所面臨死亡的問題（曾美珠、李燕蕙，2006）。在護理人員養成教育的過程中，應重視與培養與死亡有關的先備知識，幫助護理人員檢視自我對死亡的知覺與態度，以及對病人死亡的悲傷反應及因應方式，以降低護理人員在臨床實務工作中面對病患死亡的衝擊。此外，

也應提供哀悼死亡與因應悲傷有關的專業知能、支持團體以及繼續教育，

以做為在職護理人員整理悲傷經驗的強力後盾，避免專業耗竭（顏素卿、

李玉嬋，2015）。護理人員的死亡態度會影響其執行瀕死病人護理的態度

（Braun, Gordon, & Uziely,2010），

護理人員越能接受死亡，就越能有正

向態度去處理瀕死相關照護（Matsui

& Braun,2010）。

從一般病房、安寧病房、加護病房或特殊加護科別來看，研究指出加護病房護理人員照顧瀕死病患態度是較正向，以「趨近性死亡接受」最高，

其中以「專業性挑戰」構面得分最正向、其次是「專業理解」、「一般性互動」，護理人員的死亡態度與照顧瀕死病人態度呈正相關（陳玉黛、林佩芬，2004；楊淑溫、劉介宇、廖松語，

2008）。相較於一般病房護理人員，

加護病房護理人員較不容易「接受死亡」（李素貞、劉雅惠、林貴滿、宋琇鈺，2007；歐淑伊，2013），也在照顧瀕死病人態度上較不容易處理死亡議題，經常是隱藏或被動調適情緒（楊淑溫、劉介宇、廖松語，2008；林威利，

2012）。任職於安寧病房的理人較容易「接受死亡」（Gama, Barbosa, &

Vieira, 2012）可能與本身接受專業的安寧療護訓練有關；對於兒科加護病房照護臨終兒童的護理人員研究發現，

兒科護理人員面對未成熟的照護技能參與臨終病童的照護，其內心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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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掙扎是極待被重視與支持的（陳雅惠、陳月枝、駱麗華、林東燦、王建得，2008）。護理人員也會被期待有能力照護遭遇周產期死亡事件的病患與家庭，但此事件與情境也衝擊著護理人員本身的情緒，護理人員也會有悲痛、無能、無力感，也會擔心損及專業形象而不敢哭泣，而常以限制自己投入程度，或表現出有意無意地逃避等方式調適，且通常只與同儕傾訴，

因此加強同儕支持以及由機構提供正式的教育訓練及情緒輔導，甚至發展具實證基礎的照護模式更為重要（陳馥萱、胡文郁，2013）。而在安寧共同照護單位護理人員照顧末期病人之死亡因應自我效能中，年齡、年資與死亡準備呈負相關，有照顧意願與臨終關懷及死亡準備有顯著差異 ( 楊惠玲、陳蘊珩、林純如、林小玲、胡麗霞，

2016)。血液透析護理人員對於病人死亡呈現接近中度的失落反應及被剝奪哀傷，因應病人死亡最常使用的是直接被動調適行為，最少使用的則是間接被動調適行為 (林威利，2012)。

宗教信仰對死亡處理能力是否有其

影響，許多研究均發現護理人員有宗教信仰者，死亡態度愈正向能坦然面對死亡（李素貞、劉雅惠、林貴滿、

宋琇鈺，2007；王瓊英，2009；許玉嬌，

2010），但也有研究顯示宗教信仰與照顧瀕死病人家屬之哀傷反應無相關性 (歐淑伊，2013 )。

關於死亡教育、臨終關懷課程或安寧緩和教育課程，許多研究均顯示接受這些課程的護理人員，對照顧臨終病人傾向有信心（許煌汶、張俊郎，

2004；李素貞、劉雅惠、林貴滿、宋琇鈺，2007），醫護人員的死亡態度是較為正向的（顧艷秋，2000；許玉嬌，2010；鄭淑晶，2010；王惠美，

2013）。大學護生接受過安寧療護相關教育課程者較不會有死亡恐懼情形

（孫嘉玲、王秀香、陳佩英、郭素青、

黃美瑜、宋梅生，2004），會對死亡接受、瀕死處理及談論他人死亡態度等有較正向效果（曾煥棠，1999），其人格特質與死亡處理能力兼具有顯著之相關（許玉嬌、蔡明昌，2014）。

