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中國留學生
──以第一至第十一期畢業生為中心的分析
楊 典 錕
*提 要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中國留學生，不論在近代中國軍事、政治 史，或是近代中日交流、外交史等研究上，皆為相當重要的課題。培養 近代中國軍事人才的四大機制中，最早確立的即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之 中國留學生制度。清末各省講武堂等軍事學校、民初成立之保定陸軍軍 官學校，以及國共合作產物──黃埔陸軍軍官學校，這三者聘任的師資， 或多或少都仰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之中國留學生。留日士官生漸次投入 近代中國軍事教育最前線，這對近代中國軍事教育的永續經營，以及國 家生存發展之獨立自主等方面，均有頗大貢獻。 中國武備留學生在經過成城學校或振武學校的預備軍事教育，再接 受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正式軍事教育薰陶後，學成歸國，他們為中國的 軍事近代化帶來了相當深遠的影響，包括參謀制度到軍政、軍令二元制 的建立，秋季野戰演習的實施，及對各級軍事學校的經營各方面。此外， 南方革命勢力、袁世凱、段祺瑞及張作霖等四股勢力對留日士官生的拉 攏與重用，除為這些勢力的當權者帶來一定的政治利益或軍事效益外， 也反映了留日士官生各自的政治傾向。 關鍵詞：清末民初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中國武備留學生 中國的軍事近代化 南方革命勢力 北洋保守勢力*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E-mail: [email protected]。
一、前言
二、中國武備學生之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三、留日士官生參與中國軍事近代化
四、留日士官生與清末民初南北政治勢力
五、結語
一、前言
東亞文化圈內，中國之於日本，自漢、唐以降大多處於「文化輸出 者」地位。中日甲午之戰的結果，顯示日本在學習西法改革以資救亡圖 存的實際成效優於中國。因此，甲午戰後中國鑒於鄰邦日本在明治維新 後的改革已初見成效，除直接聘請日人前來協助各方面建設外，亦開始 派遣留學生赴日本留學。此一過去的文化輸入者（日本）對文化輸出者 （中國）的回饋，形成一股「文化回流」現象，在中日交通以來的文化 交流史上，實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軍事問題在中國近代史上一向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若能認識它的 全貌，就得以把握中國近代史的關鍵。1中國自甲午戰爭以後開始以日為 師，從殖產興業到富國強兵等無所不學，近代中國的軍事建設自然也受 到日本的影響。筆者前已針對甲午戰後到中日戰爭期間日本派駐在中國 的軍事教官、軍事顧問及特務機關等，做了一系列考證分析，並取得初 步成果。2本文則擬在既有研究基礎之上，參酌各項先行研究成果，並運 用相關史料，聚焦於清末民初遠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的中國留學1 吳相湘，〈評包維理著《中國新軍之興起》〉，收入氏著，《近代史事論叢》（臺北： 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第一冊，頁 37。 2 楊典錕，〈近代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軍事顧問．教官並びに特務機関の研究（1898- 1945）〉（東京：東京大學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日本文化研究専攻日本史學専門領域博士 論文，2008）。
生，3俾利對彼等在中國近代政治、軍事史及近代中日外交、交流史上的 存在意義進行分析。 近代中國派往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以下或簡稱「陸士」）的留學生 之相關研究，散見於零星記載中，但由於制度最初實行時間距今已百年 以上，許多基本史實都有不少訛誤。文末之附表一到附表三，係筆者整 理三位學者關於中國武備留學生在陸士之入學、畢業時間及畢業人數等 資料，將之列表比較的結果。吾人可發現，不只入學或畢業時間有出入， 就連最基本的各期畢業人數也是眾說紛紜。之所以會有上述問題，筆者 認為最大原因在於基礎史料亡佚。陸士之預備學校為成城學校，其後改 為振武學校。振武學校自明治三十六年（1903）開辦，至大正三年（1914） 停辦，這十二年間所培育之中國留學生資料毀於大正十二年（1923）九 月一日的關東大地震。振武學校的學生畢業（或退學）名簿既已散佚，4 而陸士畢業生人數統計又以日本本國學生為主，故振武學校畢業後進入 該校之中國留學生畢業人數，則難有資料。 為解決上述難題，筆者嘗試運用一份珍貴史料──〈日本陸軍士官 學 校 卒 業支那 留 學 生表〉 。5這 份 史料 收 錄 於東亞 同 文 會於大 正 九 年 （1920）十月二十五日所發行的《支那年鑑》第四號上，原件藏於東京 大學總合圖書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卒業支那留學生表〉約作成於關 東大地震發生三年前，當時振武學校的學生資料都還在，故筆者相信該 表是研究日本陸士之中國留學生的關鍵史料。美中不足的是，日本陸士 中國留學生班總共三十一期，該表只記載第一到第十一期。可以確定的 是，前十一期的統計數字基本上沒有太大問題，故本文擬探討到第十一 期為止。筆者依據該表，將行文中提到之畢業生姓名及統計資料所得製 成附表四。附表四的可信度較高，後述將以附表四為主，以附表一到附
3 日文的士官即中文的軍官之意。 4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頁 131。 5 ［日］東亞同文會調查編纂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卒業支那留學生表〉，《支那年鑑》 第四回（東京：東亞同文會調查編纂部，1920），頁 706-707。
表三為輔。 本文除前言和結語之外，共分三節。第一節探討中國武備留學生前 往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求學的時代背景，分析中國和日本雙方各自的盤 算，並論述中國武備留學生在成城學校、振武學校以及陸士學習的概況， 並視需要，分析日本的軍校制度。第二節從參謀制度和軍政、軍令二元 制的引入、野戰演習的實施，以及對各級軍事學校的建立等三個方面切 入，探討留日士官生對清末中國軍事近代化之主要貢獻。第三節則探討 留日士官生和民初南北勢力間的關係，分別論述南方革命勢力、袁世凱、 段祺瑞及張作霖等四股勢力對留日士官生的重用和拉攏，並分析這些勢 力的當權者起用彼等的考量和目的。
二、中國武備學生之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一）中國武備學生留日的背景和日本參謀本部的勸誘
甲午戰後，俄國因領銜發起三國干涉還遼，使中國朝野上下沉浸在 一股聯俄制日的氛圍中。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1896 年 6 月 3 日），受邀赴俄京聖彼得堡參加沙皇尼古拉二世（Nikolai II, 1868-1918） 加冕典禮的李鴻章（1823-1901），6 就在這股氛圍下，與俄國簽署了近 代史上中國與外國間的第一個同盟條約──中俄同盟條約。7 光緒二十三 年十月二十日（1897 年 11 月 14 日），德國藉口山東鉅野教案占領膠州 灣時，8 俄國即佯稱欲助華抗德及履行同盟條約，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897 年 12 月 15 日）進占旅順、大連。9 俄國的謀華野心，不僅使當時中國各界萌起的聯俄美夢為之破滅，6 〔日〕尾鍋輝彥，《帝国主義時代の開幕》（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頁 129。 7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頁 277。 8 李守孔，《中國近代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58），頁 510。 9 〔日〕篠原昌人，《陸軍大将福島安正と情報戦略》（東京：芙蓉書房，2002），頁 113-114。
