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隊部〉的寫作，可以視為沈從文在當代的文藝規範下，對歷史進行「有 情的書寫」的一次失敗經驗。這次書寫的失敗，實際上也牽涉到本章第二節所討 論的文學作品形式與內容之間的關係。〈中隊部〉試圖追求口語化、大眾化的對 話形式，註定無法承載作者對當地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的有情敘述。無法選擇與 內容相恰當的表現，讓作者即便有一顆追求藝術成就的「創造的心」，也無法創 作出能夠與之相符的作品。因此這部作品的失敗，不能不歸咎於當局對文藝創作 的種種規範與限制。深明箇中道理的沈從文，後來在談到創作時，就很清楚地點 出政治干預對文藝創作的負面影響力。
一個作者寫他的作品時，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 重要的有時還是某種少數特權人物或多數人「能懂愛聽」的阿諛效果。他樂 意這麼做。他完了。他不樂意，也完了。前者他實在不容易寫出有獨創性獨 創藝術風格的作品，後者他寫不下去，同樣，他消失了，或把生命消失於一 般化，或甚麼也寫不出。(16；533)
其中提到的「某種少數特權人物或多數人『能懂愛聽』的阿諛效果」，不免讓人 聯想到他在〈中隊部〉中為追求大眾化，而在表現形式上做出的改變努力。
上面這段引文出自沈從文寫於 1961 年的〈抽象的抒情〉。寫作這篇文章的時 間點，正好落在沈從文接受作家協會安排，到青島休養以便進行創作的那段時期。
641960 年，沈從文有一個明確的寫作計劃，希望能夠用一年的時間，寫一部以妻 子張兆和的堂兄，中共烈士張鼎和為主角的長篇傳記小說。他希望透過張鼎和的 一生發展，「寫大地主家庭的腐敗、分解和大革命種種」(20；406)，可見是當時 所盛行的以革命歷史為題材的創作，因此也得到作家協會的支持和鼓勵。為了完 成這個寫作計劃，他在 1960 年去了兩次河北宣化，採訪張鼎和的遺孀，並收集 到七八萬字的資料。651961 年的青島之行預計要創作的，應該就是這部作品。對 於這次的旅行，沈從文是非常期待的。青島在他的創作生命中，佔有很重要的一 席之地。1931-1933 年，沈從文曾短暫任教於後來被改名為山東大學的青島大學，
並在此創作了《龍朱》、《月下小景》、《虎雛》、《鳳子》、《阿黑小史》等多篇代表 作品。這是他自認「一生讀書消化力最強、工作最勤奮、想像力最豐富、創作力 最旺盛」的時期(27；534)。可是即便在這個曾給他無數創作靈感的地方，沈從文 依然無法動手寫出他計劃中的長篇小說，反而留下了這篇探討政治干預文學之負 面影響力的重要文本。
〈抽象的抒情〉從人類生命發展過程中的變化常態開始談起。但在承認此變 化的前提下，沈從文認為透過文字、形象、音符、節奏等藝術形式，不斷變化中 的生命的某種情感狀態卻能夠被凝結保存，從而形成另外一種形式的存在和延續。
也就是說，在人類生命變化的必然條件下，他相信某些生命狀態，仍然具有透過 藝術形式的轉化而獲得永恆的可能性。不過沈從文同時也特別強調，這種永恆性 的產生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便是這些作品「必須是有其可以不朽和永生的某種 成就」的作品。(16：530)這意味著，沈從文眼中的好藝術作品不僅要有情感，還 要有能夠成功表達情感的藝術形式。只有這樣的作品，才能夠在不斷變化的時空 環境中讓他人理解到創作者的生命，進而啟發他人的情感，對他人產生影響。聯
64 沈從文在青島的時間是 1961 年 6 月底到 8 月初，《沈從文全集》的編輯認為，這篇文章很可 能就在這段時間寫成，但也可能是 8 月回到北京以後所作。本文以為，從沈從文在青島一直無 法動筆完成預定的寫作計劃的狀態看來，這篇文章即便寫於北京，但他應該在青島期間就已經 意識到文中所討論的書寫議題。
65 參見沈從文於 1960 年 9 月 18 日致大哥沈雲麓信(20；465)。
