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歷史書寫脈絡，自《後漢書》設立〈輿服志〉以來，就產生了記載 服飾及車馬儀仗制度的〈輿服志〉書寫傳統。透過這樣的書寫，中國正史共有十 個朝代的服飾及車旗制度，被完整地保留下來，成為後人了解當代社會文化的重 要文獻。29自唐代以來，歷代的統治者為了闡明歷史的發展流變，並確立自己政
29 這十部正史分別是《後漢書》、《晉書》、《南齊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金 史》、《元史》、《明史》和《清史稿》，不過《新唐書》稱之為〈車服志〉，他書則沿例使用〈輿 服志〉。參見華梅：〈中國歷代《輿服志》研究意義的探析〉，《服飾導刊》2015 年 12 月第 4 期，頁 5。
權存在的合法性，採取官方主導的方式為前朝編修正史。在此修史脈絡下，歷代 正史中的〈輿服志〉，也有著以後代眼光審視與評估前代服御制度的意味。30受政 府單位的委託，沈從文主持編寫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在此意義上承繼了歷 代〈輿服志〉的書寫傳統，只是在觀察視角、書寫內容與呈現方式等方面，卻與 傳統〈輿服志〉產生很大的差異。
首先，歷來的服飾史研究書寫，像沈從文這種以實物圖像資料為主導，且以 札記體書寫說明文字的服飾圖錄，並不多見。傳統的〈輿服志〉，基本上只有文 字的記載，沒有圖像可供參閱。相較於直觀的圖像，文字描述因較為抽象，讀者 在理解其中所提到的器物時，很容易產生分歧和差異。其次，由於隸屬於正史記 載的一部分，傳統〈輿服志〉所記載的服飾制度，以統治階層為主要對象，而且 多屬於禮制上的相關規定，庶民階層的日常衣著服飾，就很難由此獲得了解。再 者，由於中國史書的編撰，具有前述「隔代修史」的傳統，歷代〈輿服志〉儘管 是歷史的記錄，但由於時間的距離，編寫者對前代服飾狀況不可能完全熟悉，遂 使得文本所描述的制度與該制度本身之間，存有一定程度的差異。31以上這些原 因，使得正史中有關服飾的記述，多少會與現實產生一些偏誤。
除了〈輿服志〉一類正史材料，歷代筆記雜著中也有不少涉及當代服飾的資 料，如晉代張敞所著《東宮舊事》，就紀錄了太子納妃時的衣衫制度(32；157)。
但這些紀錄並非針對服飾而作，有關服飾的記載，大都片面瑣碎，不足表現當代 服飾全貌。再者，此類筆記書寫小說故事、紀錄歷史瑣聞，具有古代小說類「街 談巷語，道聽塗說」的特點，32沈從文認為這樣的材料「或故神其說，或以意附 會，即漢人敘漢事，唐人敘唐事，亦難於落實徵信。」(32；5)此外，如同正史材 料多以文字敘述服飾，這些筆記雜著中的資料，也同樣僅有文字，而無圖像可供 佐證的缺點。
30 同上。
31 同上，頁 6。
32 (漢)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轉引自劉葉秋：《歷代筆記概述》，頁 2。
除了〈輿服志〉、《東宮舊事》等文字資料之外，中國古代其實還有一些附有 服飾圖像的書籍。這些書籍大部分為圖解古代禮經而作，如歷代常見的《三禮圖》， 其中所謂三禮，即分別指《周禮》、《儀禮》、《禮記》三本重要的儒家禮儀經典。
這些經典因涉及古代統治階級的禮儀規範，圖解它們的書籍，目的在於向閱讀者 提供合乎文字描述的器物形象，至於文字本身的真實性，並不在繪圖者考慮之列。
因此一旦文字描述有誤，或繪者對文字的理解有誤，其所附圖像就會跟著產生錯 誤。由於各禮經對於服飾形象的記述較為簡略，且此類書籍之編撰時代又與其記 述時代多有差異(如《周禮》內容雖涉及周代禮儀制度，但學界普遍認為其成書年 代晚至戰國時代)，33書中所描述的服飾形象多有與實物不同之處，是以這些依據 文字繪製的服飾形象，就難免與實物有很大差別。
針對以上這些服飾資料的缺點，沈從文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引言》寫道：
「中國服飾研究，文字材料多，和具體問題差距大，純粹由文字出發而作出的說 明和圖解，所得知識實難全面。」(32；5)站在這樣一個質疑過去服飾相關資料的 角度，《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在立論之始，就表明與〈輿服志〉、《東宮舊事》、《三 禮圖》等古代書籍的區別。其中最大的區別，在於《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不但以 圖像為主要研究資料，而且其中的服飾形象，都源自歷代實物或實物圖像資料，
盡可能避免了因時代的距離、文字的抽象描述等原因造成的資料偏誤現象。此外，
在圖像選擇上，有鑑於歷代〈輿服志〉之記載多限於上層階級的缺點，沈從文在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刻意選用了不同時代、不同階級、不同職業者的相關圖 像，較完整地反映了歷代社會不同人民的服飾特色。
在沈從文出版《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之前，國內外的歷史學界，其實已經有 一些以出土文物及圖像資料，研究中國古代服飾史的前例。例如前文提到王國維 的〈胡服考〉，以及日本學者原田淑人於 1925 年出版的《西域繪畫所見服裝的研