護理人員有高度安寧療護在職教育課程需求，醫療院所可依據安寧療護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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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需求之分佈情形與護理人員之宗教、

年資、單位與意願規劃安寧療護在職教育課程 ( 張惠如、謝素英、許麗齡、朱宗藍、余文彬，2014)。而護理人員若有臨終照護經驗，可提供其省察自身成長的參照（歐美、劉盈君、黃靖淇、

招雁翔、李作英、蔣欣欣，2013），

在遺體護理經驗、執行意願、親友過世經驗、認知及工作單位也會有較能接受的行為（羅惠敏、高碧月、蔡玉純、吳霞玲、徐南麗，2015）。

過去對於護理人員的死亡態度研究多關注於死亡恐懼或死亡焦慮等兩項主題（顧艷秋，2000；陳玉黛、林佩芬，2004；陳瑞娥、吳讚美，2008；

楊淑溫、劉介宇、廖松語，2008；

Braun,Gordon & Uziely, 2010），國內部分學者研究針對死亡處理能力，

其中之一是曾煥棠於 1999 年以Bugen

「死亡處理態度量表」，探討有接受生死學教學之護理系畢業生及未接受生死學教學臨床護理人員，比較其死亡處理能力，結果顯示有接受生死學教學的臨床護理人員有顯著較高的死亡處理能力，參加臨終關懷課程的護

理人員對死亡接受、瀕死處理兩種態度有較正向效果，護理年資較高、健康情況較佳的護理人員對生命反省態度有較正向效果。

目前國內外文獻有數篇針對死亡處理能力的研究以 Bugen’s Coping with Death Scale 為研究工具（曾煥棠，1999；張利中、鄭美莉、王萱萁，2006；Brysiewicz & Mclnerney, 2 0 0 4；C l a x t o n - O l d f i e l d , C r a i n &

Claxton-Oldfield, 2007；Salvador, 2010；許玉嬌，2010；連穎，2010；

林玫君，2012），研究對象多以護理學生、社工、志工為主，有兩篇使用於安寧療護的護理人員（張利中、

鄭美莉、王萱萁，2006；Salvador, 2010）。而國內以加護病房護理人員為研究對象的死亡態度或面對瀕死態度之研究為數不多（陳玉黛、林佩芬，

2004；李素貞、劉雅惠、林貴滿、宋琇鈺，2007；楊淑溫、劉介宇、廖松語，

2008；詹雅伶，2009），過去有關加護病房瀕死病人研究大多為探討醫療決策過程及影響因素，安寧療護的認知與態度，護理人員死亡態度和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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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死病人認知、行為、和影響因素的探討，較缺乏護理人員死亡處理能力的相關研究。故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加護病房護理人員的死亡處理能力及其影響因素。

本研究採橫斷式問卷調查方式，

以某醫學中心加護病房護理人員為研究對象，使用「死亡處理能力量表」(

Bugen’s Coping with Death Scale )做為本研究之測量工具。本研究定義「死亡處理能力」為 1999 年曾煥棠1999

學者採用 Bugen死亡因應量表並以因

素分析萃取的「死亡處理能力量表」

為標準。

本研究經過該收案醫院的人體試驗委員會審議通過（IRB 編號 :2011-11- 013IC），再進行前驅問卷調查收集資料，藉由統計分析來瞭解個人經驗變項是否影響個人的死亡處理能力，並探討不同個人經驗與死亡處理能力的關係。收案對象為加護病房服務至少一年的護理人員、同意參與研究並簽署同意書者，排除對象為術後加護、

