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誰是數位時代的「記者」？

在數位時代裡討論記者特權的問題時，面對無數的部落客和公民記者，爭議主軸依然沒有太大的變化，依然是「誰才是記者？」和「誰能主張記者特權？」這兩個古典的問題，只是，這兩個古典問題的面貌，

卻因為記者活動特性與數位科技結合的緣故，變得更加複雜。

雖然政府機關發給各式各樣的新聞媒體許可證（government-issued press credentials），但是，這樣的新聞媒體許可證，並不盡然適用於每一個有此一需求的從事新聞專業活動者。政府對於媒體許可證或記者證

採取選擇性的分配模式，並不令人感到意外，而其所提供的媒體許可證，通常也是只限於傳統媒體的範疇，當然，採取這樣的模式，自然也引發不少爭議和批評。舉例來說，成立於1993 年的 Federal Information News Syndicate （ FINS ），是由當時身為「獨立記者」的 Vigdor Schreibman 所成立和經營的，由於 Vigdor Schreibman 過去曾經在傳統媒體任職，因此具有政府機關所核發的記者證，但是，當 1996 年他想以 FINS 獨立記者的身份，向國會要求進行新聞專業的採訪活動時，卻遭到美國國會的拒絕，國會職司此事的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ts 當時所持的理由是 Vigdor Schreibman 申請進入國會進行採訪活動的記者證時，並非以新聞專業為生，同時其網站所提供的資訊，趨近於「獨白」，而非「新聞報導」。Vigdor Schreibman 因此向法院起訴，但法院最後以不具有管轄權為由，駁回其訴訟，未針對其主張進行。儘管此一訴訟並未成功，但是對於非傳統媒體新聞專業人員爭取新聞自由的歷程來說，卻有其貢獻可言。在此一事件之後，美國國會下轄的Standing 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ts，便制訂了一個非正式的指導原則（informal guidelines），承認非傳統電子媒體的正當性，並且將此一 informal guidelines 中所列出的標準，當做日後發給網路媒體記者證的依據，而事實證明，美國國會嗣後也的確據此發給數位網路媒體記者，得以進入國會採訪的記者證（Gant, 2007: 98-100)。不過，並非人人皆得因此如願，例如，2001 年時想要申請進入國會採訪的 WorldNetDaily（WND），便曾經長期遭到拒發記者證的待遇（Gant, 2007: 100-101）。

姑且不論美國國會對於Vigdor Schreibman 和 WorldNetDaily 拒發記 者證的動機為何，政府機關利用發給媒體證或記者證的方式，做為規範媒體採訪的手段，相當常見，實無待多言，這個現象，其實便足以導引

出目前最受矚目的爭議之一，便是：傳統媒體和非傳統媒體兩者之間的差異，究竟如何辨別？又到底應該如何使用這些差異，當作是否核發媒體證和記者證的基準？以及是否應該當作是否賦予記者特權的標準？

舉例而言，美國成立於2006 年的 Sunlight Foundation，其成立宗旨是運用網路科技，協助美國公民瞭解更多關於美國國會和國會議員問政的實際運作狀況，以促進政府運作的透明性，並督促政府積極擔負政治責任。Sunlight Foundation 目前資助數個實現上述目標的計畫，其中之一稱為 Congresspedia，是個以維基百科模式為運作基礎的線上公民國會百科全書，其中除了提供和美國及其國會議員相關的歷史文獻和現有資料之外，也讓造訪這個網站的網路使用者，在該網站行使的編輯監控下，可以增減和修訂網站所提供的資訊內容。另一個計畫，則稱為”Congressional Family Business Project”，其宗旨為號召統合公民的力量，進行分散式的研究實驗，該實驗目的是監督國會議員是否聘用自己的家人或配偶，並且以競選募款所得支付報酬。還有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計畫，稱為”Exposing Earmarks”，號召網路使用者針對國會所通過的預算立法中，有哪些是將經費分配在特定計畫、地點或機關的事實，協助進行搜尋和揭露事實，這個由數個組織共同協辦支持（包括新聞機構在內）的計畫（Gant, 2007: 102-103），等於是號召分屬各種不同意識型態光譜的公民，共同運用網際網路，扮演媒體守門員的角色。可以想見的是，參與類似計畫的公民，假使如前述般地向美國國會申請記者證，

以便參與國會所舉辦的聽證會或記者會，或者藉此能夠更為近身觀察國會議員，應該都是會遭遇極大障礙的。

就解決途徑來說，為屬於非傳統媒體的網路媒體另闢採訪管道，以避免依循傳統媒體形象所立下的標準，成為網路媒體是否能夠加入競爭成為守門者此一不合理窘狀出現，或許是捷徑之一，但是，卻很可能無

從徹底解決根本問題。以申請媒體證或記者證的申請人，是否以媒體專業做為營生手段，做為國會是否發給記者證或媒體證的判斷基準，則或許的確是個太過於「過時」的「菁英」主張：隨著網路傳播越趨發達，