繫到前文有關〈中隊部〉敘述框架的討論，我們可以知道沈從文在此提到藝術表 現形式，顯然是要反思官方限定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式。〈中隊部〉的失 敗，說明他無法依照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敘述框架實踐「有情的書寫」理念，可 是因為文藝政策的規範，又逼迫著他只能繼續按照這樣的方式進行書寫。這對沈 從文而言，無疑是一個難以跨越的創作困境，因為這個困境的根源，是當權者強 大的政治力量。在此一政治力量的壓迫下，沈從文的創作生命只有如他所言，走 向了消失一途。這不僅僅是沈從文個人的悲哀，也是整個時代的悲哀，可惜當時 很少有人如沈般清醒地認識到這個困境對當代文藝發展的破壞性。
在〈中隊部〉之後，沈從文還寫過一篇中篇小說──〈財主宋人瑞和他的兒 子〉(1955 年寫，1958 年 2 月完成)。小說主要刻劃財主宋人瑞之思想和生活，採 用了完全符合大眾「能懂愛聽」的民間故事形式進行敘述，故事情節完整，語言 活潑生動，卻找不到任何屬於作者獨特的藝術魅力。可見他之所以會說作品追求
「多數人『能懂愛聽』的阿諛效果」，則「實在不容易寫出有獨創性獨創藝術風 格的作品」，實為自己的經驗之談、切膚之痛。在無論怎麼選擇，都必然無法實 踐自己文學理想的情況下，沈從文最終選擇放棄按照官方的文藝規範進行創作。
66但他也並不願意就此讓自己的生命消失於一般化，從他後來的物質文化史書寫 和舊體詩創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仍然努力以其他方式，實現他沒有能夠在文學 創作中完成的創作理念。
在文學創作因政治上的規範與限制出現困境的情況下，沈從文逐漸將自己的 寫作重心，轉移到另一個可供他實現「抒情論述」的物質文化史書寫當中。有關 沈從文「抽象的抒情」觀念，與其物質文化史，特別是服飾史之間的連結，王德 威在其近作《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藝術家》中，
66 雖然在〈財主宋人瑞和他的兒子〉之後，沈從文仍斷斷續續寫過一些小說，但沒有一篇能夠 寫完，僅留下一些楔子或殘稿(例如《沈從文全集》第 27 卷中收錄的〈死者長已矣，存者且偷 生！〉、〈新稿之一〉，以及 2007 年才被發表的佚稿〈來的是誰？〉等)，可以看出他已經不再樂 意按照官方的文藝規範繼續書寫下去。
已經做過很好的梳理，67本文不再贅述。本文想要指出的是，沈從文物質文化史 研究的推展和阻礙，仍然與當時的文藝政策息息相關。如同本章第二節所述，自 抗日戰爭以來，中共為提高民眾的民族認同感，激揚大家的民族意識，大力提倡 文藝創作的民族化。中共的此一創作主張，一直被延續到新中國成立以後，使得 沈從文有關傳統工藝美術發展的研究，獲得了一定的發表機會。他後來甚至被周 恩來選定主持編寫贈送外賓之文化禮──《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間接地參與了 國家的外交事業。然而正如前文所言，沈從文對民族文化精神的關注，與官方對 於表現形式的重視，並不全然相同。由他負責編寫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也 因此展現出不同於過往服飾研究的歷史面貌，該書結合圖錄和札記的編寫方式，
是該書的最大特色。為甚麼沈從文要以圖錄和札記結合的方式編寫《中國古代服 飾研究》？這樣的編寫方式與他「有情的歷史書寫」理念如何關聯？本文下一章，
即將針對這些問題，展開更為深入的討論與分析。
67 參見王德威：《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藝術家》導論、第一 章和第二章，頁 26-215。
第四章 可歸入圖像資料範疇之中。參見(英)彼得‧柏克(Peter Burke)著；楊豫譯：《圖像證史》(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