同時亦激起了日本朝野上下之警戒心。日本各界人士目睹中國在歐洲列 強交相侵凌的窘境下守土無方，亦興起兔死狐悲的危機意識。如成立於 明治三十一年（1898）十一月二日，揭櫫「東亞保全論」旨趣的日本民 間團體「東亞同文會」，10其首任會長近衛篤麿（1863-1904）便在翌月 發表〈帝國的位置和現代的政治家〉，指出日本在面對鄰邦中國遭逢被 分割危機時，所應具有的認識和態度。其文曰： 蓋今日帝國的當務之急，就在於儘速制定國是，確定國論，從而使 對支那的政策趨於一定，此乃當今最要緊至急之事。余今日所言， 並不是說因為帝國和支那是同文同種的緣故，帝國就必須自然而然 地進而承擔支那的命運。而是考察帝國將來的命運，實在是應當適 應此形勢，並訂定確實的經綸，進而隨機應變，急施猛行，以制今 日之時宜。11 由上可知，當時日本朝野固然關切中國危局引發之東亞緊迫局勢，但此 危機意識，與其說源於東亞同文會所極力提倡之從同文同種觀點出發的 「日清提攜論」，不如說是以日本自身的國家利益為考量出發點，以所 謂「文化相通、風教相同」主張包裝的「國益優先論」。12此一思考邏 輯在上述近衛的文章中，實已表露無遺。 近衛篤麿主張的國益優先論，和以頭山滿（1855-1944）為中心的「玄 洋社」（1881 年成立），及內田良平（1874-1937）籌組的「黑龍會」
10 東亞同文會係由東亞會（成員為三宅雄次郎、犬養毅、內田良平、平山周、宮崎寅藏等）， 和同文會（成員有近衛篤麿、中西正樹、宗方小太郎、田鍋安之助、白岩龍平等）為獲 得政府補助金而合併成立，總部設在東京。該會除標榜日清友好，亦注意中國問題的研 究與討論，所發行的《東亞同文會報告》及其後更名續刊的《支那》，乃是研究清末民 初中日關係的重要史料。參見〔日〕相原茂樹，〈近衛篤麿と支那保全論〉，收入〔日〕 岡本幸治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観》（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99），頁 59。 11 〔日〕東亞文化研究所編，《東亜同文会史》（東京：財團法人霞山會，1988），頁 182。 12 「文化相通、風教相同」數語，見明治三十二年十一月通過的東亞同文會〈主意書〉。 參見〔日〕東亞同文會，〈東亞同文會會則〉，《東亞同文會報告》121 回（1909 年 12 月 26 日，東京），頁 2。
（1901 年成立）等大陸浪人團體所奉為圭臬、充滿大亞細亞主義色彩的 「東亞盟主論」，有異曲同工之妙。爾後在日本遂行的大陸政策中，國 益優先論者和東亞盟主論者雙方分進合擊，在培養人才的事業和輿論宣 傳方面，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對此具有共通性的兩者，入江昭以相 對於「政府的現實主義」的「民間的理想主義」來統括命名之，確有其 獨到之處。13 國益優先論不僅獲東亞同文會等在野勢力認同，日本政府要員亦抱 持同樣看法。明治三十二年（1899）五月二十七日，首相山縣有朋（1838- 1922）寫給兩位閣僚──藏 相松方正義（1835-1924）和外相青木周藏 （1844-1914）之〈關於清國特使的意見書〉一函中，曾提出如下意見： 余觀清國的情勢，歐洲列強所到之處，便在清國的版圖內擴張其利 益線，其勢終將使清國的地圖變成赤、黃、青等分色，此乃相當明 瞭之事。清國就像猶太人種，可斷定將來必定是國滅而人種尚存之 情況。我國亦當對此未來預作準備，採取在盡可能的範圍內擴充利 益線的舉措。14 綜觀山縣有朋的意見，可名之為「官方的國益優先論」，也可看出山縣 與近衛篤麿思想一脈相承之處。早在上述信函作成的九年前，即明治二 十三年（1890）三月，山縣有朋便曾在〈外交政略論〉一文中，將「國 家獨立自衛之道」定位在「守禦主權線，不容他人的侵害」，以及「防 護利益線，不失自己的形勝」此兩大要務中。15同年十二月六日，山縣 有朋又在第一議會（行憲後的第一屆國會）的施政方針演說中，強調日 本之所以要擁有強大的陸、海軍，係為守護日本列島的「主權線」，還
13 根據入江昭的研究，東亞同文會的「日清提攜論」和黑龍會的「東亞盟主論」，兩者的 特徵皆具有非難日本政府的現實主義外交，以及抗拒歐美諸國外交政策所主導之國際政 治的潮流等傾向。詳參〔日〕入江昭，《日本の外交》（東京：中央公論社，1998）， 頁 41-47。 14 〔日〕大山梓編，《山県有朋意見書》（東京：原書房，1966），頁 251-252。 15 大山梓編，《山県有朋意見書》，頁 196。
必須守禦和國土防衛有關的朝鮮半島之「利益線」。16此即山縣有關主 權線和利益線的著名演說。由此可知，甲午戰前日本的利益線指朝鮮半 島，而甲午戰後日本目睹列強分割中國，本身亦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已將利益線進一步伸向中國大陸。 與山縣有朋意見相左的參謀本部，則基於黃、白人種對抗論而產生 危機意識，17向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劉坤一（1830-1902）和湖廣總督張 之洞（1837-1909）等清廷封疆大吏進行建立「中日聯盟」的遊說工作。 此派可名之為「官方的人種同盟論」，主要代表人物為川上操六（1848- 1899）。 川上操六、桂太郎（1848-1913）與兒玉源太郎（1852-1906）三人， 是日本陸軍自明治十九年到二十二年（1886-1889）間所進行之軍制改革 的中心人物，18被稱為明治陸軍之三羽烏（三傑），足見彼等在日本陸 軍發展史上的重要性。甲午戰爭時，川上操六以參謀本部次長身分擔任 大本營陸軍上席參謀兼兵站總監，19其人素有中日提攜、東亞保全的意 識。20明治三十年（1897）十二月，川上操六派遣參謀本部第三部負責
16 〔日〕井上光貞、永原慶二、兒玉幸多、大久保利謙編，《明治憲法体制の展開》（東 京：山川出版社，1996），上卷，頁 6。 17 此論調亦可見於近衛篤麿、山縣有朋等國益優先論者的言談中。由此可知當時日人對中 國存在著夾雜「國益優先論」和「人種同盟論」此兩種主張的矛盾心理，才會出現兼具 兩種想法的人物。如主張國益優先論的近衛，便曾站在人種同盟論的立場說道：「列國 同盟，分割中國之時，即意味著黃、白兩人種的競爭已告結束。在此結局中之日本人的 命運，欲獨善其身於人種競爭之外，豈可得乎？」參見〔日〕近衛篤麿，〈同人種同盟 附支那問題研究の必要〉，《太陽》4 卷 1 號（1898 年 1 月 1 日，東京），頁 2。 18 〔日〕藤原彰、今井清一、大江志乃夫、江草忠允編，《近代日本史の基礎知識》增補 版（東京：有斐閣，1979），頁 126。 19 〔日〕稻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 37：大本営》（東京：みすず書房，1967），資料解 說，頁 27-28。 20 川上操六於公於私，皆對以中日為中心之東亞合作保全的提倡不遺餘力。如明治三十四 年（1901）一月，川上捐出變賣自宅所得款項，充當東亞同文書院的創設基金。該書院 成立於同年五月，係東亞同文會在上海成立的高等教育機構，延聘陸軍軍人根津一 （1860-1927）擔任院長，學生主要是日本人，以促進中日合作、謀求東亞久安為其教育
外國事務、諜報關係部員宇都宮太郎（1861-1922）大尉到武昌，會見張 之洞，表示今後中、日兩國為共同對抗白色人種，中國實有必要藉由日 本援助加強軍事力量；21為達上述目的，當務之急便是請張聘用日本人 做為軍事顧問，以及派遣留學生赴日學習軍事。22 明治三十一年一月，川上操六升任參謀總長。23二月，川上再命宇都 宮太郎和神尾光臣（1855-1927）大佐拜訪張之洞，並為其剖析利害。24 張氏最後決定派遣譚嗣同（1865-1898）、黎元洪（1864-1928）、張彪 （1860-1927）等六名屬下，由宇都宮太郎陪同，前往考察日本陸軍，為 日後派遣留學生預作準備。25明治三十二年三月，神尾光臣復與劉坤一 會談。同年四月，川上又派遣其門下要員、26參謀本部第二部長福島安 正（1852-1919）大佐，分別於南京（九日）、武昌（十八日）會晤劉、 張兩總督。27參謀本部一連串主動積極的運作，終使得原本於外交路線 上站在「聯俄制日」立場的張之洞和劉坤一，於思想上漸轉向「聯英、 日制俄」。其中張之洞思想轉向表現於實際行動上，主要為二大政策：
