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長三角地區港口群的競合發展來看，上港集團所採取的途徑與 手段確實有達到區域治理的效果，以及凸顯了上海身為核心城市的角
陸毅民，〈上海港實施「長江戰略」解讀〉。
茅伯科，〈長三角港口發展趨勢與港口群協調發展〉，頁 29。
色功能。本文認為，上海採行了新區域主義所提出的核心城市路徑來 提升區域治理能力，但又與新區域主義所強調「核心、邊陲平行互 動」及以「社會為主」的治理內涵不同；換句話說，上海港與太倉港 的合作模式，甚至是上港集團及上海集裝箱公司的對其他港口入股、
合資的案例來看，都顯示出政府整合市場力量的手法，歸納這樣的治 理目的，除了要提升區域治理的發展，強化身為核心港口（城市）及 政府角色的治理能力之外；調節政府在市場運作的功能，進而維持、
提升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影響力，更是重要。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無法脫離政府能力的討論，提升「國家能力」
(State Capacities)便是中國大陸政府在思索政府與市場關係的的基本格 局與定位，一來可避免發生「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二來透過 融入市場的方式，運用企業股份化來推動區域治理，避免陷入「政府 失靈」(Government failure)的陷阱。就理論的適用上，上港集團及上 海集裝箱公司無論就成立的前身背景，抑或成立後的權力、制度安 排，都是仰賴、受制於黨政力量的主導，政府透過企業股份化的運作 模式，並不是將政府權力縮小、回歸市場原則，更非新自由主義的政 府最小化、自由市場原則的思維，而是從企業股份化過程中再強化政 府的治理能力；換句話說，政府為了穩定市場運作，並達到治理的效 果，維持政策執行能力是後社會主義中國的治理邏輯。
長三角港口群的區域治理凸顯出中國治理的特色，過去強調的政 府直接干預市場運作，在市場化力量不斷增強的趨勢下，上海港與太 倉港合作的案例凸顯出政府採行企業股份化的方式，逐漸與市場進行 結合，不僅是操作市場，同時保有政府、企業的身分來達到治理的效 果，形式上如公私協力關係的區域治理格局，實質上，這樣的治理表 現仍是一種以「政府為主」的區域治理特徵，69上港集團在政府政策的 徐紅等人又稱之為「行政性政權經營下的組織」。請見徐紅、鄒珊珊、孫 榮，《城市治理：中國的理解與實踐》（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支持下參與區域事務，是一種由政府供給為主的協力關係。直言之，
上海港的區域核心角色，除了有歷史、地理、產業結構的條件優勢之 外，中央政府支持下的政策配套（如國際航運中心、自由貿易試驗 區、啟運港退稅政策等），以及上海市政府對於區域港口合作的治理 行為，都是成為治理中心的關鍵因素，更貼近傳統改革主義對政府強 力介入區域發展的觀點。
前文討論有學者就新區域主義觀點來分析中國的區域發展，認為 長三角地區表現出「沒有治理的政府」的特性；然而，學理上對於
「沒有政府的治理」與「沒有治理的政府」之間的討論主要是區別
「市場原則」與「國家能力」的主張。事實上，將長三角地區歸納為
「沒有治理的政府」，這不但簡略了政府治理角色在中國大陸發展過 程中的轉變，更難以理解其區域治理中對政府力量與市場力量轉換、
融合的過程。本文對相關案例的分析結果，除了在於國家（政府）能 力強化的論證，更可看到政府透過企業身分的轉換手段，融入市場運 作的過程來達到治理的目的。在中國政治制度與權力的鑲嵌下，儘管 市場化、國際化、經濟開放的作用日益增強，但市場仍難以脫離政府 控制的範疇之外，又以長三角港口群的發展來看，企業股份化的模式 使得政府的治理能力更加強化。
因此，本研究從長三角港口群的競合關係發現，上海港透過上港 集團在各港口的入股模式中，企業股份化深受政府主導，在刻意的政 策支持下，達到區域治理的目的是政府的重要考量；換言之，尤以上 海港和太倉港的個案分析來看，政府融入市場的行為不但有益於區域 治理的推行，更符合了中央、主動整合者（上海港）、被整合者（太 倉港）的利益考量，例如在港口機能分工的合作模式之下，不但為太 倉港帶來貨櫃吞吐量、近洋貨運航線量的擴增，以及上海港作為核 心、遠洋、商務為主的角色，再加上中央政策的輔助，以蘇州港貨物
年），頁 134-164。
吞吐量逐年增加的趨勢，這樣的港口整合範圍不斷擴大將進一步提升 長三角港口群的整體吞吐量；換句話說，各港口為了拓展競爭力（吞 吐量的提升、航線的擴展），以上海港為核心的合作關係是促進港口 發展的有利途徑。這除了說明中國區域治理模式的特殊性，在實務與 理論的對話上，更變異了新區域主義學派對公私協力的理論內涵，中 國區域治理所表現出「以政府為主」的特性，貼近了傳統改革主義對 政府力量重視的觀點，而且，吸取了公共選擇理論及新區域主義的部 分內涵，反而強化了政府治理行為的合理性，甚至添加了治理的便利 性及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