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團協商機 制從法制 化 後已歷經十 七年六屆 立 法院，它因 應立 法院環境需求而有了 若 干轉變，諸如：從每 案 都送交協商到由委員 會決議是否送交協商 ； 協商期從無限制到縮 短 為一個月；從黨鞭擔 任協商主持人到委員 會 召集委員擔任協商主 持 人；從協商過程無記 錄到有部份記錄；從協商過程不透明到進行 IVOD 議事轉播。
本文從第八 屆的黨團 協 商在立法提 案審查的 運 用 ，檢視該 機制 是否頻繁地被應用， 而 成為處理立法院爭議 的 重要途徑；是否按照 明確的規範運作，以 及 是否已有一個穩定的 運 作模式；是否獲得政 治行動者認同等面向 來 評估黨團協商運作的 制 度化情形，提供現存 黨團協商研究未曾注 意 到的觀察視角以及經 驗 資料分析。就制度化 的角度而言，黨團協 商 機制在兩方面已有制 度 化的現象：首先，在 實務運作上，黨團協 商 機制已經成為最常被 用 來處理立法院的衝突
與歧見的機制，而且 是 爭議法案要通過三讀 的 關鍵因素，若提案獲 得協商成功，有 98.71%的比例會三讀通過；反之，若協商不成功，
則想要通過三讀的可 能 性微乎其微。其次更 重 要的是，黨團 協商機 制獲得政治行動者， 包 括多數黨、少數黨與 小 黨的認同，即便多數 黨與少數黨及小黨有 些 差異，但基本上都承 認 黨團協商是處理衝突 的重要機制。
然而，在另 一方面， 過 去的實務運 作有兩點 對 黨團協商的 制度 化有抑制的作用：第 一 ，黨團協商在實務運 作 上並未完全遵照協商 期一個月的規定，僅 有 不到四分之一的法案 可 以在協商期內完成，
另外有三成比例，超 過 協商期之後繼續協商 ， 最後完成協商，但是 卻有高達四成二的提 案 是協商未完成，也未 訴 諸表決或其他機制，
最後不了了之。立法 院 並不常用表決機制， 主 要原因是立法院內政 黨高度對峙，在各黨 強 力動員的情況下，表 決 幾乎勝敗立見，反而 激使席次居劣勢的政 黨 使用強力杯葛手段， 致 使立法院的記名表決 成為例外而非常態的 解 決爭議機制。如此， 多 數黨也很難使用表決 手段逼迫少數黨或小 黨 接受多數黨要求的立 法 方案，這也使得黨團 協商機制難以按照規 定 的協商期，協商結論 的 產生也沒有一個穩定 的模式。其次是立法 院 院長的角色，這個角 色 在立法院並未有明確 的規範，究竟是否必 須 中立，或執行政黨意 志 ？而他的意志與判斷 也決定了相當一部份 法 案是否被交付協商以 及 協商成敗的命運。也 因此，黨團協商非全 然 依照普遍性的法則運 作 ，也可能侵蝕著黨團 協商的制度化。
此外，以目 前黨團協 商 運作的狀況 ，也可能 造 成立法院整 體制 度化的兩個負面影響 ： 第一是弱化委員會的 專 業性，這一個問題雖 然持續被關注，也將 委 員會的專業意見盡量 被 考慮在黨團協商過程
中（楊婉瑩、陳采葳 ，2004），譬如以委員會召委為協商會議主持 人，然而對大多數立 委 而言，他們在立法上 最 多的用心仍是在提案 與委員會審查上面（ 立 委助理訪談結果）， 雖 然他們偶爾會介入黨 團協商，但是仍舊僅 有 召委與黨鞭會持續投 注 較多的心力在黨團協 商，而在有爭議的法 案 上，黨團協商仍舊會 凌 駕委員會的意志，亦 即政治的考量會凌駕專業的考量之上。根據 Polsby (1968) 對美國的 國會制度化，Carey、 Formanek 與 Karpowicz (1999) 等人對新興民 主國家建立國會的自主性，或者 Wilson (1999) 主張國會建立效能 的觀點，國會建立專 業 化的委員會機制，是 國 會得以建立制度化、
自主性與效能的很重 要 環節，那麼，過份仰 賴 黨團協商機制對於委 員會專業性的建立，無疑有負面的影響。
第二是弱化 記名表決 機 制，記名表 決是一般 民 主國家處理 爭議 最常用的機制，然而 ， 在立法院大量使用協 商 ，卻又未能依照協商 規則，在一個月內無 法 達成共識即送交院會 ， 然後使用記名表決方 式來解決爭議，一則 使 法案的通過曠日廢時 ， 甚或不了了之。最壞 的情況下，將使得國 家 有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被 擱置，無法產生使國 家向前邁進的解決方 案 。二則多數黨很難使 用 表決手段逼迫在野黨 接受多數黨要求的立 法 方案，如此弱化多數 黨 設定議程與立法產出 表現。
黨團協商提 供了一個 在 政黨高度對 峙下，政 策 法案的審議 與通 過還可能持續進行的 平 台，它使得國會多數 黨 、少數黨與小黨共享 立法的權力，如此固 然 使立法院展現更多元 的 聲音，且多元的聲音 有可能成為實際的立 法 產出，然而它的持續 運 作，卻也造就了立法 院的立法過程呈現分 權 的狀況，使立法的結 果 偏向極小化（ 許多法 案僅有一、兩個條文 ） 、特殊化（許多法案 照 顧特殊一小群人的利
益），並且常常面臨 不 斷修正的命運，同時 立 法的產出，常常是各 黨妥協交換的結果， 如 此選民無法從最後的 立 法產出充分理解各黨 的表現，自然也無法 以 政黨在立法院的表現 來 對其課責，這無疑不 利於台灣建立負責的政黨政治。
本文的研究 發現，可 為 黨團協商機 制的研究 提 供不同於前 人的 觀察視角和經驗資料 的 基礎。如前文曾提到 的 交付協商的比例，或 是超過協商期並未透 過 表決處理，很多提案 最 後不了了之的情形，
在過去幾屆都常出現 。 制度化本身是一個動 態 的過程， 無法完全排 除此一機制運作在未 來 變化的可能性。因此 ， 若能 持續觀察黨團協 商制度化的情形，或 追 溯研究制度化的軌跡 ， 將有助於增進我們對 該機制運作的了解。 未 來針對黨團協商機制 的 運作與制度化程度的 相關研究，將可使我們拓展對台灣政策制定和政黨政治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