33 參見劉兆祐、江弘毅、王祥齡、熊琬、蘇淑芬編著：《國學導讀》(台北：五南，2002)，頁 208。
究》等。然而，王國維考據中國歷史上所謂「胡服」制度的〈胡服考〉，主要以
〈史記〉、〈漢書〉等歷史文獻資料，以及諸多後世箋注家們的說法進行分析。雖 然在文中也提到如日本東京工科大學所藏漢代畫像、山東孝堂山石祠中的漢代壁 畫等圖像材料，但都只是作為佐證文獻的旁證，在文章中一語帶過而已。34倒是 原田淑人的《西域繪畫所見服裝的研究》，藉由敦煌、高昌等西域地區出土的壁 畫資料，探討該區人民的服飾形貌，與沈從文的研究方法比較相近。
對於原田淑人的研究，沈從文顯然並不陌生。他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到原田淑 人，認為其研究「多是從〈輿服志〉著手」，較關注上層社會，自己的研究則主 要關注下層社會，因而有所差別。35 先不論沈從文對原田的評斷是否正確，從這 幾句話中，都可以看出沈從文很自覺地將自己的研究，集中於庶民百姓生活。一 如沈從文所述，《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並不以統治階層的服飾為重，而是對庶民 百姓的裝扮給予更多關注。在編排圖像順序時，甚至還刻意將每一代平民的服飾 圖像，排在該代圖像的最前面。例如書中有關元代服飾的圖像，共有 15 個主題，
其中排在前面的 11 個主題，幾乎都以元代庶民，如農民、工人、漁民、戲子等 下層百姓為主，後面 4 個才涉及到元代統治者，如帝后、官僚等上層階級的服飾。
沈從文此一安排顯然受到新中國以階級意識為綱領之「唯物史觀」的影響，36但 他對下層百姓的關注，其實也延續了他在文學作品中，描述兵士、妓女等底層人 民生活的一貫興趣。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個很重要的特色，還在於其所關注的重點，並不止 於服飾本身，還涉及到影響服飾的日常生活、社會文化，乃至政治環境。一如《邊
34 參見王國維：〈胡服考〉，收入新文豐公司編輯：《叢書集成續編》第 87 冊(台北：新文豐，
1989)，頁 149-162。
35 參見沈從文：〈我是一個很迷信文物的人：在湖南省博物館的演講〉，王亞蓉編：《從文口 述：晚年的沈從文》(香港：商務，2002)，頁 6。
36 根據李之檀的記述，1964 年間，由於社會上正在討論毛澤東有關「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統治 舞台」的言論，在一次有關《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編輯會議中，就有人提出了「圖版可否按 身份等級排列的問題，以突出勞動人民形象」。可見該書圖版的排列，確實受到了政治意識的影 響。參見李之檀：〈沈從文先生的服飾研究歷程(四)〉，頁 10。
城》、《長河》等小說中，對茶峒、呂家坪等小鎮人民日常生活的大量描述，兼具 小說家及歷史學者身分的沈從文，將他過去作品對日常生活的描寫趣味，也帶到 自己的服飾研究之中。在圖像選擇上，可以發現沈從文不但喜歡從繪畫、壁畫等 圖畫中，選取反映生活情境的畫面 (如附圖 8：〈女史箴圖〉中婦女臨鏡化妝的部 分，或是附圖 9：宋人繪〈百馬圖〉中馬夫綁馬尾、鍘草料的情形)，在臨摹玉人、
陶俑等雕塑圖像時，也完整保留了著裝者的樣貌神態，以及動作細節(如前述〈漢 代舞女〉中的陶俑舞女和玉片舞人，見附圖 2、3)。
附圖 8：〈女史箴圖〉局部書影，《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頁 173。
附圖 9：〈百馬圖〉局部書影，《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頁 346。
在說明文字中，沈從文除了關注圖像中的服飾細節之外，也會由此延伸到圖 像本身所展示的生活情境，藉由圖文的相互配合，帶領讀者進入到當時的時代氛 圍中去。譬如前文所論〈宮樂圖〉中，他對白居易描述酒筵弦歌的〈江南喜逢蕭 九徹因話長安舊遊〉一詩的引用，配合該圖的宴飲場景，使讀者對唐代宮廷生活
得以有更豐富的想像，也更能夠貼近圖中人物的情感與心境。又如前文一再提到 的〈漢代舞女〉，因其中一幅圖像出自西王母銅鏡，其說明文字乃從舞女服飾的 分析，延伸到古代社會對巫者的崇拜，進而聚焦到巫蠱對漢代政治社會的影響，
甚至設想到當時「人民椎牛酧神，飲食歌舞，舉國若狂」的生活情境。(32；135) 從舞女聯想到巫者，再從巫者聯想到祀神的場景，沈從文的文字以漢代這些戴著 插滿朱翠的花冠，穿著隨風轉折的長袖舞女圖像為開端，卻能出入於漢代「宮廷 中巫鬼政治勢力」，以及「祀神用年輕美貌女巫歌舞的社會現實」，一方面得益於 其所使用的自由、鬆散的札記文體，一方面也離不開他觸類旁通的聯想能力。
王德威在分析《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對於沈從文之意義時，曾經寫道：
王德威在分析《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對於沈從文之意義時，曾經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