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節以清末時留日士官生和革命勢力間的關係做為論述主軸。首先 回顧清末時留日士官生進行之自發性革命行動的概要。第一期騎兵科畢 業 的 吳 祿 貞 ， 曾 與 同 為 張 之 洞 保 送 入 日 本 陸 士 的 好 友 傅 慈 祥 （ 1872- 1900）等人，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在東京組織了中國留日學生界的 第一個親睦組織──勵志會，作為各省派赴留日的官費留學生聯絡感 情、交換知識的場所。164後因對清政府的態度向背及政治立場的不同，
勵志會漸分裂為穩健和激進兩派。前者以章宗祥（1879-1962）、曹汝霖、
王璟芳（1876-1920）等為首，主張體制內的改革，立場漸與官方接近。
後者除吳、傅之外，還有戢元丞、沈翔雲等人，主張排滿興漢，從事革 命運動以救中國。165
吳祿貞與戢、沈三人曾走訪僑居日本的孫文，對孫所宣揚之排滿革 命的理念頗為推崇。其中吳還曾加入興中會，並和傅、戢等回國參加唐 才常（1867-1900）於漢口所發動的自立軍之役，但是此役失敗，唐、傅 等人也為張之洞所殺。166此外，第六期畢業的閻錫山，曾在留日期間和 同期的李烈鈞、程潛（1882-1968）等 28 人組織「鐵血丈夫團」，以便 在留日士官生之間成立一純軍事同志的組織，擔負革命實施之責。167
為何留日武備留學生會前仆後繼的組織自發性革命行動？眾所周 知，近代中國的革命勢力，不論清末挑戰滿清政府，還是民初時對抗北 洋政府，大半來自華中的湖南（如黃興領導的華興會）、浙江（如陶成 章、蔡元培等領導的光復會），以及華南的廣東（如孫文領導的興中會）
164 趙宗頗、夏菊芳，《吳祿貞》，頁 12。
165 石錦，《中國現代化運動與清末留日學生》（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8），
頁 68-69。
166 趙宗頗、夏菊芳，《吳祿貞》，頁 13-22。
167 閻錫山，《閻錫山早年回憶錄》，頁 4-5。
等省分。光緒三十一年，上述三個團體在東京合組中國同盟會，即倒滿 興漢之革命勢力的大集結。清末最早派遣留學生赴日習武的江浙、兩湖 等地，本來就是革命勢力盛行之地，加上遠渡重洋出國的留學生，往往 會參加留日同鄉會等組織以慰鄉愁，彼此間互通聲氣，使其原本在家鄉 即萌芽的反滿思想，遂與當時流行在東京等海外各地的革命思想互相激 盪。激進者甚至就如參加自立軍之役的吳祿貞等人一樣，直接回國投入 革命行動。
留日士官生於留學東京期間加入同盟會者頗眾，其中較著名的，包 括第三期步兵科許崇智（1886-1965）、第十期砲兵科張群（1889-1990）、
第十一期砲兵科朱紹良（1891-1963）、第十一期砲兵科谷正倫（1889- 1953）、第十一期輜重兵科賀耀組（1889-1961）等。
筆者在此嘗試解釋：為何清末民初的中國會引發南北相爭？關於南 北對抗的說法很多，筆者擬就南北軍人之不同養成背景來加以探討。北 方軍權掌握在直隸總督袁世凱手中，其大量派遣自軍中遴選的武備留學 生赴日，不過獲選子弟幾乎都來自「革命勢力沙漠」的北方各省；再加 上袁世凱長久以來灌輸子弟兵效忠朝廷及其個人的思想教育，以學成後 的功名利祿來籠絡，故來自北方的武備留學生大多不會傾向革命。而江 浙、兩湖、兩廣等地原即為革命勢力盛行之地，留學生素具反滿思想，
又和海外各地的革命思想相結合，遂使南方成為革命勢力的大本營，也 種下了南方革命勢力和北方保守勢力互別苗頭，終至引發南北對抗。
固然南北雙方皆有革命勢力，也都有保守勢力；再加上個人立場會 隨著時勢境遇而有所變化，革命、保守容或無法如此簡單二分。筆者在 此處的分析乃重視其比例原則，也就是以南方革命勢力和北方保守勢力 為主要討論對象，暫不著眼於身為少數之南方保守勢力和北方革命勢 力。李劍農曾謂：「自推倒滿清帝制以來，中國政治上的鬥爭，常常是 革命派和軍閥官僚派對抗的鬥爭。……漢陽的激戰，表面上是革命軍和 清軍鬥爭，實際上便是革命軍和北洋軍閥鬥爭的開始。」168誠哉斯言。
168 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4），頁 250。
清朝末年軍中人事之南方革命和北方保守兩派對立的結構性因素，竟成 了民國以後南北對立、兵連禍結的原因之一。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中國畢業生，返國後除分布各省擔任軍事學校 的教習外，不少人亦供職於中央機構的陸軍部或軍諮府，其中又以漢人 居多。如第一期步兵科第一名畢業的陳其采，留日時加入興中會，回國 後在湖南巡撫端方麾下擔任湖南新軍第五十標（團）首任統帶（團長），
旋調任第四十九標統帶，期間曾暗中聯絡新軍中的革命黨人，陳後來出 任軍諮處第三廳廳長。清末最高的軍令系統機構軍諮處，其時已為革命 勢力所滲入。
革命勢力所滲入的，不只限於軍令系統，軍政系統的陸軍部也開始 出現革命勢力。宣統元年（1909）十月，陸士第四期步兵科第三名畢業 的蔣作賓（1884-1942），調任陸軍部軍衡司。袁世凱雖已於同年一月遭 清廷罷黜，但北洋六鎮各級軍官幹部者仍為袁的心腹舊人。蔣深知滿洲 親貴將北洋軍權收歸中央之渴望，便向陸軍部右侍郎（次長）廕昌及左 侍郎壽勳建議整編全國軍隊，期在五年內汰換原屬袁世凱所轄之北洋系 高級軍官，代之以畢業歸國的留日士官生。169宣統三年（1911），蔣升 任軍衡司司長，170他和第五期步兵科第七名畢業、時任軍制司蒐簡科科 員的何成濬（1882-1961），均為潛伏在陸軍部內的革命黨人。
廕昌、壽勳等當時正不遺餘力地集中軍權於朝廷，自然對蔣作賓的 建議深表贊同。彼等讓蔣放手行事，起用陸士留學生中之佼佼者。如號 稱「士官三傑」的第六鎮（直隸南苑）統制吳祿貞、第二十鎮（直隸灤 州）統制張紹曾（1879-1928）、第二混成協（奉天）協統藍天蔚等三人，
之所以能在北洋勢力雄厚的直隸和東北等地擔任統制（師長）、協統（旅 長），實和蔣的運作安排有關。蔣希望透過滿族親貴來威壓袁系軍官，
拓展革命勢力；滿族親貴則打算效其先祖於入關前後以漢制漢的故技，
欲提拔士官系來抑制北洋系的發展。由此可知，滿族權貴及蔣作賓雙方
169 蔣作賓，《蔣作賓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頁 6-7。
170 張騰蛟，《使於四方──蔣作賓傳》（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4），頁 27。
各有盤算，然共同打倒目標都指向袁及其子弟兵。此一政策終歸失敗之 原因有二，一因人事布置不敵北洋軍系根深柢固的實力；171二因時機尚 未成熟，而武昌事起，遂給了蟄居中的袁世凱東山再起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