急診加護單位者。研究樣本數以某醫學中心13個加護單位450人為母群體，

估算以 G-power 計算檢力 0.9，α 值

0.05，樣本數約為285人，估算無效問

卷5%。故以密封信封隨機抽樣 305位

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共發出 305 份問卷，回收 300 份，回收率達98%，其中 12份回答不完整不予統計，有效問卷為 288 份。問卷內容包含兩部份，

第一部分為個人經驗變項資料：包括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宗教信仰、加護病房科別、在職期間接受臨終照護課程、重症安寧照護經驗等。

第二部份為死亡處理能力量表，內容包括「死亡接受」4題、「瀕死處理」

4 題、「死亡思考表達」5 題、「處理葬禮」4 題、「生命省察」4題、「處理失落」3題、「談論他人死亡」3題、

「談論自己死亡」3題等八項分量表共 30題，量表計分採 Likert type六分記分法，計分由高至低分別為：6 分「非常同意」、5 分「同意」、4分「有點同意」、3分「有點不同意」、2分「不同意」、1 分「非常不同意」六種，第 1 題及24 題須反向計分，分量表得分

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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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高則愈趨向該因應方式。本研究正式問卷信度分析包括死亡處理能力量表，經正式施測本量表信度部分內在一致性 Cronbach’s α 為.94，各分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 值分別為.89、.74、.75、.75、.46、.81、.8 7、.86，各分量表 α 係數介於 .46~.89 之間，顯示本量表之內部一致性頗佳。

叁、結果

一、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個人經驗變項本研究共有效收案 288 位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其中 284 位均為女性

98.6%，年齡分布在25-57歲間，平均

年齡 36.1±5.6 歲，小於 30 歲有 42 位 (14%)、31-35 歲有 109 位 (38%)，大

於 36歲者 137 位居多 (48%)，教育程

度以大學最多有 225位(78.1%)，大學專科37位(13%)，研究所 26位(9%)。

婚姻狀況大多數為未婚(n=173,60%)，

已婚 115 位 (40%)。有宗教信仰者居多佔 62%(n=178)，無宗教信仰者 110 位 (38%)。服務的加護病房科別以內外科居多佔 42%(n=121)，其次為外

科 28%(n=81)、兒科 16%(n=47)、內科 14%(n=39)。平均護理工作年資為 13.5 年，年資分佈在4-32 年，平均加護病房護理工作年資為7 年，年資分佈在1-22 年。在職期間接受過臨終照護課程者有94%(n=271)，僅有少數沒有接受過臨終照護課程 (6%,n=17)。

護理人員重症安寧照護經驗中，經常參與者最多 58%(n=166)，曾經參與者佔 22%(n=63)，從未參與者佔 21%(n=59)。

二、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之死亡處理能力及其層面得分分佈

加護護理人員在死亡處理能力得分最高為 175 分，最低為 60 分，平均值為 126.71 分 (SD=18.11)，在八個構面中平均值在 10.82~21.24 之間，

以「死亡思考表達」平均值得分最高 (M=21.24)，其次為「生命省察」 (M=19.39)、「瀕死處理」(M=17.04)、

「處理葬禮」(M=16.79)、「死亡接受」

(M=15.90)，得分最低為「處理失落」

(M=10.26)。由單題平均來看，以「生命省察」得分最高 (M=4.85)，其次為

「談論自己死亡」(M=4.42)、「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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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M=4.26)、「死亡思考表達」 (M=4.25)、「處理葬禮」(M=4.20)，

得分最低為「處理失落」(M=3.61)。

將 30題死亡處理能力量表以平均值排序，前三名依序為「我覺得好的生活品質比生命延長來的更重要」、「死亡 ( 葬禮 )是可以很簡單又隆重的省思」、「我了解哀傷所表現出的情感」、