宗旨。參見〔日〕小島晉治等著，《中国人の日本人観 100 年史》（東京：自由國民社， 1976），頁 226。 21 〔日〕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會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 日記》（東京：岩波書店，2007），第一卷，頁 7。 22 〔日〕黑龍會，《東亜先覚志士記伝》（東京：原書房，1966），下卷，頁 390。 23 東亞同文會編，《対支回顧録》（東京：原書房，1968），下卷，頁 654。 24 參見〈湘撫陳寶箴奏密陳日本欲與我聯英或助戰或排解電〉（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 二月二十五日），收入王彥威纂輯，王亮編，王敬立校，《清季外交史料》（南京：書 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二冊，卷 128-18，頁 2151；張之洞，〈致日本參謀大佐神尾 君光臣〉（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收入張之洞撰，王樹枬編，《張文襄公全集》 （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第四集，卷 154-15，頁 2833。 25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會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 第一卷，頁 46。 26 田村怡與造（1854-1903）、福島安正、伊地知幸介（1854-1917）、大生定孝（1846-1919） 四人，合稱川上的門下四天王。參見〔日〕松下芳男，《日本軍閥興亡史》（東京：芙 蓉書房，2001），上卷，頁 151。 27 東亞同文會編，《対支回顧録》下卷，頁 271-276。
其一，同意延聘日本的軍事教官來華，俾對武昌武備學堂（湖北新式陸 軍軍官的養成所）實施日式軍事教育。28其二，自光緒二十四到二十九 年間（1898-1903），選派湖北、湖南兩省留學生約 100 人負笈東瀛，安 排他們進入軍事學校以學習兵事。29
（二）預備教育的實施學校──成城學校和振武學校
學習武備的中國學生赴日後，必須先進入成城學校，接受預備教育 後，才能正式就讀日本陸軍士官學校。30在探討該校和中國留學生的關 係之前，筆者擬先交代該校和日本國內志願學習軍事者間的關係。 成城學校的前身是明治十八年（1885）一月創立於東京中央區築地 的文武講習館，翌年始改為今名，31校名取自《詩經．大雅》的「哲夫 成城」。明治二十四年（1891）九月，宮內省將位於東京牛込區原町（今 新宿區原町）的土地無償撥交給該校使用，32校址遂由中央區築地遷往 牛込區原町。在戰前的日本，該校主要是針對志願進入陸軍幼年學校、33 陸軍士官學校的學生實施預備教育，亦有畢業生投考海軍兵學校等海軍28 〔日〕渡邊龍策，《近代日中政治交涉史》（東京：雄山閣，1978），頁 85。 29 蘇雲峯，《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1981），頁 247。 30 〔日〕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中国人日本留学史》（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60）， 頁 65。 31 〔日〕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中国留学生史談》（東京：第一書房，1981），頁 193。 32 宮內省為明治憲法下獨立於內閣之外的中央機構，主要職掌是皇室、皇族、華族等相關 事務，其長官為宮內大臣。將校地無償撥付給成城學校使用的宮內大臣為土佐藩出身的 土方久光（1833-1918）。詳參〔日〕吉川弘文館編輯部編，《近代史必携》（東京：吉 川弘文館，2007），頁 107。 33 陸軍幼年學校教授欲成為陸軍士官學校或其預科的學生語學及普通學科，同時施予涵養 軍人精神之必要教育。根據明治二十九年（1896）的新制度，於東京設立陸軍中央幼年 學校，於東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廣島、熊本（即第一到第六師團的駐地）設立陸 軍地方幼年學校。參見〔日〕原剛、安岡昭男編，《日本陸海軍事典コンパクト版》（東 京：新人物往來社，2003），上卷，頁 43。
系的軍校，34或是進入其他文學校。根據外相廣田弘毅（1878-1948）於 昭和十年（1935）五月二十九日在成城學校創立五十周年紀念典禮上的 致詞，可知該校在 50 年間（1885-1935）約有 6,000 名畢業生，其中半 數成為日本陸、海軍的將校。35由此數字來看，說該校是戰前培育日本 陸、海軍將校的搖籃亦不為過。 中國派遣留學生赴日學習武備，始於光緒二十四年（明治三十一年， 1898）。就在該年新曆十一月，浙江巡撫劉樹棠（1831-?）選派陳其采 （1880-1954）、吳錫永（1880-?）、舒厚德（1881-?）、許葆英（1877-1957） 等 4 名學生赴日學習武備，此為中國青年留日學習軍事之嚆矢，在清末 到民初蔚為風尚。36他們四人後來都順利自成城學校畢業，再從陸軍士 官學校第一期畢業。如前所述，中國派遣留學生赴日學習軍事，可說是 由力主中日提攜以抗俄國的川上操六極力促成。當時兼任成城學校校長 的川上操六，37決定在明治三十一年為該校中國留學生成立留學生部，38 並命當時參謀本部第二部長福島安正兼任「清國學生監理委員長」，負 責其事，39即形式上是由參謀本部的清國學生監理委員長委託成城學校 代為教育來日學習武備的中國留學生。40福島職責所在，便是比照該校 培育日本籍志願者考上軍校的模式，為中國留學生實施進入陸軍士官學 校前的預備教育。41
34 日本海軍最後一任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小澤治三郎（1886-1966）中將，即畢業於成城學校。 參見〔日〕秦郁彥，《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頁 174。 35 亞細亞歷史資料中心（Japan Center f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ers.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以下簡稱 JACAR），Ref. B05016222300（第 1 畫像目），外務省記錄，H 門東 方文化事業，7 類資料，雜集第二卷（B-H-07-02-00-07-0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36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33-34。 37 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中国人日本留学史》，頁 65。 38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136。 39 JACAR，Ref. C06083559500（第 3 畫像目），陸軍省大日記，貳大日記，明治 35 年乾 「貳大日記 3 月」（陸軍省-貳大日記-M35-3-17）。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40 〔日〕實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東京：日華學會，1939），頁 86。 41 實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頁 77。
根據《成城學校中華留學生部沿革》記載，其最初的「教育方針」 如下： 本校依據特別的教育法，將學生分為文、武兩班，採用自編之日語、 日文的教科書，配合各人之目的，授以高等或普通教育，本校畢業 後武學生直接成為陸軍士官學校候補生，文學生則進入各大學或高 等專門學校。42 由此可知，畢業自該校的中國留學生日籍學生，升學管道皆不限於軍校。 不過該校日籍畢業生中，武科學生和文科學生的比例大約是 1：1，即 6,000 人中各占約 3,000 人。而中國留學生亦是武、文兩科的志願者皆收， 但是後者為數不多。根據黃福慶研究，自明治三十一年成城學校成立留 學生部，至昭和十二年（1937）中日戰起，肄業及畢業於該校的中國留 學生計達 1,613 人（其中至 1912 年止，畢業者有 528 人）。43 繼浙江派遣吳錫永等 4 人之後，張之洞在宇都宮太郎、福島安正等 參謀本部特使的勸說下，亦先後兩次派遣兩湖的留學生赴日學習軍事。 第一次為光緒二十四年，選派了譚興沛、徐方謙、段蘭芳、蕭星垣（1874-?） 4 人，44除譚興沛中途退學外，其餘 3 人均先後從成城學校、陸軍士官學 校第一期畢業。45第二次為光緒二十五年（1899），張之洞擴大規模， 派遣劉邦驥（1868-1930）等 18 名學生赴日，並透過駐上海的日本總領 事代理小田切萬壽之助（1868-1934）轉交 18 人半年間的學費 2,850 日 圓。46劉邦驥等人其後亦順利自陸軍士官學校第一期畢業。 繼浙江、兩湖之後，劉坤一、四川總督岑春煊（1861-1933）、直隸
