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利益集團，主要是由普金斯家族、斯特吉斯家族（the family of Sturgis）
與福貝斯家族所組成，而其他家族的成員則零星出現。在此集團中的成員，被以 血緣、婚姻、宗教、生意、友誼連結在一起，是一個非正式的人際關係網絡。在 當時，「家庭」的概念在商業利益團體當中是主流。在一個商業的家庭網絡中，儘 管有些時候成員會互相爭執，但大部分時間裡是緊密合作的。67
波士頓利益集團在英國有人脈。約書亞‧貝特斯（Joshua Bates）是倫敦和利 物浦（Liverpool）巴林兄弟商行（Baring Brothers & Co.）的合夥人。貝特斯出生 於麻州，他的妻子是威廉‧斯特吉斯的堂姊妹，與波士頓利益集團的斯特吉斯家 族有姻親關係。而且，貝特斯相當感激湯瑪士‧普金斯提攜他從商。1812 年，貝 特斯被派遣到倫敦，開始為波士頓利益集團服務。在 1828 年貝特斯加入巴林兄弟
65 Wong, “Global Positioning,” 114-116, 130-132.
66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151, 154-156.
67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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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行時，這家商行便成為了波士頓利益集團在英國的代理商號。1851 年貝特斯退 休之後，勸說他的姪子羅素‧斯特吉斯（Russell Sturgis）加入巴林兄弟商行。羅 素‧斯特吉斯答應了他的要求，因此波士頓利益集團在巴林兄弟商行的影響力，
即使在貝特斯退休之後仍得以持續。68
波士頓利益集團在英國有著可信賴的商業夥伴，此對於集團來說大有益處。
其中一項好處，即是可以因此進入「美－英－中」三方的國際匯票信貸體系。其 運作機制如下：英國商行代理人在美國簽發匯票，美國商人在取得匯票之後前往 中國。抵達廣州後，美國商人會希望以這些匯票換得白銀。對於已在廣州與中國 商人完成交易的外國商人來說，將沉重的白銀從中國運走，是相當擾人的事。外 國商人在取得美國商人手中的匯票之後，可以拿著匯票前往英國商行兌換現金，
不必將白銀從廣州千里迢迢地運走。因此，若在廣州有欲將資金轉往英國者，購 買匯票是他們很好的選擇。而美國商人帶著匯票到中國，也可以省去將白銀運到 中國的成本。美國商人在廣州用匯票換得白銀之後，可以就地將白銀用於購買中 國商品，並將這些中國商品運回美國，或在世界各地販賣這些中國商品。其後，
美國商人再從美國將資金運到英國商行，整套體系即形成一個循環。這一套交易 方式，又稱為匯票交易。若非波士頓利益集團在英國有巴林兄弟商行作為照應，
這匯票交易則不可能存在。匯票交易的出現，也使得在 1830 年代裡，白銀已不是 美國商人運往中國的主要項目。69
若將原本波士頓利益集團在美東的根據地，加上英國的巴林兄弟商行以及在 中國的「浩官－普金斯洋行」聯盟，另外加上其他在廣州的集團分支，如羅素‧
斯特吉斯洋行（Russell, Sturgis Co.），即可見到一種「美－英－中」的國際三角商 業體系。在普金斯洋行被併入旗昌洋行之後，顧盛動用他的力量，在旗昌洋行留 下波士頓利益集團的人馬。顧盛提名奧古斯丁‧赫德（Augustine Hart）作為波士 頓利益集團的代表，並限定僅有其可以處理波士頓方面的生意。另外，顧盛也特
68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156.
69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108-112. 另可參考《對於中國與中國貿易的評論》當中福貝斯整理的 美國對華貿易表格。從中可觀察到，在 1828-1829 年當中，美國對華的硬貨幣出口量已較從前為少。
到了 1831-1832 年，已縮小到僅有從前巔峰時期的約十分之一。亦可在此表中看到，同在 1831-1832 年，美國商人所帶的票據總值，已是硬貨幣的三倍有餘。且在隔年兩者相差更到達了六倍之多。由
此可見美國的匯票交易逐漸取代硬貨幣出口的過程。福貝斯，《對於中國與中國貿易的評論》，頁
24。
21
70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162-165.
71 Seaburg and Paterson, Merchant Prince, 156, 165.
72 在約翰‧福貝斯的回憶錄中寫道〆「〃〃〃在顧盛先生離開之前（大約在新年的時候），他將我 介紹給他的老朋友浩官。他是商行（亦或是公司）的領袖，當時管理了外國人對中國的所有貿易。
顧盛先生的推薦，使我獲得浩官的信任。」原文〆“…Before Mr. Cushing left (about the new year) he introduced me to his old friend Hougua, the chief of the Hong, or company, which then managed all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and recommended me to his comfidence.”「做事從來不半途而廢的浩官立刻將 我視為顧盛先生接班人，同時視我為哥哥、他的親密好友湯姆的接班人，並且給予我全部的信任。」
原文〆“Houqua, who never did anything by halves, at once took me as Mr. Cushing‟s successor, and that of my brother Tom, who had been his intimate friend, and gave me his entire confidence.”見 Hughes, ed., Letters and Recollection, 62.
73 在回憶錄中，福貝斯受到他舅舅的影響，決心要作為一位船長〆「〃〃〃我已經答應過普金斯舅 舅要跟著我的船［廣州貨運號（Canton Packet）］直到足以駕馭它〃〃〃。」原文〆“…I had promised my uncle Perkins to stick by my ship until fit to command her….”見福貝斯，《個人回憶錄》，頁 22。
74 福貝斯，《個人回憶錄》，頁 3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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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包括銀、生棉花、紡織品、金屬、米等。1831 年，68 艘英國私商的船隻，有 32 艘註明並無駛離伶仃島；美國籍的 33 艘船隻，有 11 艘留在伶仃島。顯然，伶 仃走私基地在南京條約簽訂之前，已經威脅到廣州作為中國單一對外口岸的地位 了。75
伶仃島的走私貿易快速發展，湯瑪士‧普金斯也親口承認了伶仃貿易站的大 量獲利。76而福貝斯竟有掌管伶仃島的機會，這絕非普金斯公司中一般員工得以享 有的。此外，福貝斯在 1840 年成為了旗昌洋行的合夥人，直到 1844 年；間隔五 年之後，於 1849 年再次成為旗昌洋行的合夥人，直到 1857 年。在當旗昌洋行合 夥人期間，福貝斯可以因為洋行的經營而分紅獲利。77福貝斯在公司中享有特殊的 地位，與波士頓利益集團的存在大有關係。福貝斯家族因為與普金斯家族的姻親 關係，進入了波士頓利益集團中，福貝斯也因此才得以升遷迅速，坐享高位。特 定家族的成員在早期來華貿易的美商公司中享有特權，並被特意栽培，以便成為 未來的接班人，這即是個人運用美國家族商業網絡的一個實例。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