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這種經濟發展模式，固然取得亮麗的增長數據，但社會亦付 出沈重的代價：農村居民、普通農民成為被相對剝削的弱勢對象；女 性、勞工權益受到全面壓制，造成惡化的勞動環境；加遽的貧富差 距；環境生態系統被過度榨取；因缺乏制衡形成的貪腐結構及被剝奪 的公民權利等。52中國支付高昂社會成本所換取的經濟成長數據因此常 被認為是「帶血的 GDP」。53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中國模式運作支付的代價愈來愈高 昂，而獲得的成效卻愈發減少，2011 年後中國經濟成長已開始有放緩 趨勢。其面臨主要挑戰及政府回應如下：
經濟成長預借的紅利面臨清償壓力
中國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統計，2010 年中國發生了 18 萬起抗議和 騷亂等群體事件，較 10 年前增加了三倍以上。54另根據中國社會科學 研究院發布的《2014 年中國法治發展報告》，中國於 2000-2013 年 14 年間所發生的社會群體事件的原因，主要為公民、社會組織與政府或 官員之間的矛盾、環境污染、勞資糾紛等。55社會形勢的緊張程度和針 對政府的抗議活動不斷增加，已面臨發展瓶頸。
投資推動途徑已達極限
自 2000-2013 年中國消費率由 62%下降到 48%，投資率由 35%上
丁學良，《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頁 15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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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到 49%，投資率高到超過消費率，相較於全球 208 個經濟體平均的 投資率為 22%，中國高投資與低消費情形放眼全世界都極為罕見。56特 別是 2008 年金融危機以後，為了配合實施刺激政策，整個金融體系出 現超乎正常的信貸擴張。根據中國社科院估算，中國實體部門債務總 額由 2008 年的人民幣 50 兆元上升至 2015 年 151 兆元，占 GDP 比重 由 157%提高至 220%，57造成金融體系的潛在風險不斷上升。根據 IMF 統計，中國銀行直接或間接投向房地產的貸款，占其貸款餘額逾 50%，
引發泡沫化疑慮，不良貸款潛在風險大幅飆升。58總體而言，中國過去 靠投資驅動的成長路徑顯然已無法持續。
出口優勢遞減
2008 年金融危機後，美國景氣復甦疲弱，歐洲因主權債務危機陷 入衰退，兩者分居中國出口對象前二名，外部需求疲弱使中國出口貿 易成長難以提高。此外，受到中國經濟成長放緩、地方招商引資優惠 政策降低、勞動力成本急劇上升等因素影響，讓中國吸引外資的魅力 逐漸消退。部分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開始轉向周邊其他國家，出口市 場優勢更形減弱。59此外，中國人口結構的改變也無法再提供大量廉價 勞動力支撐加工出口產業。從 2011 年開始，15-59 歲的中國勞動年齡 人口絕對數量就開始逐年遞減，老年扶養比則逐漸上升。602013 年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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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勞動年齡人口已達到高峰值，這也意味著依靠勞動力投入來支撐發 展模式已告結束。
中共高層已意識到過去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亦了解政府過度干 預市場，是造成生產效率低落及資源配置不當的主因。2013 年中共十 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 的決定》，針對中國目前經濟發展模式作出相當巨大的制度變革，其 中最重大決定是將政府和市場的比重進行深度調整，期使市場在資源 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61在執行方式上，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出
「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的口號，明確表示中國政府不可能再走 回低工資高汙染等內耗式的舊成長模式，其中調結構的主軸為「擴大 內需」及「培植新興產業」，亦即要將中國模式由政府主導的投資驅 動型轉向市場主導的消費驅動型式。
中國目前的社會穩定仍需依靠相當程度的經濟成長來維持，但又 無法只注重經濟增長而忽略經濟結構調整，當前的經濟改革實際上是 嘗試取得平衡點，2014 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新常態」概念，
標示著中國經濟從超高速轉入中高速增長率的現實。值得注意地是，
在穩增長與調結構的雙重目標壓力下，地方政府可能抗拒中央的改革 政策，並回歸擴大投資的基本慣性。62另外欲改革國營企業在經濟中的 主導地位，修正「國進民退」現象的政策上，又直接挑戰既得利益團 體，這也可能阻礙中國經濟進行結構性轉型並造成政治危機。誠如習 近平所言，中國的經濟改革只剩下難啃的硬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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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
楊中美，《李克強：危機時代的中共新總理》（臺北：時報，2012 年），
頁 1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