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沈從文對歷史書寫有著深入的思考和認識，以及他在家書中有關當下歷史 變動的種種描述來看，他理想中的那位有情的歷史書寫者，正是他自己本人。但 是就他以土改運動為題材的小說作品〈中隊部〉來看，沈從文理想中的有情的歷 史書寫，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框架之下，根本無法獲得實踐。
〈中隊部〉的篇幅並不長，字數只有 3500 左右。整篇小說以沈從文在四川
52 王德威有關沈從文歷史觀點的論述，參見氏著：《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二十世紀中期的中 國知識分子與藝術家》，頁 102-107。
53 〈來的是誰？〉為沈從文 1971 年的殘作，直到 2006 年才被重新發現，發表於《吉首大學學 報(社會科學版)》2007 年第 1 期，頁 1-6。《沈從文全集》並未收錄該篇。
參加土改的真實經歷為基本原型，藉由電話匯報的敘述形式，勾勒了他在運動過 程中的所見所聞，基本上沒有甚麼故事情節可言。電話匯報是沈從文在土改工作 隊中所屬的中隊部，與上級匯報、請示的常見方式，也是中隊部駐守人員最重要 的工作內容之一。論者以為，這樣的敘述形式本身，保留了當時土改運動中的一 種工作氣氛。54可以說沈從文採用這樣的敘述形式，具有重現土改工作氛圍的重 要功能。另外一方面，論者也指出電話匯報實際上應該是一個對話過程。但在〈中 隊部〉中，與中隊部通電話之上級的聲音和話語，並沒有直接出現，而是藉由中 隊部這方說話者的單方面回答，完成整個對話。也就是說，他將上級的問話隱含 在匯報者的回答之中。論者認為「這種敘述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可以寥寥數 語，也可以拉拉雜雜，從容納信息的角度來說，比一般的小說敘述形式要大得多」。
55但筆者以為，沈從文以這樣的敘述模式來書寫土改運動，一方面凸顯出他和其 他許多像他一樣的土改工作隊員，在運動中處於被動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又反 映出沈從文試圖在官方限定的敘述框架之外，尋求歷史發言權的努力。
我們知道，任何的歷史書寫，都必然涉及到書寫者本身的主體意識，所謂完 全客觀的歷史書寫，幾乎不可能存在。同樣的，沈從文以自己在土改運動期間的 真實見聞為本的歷史書寫，難免會受到他個人的意識形態或價值觀的影響，他筆 下所呈現的「歷史真實」，折射出的其實是他個人對歷史的認知與詮釋。就此而 言，沈從文在官方既定的敘述框架之外，嘗試書寫自己所見證到的「歷史真實」
的舉動，乃可視為他爭取歷史發言權的一種努力，為我們理解他當時對土改運動 或官方文藝規範的態度，提供了一些資訊。為了解沈從文在新中國時期的發言位 置，讓我們先從這篇小說的敘述形式開始談起。
在〈中隊部〉中，沈從文雖然隱去了與中隊部工作人員通電話的上級單位的 聲音，但是整篇小說的發展，卻全部由上級的問話和指示推動，是以小說中幾乎
54 錢芳：〈跛者不忘履─沈從文 1949 年以後的小說創作研究〉，收入陳思和主編，張新穎分冊 主編：《一江柔情流不盡：復旦師生論沈從文》(合肥：安徽教育，2008)，頁 303。
55 同上，頁 303-304。
所有的匯報都從複述對方的問句開始。例如小說的第一段起首幾句話中，有關中 隊部搬遷原因的敘述：「……你是哪裡？喔喔，是的，這裡是中隊部！我們決定 要搬嗎？明天就得動嗎？好好。那容易。」(27；479)由這段回答可知，中隊部的 搬遷決定和搬遷時間，全部由上級指示安排。中隊部的工作人員，是無法自己作 主決定的。沈從文如此設定，真實地反映出土改運動作為一個由官方發起的政治 運動，他和其他被官方組織參與運動的工作隊員，在這場運動中，自始至終都處 於一個被動的政治地位。由於小說中所有工作人員的匯報均圍繞上級的問句展開，
所以我們也不妨視之為官方對於土改運動敘述框架的一種隱喻。值得一提的是，
〈中隊部〉中講電話的匯報者的身分是模糊不清的。沈從文除了透露出匯報者是 中隊部的工作人員之外，對他的姓名、性別或年齡等，均未著墨。我們甚至無法 確定每一次的匯報者是不是同一個人，因此他(或他們)可以指涉中隊部的每一個 人員，乃至參與土改運動的全體工作人員。筆者以為，沈從文這樣的設置，實際 上更擴大了一直隱身在電話另一頭，代表官方的上級之影響力。
另外，官方話語或上級的權威，也展現在小說使用的政治語彙之中。〈中隊 部〉有關土改運動的陳述，基本上都遵循著官方的話語規範。例如他在稱呼農民 時，使用了地主、貧農等按照階級進行的分類方式，對土改過程的描述，也一再 提到批鬥大會、鬥地主、組織農村合作社等詞彙。這些政治性的詞彙在中國的生 產和傳播，其實受到了政治權力支配或操作。沈從文在生活中或小說中使用了這 些詞彙，就表示他已經受到了這些詞彙背後所隱含的政治權力的影響，無論他對 此政治權力是否認同。同樣能夠展現官方話語之權威性的，還有小說中幾乎每一 次匯報的結束，沈從文都用了附和、肯定的語句。譬如「環境就是這樣，得接受，