42 實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頁 86。 43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137。 44 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中国人日本留学史》，頁 65、189。 45 東亞同文會調查編纂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卒業支那留學生表〉，《支那年鑑》第四 回，頁 706-707。 46 JACAR，Ref. C04013582300（第 2 畫像目），陸軍省大日記，壹大日記，明治 32 年「壹 大日記」（陸軍省-壹大日記-M32-3-9）。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1859-1916）等人亦陸續選派留學生赴日，47總 計中國各地於光緒二十四年送出之第一批赴日學習武備的留學生共約 70 餘人。誠如黃福慶所指出的，晚清政府雖然極端專制，然而各地方督 撫之權力日隆，且率多各自為政。以派遣武備留學生一事，即由各督撫 視地方實際需要自行辦理，早期實與中央的練兵處無關。48各督撫一則 為培植自身勢力，確保所控地盤；二則為了博得開明之美名，故遣送留 學生出國學習武備。49截至明治三十六年（1903）成城學校停止招收中 國武備留學生為止，先後畢業於該校者總共有 175 人。50 成城學校的日本學生修業期限為五年，但因中國亟需軍事人才編練 新軍，日方參酌後，決定採用速成之法，將該校留學生部武科學生修業 期間縮短為 16 個月。學科課程方面，前半年以加強日語、日文為主，後 10 個月教授普通科目，內容與一般日本中學校的課程無異；術科課程方 面，則有體操、劍術、單兵教練、部隊教練、射擊初步、距離測量等。51 最初中國留日武備學生人數尚少，日方先安排東京牛込區藥王寺前 町藤城方為學生們的暫時寄宿處。52待人數漸增，日方為了方便學生通 學，乃於牛込區河田町增設留學生之校外宿舍，又在其北側增築禮堂、 教室等，使原有的宿舍和新建的校舍連成一片，命名曰振武學校，並於
47 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中国人日本留学史》，頁 65。 48 練兵處成立於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1903 年 12 月 4 日），位於北京錫拉胡同，為 指導全國之新軍編練而成立的中央專責機關，以慶親王奕劻（1838-1917）為總理練兵事 務大臣，袁世凱為會辦大臣，鐵良（1863-1939）為襄辦大臣。下設總提調和軍政、軍令、 軍學三司。以徐世昌（1855-1939）為總提調，劉永慶（1862-1906）為軍政司正使，陸 嘉谷為軍政司副使，段祺瑞為軍令司正使，馮國璋（1860-1919）為軍令司副使，王士珍 （1861-1930）為軍學司正使，陸建章（1862-1918）為軍學司副使。練兵處成立後不久， 奕劻以「衰邁多病」為由請辭，實權便落入袁世凱手中。參見牛俊法、張陸、王紹軍著， 《百年中國史話：軍制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 103。 49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34。 50 明治三十三至三十六年（1900-1903）畢業生依序為 45 名、30 名、7 名、93 名。詳參黃 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36-37。 51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137。 52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36。
明治三十六年七月正式成立。在擴建過程中，袁世凱捐贈兩萬日圓，為 學校擴建經費的主要來源。53振武學校係專門為有志進入陸軍士官學校 的中國留學生實施預備教育而設，故只招收武科學生。54該校成立後， 在成城學校修業的中國武備留學生，一律移至振武學校。55 光緒三十年四月五日（1904 年 5 月 19 日），練兵處奏定「選派陸 軍學生分班游學章程」（16 條），規定今後凡志願學習武備的學生，須 先由各省督撫咨送練兵處，經該處考選及格者始能派遣留學。56同時規 定今後每年從各省挑選 100 名 18 至 22 歲的學生赴振武學校留學，經費 一律由中國政府負擔。57同年十二月，練兵處即選派學生 123 人（練兵處 官生 104 人，附送之直隸省官生 19 人），送往振武學校留學，並以趙理 泰（1868-1925）為監督。清政府派遣武備學生赴日留學一事，至此始制 度化，即統一派遣官費（公費）留學生，並擇優津貼自費生，使之成為 官費生。58 振武學校的修業年限，因時期而有所不同。創立之初比成城學校短 1 個月，即 15 個月。明治三十八年（1905）十月，延長 3 個月，為 18
53 黃自進主編，《蔣中正先生留日學習實錄》（臺北：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01）， 頁 22。 54 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中国人日本留学史》，頁 68。 55 李烈鈞（1882-1946）便是由成城學校轉至振武學校就讀的第一期生。詳參〔日〕阿部洋 監修，佐藤尚子、蔭山雅博、一見真理子、橋本學編，《中華留学生教育小史》（東京： 日本圖書中心，2005），頁 14。 56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35。 57 劉志強、張學繼，《百年中國史話：留學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頁 140。 58 〈各省自送游學日本陸軍學生名單暨學費操衣事項有關文冊〉（1904 年 8 月-1906 年 6 月），《清朝陸軍部（兵部）檔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檢索號一五○四-102。 這份在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初四（1906 年 7 月 24 日）由兵部完成的統計資料顯示，留日 學習陸軍的官費生計 376 名，自費生 22 名，由自費改官費者 69 名，不明官費或自費者 71 名，共計 538 名。此數字除可顯示日俄戰後中國學生赴日學習武備之蔚然成風外，亦 可見清政府以官費生為主流及改自費生為官費生之既定政策。
個月。次年，再改為 2 年，旋又改為 3 年。59此後直到該校於大正三年 停辦為止，修業年限一直維持為 3 年。振武學校停辦後，日本方面熱心 日中兩國軍事教育交流人士，利用其基金成立「振武義會」，揭櫫該會 宗旨為「予研究軍事而留學之鄰邦各國學生方便，並促進國民間之互相 親睦」。60該機構雖已不是學校，然獎掖留學教育的精神依然傳承。
（三）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中國留學生教育
陸軍士官學校是培育日本陸軍基層軍官幹部的搖籃，前身為明治元 年（1868）於京都成立的兵學校（後改稱兵學所）。61翌年九月遷往大 阪城附近，改稱兵學寮，62由主張建立國民徵兵制度的兵部大輔（次官） 大村益次郎（1825-1869）主持。63大村為培育徵兵制度下的軍官幹部， 聘請法國教官對出身諸藩武士的入學者施以法式兵學教育。64大阪兵學 寮後又改稱陸軍兵學寮，並於明治四年（1871）隨著鎮臺（明治前期陸 軍的軍團）制創設遷往東京皇居附近的和田倉門外。65 根據明治七年（1874）十月公布的「陸軍士官學校條例」，陸軍兵 學寮改稱為陸軍士官學校，由陸軍省長官陸軍卿直接管轄，首任校長為 曾我祐準（1844-1935）。同年十二月，陸軍士官學校創校於牛込區市之 谷台，從此市之谷成為該校代名詞。66該校延聘法國教官教授法式兵學， 故教育制度亦模仿法國，稱為「士官生徒制度」。陸士招收對象為初中59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37。 60 東亞同文會編，《対支回顧録》，上卷，頁 713。 61 原剛、安岡昭男編，《日本陸海軍事典コンパクト版》上卷，頁 41-42。 62 〔日〕稻葉稔，《大村益次郎──軍事の天才といわれた男》（東京：PHP 研究所，1998）， 頁 364。 63 〔日〕小島慶三，《戊辰戦争から西南戦争へ》（東京：中央公論社，1996），頁 123。 64 〔日〕高橋典幸、山田邦明、保谷徹、一ノ瀨俊也，《日本軍事史》（東京：吉川弘文 館，2006），頁 302-303。 65 〔日〕武岡淳彥，《日本陸軍史百題──なぜ敗れたのか》（東京：亞紀書房，1995）， 頁 14。 66 〔日〕寺田近雄，《日本軍隊用語集》（東京：立風書房，1997），頁 128。