「若我自己近日即將死亡，我知道如何規劃這短暫的日子」。

三、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個人經驗與死亡處理能力的關係

以 t檢定或 one-way ANOVA 進行分析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年齡、宗教信仰、加護病房科別、在職期間接受臨終照護課程、重症安寧照護經驗等在死亡處理能力及其分量表有顯著差異情形（如表1）。並敘述如下，受訪者的婚姻狀況和教育程度幾乎和死亡處理能力八個構面沒有差異。

( 一 )年齡 36歲以上者的死亡處理能力、死亡接受、死亡思考表達、和處理失落顯著高於其他年齡群者，顯示年齡較大者其死亡處理能力有愈好的傾向。( 二 ) 有宗教信仰者其死亡處

理能力、瀕死處理、死亡思考表達、

處理葬禮和生命省察等能力有顯著較高。( 三 ) 在職期間曾經接受臨終照護課程者其死亡處理能力、瀕死處理、死亡思考表達、生命省察、處理失落、談論他人死亡和談論自己死亡能力層面有顯著高於不曾經接受課程者。( 四 ) 有參與重症安寧照護經驗者其死亡處理能力、瀕死處理、死亡思考表達、處理葬禮、生命省察、處理失落、談論他人死亡等能力層面有顯著高於沒有參與重症安寧照護經驗

者；經 post Hoc 事後檢定，發現經常

參與重症安寧療護經驗者，在瀕死處理、死亡思考表達、處理葬禮、生命省察 (F=4.00, p<.01; F=3.57, p<.01；

F=3.91, p<.01；F=6.15, p<.001) 等能力層面明顯較好。

四、不同加護病房科別護理人員之死亡處理能力的差異

兒科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死亡處理能力、死亡思考表達、處理葬禮、

生命省察、處理失落的能力層面上顯著較高；表二顯示經 post Hoc 事後檢定，發現兒科加護病房護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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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亡思考表達、處理葬禮、處理失落等能力層面明顯高於內科加護病房。(F=7.74, p<.01; F=10.48, p<.001;

F=3.97, p<.05; F=9.42, p<.01)。

五、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之死亡處理能力重要預測因子

將個人經驗變項（宗教信仰、加護病房科別、在職期間接受臨終照護課程、參與重症安寧照護經驗）與死亡處理能力（瀕死處理、死亡思考表達、

處理葬禮度、生命省察、處理失落）層面，利用階層複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後，由表 3之分析結果顯示，在「瀕死處理」有 3 個顯著影響的變項（重症安寧照護經驗、

在職期間接受臨終照護課程、宗教信仰），其多元相關係數為 .28、R2 值為 .08 可解釋瀕死處理 8％的變異量 (F=7.81, p<.001)。在「死亡思考表達」

有3 個顯著影響的變項( 參與重症安寧照護經驗、接受臨終照護課程、宗教

信仰 )，其多元相關係數為.26、R2值

為 .07，可解釋死亡思考表達 7％的變

異量(F=6.62, p<.001)。在「處理葬禮」

有 3個顯著影響的變項（參與重症安

寧照護經驗、宗教信仰、內科加護病房科別），其多元相關係數為.32、R2 值為.16，可解釋處理葬禮能力16％的變異量 (F=10.67, p<.001)。在「生命省察」有3個顯著影響的變項（參與重症安寧照護經驗、宗教信仰、內科加護病房科別），其多元相關係數為.41、

R2 值為 .16，可解釋生命省察能力 16％的變異量 (F=18.58, p<.001)。在

「處理失落」有 2 個顯著影響的變項

（接受臨終照護課程、兒科加護病房科別），其多元相關係數為 .22、R2 值為.05，可解釋處理失落能力5％的變異量 (F=9.42, p<.001)。由上述結果可知在個人經驗中，有宗教信仰及參與重症安寧照護經驗對於瀕死處理、