是的，得改造。可是這是小事，人民翻身才是大事情！」(27；481)以及「是的，
是的，沒有必要，通知他們來撤好。」(27；485)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官 方對人民的掌控一如小說中的上級，所有人都必須對之言聽計從，凡事只說「好 的，好的」和「是的，是的」(27；485)，不能有任何異議。這些肯定、附和的語
句，彰顯出上級的支配能力。雖然在文本中上級的聲音完全沒有出現，但沈從文
的語言動作、周圍環境，特別是自然風景都描寫得非常細緻。但是在希望透過故 事的講述，對讀者產生指導或教誨功能的趙樹理小說中，59無關小說情節推動的 自然風景描寫並不多，可以加強小說故事性的民俗活動描寫，才是作者筆下的重 頭戲。60這與沈從文早期作品多透過自然風景的描述，營造作品的敘述氛圍，和 凸顯書中人物之情感精神的藝術表現方式，具有非常大的差異。
趙樹理在文革以前，是中國備受肯定的小說家。他的作品多用口語化的敘述 語言，在形式上也借鑑了章回小說、評書等古典通俗文學，被譽為是「非常真實 地，非常生動地描寫農民鬥爭」的傑作，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在創作上實踐的一 個勝利」。61在 1947 年的晉冀魯豫邊區文藝座談會上，與會者甚至了提出所謂的
「趙樹理方向」。621956 年的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擴大會議中，趙樹理又被尊稱 為中國現代的語言「學術大師」。63趙樹理作品所代表的通俗化的文學趣味，可以 說是當代主流文壇共同追求的文學目標，是當時的佳作標準。沈從文因擔心自己 的作品不被喜愛趙樹理作品的讀者接受，而頻頻改變寫法的行為，事實上就是他 在自覺地靠向主流文學標準的一種表現。由《沈從文全集》收錄的〈老同志〉第 七稿來看，雖然小說中特別加入許多政治正確的生活感想，但小說的情節簡單而 平淡，說理的部分大於說故事的成分，與趙樹理小說重在說故事的書寫方式截然 不同，並不符合當時讀者的閱讀趣味。沈從文自己評價這次改寫：「事少解釋多，
方法不大好。因為多數人看小說，以事為主，無故事，即不成其為小說也。也過 細，為不必要。主題也若轉到知分改造去了。」(19；295)可見他非常清楚自己的 書寫與主流間差距之所在，這些差距恐怕也是這篇小說屢次被退稿的主要原因。
因此在〈中隊部〉的書寫中，沈從文顯然在敘述語言上作了一些調整，使之更口 語、更大眾化，以符合主流的文學趣味。
59 趙樹理認為「我們寫小說和說書唱戲一樣(說評書就是講小說)，都是勸人的」。趙樹理：〈隨
《下鄉集》寄給農村讀者〉，轉引自洪子誠：《大陸當代文學史(上編)》，頁 144。
60 參見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頁 483。
61 周揚：〈論趙樹理的創作〉，轉引自洪子誠：《大陸當代文學史(上編)》，頁 146。
62 陳荒煤：〈向趙樹理方向邁進〉，轉引自洪子誠：《大陸當代文學史(上編)》，頁 146。
63 周揚：〈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轉引自洪子誠：《大陸當代文學史(上編)》，頁 147。
雖然在敘述語言上稍有改變，但在敘述內容和敘述方式方面，沈從文並沒有 完全依據主流的小說敘述框架，將小說的故事性和講述性放在首位。〈中隊部〉
以側寫的方式，藉由中隊部工作人員之口，敘述川南某個村莊的土改經過。但是 沈從文的描述，並沒有集中表現該村在土改過程中農民們如何覺醒，如何被動員，
之後又如何對抗地主，如何進行批判、鬥爭等其他土改小說常見的故事情節。相 較於其他土改小說，如《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中被描寫得熱火朝天的鬥爭場面，
〈中隊部〉中著筆最多的，反而是當地農村的日常生活。像是農村的自然環境、
堰塘邊釣魚餵貓的老人、雞狗等動物生態，乃至村中能夠聽到的聲音等等。這些 描述與土改運動基本上沒有甚麼直接的聯繫，卻屬於沈從文在家書中所談到的歷 史「靜」的一面。前文已經提到，沈從文在家書中一直強調寫歷史要能夠將歷史 的動、靜面互相結合，寫動、寫變故要會使用靜、家常對比烘托，「鬥爭也可以 從抒情方式加以表現」(19；224)。〈中隊部〉的書寫，顯然就是他此一創作理念 的一次實踐。
可是沈從文這些有關歷史之「靜」的描寫，卻因為他將這篇小說的敘述框架
可是沈從文這些有關歷史之「靜」的描寫，卻因為他將這篇小說的敘述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