畢業生，修業年限因兵科不同而異，步兵科、騎兵科二年（1876 年改為 三年），砲兵科、工兵科三年（1876 年改為四年，1881 年再改為五年）。 自明治八年（1875）二月的第一期士官生徒入學，至明治二十年（1887） 六月陸軍士官學校條例改正為止，士官生徒制度共延續了十一期，計有 1,285 人畢業。67 誠如前述，川上操六、桂太郎、兒玉源太郎於明治十九到二十二年 間進行軍制改革，將日本陸軍的建軍模式從法國式轉換為普魯士式。此 項改革表現在陸軍士官學校之招生制度上，即該校從法國式的士官生徒 制度，轉變為普魯士式的「士官候補生制度」。士官生徒制度至明治十 九年入校的第十一期生為止，便劃上了休止符，翌年以降的學生悉數適 用士官候補生制度。68 士官生徒制度和士官候補生制度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乃直接招收 士官生徒（學生）入學接受軍事教育，畢業後逕以軍官任用；而後者在 入學前，入學考試錄取的士官候補生須先於每年十二月以一等兵身分進 入指定的聯隊或大隊，親身體驗士兵行伍生活。到翌年六月升為上等兵 為止，共在原隊接受為期 7 個月的士兵勤務訓練。翌年八月升為伍長， 入伍滿一年後的翌年十二月升為軍曹，亦即在原隊接受下士官 5 個月的 勤務訓練。在經歷這一年間由一等兵升至軍曹並學習各項勤務後，於升 上軍曹之際進入陸軍士官學校。於該校經一年六個月的學習後，畢業時 晉升為曹長，再以曹長身分回到二年半前入伍的原隊，擔任半年的見習 少尉，經由原隊之將校團推薦，方可正式取得少尉任用資格。69比較新 舊兩套制度，可知新制士官候補生制度下之掛階（任官），由於多了一 年的士兵、士官經歷和半年的見習少尉資歷，較舊制士官生徒制度要慢 一年六個月左右。70以上在論述清末中國留學生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
67 原剛、安岡昭男編，《日本陸海軍事典コンパクト版》上卷，頁 42。 68 〔日〕桑原嶽，《市ヶ谷台に学んだ人々》（東京：文京出版，2000），頁 24。 69 〔日〕大濱徹也、小澤郁郎編，《帝國陸海軍事典》（東京：同成社，1995），頁 101。 70 桑原嶽，《市ヶ谷台に学んだ人々》，頁 26-27。
亦適用士官候補生制度時，筆者為求行文明快，所提到的各項軍階仍以 日本陸軍中的名稱為主。而日本陸軍、清末新軍及民國陸軍之軍職、軍 階對照表，可參閱附表五。 陸軍士官學校自從改為士官候補生制度後，招生對象亦從士官生徒 制度時代的初中畢業生改為高中畢業生。除既有的步、騎、砲、工四兵 科外，明治二十九年（1896）又增設輜重兵科。明治三十一年一月，日 本陸軍官制改革，於軍政機構陸軍省之下，設立了一個專掌軍學、訓練 的機構──教育總監部，71自此陸軍士官學校便歸教育總監部管轄。自明 治二十一年（1888）十一月，經歷一年部隊生活的第一期士官候補生入 學，至昭和十七年（1942）四月第五十八期士官候補生入學為止，士官 候補生制度共延續了五十八期，72計有 37,461 人畢業。若加計前十一期 的士官生徒畢業人數 1,285 人，則陸士自明治八年（1875）創校，至昭 和二十年（1945）關閉，前後七十年間，共計招收六十九期，總畢業人 數為 38,746 人。73 清末中國留學生之赴日學習武備始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由於 日本國內早在十一年前（1887）已將陸軍士官學校的招生制度，更改為 普魯士式的士官候補生制度，故中國的武備留學生從第一期生（1901 年
71 教育總監部的前身原為明治二十年（1887）五月設立的監軍部，係一個獨立於陸軍省之 外的機構。明治三十一年（1898）一月，監軍部改組為教育總監部之後，旋依「教育總 監部條例」規定，受陸軍大臣管轄。明治三十三年四月，依敕令第一百五十七號的規定， 教育總監部再次成為一個獨立的機構。詳參〔日〕三浦裕史，《軍制講義案》（東京： 信山社出版，1996），頁 45。自此日本陸軍正式確立了三權分立的原則，即以陸軍省掌 軍政，參謀本部掌軍令，教育總監部掌軍學，此三機關合稱為陸軍的「三官衙」。其各 自的機關首長，即陸軍大臣、參謀總長、教育總監三人，習慣上合稱「三長官」。詳參 〔日〕加藤陽子，〈陸軍中堅層の挫折：二．二六事件後の政治過程〉，收入氏著，《模 索する一九三○年代：日米関係と陸軍中堅層》（東京：山川出版社，1998），頁 209-212。 72 第五十八期的士官候補生於昭和二十年六月掛階，係日本陸軍史上最後一批少尉軍官。 若不以畢業掛階，而單以入學做為計算基準，改制後（不含士官生徒制度之舊制十一期） 的陸軍士官學校一共招收了 61 期，其中除最後一期外，皆為士官候補生制度。詳參桑 原嶽，《市ヶ谷台に学んだ人々》，頁 226-228。 73 桑原嶽，《市ヶ谷台に学んだ人々》，頁 226-228。
10 月入學）開始，便和日本國內志願進入陸士的學生（畢業後為第十四 期生）一樣適用該制度。根據黃福慶的統計，自光緒二十六年至宣統二 年（1900-1910），中國武備留學生於接受成城、振武兩校的預備教育後， 進入聯隊者 727 人，其中自陸軍士官學校畢業者計有 673 人。74
三、留日士官生參與中國軍事近代化
（一）參謀制度和軍政、軍令二元制的建立
近代軍事史上的人事制度中有兩大制度，即上層將校的參謀制度， 和下層士卒之徵兵制度。近代的參謀制度和徵兵制度，分別濫觴於十八 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的普魯士和法國，兩者皆為因應法國大革命後歐洲 動盪的情勢。日本於明治維新初期，旋仿效法國於大革命後向平民徵兵， 俾利對抗各國貴族聯軍之作法，75先於明治六年（1873）一月發布徵兵 令，76以士、農、工、商四民共同承擔國防重任為號召，77建立了亞洲第 一支基於徵兵制所組建的近代陸軍。再於明治十一年（1878）十二月， 仿照德國之軍政、軍令二元制，78將參謀本部自軍政機構陸軍省中獨立 出來，成為直屬天皇之陸軍軍令專責機關。79日本其後決定以德國培養 各級參謀將校的陸軍大學校為模範，於明治十八年（1885）三月延聘梅 克爾（Klemens Wilhelm Jacob Meckel，1842-1906）少佐為日本陸軍大學74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 38。 75 〔日〕大江志乃夫，《徴兵制》（東京：岩波書店，1981），頁 24-27。 76 〔日〕加藤陽子，《徴兵制と近代日本，1868-1945》（東京：吉川弘文館，1996），頁 51。 77 〔日〕戶部良一，《日本の近代 9：逆説の軍隊》（東京：中央公論社，1998），頁 46-47。 78 〔日〕大江志乃夫，《日本の参謀本部》（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85），頁 31-35。 79 〔日〕竹山護夫，〈陸海軍中央機関の制度変遷〉，收入〔日〕平川祐弘、竹山護夫合 著，《古代中国から近代西洋へ》（東京：名著刊行會，2009），頁 221。
校的兵學教官，80開始導入參謀將校養成所不可或缺的戰術、戰史教育 及參謀演習旅行等。81源自近代法、德兩國的徵兵制度和參謀制度，遂 成為維新後的日本建立精強軍事力量的兩大支柱。往後軍政、軍令二元 制發展為國務（內閣）和統帥（天皇）分離的制度，促使軍部獨大，進 而挾持日本全國步上軍國主義對外擴張之路，可謂影響近代日本的歷史 發展至鉅。 清末中國透過招聘日籍軍事顧問、教官來華協助建軍或講授兵學， 以及派遣武備留學生赴日學習軍事等作法，亦觸及徵兵、參謀制度和軍 政、軍令二元制，並試圖引進。以下筆者將分別申論之。 在徵兵制度的倡議方面，光緒三十年八月（1904 年 9 月），練兵處 訂定全國分省編練陸軍三十六鎮（師）的計畫，其中規定大省編練三鎮， 中省編練二鎮，小省編練一鎮。82根據這個構想，練兵處除於翌年規定 所需軍費由各省自行籌辦外，也明定徵兵方法、服役年限等一切軍制， 均仿照日本現行制度辦理。到了光緒三十三年十月（1907 年 11 月）， 清廷宣稱新式陸軍中已有採行徵兵制度者，即北洋的第四鎮（駐直隸馬 廠）、第二鎮（駐直隸遷安），及南洋的第九鎮（駐南京）。然其與日 本不同，並非全體國民應盡義務的徵兵制度，只能算是義勇兵制度和傭 兵制度的折衷混合體。83 上述駐南京的第九鎮（師），採行糅合義勇兵制和傭兵制的準徵兵 制度，這是曾任兵部尚書兼山東巡撫的周馥（1837-1921），於擔任兩江
80 〔日〕上法快男，《陸軍大学校》（東京：芙蓉書房，1973），頁 104。 81 〔日〕黑野耐，《参謀本部と陸軍大学校》（東京：講談社，2004），頁 71-75。 82 所謂全國編練陸軍三十六鎮的計畫，除已成立的京畿四鎮、直隸二鎮（此即北洋六鎮） 外，另規定江蘇、四川各三鎮；湖北、廣東、雲南、甘肅各二鎮；山東、安徽、江西、 河南、湖南、浙江、福建、廣西、貴州、山西、陝西、新疆、熱河（尚未建省，置鎮守 使）、奉天、吉林、黑龍江各一鎮。詳見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臺北： 文星書店，1962），上冊，第一編：軍制，頁 53-57。 83 東亞同文會，〈清國新式陸軍ノ評論〉，《東亞同文會報告》95 回（1907 年 11 月 26 日，東京），頁 44。
