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述及：先秦時巫祝、方士即提出若干星占、方術等災異說的雛型，用 以占驗預言人事吉凶。漢代初期災異名稱固已定型，但由儒生建構出成形而系 統的理論，則當屬董仲舒之春秋公羊災異理論。其中包含災異詮釋、災異名義，
乃至於災異譴告模式等，其除對於《春秋》經文災異事件進行分析，同時亦對 當朝發生之災異加以評論。在詮釋原則上，大致採用樸素的陰陽二元觀以及占 星分野等法則，顯然與《洪範五行傳》「五行五事」系統不同。然而董仲舒所 苦心提出的「災小異大」與「先以災譴，後以異威」的譴告模式。就傳世的董 仲舒災異說中，卻不適用，成為其災異理論中最大的缺陷。51董仲舒、眭孟皆 因言災異得罪，對於春秋公羊災異學說之發展必然受到一定的打壓。但從宣帝 朝以降，公羊學雖猶為《春秋》主流。然眭孟以後，並無重要的公羊災異學者，
主要是內部理論遜於洪範五行傳說，甚至是更後起的京房易學說。洪範五行傳 說因夏侯始昌、夏侯勝二人，登上政治舞臺。相較於《春秋》災異，《洪範五 行傳》將〈洪範〉「五行」、「五事」糅合，除「木（貌）、金（言）、火（視）、
水（聽）、土（思心）」之休咎外，更附益各種妖、孽、禍、痾、祥等妖異項
51 黃啟書：《春秋公羊災異學說流變研究：以何休《春秋公羊解詁》為中心之考察》（臺 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葉國良、夏長樸、李偉泰先生指導，2003
年6 月），頁 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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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成為一個繁複的災異禁忌體系。測候項目，不限於原始〈洪範〉所提出氣 象，更涉及昆蟲、家畜、疾病，乃至於人為的服妖、鼓妖及詩妖等。大幅提昇 經生在占測異象或比附朝政之便利，也無形中提高了災異事件出現的頻率。
宣帝朝的魏相，特別值得討論。本傳稱其明《易經》，有師法，又「數表 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其法如下：
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
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
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
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
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 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
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
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 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賢聖未 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漢書》，頁 3139-3140）
追溯月令說的起源，乃先人由長遠的農事經驗中，累積天文、物候觀察以及農 務宜忌。隨著社會文化進展繁複，遂加上與農事相涉較遠的人事，即成為最原 始的時則。其後或因錯誤的特殊經驗繫聯；或因術家為神道設教而再附益違令 之災，終成為一套四時禁忌系統。此正司馬談所謂「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 多畏」、「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今猶可於《逸周書•時訓》、《管子•
四時》、《呂氏春秋》之十二紀紀首，乃至於漢代之《禮記•月令》與《淮南 子•時則》等篇章見其內容。魏相之說，即其採〈說卦傳〉第5 章的八卦方位，
附益五方之神（五行）。至於其所言四時違令之災，則較前述諸書簡略。52大
52 即以陳述最簡要的《管子•四時》篇而言，尚有「春行冬政則雕，行秋政則霜，行 夏政則欲」之別。而非春秋相對、冬夏相反而已。參顏昌嶢：《管子校釋》（長沙：
岳麓書社，1996 年），頁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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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學者承載即云：
魏相雜揉陰陽五行、人倫五常說《易》。已經具備了《易》象數之學的 雛形，後來流行於西漢後期以及東漢時期的孟喜、京房《易》，都是在 這一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只不過他們把卦的位置定得更細致，變化也更 多。
從魏相的這一個理論中，還可以看出，當時的陰陽災異學，已不再局限 此前的《春秋》災異說了，而是引進了易學思想，并形成一個固定的圖 式。這就是由魏相首先提出，孟喜、京房發展之的象類推演法。由於易 象變化無窮，以自然氣候變化為人事的依據。所以隨意性更大，神祕色 彩也更濃。53
王保頂亦襲此說，認為「宣、元時期，經魏相、孟喜、京房之手，庸俗災異說 產生。」「其共同的特點是採取象類比附的說法，利用《易》變化無盡的特徵，
預設目的，隨心所欲，任意編造」，乃一災異論負面系統。54承載的論證值得 斟酌，首先承氏所謂「《易》象數之學的雛形」，其實只是將《呂氏春秋》、《淮 南子》的月令說中四方，套上了〈說卦傳〉的八卦方位，如此而已。如果要說 象數，那也是先秦以來月令說的象數，而非《易》的象數；如果要說八卦配合 四時，那在〈說卦傳〉中已經成形，不必等到宣帝朝的魏相，此其一。如果魏 相提出了一個前人曾經表述過的「時令」圖式運用在陰陽災變上，啟發了京房 的分卦直日的災異說，尚可成立；但不能忽略〈儒林傳〉中已云孟喜「得《易》
家候陰陽災變之書」，則孟、焦、京三人的易學自有傳承脈絡，不必然定要受 魏相影響而成，此其二。55至於承氏、王氏所謂「象類推演法」，亦語焉不詳。
如果用金春峰的說法，則是相對於董仲舒災異說必須以氣做為中介；京房采取
53 《西漢經學與政治》，頁 212。
54 王保頂：〈儒學文化視野中的災異觀及其意義：以漢代為例〉，《孔孟月刊》35 卷 4 期（1996 年），頁 23、26-27。
55 盧央：《京房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202-205 亦肯定京房 學說中有魏相的內涵，但其學仍是來自孟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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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類比附之說，《易》象只是一種象徵，因此可以隨心所欲，任意編造。56然 而，無論是魏相或京房，猶以風雨寒溫做為觀測指標，甚至以時序做為量尺。
豈是可以變化無窮、任意編造！君王重視月令，亦可能本諸樸素的順應天候、
使民以時的想法，不必然與災異說相涉。但如魏相奏疏中「選明經通知陰陽者 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元帝初元三年詔亦云「有司勉 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成帝紀〉陽朔 二年詔：「其務順四時月令。」（《漢書》，頁284、312）可知兩漢君臣心中，
明堂月令說亦是一套重要的災異說。只是文獻上，並沒有標舉專以明堂月令說 為主的災異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