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1964 年成書到 1981 年正式出版，沈從文為完成周恩來交代的任務，一共 等待了 17 年的時間。之所以延宕出版計劃，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局勢的改變。
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後記》，沈從文對此有較為詳細的論述。值得注意的是，
在 1964 年交付中國財經出版社的初稿中，《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全書有正圖 200 幅，說明文字則有 20 萬字。但是到 1981 年該書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正式出版 時，除了原本的正圖外，還另加了 150 餘幅插圖，說明文字也增添到 25 萬字(32；
527)。也就是說，1981 年出版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不同於 1964 年的初稿，比較二書稿之間的差異，對我們了解沈從文這些年的心態轉變，
勢必有很大的幫助。可惜 1964 年的初稿因為沒有正式出版，我們已經很難得知 當初的內容。但是沈從文書信中的相關言論，卻為我們了解作者不同時期對《中 國古代服飾研究》的定位，提供了不少線索。
由沈從文的家書看來，他最早提到有關服飾史的研究工作，是在 1959 年。
在一封寫給兄長的信中，他向這位最值得信賴的大哥提到「希望有機會趁體力來 得及時，把服裝史工作打個基礎，好供全國使用」的想法，且預言「將來歷史畫、
歷史戲，是否有新的進展，也全看這個工作基本材料準備如何。」(20；331-332) 這是目前所知沈從文最早提到服飾史研究書寫的文字。據此可知，當時沈從文想 要投入服飾研究的最大目的，是為各種重現歷史畫面的工作，提供詳實的歷史資 料，21這與本文第二章中提到沈從文基於「美育」的理想，重視歷史真實性的態 度，有非常緊密的關聯。另一方面，從「把服裝史工作打個基礎」一句可見，他 當時預設的寫作方式，很可能是以論述歷代服飾演變為主的通史類型的書寫。
1960 年，沈從文的計劃就已經付諸行動。該年 4 月，他開始草擬該書目錄，
6 月將計劃提交文化部並獲得同意，從此著手展開前期準備作業。(附卷‧55)這
21 沈從文曾經的同事李之檀提到，沈在歷史博物館請畫家、雕塑家創作歷史畫和歷史人物雕 塑，以供館內陳列時，做了大量「提供服飾道具的歷史工具及審查創作小稿等工作」，「基本保 證了這些美術作品的科學性和歷史真實性」。李認為，正是這樣的工作，讓沈從文萌發了編撰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的設想。李之檀：〈沈從文先生的服飾研究歷程(四)〉，頁 7。
一時期，他在書信中多稱該書為《中國服裝史資料》，(20；413)或《中國服飾資 料》，22則其書性質或許已不同於原本預想的通史性書寫，但詳細的規劃卻不得而 知。雖然書本的出版計劃獲得通過，但因為博物館提供給他的人手不多，編撰工 作一直進行得十分緩慢，直到 1963 年都尚未能夠完成。23之所以沒有獲得足夠 的人力支援，可能與歷史博物館領導階層對沈從文及其工作的不重視，有一定的 關聯。作為一個半路出家的歷史研究者，沈從文在歷史博物館的處境並不算佳。
據沈從文昔日的同事們回憶，當時的歷博及國家文物局的領導，都將他看作來博 物館避風的文人，一個「鴛鴦蝴蝶派」，因而館內對他的工作向來「沒什麼安排」， 甚至有段時期竟然沒有給他安排辦公室。24
另一方面，沈從文關注的研究主題，及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又與當時的學術 界多有不同。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文藝界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 講話〉為依據，以從屬於政治為最高指導原則，因此中國的歷史學家們也大多以
「直接服務於現實政治為自己的最高職責，以搞考證、搞遠離現實的學問為恥辱。」
25在以服務於現實政治為最高原則的情況下，其他非政治領域的研究，如文學史、
美術史等，也無不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例如在文學史研究中，政治立場往往成 為評價作家的重要標準。王瑤在他的《中國新文學史稿》(1954)中，對沈從文多 有微詞，就是一個很明顯的實例。在王瑤看來，沈從文的書寫「多是以趣味為中 心的日常鎖屑」，認為他只不過是一個「以文字的技巧來傳達一個奇異哀艷而毫 無社會意義的故事」的寫作者，而且在書寫中，「不自覺地其實是對過去的時代 寄予了一些懷戀」。26以有無社會意義、是否懷戀過去為標準的批評方式，不難看 出王瑤的左翼立場，有論者形容王瑤的這番評論「難掩革命家式的峻急」，27確實