總督兼南洋大臣任內（1904 年 9 月-1906 年 7 月）所進行的兵制改革， 由時任第九鎮統制（師長）的徐紹楨（1861-1936）協助，徐曾於光緒二 十八年（1902）奉派赴日考察軍事。在徐紹楨麾下，實際負責在南京附 近試辦徵兵制度者，為一批日本陸士畢業生。江寧督練公所（光緒三十 年八月［1904 年 9 月］設立之各省訓練新軍的機構）所轄三個部門── 兵備處、參謀處、教練處，其總辦（處長）分別由日本陸士第一期砲兵 科畢業的許葆英、第三期砲兵科章亮元和第三期工兵科姚鴻法（1882- 1947）擔任。此外，第九鎮轄下的步隊第十七、十八兩協（旅）中，第 十八協統領（旅長）亦由陸士第一期步兵科吳錫永擔任。84 然而徵兵制未及實行而國體已變。85清末的中國之所以無法順利推 動真正的徵兵制度，和戶口調查不確實、86重文輕武的民族性、開辦經 費拮据、缺乏基層軍官等因素密切相關。87 反觀參謀制度則是順利引進，清廷試圖建立如同德國、日本一般的 軍政、軍令二元制。首先探討參謀制度引進的情形。清末所謂的北洋， 原指長江口以北的天津、牛莊（今海城）、登州（今煙臺）三口岸，88後 泛指三口岸所在之直隸（今河北）、奉天（今遼寧）、山東三省的總稱。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1902 年 2 月），袁世凱延聘天津駐屯軍參謀立花 小一郎（1861-1929），89出任直隸省的軍務總匯之所──北洋軍政司的
84 東亞同文會，〈周總督ノ陸軍官制擴張案〉，《東亞同文會報告》80 回（1906 年 7 月 26 日，東京），頁 22-23。 85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冊，第一編：軍制，頁 47。 86 東亞同文會，〈陸軍部ト徵兵事宜〉，《東亞同文會報告》99 回（1908 年 2 月 26 日， 東京），頁 39。 87 東亞同文會，〈清國ノ兵制改革〉，《東亞同文會報告》103 回（1908 年 6 月 26 日， 東京），頁 37。 88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189。 89 〔日〕中村義、藤井昇三、久保田文次等編，《近代日中関係史人名辞典》（東京：東 京堂，2010），頁 360-361。根據《辛丑條約》第九條的規定，中國允許包括日本在內 的條約簽字國 11 國，為保護北京的公使館區域及北京到海口間的交通起見，得在鐵路 沿線的 12 個處所駐兵。當時日本稱這支部隊為「清國駐屯軍」，因其司令部設於天津
參贊軍政會議議員（軍事顧問）。90光緒二十八年，袁即在立花小一郎 的協助規劃下，於保定城內直隸總督署西側設立了參謀學堂。該學堂隸 屬於北洋軍政司參謀處，並由參謀處總辦段祺瑞（1865-1936）兼學堂總 辦（即校長），91此為中國培養新軍參謀軍官的濫觴。參謀學堂學制以 八個月為一期，每期招收學員 160 名，由各部隊軍官遴選之。此外，又 仿照日本參謀本部的外局──陸地測量部負責軍用地圖測繪的作法，92 於參謀處之下設立測繪學堂，亦由段祺瑞擔任學堂總辦。參謀處之下設 有三股：調派股除負責遴選參謀學堂的學員外，也規定授課內容；謀略 股負責選派學成者擔任各鎮（師）、協（旅）的參謀官；測繪股除遴選 測繪學堂學員，也負責將學成者派赴各鎮擔任測繪人員。 光緒三十一年（1905）參謀學堂停辦，翌年袁世凱又於保定原北洋 行營將弁學堂堂址，93成立了北洋軍官學堂，由段祺瑞任督辦，趙理泰
海光寺，故又名天津駐屯軍。參見〔日〕古野直也，《天津軍司令部，1901-1937》（東 京：國書刊行會，1989），頁 54-64。 90 北洋軍政司成立於光緒二十八年五月（1902 年 6 月），由袁世凱自兼督辦，光緒三十年 八月（1904 年 9 月）改稱直隸督練公所。北洋軍政司下轄兵備處（管轄考功、執法、籌 備、糧餉、醫務等股）、參謀處（管轄謀略、調派、測繪等股）、教練處（管轄學務、 校兵等股）等三處部門，以劉永慶、段祺瑞、馮國璋分任總辦。此乃立花小一郎仿效 1900 年 4 月日本軍制上甫告確立之軍政、軍令、軍學三權分立的精神，並將之導入北洋軍政 司之部門設立的結果。此機構不僅為光緒二十九年十月（1903 年 12 月）清廷於中央設 立練兵處的藍本，更是各省成立督練公所的楷模。參照李宗一，《袁世凱傳》（北京： 中華書局，1980），頁 100。並參照袁世凱，〈直隸創設軍政司擬定試辦章程摺〉（1902 年 6 月 21 日），收入天津圖書館等編，《袁世凱奏議》（天津：新華書店天津發行所， 1987），中冊，卷 16，頁 536-542。 91 河北省、保定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會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石家莊：新華書店， 1987），頁 7。 92 大江志乃夫，《日本の参謀本部》，頁 61。 93 北洋行營將弁學堂成立於光緒二十八年五月（1902 年 6 月），遴選曾帶兵的武弁，以八 個月為卒業之期，業成經考選優等者即酌委軍事。此學堂由馮國璋任督辦，雷震春 （?-1919）任總辦，總教習則為日籍教官多賀宗之（1872-1935）。光緒三十年七月（1904 年 8 月）該學堂停辦後，多賀宗之旋轉入北洋速成武備學堂擔任「堂教」，續執教鞭。 詳參袁世凱，〈建設北洋行營將弁學堂擬訂試辦章程摺〉（1902 年 6 月 21 日），收入
任監督，隸屬北洋大臣管轄。該校為清末中國之最高軍事學府，負有造 就參謀將校和高級軍官之責，民國以後改組為陸軍大學。至此，袁世凱 於是將北洋軍官學堂，與先前北洋所開辦之各種陸軍學堂一同納入自身 掌控之下。94 在引進參謀制度的軍制革新中，可看到自陸士畢業的歸國留學生之 活躍。以湖北一地來說，當時練兵處（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與兵部合併 為陸軍部）鑒於各省新軍人數漸增，為求「通國一貫，脈絡相連」，俾 使「將帥不得擅立主名，軍隊亦不得自為風氣」，於光緒三十一年二月 奏定立軍制略，令全國新軍一律改稱為陸軍，並採用統一的建制番號。95 為此，湖北新軍亦納入全國陸軍的體制，其第一鎮（統制張彪）更名為 陸軍第八鎮，並由藍天蔚（1878-1922）擔任正參謀官。同時湖北新軍的 第二鎮（統制黎元洪）亦縮編為第二十一混成協，由陸士第一期步兵科 畢業的吳茂節（1877-1960）擔任正參謀官。96 此外，由軍諮處制定之〈陸軍參謀章程〉中所規定的參謀遴選辦法， 即須畢業於陸軍大學堂（設立之前為軍官學堂）的基本條件，97同樣也 承襲自德國梅克爾少佐為日本所設計的制度。由此可見，陸軍大學校的 制度由德國傳至日本之後，再由日本傳到了中國。
天津圖書館等編，《袁世凱奏議》中冊，卷 16，頁 543。另參閱李宗一，《袁世凱傳》， 頁 114。 94 清政府本擬將陸軍最高學府──陸軍大學堂設於京師，袁世凱亦自知「論其章制，仍應 設於京師」；然又藉口「而高等教習，急切尚難多選，仍不能不借才異地（指延聘外國 教習），在京延訂亦多未變」，故乃奏稱「略事變通，名曰軍官學堂，即在保定省城設 立」，搶先朝廷一步開辦相當於陸軍大學堂的北洋軍官學堂。參見袁世凱，〈北洋設立 軍官學堂擬訂試辦章程請飭立案摺〉（1906 年 6 月 20 日），收入天津圖書館等編，《袁 世凱奏議》下冊，卷 39，頁 1320-1321。 95 袁世凱，〈北洋常備軍擬一律改為陸軍各鎮片〉（1905 年 2 月 25 日），收入天津圖書 館等編，《袁世凱奏議》下冊，卷 32，頁 1090。 96 蘇雲峯，《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北省 1860-1916》，頁 246。 97 東亞同文會，〈陸軍參謀章程〉，《東亞同文會報告》120 回（1909 年 11 月 26 日，東 京），頁 74。
至於軍政、軍令二元制在清末引進中國的情形，論述如下。清朝末 葉所謂同治中興，其主要事功基本上為漢人督撫所建立，如湘軍創始者 曾國藩（1811-1872）、左宗棠（1812-1885），及淮軍創建者李鴻章之 平定太平天國起事和捻變。曾、左、李等人雖以戰功暫時保住了風雨飄 搖的清室江山，惟同、光年間的軍權亦因此旁落漢人督撫之手。繼曾、 左、李而起的漢人大員為袁世凱（河南項城人，又稱袁項城），因其一 手掌握北洋陸軍，引起滿洲親貴猜忌。清末民初政治要員曹汝霖（1877- 1966）在其回憶錄中，對當時滿洲親貴作法及其所引發的後遺症等有如 下獨到的剖析： 項城內調為軍機大臣，北洋新軍統歸陸軍部節制。陸軍部尚書鐵寶 臣（按：鐵良），亦滿員中之佼佼者，以為軍權歸入中央，即可中 央集權；反對行憲，亦是此君。豈知小站新軍由項城一手訓練而成， 將領都是項城的心腹，向來只知有袁宮保，豈鐵寶臣所能轉移。後 以良賚臣之建議，加入日本士官出身之將領，意在分化原來之將 領。反起了派別之爭，成為革命之先鋒，豈非人事之不臧歟。98 由上可知，陸軍部尚書鐵良（1863-1939）力求中央集權，極力提拔陸士 第二期步兵科畢業的良弼（1887-1912）及其他滿族出身的青年將校；99 並接受良弼建議，擇優錄用日本陸士畢業生掌管軍事，目的便是為了打 破袁世凱所壟斷的北洋軍權。只是誰也沒有想到，如此一來反而加深了