死亡思考表達、生命省察、處理葬禮能力有顯著之影響；在職期間接受臨終照護課程對於瀕死處理、死亡思考表達、處理失落能力有顯著之影響，

加護病房科別則在對於處理葬禮、生命省察及處理失落能力有顯著之影響。

肆、討論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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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36歲以上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的死亡處理能力顯著高於其他年齡群者，同時並在死亡接受、死亡思考表達、處理葬禮、處理失落層面上有顯著差異。此現象與陳玉黛、林佩芬(2004) 之結果雷同，此研究發現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不會逃避思考死亡或討論與死亡有關的事物，也與李素貞等(2007)、

詹雅伶 (2009) 之結果相同，加護病房

護理人員接受死亡的態度較好。

有宗教信仰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對於瀕死處理、死亡思考表達、處理葬禮、生命省察能力層面有顯著差異。

與李素貞、劉雅惠、林貴滿、宋琇鈺 (2007)、許玉嬌 (2010) 之結果雷同，

護理人員能深入瞭解死亡的歷程及階段，並瞭解各種處理死亡的方式或運作。

兒科加護病房的護理人員在死亡思考表達、處理葬禮、處理失落層面明顯高於內科加護病房，尤其兒科加護病房護理人員的處理葬禮能力有明顯差異，與張利中等人 (2006) 的研究在

「死亡準備」的因應能力得分偏高的結果有相近之處。研究者認為兒科加

護病房護理人員較其他科別加護病房不同之處，由於所接觸的是嶄新的新生命，看到生命還未體驗享受過人生就即將面臨死亡的威脅，看到新生命的死亡更能深切體驗生命的轉換多變，

而會對自己的生命價值及意義有更深刻的省思態度，兒科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常被迫在「生」之喜悅與「死」之哀傷間快速轉換情緒（陳馥萱、胡文郁，2013），護理人員面對瀕死新生兒的活動力或是已無活動力的身軀，

接收新生兒發出有聲或無聲的訊息，

均會引發護理人員情緒不安，同時從不安與良知的糾葛中，轉而思考如何道別，展現照顧臨終病嬰的行為（林千惠、鄭凱元、蔣欣欣，2014）。此結果與楊淑溫、劉介宇、廖松語(2008) 研究中不同科別加護病房的死亡態度雖未具有顯著，但在兒科加護病房科別死亡態度得分比其他科別得分高且呈正向統計結果相近。

在職期間接受臨終照護課程在瀕死處理、死亡思考表達、生命省察、處理失落、談論他人死亡、談論自己死亡能力有顯著差異，顯示臨終照護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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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護理人員在面對病患死亡過程中是需要的也是能有所幫助的，特別是護理人員比較勇敢於談論死亡議題及表達人生工作的價值，此結果與李素貞、劉雅惠、林貴滿、宋琇鈺(2007)、

許玉嬌(2010) 之結果雷同。

有參與重症安寧照護經驗在瀕死處理、死亡思考表達、處理葬禮、生命省察、處理失落、談論他人死亡能力層面有顯著差異，尤其是經常參與者在瀕死處理、死亡思考表達、處理葬禮、生命省察等能力明顯較好，顯示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如果接受臨終照護課程或有安寧照護經驗，對於面對死亡並有適當態度因應悲傷失落，而不會因為年齡成長而有變異。參與本研究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有 271位均於在職期間接受臨終照護課程，經常參與重症安寧照護經驗也佔多數166位，

且在接受臨終照護課程及經常參與重症安寧照護經驗的護理人員，其死亡處理能力以死亡思考表達得分最高，

得分最低為處理失落，顯示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職期間接受臨終照護課程愈多，愈能了解死亡的歷程及階段並