會有越來越多不以媒體專業做為營生手段的非專業人士，對政府機關扮演起傳統記者的新聞資料蒐集和新聞報導角色，而且其表現絲毫不遜於傳統媒體和記者的表現，也不會是意外的發展，換言之，新聞這個專業趨於分權化（decentralized）的結果，不具有專業訓練背景卻抱持新專業興趣的個人或團體，努力經營發展「記者」和「新聞媒體」的角色，

「人人都是記者」的景象，並不是難以想像的。

然而，這類不屬於傳統媒體的公民，在從事以上所述的類似新聞記者的活動時，和傳統的媒體「專業」記者相較之下，卻或許有不少特殊價值可言：以美國為例，媒體的集團化和資本結構的複雜化，已經使得所謂專業記者和專業新聞機構不會試圖影響國會立法結果、所以比較中立客觀的說法，產生動搖。舉例來說，Disney 和 General Electric 分別擁有 ABC 和 NBC 兩家媒體，以及其他許多規模不等的媒體相關產業公司，而 Disney 和 General Electric 在美國國會山莊所能發揮的遊說力量，幾乎是人盡皆知、不證自明的。在這種媒體所有權結構下，誰敢保證這些傳統媒體的「專業記者」在從事新聞資料採集和新聞報導活動時，必然比較中立客觀，對於國會任何法案的立法走向和立法結果，都不具有特定立場，比較能夠「中立報導事實」？相對地，來自於上述網路公民運動中的「非專業記者」，或許對於國會立法活動的關切，是出自特定立場，然而，即使部落客和公民記者絕大多數有其特別關切的議題，是無庸辯論的事實，但也不足以用來當作「專業記者」的表現必然優於「非專業記者」的證據（Gant, 2007: 104-105）。其次，類似上述美國國會對於記者和媒體的發證要求，或許是出自記者和媒體應該以報

導「事實」為前提此一論據，然而，究諸實際，即使是來自主流媒體的記者，基於政治意識型態等種種複雜理由，也通常會對國會審議中的法案抱持特定立場，因此，公民記者具有特定意識型態的現象，或許並無特別值得非難之處，同樣地，即使來自網路媒體的「非專業記者」，更有意願要去影響國會的運作和立法方向，也不見得比抱持特定立場的

「專業記者」，具有更高的可非難性（Gant, 2007: 105）。

以當前發展趨勢來看，部落客和公民記者這種非屬傳統新聞媒體的公民，在從事新聞記者所從事的活動時，其所扮演的角色，可能不僅限於蒐集訊息和傳播訊息而已，還可能同時包含評論者的功能在內，和協助推動民主辯論的時事評論者一樣，具有促成民主思辯的意義。從這個面向來看，對於部落客和公民記者的功能，似乎便更不該小覷，也不應該以狹義的新聞活動內容，來決定部落客和公民記者是否應該受記者特權的保護。畢竟，以目前的資訊流通狀態來說，線上通訊、網站、部落格等所提供的資訊內容，全然被排除在新聞資訊的範疇之外，並非合理的結論。

如前所述，以新聞專業公平報導原則的角度來看，Disney 和 GE 等大型企業透過其集團所屬的媒體，當作發聲和利益遊說的管道，幾乎已經成為眾所周知之事。這些具有高度營利背景的所謂主流媒體，在從事新聞專業活動時，是否真的比部落客和公民記者更遵守公平報導的原則，實在相當值得懷疑。甚至，質疑這些企業集團本身所屬的媒體受限於企業思維與經營模式，導致媒體和記者無從發揮盡責守門員角色，或者企業集團還會利用自身所經營的媒體，直接或間接為自己從事行銷活動，根本無視於記者的社會功能，都不是無中生有的質疑。因此，如此看來，將傳統新聞機構轄下的記者，當作記者特權保護的唯一對象，排除部落客和公民記者，以及限於傳統意義的新聞記者所產製的新聞，才

有新聞價值，都是相當值得商榷的觀點。畢竟，如果新聞記者的重要傳統功能之一，便是傳達訊息，那麼，當今的部落客和公民記者，所從事的正是幾乎沒有任何差異可言的「新聞活動」。同時，如果新聞記者最重要的社會功能之一，便是扮演監督政府和掌握權力或資源者的角色，

那麼，部落客和公民記者所扮演的功能，不正是此一功能嗎？

傳統媒體長期忽視非主流新聞事件的結果，多少助長了部落客和公民記者崛起的「供給創造需求」現象。部落客和公民記者崛起，提供大量各式各樣不盡然見容於傳統媒體的資訊，除了滿足大眾對於資訊的需求之外，也提供了公民論辯的資訊基礎，以及公民溝通互動的可能性，

這是傳統的新聞機構和新聞記者無法勝任的深層需求。以美國近年來所主導的伊拉克與阿富汗出兵佔領行動為例，有許多極具價值的資訊和報

在文檔中數位時代的「記者特權」：以美國法制之發展為論述中心 (頁 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