98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0），頁 46。 99 良弼，愛新覺羅氏，字賚臣，隸上三旗之一的鑲黃旗，為鴉片戰爭時的兩江總督伊里 布（1772-1843）之孫。清末時擔任禁衛軍第一協（旅）的統領官（旅長），後升軍諮府 （參謀本部）軍諮使。《清史稿》中稱其「平日以知兵名，改軍制，練新軍，立軍學， 良弼皆主其謀。尤留意人才，自將帥以至軍士，莫不延納」。參見趙爾巽等撰，《清史 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第 42 冊，卷 470，列傳 257，頁 12799。良弼為清末 滿臣中的棟樑之才，武昌起事後，思以立憲消弭革命，為滿清權貴所組成之君主立憲維 持會（俗稱宗社黨）的健將，上下皆恃以為重。民國元年（1912）一月，遭京津同盟會 的刺客彭家珍（1888-1912）襲擊殞命，清室權貴震慄，於是宣統帝溥儀（1906-1967） 遜位之局乃定。
北洋派和留日士官派的對立，在辛亥革命及其後的南北對立等諸多史實 中均可看出，影響甚為深遠。
滿洲的皇族親貴竭力推動中央集權政策，其中以鐵良最為熱衷。100
當時鐵良的作法，實為仿效普魯士的參謀總長大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Graf von Moltke, 1800-1891）將軍之統一日耳曼邦聯兵制的故
智，極力將各省兵權收歸中央政府。101光緒三十三年二月（1907 年 3 月）， 陸軍部即由鐵良擔任調查主任，參酌日本的制度，著手研究設立新的軍 令系統機構──軍諮府。102然而，此與德國、日本之軍令系統機構原先 均附屬於軍政系統機構，後來才獨立出來的情形一樣，103軍諮府在其組 織、機能尚未完備建全到足堪獨立作業之前，暫名軍諮處，104和籌辦海 軍處同屬陸軍部管轄，兩者後來才分別獨立為軍諮府、海軍部。105 〈軍諮處暫行章程〉第一條即開宗明義規定：「軍諮處為贊助皇上， 通籌全國陸海各軍事宜之所。凡關於國防用兵之一切的命令計畫，悉由 本處擬案經親裁後下陸海軍部（海軍部未設以前為海軍處）辦理。」106而
100 東亞同文會，〈陸軍兵學校設置計畫〉，《東亞同文會報告》87 回（1907 年 2 月 26 日， 東京），頁 31。 101 東亞同文會，〈兵權統一ノ難〉，《東亞同文會報告》88 回（1907 年 3 月 26 日，東京）， 頁 27。 102 東亞同文會，〈軍諮府設立〉，《東亞同文會報告》88 回，頁 26。 103 擔任日本駐德國公使館武官的桂太郎，於明治十一年（1878）七月返國就任陸軍省轄下 的參謀局諜報提理一職。桂太郎力主仿效德國之軍政、軍令二元制，將負責作戰發令、 動員計畫等軍令業務的參謀局，自軍政系統的陸軍省分離出來。由於桂太郎的籌劃，同 年十二月制定了《參謀本部條例》，參謀本部遂得自陸軍省獨立。至此，日本遂和德國 相同，成為軍政、軍令二元制的國家。參照大江志乃夫，《日本の参謀本部》，頁 28-31。 104 東亞同文會，〈軍諮處設立情況〉，《東亞同文會報告》117 回（1909 年 8 月 26 日， 東京），頁 52。 105 籌辦海軍處於宣統二年十一月三日（1910 年 12 月 4 日）升格為海軍部，以載洵 （1885-1949）為海軍大臣。軍諮處則於宣統三年四月十日（1911 年 5 月 8 日）升格為 軍諮府，以毓朗（1864-1922）、載濤（1887-1970）為軍諮大臣。參見李守孔，《中國 近代史》，頁 726。 106 東亞同文會，〈軍諮處暫行章程〉，《東亞同文會報告》119 回（1909 年 10 月 26 日，
明治二十六年（1893）十月三日，日本政府在改正的〈參謀本部條例〉 中，第一條規定「參謀本部為掌國防用兵其事之所」；第二條規定「參 謀總長由陸軍大將或中將一人親補，直隸於天皇參畫帷幄的軍務，並統 轄參謀本部」；第三條規定「參謀總長策案有關國防計畫及用兵之條規， 經親裁後將屬軍令之物移交陸軍大臣奉行」。比對這二份文件，可知清 廷〈軍諮處暫行章程〉的第一條乃日本〈參謀本部條例〉第一至第三條 之濃縮精華版。由此看來，清廷欲使軍令機構（軍諮處）脫離軍政機構 （陸海軍部）的作法，目的是使軍政、軍令二元化，將建軍備戰（軍政） 和調動軍隊（軍令）的權力皆收歸中央所有，以制衡袁系色彩濃厚的北 洋軍權。而此軍制上的重大變更，則是深受德國、日本之軍政、軍令二 元制的影響。107 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1908 年 12 月），清廷仿照日本近衛師團軍 制，於各旗營兵丁中挑選精壯者 12,000 名，組成禁衛軍，108由監國攝政 王載灃（1883-1951）親統，貝勒載濤、毓朗和尚書鐵良出任專司訓練大 臣，109良弼擔任第一協（旅）的統領官（旅長）。軍政系統方面，除續 由鐵良擔任陸軍部尚書外，110籌辦海軍大臣由貝勒載洵、提督薩鎮冰 （1859-1952）出任。軍令系統方面，軍諮處設管理事務大臣兩人，分別 由毓朗、載濤兩位貝勒出任。以上種種人事安排，均是滿族親貴亟欲將 兵權收歸中央所有的具體表現。然由於清末八旗子弟多沾染紈絝習氣， 東渡日本陸士習武的旗人在人數上又遠不及漢人，故鐵良、良弼等為對
東京），頁 66。 107 稻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 37：大本営》，頁 43。 108 東亞同文會，〈禁衛軍〉，《東亞同文會報告》110 回（1909 年 1 月 26 日，東京）， 頁 53。 109 參見馮明珠主編，《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清史館未刊紀志表傳稿本專輯──志》（臺北： 沉香亭企業社，2009），第六冊，頁 3100-3101。 110 宣統二年（1910）八月，繼鐵良之後出任陸軍部尚書者為擔任駐德公使六年之久的旗人 廕昌（1859-1928）。參見東亞同文會調查編纂部，〈陸軍部尚書廕昌氏〉，《東亞同 文會支那調查報告書》1 卷 4 號（1910 年 8 月 15 日，東京），頁 45。
抗袁系的北洋勢力，遂起用多位日本陸士的非旗人畢業生，並委以重任。 如軍諮處的軍諮正使馮國璋、軍諮副使哈漢章（1879-1953），111和第一 廳廳長盧靜遠（1874-1945）、第二廳廳長馮耿光（1882-1965）、112第 三廳廳長陳其采、113第四廳廳長章遹駿（1877-?）及第五廳廳長姚寶來 皆非旗人。其中，哈漢章和五位廳長中的盧靜遠、馮耿光、陳其采、章 遹駿四人，皆為日本陸士第一、二期的畢業生。114由此可知，在清末滿 清權貴致力將軍權收歸中央的過程中，陸士出身之中國留學生在軍諮處 （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二）秋季野戰演習的實施
在清末朝野上下吸收西法以改革軍事、編練新軍的潮流中，日本是 繼德國之後第二個派遣軍事顧問、教官赴華，協助清廷進行軍事建設的 國家。即以畿輔重鎮所在地直隸為例，自光緒二十七年袁世凱延聘立花 小一郎出任北洋軍政司軍事顧問後，日本陸軍校尉便絡繹於途，紛紛受111 哈漢章，字雲裳，為湖北漢陽出身的回族。宣統元年五月（1909 年 6 月），在兩江總督 端方（1861-1911）所奏薦的陸軍人才中，排名第一為兩江督練公所總參議舒清阿 （1877-?），排名第二的即為哈漢章，排名第三的為陸軍部軍學司司長良弼。其下還有 軍制司司長易迺謙（1880-1936）、盧靜遠、江陰要塞工程局總辦章亮元（1876-1959） 等。參見〔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大清宣統政紀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4）， 第一冊，頁 245。又根據附表四可得知，以上 6 名皆出身自日本陸士中國留學生之前三 期，可知彼等在清末的軍事改革中受到重用。 112 馮耿光，字幼偉，廣東番禺人。馮擔任軍諮處第二廳廳長時，每月以俸祿銀四百兩之半 額幫助時年方十二、三歲的梅蘭芳（1894-1961），使其日後得以成為京劇四大名旦之 首。民國三年（1914）五月，馮曾擔任袁世凱之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的軍事顧問。 參照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頁 40-41。 113 陳其采，字藹士，浙江吳興人，是清末最早派赴日本學習武備的四名留學生之一。其采 為蔣中正（1887-1975）的結義兄長陳其美（字英士，1878-1916）之胞弟，亦為主管國 民黨黨務的「CC 系」負責人──陳果夫（1892-1951）、陳立夫（1900-2001）兄弟的三 叔。參見查顯琳，《扶顛持危──陳英士傳》（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4），頁 4-5。 114 哈漢章為第二期步兵科，盧靜遠為第一期砲兵科，馮耿光為第二期步兵科，陳其采為第 一期步兵科，章遹駿為第一期工兵科。非陸士出身的為馮國璋和姚寶來。