認知瀕死病人的情緒與需求，正面思考死亡相關的事實並提升死亡面對能力，此結果與鄭淑晶(2010)、楊惠玲、

陳蘊珩、林純如等人 (2016)、Pfister, Markett & Muller(2013)的研究結果相似，但在面對自己或協助他人表達哀傷的能力較不足或沒有把握，反而會忽略或隱藏自身的失落感，由此可見非安寧病房的護理人員面對自己或病人或家屬的哀傷因應能力沒有把握，

必須再加強教育與輔導，培養哀傷輔導的技能。此結果也再度反映了護理人員有高度安寧療護在職教育課程需求，醫療院所可依據安寧療護課程需求之分佈情形與護理人員之年資、單位與意願規劃安寧療護在職教育課程內容 (張惠如、謝素英、許麗齡、朱宗藍、余文彬，2014)。

研究過程中雖遇到許多臨床護理人員對「死亡處理能力」感到意涵較深難懂且不願碰觸，但經由解釋說明其定義及對自身死亡思考或表達的影響後，均認為此主題能夠提供省思的機會。面對病患死亡確實是護理人員重大的壓力，因為觀看死亡及面臨死亡

(17)

一樣具有殺傷力，護理人員總是被期待為助人的角色，所有關注都放在照護病患的需求，反觀自己的悲傷、失落往往不受重視。希望藉由本研究之探討，讓護理人員檢視及省察自己對死亡的信念，正視死亡議題並勇於公開討論自己的心情與感受，好好地關照自己的內心，也唯有了解自己的感受，如實面對，才能培養自己面對及處理死亡的能力。並藉由深入體認重症護理人員的死亡處理能力內涵，建議未來可於加護訓練課程中增加末期臨床照護技能、生死教育、哀傷處理等相關議題，並發展出一套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對於重症病患臨終照護指引，

藉由課程深化引導護理人員省思照護臨終病患過程中面臨的困境及因應，

讓護理人員能有正向能量處理在護理過程中的負向情緒。

為提升加護病房護理人員死亡處理能力未來研究之參考，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議供參考，由於本研究僅以問卷量化方式屬橫斷式評估，僅能了解護理人員的死亡處理能力的現況，無法探討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並礙於研

究者能力及時間限制，若能再以深入訪談方式進行質性分析，應更能清楚了解加護護理人員死亡處理能力的內在脈絡。建議未來研究者除了多個層面探究護理人員死亡處理能力外，可再以深入訪談的方式進行質的分析或進行長期追蹤性研究，以探究主要影響死亡處理能力的因子並進行預測，

應更能清楚了解加護護理人員面對死亡處理的內在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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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http://dx.doi.org/10.12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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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To explore death competence in nurses with different specialties and provide suggestions.

Method: Employing Bugen's Coping with Death Scale to examine death competence among nurses with different specialties, and analyzing the data through ANOVA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Result: "Thought and Expression about Death" scored highest on the death competence scale, and the scores for "Reflecting on Life" and "End-of-Life Care" placed second. The lowest score was "Handling Loss." There was a noticeable impact on reflecting on life in ICU nurses, depending on specialty. There was perceptible change to End-of-Life Care and Thought and Expression about Death in nurses with palliative care experience for critical care patients, and nurses who had taken courses on end-of-life care.

Conclusion: By understanding the abilities that ICU nurses possess regarding the need to face the process of handling death and thinking about truths related to death, this study can provide them guidance in their reflection on the difficulties that arise from the palliative care process for critical care patients. The study can furthermore, through the deepening of hospice care courses, strengthen the competence of ICU nurses in facing and handling death.

Keywords: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nurses, death competence

A Study of Death Competence in ICU Nurses

Yi-Hui Chen

¹

, Haunn-Tarng Tseng

²

Abstract

1 Head Nurse, Nursing Department,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2 Chairman, Department of Thanatology and Health Counseli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Nursing and Health Sciences

Received：April 5, 2016 Revised：December 16, 2016 Published：February 15, 2017 Corresponding author: Haunn-Tarng Tseng tsenght@ntunhs.edu.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