22 參見《沈從文全集》編者對沈從文 1960 年 4 月 8 日致其兄長書信之注釋(20；400)。
23 在 1963 年 6 月 16 日致兄長的信中，沈從文就曾告訴兄長自己上卻一個「搞文獻抄文獻」的 助手。(21；325)
24 參見陳徒手：〈午門城下的沈從文〉，《人有病 天知否：1949 年後中國文壇紀實》，頁 32。
25 王學典：《二十世紀後半期中國史學主潮》，頁 15。
26 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册）》(上海：新文藝，1954)，頁 236。
27 夏中義：〈王瑤和他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南方文壇》(2000 年第 3 期)，頁 40-45。
一語中的。
然而有趣的是，雖然在左翼文學界的批評壓力下轉而投身於博物館事業，沈 從文對有趣味的日常鎖屑之關注非但沒有消失，甚至還呈現出益發嚴重的趨勢。
綜觀其後半生從事的各種研究項目，可以發現幾乎所有的主題都與古人的日常生 活相關。從鎖碎的銅鏡、扇子等物品，到瓷器、漆器及織繡等工藝，沈從文的研 究基本上都離不開食衣住行等生活情境。而他對古人如何使用這些器物進行生活 的關心，在某種程度上，也的確坐實了王瑤言其懷戀過去的評論。
在一切以服務政治為最高原則的時代背景下，沈從文這些以「花花草草、罈 罈罐罐」等工藝美術品為對象的研究，自然也無法得到歷史博物館同事們的理解。
歷史博物館中的領導及同事們，不但常批評沈從文「不安心工作」(27：246)，還 說他所從事的綢緞服裝等研究，只是「由個人興趣出發，不是研究中必需」(27：
250)，從而否定了他工作的價值與意義。或許是出於好意，某一屆的歷博館長，
還曾經建議沈從文「搞搞生產工具問題」 (21：304)。相較於絲綢、瓷器等工藝 美術品，生產工具的研究，顯然更符合視生產力為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的官方唯 物史觀。從事這樣的研究，必然有助於改善沈從文在博物館的處境。然而沈從文 卻以農業生產方面的工具已有人投入研究，不必重床架屋為由，拒絕了館長的建 議。
在回覆館長的信中，沈從文希望館長能夠從歷博陳列展示的現實需要來考慮 問題，讓自己繼續從事馬具、服飾、兵器等方面的歷史研究，以改善館中畫塑及 陳列少性格、少時代感，「配合不上國家博物館陳列要求」的問題(21；307)。另 一方面，沈從文也強調自己對古代工藝美術的接觸，能夠對現代工藝品的生產提 供建議和幫助，從而取到「對館內充實提高陳列，對外協助生產教學」的目的(21；
314)。值得一提的是，服飾、馬具等物品，除了實用功能之外，也往往具有裝飾、
美化生活的功能。懷抱著以「美育」改善當代人民生活情感的理想，沈從文對生
產的關注，事實上與館長的關注點有著很大的差異。此外，更重要的一點是，已 在工藝美術品的研究中摸索出一些心得的沈從文，並不甘心就此放棄自己既定的 研究方向，去從事一個自己並不感興趣的領域。「有甚麼武器打甚麼仗」(21：309)，
在向領導表明心跡的信中，沈從文如是說。
正因為自己的研究計劃一直得不到支持，偶然接到周恩來交代的服裝圖錄編 撰任務的沈從文，立刻意識到這是一個展示自我的良好機會。他相信世人一旦能 夠透過這樣的機會，認識到自己的真實想法，就會對自己的工作改觀，進而認同 自己工作的價值與意義。所以即便明知配合政治任務編寫說明，其實是一件「相 當費力而不討好的事情」，他還是非常期待能夠完成這件事情。在寫給大哥的信 中，他如此吐露自己的心情：
我的構思基本方法，和一般人又不大同，這些稿(引者按：指《中國古代服 飾研究》初稿)又照例得層層送上去，由館長到部裡，且可能還得到中宣部，
得遷就他人的意思，說些和本書真正無關的話。或照別人意思，寫出一些似 是而非的習慣話，反而把真正研究心得大量刪去。這都是相當費力而不討好 的事情。在這一百多天中，還得查大量圖書，也極吃力。但真的到時能完成，
也算是做了一件事情，不辜負黨的信託和幾年在博物館搞雜文物的本意。因 為如沒有人力可用，這些知識就始終只能保留在我個人頭腦中，難於轉成為 公共的知識。原來學這些時，館中同事，也多不明白，只以為是我個人興趣 所在，各處抓抓，並無一定方向。必要拿出結果，才會明白原來並不是為我 個人愛好，主要還是為了和全國學人共同提高，可以減少其他方面許多人摸 索之苦。(21：419，黑體為引者強調)
由引文可見，沈從文在編寫過程中，對於自己的想法是否能夠如實呈現一直感到 憂慮。因為一旦為了遷就他人的意願，寫一些「似是而非的習慣話」，也就是學 界已經公認的見解，而刪去書寫自己的研究心得，這本書的編寫就違背了他試圖 以此將個人的知識轉化為「公共知識」的本心。但他同時也非常清楚這個難得的
機會，很可能是他向世人展現自己的工作價值，並澄清自己並非出於個人愛好而 從事研究的唯一機會，是以他無論如何都不肯讓這個機會從自己手中溜走。
然而天不從人願。這本投注了沈從文極大期望的著作，卻因為政治形勢的變
然而天不從人願。這本投注了沈從文極大期望的著作，卻因為政治形勢的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