聘至北洋軍擔任練兵顧問或軍校教官。 由於獲得滿清中央政府在財政上的鼎力支持，115加上日本軍事顧 問、教官擘劃協助，清末的新軍（1905 年 2 月起一律改稱陸軍）建設中， 成果最宏、收效最速的首推袁世凱奉旨編練的北洋六鎮（師）。116光緒 三十三年（1907），北洋六鎮總兵力共約 7 萬人，117除第一鎮（統制為 鐵良）係由原來的「京旗常備軍」改編而成外，118其餘五鎮均源自袁世 凱在小站練兵時的嫡系部隊。119北洋六鎮的成立背景，除肩負畿輔重地 防務以鞏衛京師，和光緒三十年（1904）二月爆發的日俄戰爭亦有因果 關係。由於清廷宣布劃遼河以東為日俄戰區，120袁世凱有感於守備遼河 以西之中立地帶兵力不足，為了國防上的迫切需求，遂加速北洋六鎮的 建軍工作。121 自光緒二十六年底（1900）下詔變法起，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 立憲運動止，於此所謂「庚子後的新政」時期，作為軍事新政的一環，122 袁世凱帳下的日本練兵顧問、教官，亦將日本陸軍自明治建軍後，每年 秋季舉辦軍事演習的慣例引進北洋軍中。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北洋六鎮
115 文公直曰：「袁世凱既至北洋，即藉清政府雷霆萬鈞之力，吸全國之財以供北洋一區練 兵之用。」參見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冊，第一編：軍制，頁 40。更具 體地說，袁世凱係以練兵處會辦練兵大臣的名義，將各省認籌的練兵費集中用於北洋一 地。根據李宗一的統計，光緒三十一年各省實解的練兵費，總計九百零十一萬兩，其中 便有六百多萬兩用於北洋各鎮的建設上。參見李宗一，《袁世凱傳》，頁 102。 116 東亞同文會，〈清國ノ模範陸軍〉，《東亞同文會報告》77 回（1906 年 4 月 26 日，東 京），頁 28。 117 第一鎮駐直隸保定，第二鎮駐直隸遷安，第三鎮駐保定、錦州，第四鎮駐直隸馬廠、小 站，第五鎮駐山東濟南，第六鎮駐近畿南苑。參見東亞同文會，〈清國新式陸軍ノ評論〉， 《東亞同文會報告》95 回（1907 年 11 月 26 日，東京），頁 43。 118 〔日〕波多野善大，《中国近代軍閥の研究》（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3），頁 117。 119 牛俊法、張陸、王紹軍著，《百年中國史話：軍制史話》，頁 102。 120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341。 121 東亞同文會，〈清國ノ陸軍（中）〉，《東亞同文會報告》131 回（1910 年 5 月 30 日， 東京），頁 20。 122 李守孔，《中國近代史》，頁 711。
次第組訓完畢，皆告成立。清廷為驗收其訓練成果，在同年九月二十五 日（10 月 23 日）起三日間，於直隸省河間府舉行秋操（即日軍的秋季 演習），123此亦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正式且大規模之新式陸軍野戰演 習。124此時距日俄戰爭結束未及半年。 河間秋操時，六鎮中抽調出近半數兵力，約 35,500 人，分成攻（南）、 守（北）兩軍，第一鎮統制（師長）王英楷（1861-1908）擔任自山東北 上進攻的南軍之總統官（軍司令官），125第四鎮統制段祺瑞擔任自保定 南下防禦的北軍之總統官。南軍攻擊、北軍守禦，演習會操於河間一帶。 袁世凱和鐵良擔任閱操大臣，馮國璋擔任閱兵處總參議，各國駐華使節 暨武官、中外記者、各省代表等均受邀觀操。演習中，外國武官曾目睹 約 20 名左右的日本軍人擔任指揮工作，他們就是協助擘劃此次秋操的日 本軍事顧問團。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1906 年 1 月 8 日），袁世 凱曾上奏章請清廷頒贈勳章嘉獎之，126以表揚彼等對中國建設新式陸軍
123 東亞同文會，〈清國秋季大演習〉，《東亞同文會報告》68 回（1905 年 7 月 26 日，東 京），頁 32-33。 124 文公直對此次演習曾評曰：「此一役也，仿列邦之成規，創中國所未有。雖未極燦然大 備，要使在伍之將士，人人得知戰鬥狀況及己身擔負之責任，平日所授之課，一一均見 諸實施。作戰之計畫，種種胥求其賅備，亦足以導國民以尚武，練萬眾為一心矣。」參 見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冊，第一編：軍制，頁 58。 125 王英楷為民國時直系軍閥要人、陸士第六期步兵科孫傳芳（1885-1935）之姊夫，也是 將北洋軍中之德國教官所引進的德語操練用語，改成通俗易懂之華語訓練用語（如「立 正」、「稍息」）的創始人。身兼北洋督練公所總參議官的王英楷，在北洋軍中的地位 僅次於袁世凱，負責彙整兵備、參謀、教練三處之議而裁決之，可謂北洋陸軍全體的樞 紐。王英楷和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四人，素有袁世凱麾下四大天王之稱。後因其病 故，餘三人方被改稱「北洋三傑」。參見〔日〕宗方小太郎，〈北洋督練處總參議の交 迭〉（報告第一百七十一號，1906 年 2 月 20 日），收入〔日〕神谷正男編，《宗方小 太郎文書：近代中國秘錄》（東京：原書房，1975），頁 165；李新、孫思白主編，《民 國人物傳》（北京：中華書局，1978），第一卷，頁 162。 126 袁在奏章中曰：「再：北洋創練新軍，一切營章操典，略仿各國成規。而日本兵制，取 則歐洲，其兵書纂述宏富，文字相近，易於譯錄。曾經臣延聘日本武備人員，翻譯該國 兵書，藉資考證。本年舉行會操，為中國創辦之事，當派令各該譯員襄同經理，深資得 力。核其在事勤勞，自宜量予獎勵。相應請旨將日本炮兵少佐坂西利八郎賞給正參領
初見成效之貢獻。 河間秋操舉行翌年，即光緒三十二年九月五日（1906 年 10 月 22 日） 起三日間，袁世凱指揮的北洋陸軍，聯合張之洞指揮的湖北陸軍，於河 南省彰德府和湯陰縣之間，127舉行了第二次大規模的秋季野戰演習，名 曰彰德秋操。128南北兩軍共動員三萬三千九百餘人，129由第三鎮統制段 祺瑞擔任北軍（攻擊軍）之總統官（軍長），130第八鎮統制張彪擔任南 軍（防禦軍）之總統官。131負責講評的閱操大臣仍為袁世凱和鐵良，132王 士珍為閱兵處總參議。日本陸士第二期步兵科畢業的哈漢章為中央審判 官長，馮國璋為南軍審判官長，哈漢章陸士之同期同兵科同學良弼為北 軍審判官長。陸士第一期砲兵科盧靜遠擔任遞運官，同期工兵科章遹駿 擔任傳達官。並由首批留美幼童之一，曾在耶魯大學學習法律的蔡紹基 （1859-1933）擔任外賓接待官；袁世凱麾下的重要幹部，日後成為皖系 軍閥中心人物之一的倪嗣冲（1868-1924）擔任內賓接待官。133此外，各
銜；……，以資酬獎。除咨外務部查照外，理合附片陳請。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參見袁世凱，〈請賞給日本炮兵少佐坂西利八郎等寶星片〉（1906 年 1 月 8 日），收入 天津圖書館等編，《袁世凱奏議》下冊，卷 36，頁 1218。 127 東亞同文會，〈南北大演習結了〉，《東亞同文會報告》84 回（1906 年 11 月 26 日， 東京），頁 33-34。 128 袁世凱，〈校閱本年陸軍會操先將大略情形恭摺復陳摺〉（1906 年 10 月 28 日），收入 天津圖書館等編，《袁世凱奏議》下冊，卷 41，頁 1387-1388。 129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冊，第一編：軍制，頁 59。 130 在段祺瑞麾下擔任該軍總參謀官的，為陸士第一期砲兵科陸錦（1879-1946）。和陸錦 同期同兵科張紹曾，時任第五混成鎮正參謀官；同期騎兵科王廷楨，時任第五鎮（師） 馬隊標統（團長）。參見東亞同文會，〈大演習北軍ノ各官〉，《東亞同文會報告》81 回（1906 年 8 月 26 日，東京），頁 22。 131 東亞同文會，〈秋季陸軍大演習〉，《東亞同文會報告》83 回（1906 年 10 月 26 日， 東京），頁 39。 132 東亞同文會，〈南北大演習結了〉，《東亞同文會報告》84 回，頁 33-34。 133 東亞同文會，〈南北大演習係員〉，《東亞同文會報告》80 回（1906 年 7 月 26 日，東 京），頁 25。
省督撫所派觀操代表一律獲派為審判員。134 由以上名單可看出，兩個閱操大臣及北、南兩軍的審判長，都是一 滿一漢的組合；而所派的滿洲旗人，正是排斥漢族和反對袁世凱主持訓 練北洋六鎮最力的鐵良和良弼。此外，在此次演習中扮演重要角色者， 除袁世凱嫡系的北洋軍官外，留學日本陸士畢業生亦受到重用，並逐漸 嶄露頭角。 此次演習中，還可見到北軍方面有坂西利八郎（1871-1950）、寺西 秀武（1869-1951）等袁世凱之日本軍事顧問的積極參與。135此外，彰德 秋操的評比結果，根據東亞同文會特派觀操的某上尉所云，北洋陸軍在 將校的素養、士官兵的訓練、各級指揮官的聯繫、人馬軀幹的整一、武 器被服裝具的一致等方面，均明顯優於湖北陸軍。136由此可知，北洋六 鎮為清末全國新軍建設中戰力最為突出者，這支武力在日後也成了袁世 凱左右政局的絕佳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