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美國反托拉斯法訴訟實務長久踐行，就如何認定合意存在之發展，其最大 之特色乃在相關間接證據細緻類型化區分之體系模式、證明度標準操作內涵之建 立，以及對經濟理論分析工具較高程度的接受與倚重，誠值吾人重視與借鏡。
質言之，將間接證據加以細緻的類型化區分，對法院與訴訟當事人而言，可較 有系統地就「合意存在或不存在」之待證事實，從事其舉證、攻防與事實認定，從 而三方均可將訴訟所需之時間、勞力、費用等資源，集中於對證明待證事實有所助 益之證據上，故有促進訴訟經濟之效果。
並且，不難觀察出美國法院十分重視產業結構面之證據與分析，而非僅側重在 行為面證據之觀察，在結構鋪陳上，多先論明產業結構面之證據，續以方為行為面 之證據，在理由構成上，則高度運用相關產經數據資料與經濟分析方法，並將結構 面與行為面之證據予以勾稽結合。
另外，經濟學介入卡特爾訴訟之法律適用過程，則應為反托拉斯法之本質即為 經濟秩序之規範所不可避免，尤鑑於純粹的法律機械操作，在合意要件之證明上已 見其窮的現實，借重經濟理論作為間接證據推理分析之工具，即有其必要性與重要 性。惟任何學科均有其侷限性，經濟學亦不例外，除產業數據資料之缺乏往往是難 題，經濟模型亦不一定周延、完整，而經濟學界之百家爭鳴，都使得經濟分析較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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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具有明顯的無規則性，從而，要求經濟性證據須具備論理上之可信性，並且 所有間接證據綜合以觀後，須達「具排除單方行為蓋然性之傾向」的優勢證明程 度，應可視為係對經濟分析之無規則性性格所為的控制。
然而就上開各類型之間接證據，美國法院鮮有闡明其各自所蘊含之證明力高 低，或者具體說明哪些附加因素為推論合意存在之事實所不可或缺，從而導致判決 之結果難以預測141。但在Blomkest Fertilizer, Inc. v. Potash Corp. of Saskatchewan, Inc.
(8th Cir. 2000)142一案，由Judge Gibson, John R.所執筆之不同意見書中，將附加因素 證 據 分 為 涉 及 產 業 結 構 之“situational factors” ， 以 及 涉 及 行 為 面 之 “volitional factors”，其並指出，諸如市場結構、從事聯合行為之誘因與機會等“situational factors”，在可信性之建立上極為重要，一般而言應為證明合意存在所必要，但尚不 足因此證實合意之存在，然「若單獨為系爭行為，將有悖其經濟理性，但如合意之 事實存在，該行為即符合理性」此類型之附加因素證據，則足堪排除系爭行為非出 於聯合之蓋然性；至“volitional factors”此等附加因素，則有作為「可排除系爭行為 係出於單方行為之蓋然性」的機能作用143。該不同意見書就何種類型之間接證據與 有意識之平行行為結合觀察後，足堪推論出合意之存在，提出精細之論點與闡述，
殊值吾人重視及參採。
美國法院對各類型證據之證明力高低，以及何種附加因素為證明合意存在所不 可或缺，均有欠說明已如前述，又經濟分析之方法並非法院所專精熟悉的領域，而 被援引之經濟理論或經濟分析是否具有可信性，在相當程度上卻是植基於法院之判 斷，從而審理法院對卡特爾相關經濟理論之認識與理解，即實質左右了上開體系操 作之結果144，在此部分欠缺精確法則可尋之狀況下，法院或陪審團就此有著極大的 判斷空間，致使判決結果難以預測，而可能導致就相同或類似之個案，卻因審判者 之不同立場言人人殊，故寓有法律不確定性之危險145。
除上開法律不確定性之危險外，Matsushita 案所建立之「具排除單方行為蓋然 性之傾向」的證據優勢證明度標準，在實際運用上，法院不慎即可能操作成「『清
141 See Gavil, Kovacic & Baker, supra note 2, 283.
142 203 F.3d 1208.
143 Blomkest, 203 F.3d 1043-1044.
144 Sullivan &. Grimes, supra note 42, 202; Posner, supra note 36, 93.
145 See Gavil, Kovacic & Baker, supra note 2, 283; Sullivan &. Grimes, supra note 42, 204.
楚而明確』地排除單方行為之蓋然性」的證據明確證明度146，甚或為「排除『所 有』單方行為之蓋然性」（exclude “all possibility” of independent action）的絕對確 信147，而令原告負擔較Matsushita 案所建立之原則更不利之舉證責任。
綜上所述，美國實務所發出之該套體系原則，因具備類型化之架構與證明度要 求之明確準則，對尚未就該議題發展出統一操作體系與見解，且對經濟性證據態度 上向較為保守的我國卡特爾行政訴訟實務而言，殊值借鏡參考。惟本文並非主張該 套體系原則之全盤移植，亦無意鼓吹經濟法領域上經濟學至上之理論帝國主義，蓋 就前者而言，應注意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本質上之不同148；至後者，則不應忽略法 律學與經濟學兩者在思維與方法論上之歧異149，以及經濟分析工具之侷限性150，較 正確之態度毋寧為謹慎善用吾人現有之經濟工具及知識，以作出最適當之決策，從 而本文將以上開原則體系為參考基礎，在本於行政訴訟之架構下，秉持上開對經濟 分析介入法律適用過程之態度，就我國聯合行為行政訴訟，如何以間接證據證明合 意存在之議題，形成系統性之操作準則，其具體內容則詳述於下。
146 見 Blomkest 案判決，其不同意見就有關多數意見在證據證明度衡量上之見解，Blomkest, 203 F.3d 1049.
147 See In re Brand Name Prescription Drugs Antitrust Litigation, 186 F. 3d 781, 787 (1999) and Toys
"R'' Us, 221 F.3d 934-935.
148 特別係訴訟證明度之部分，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應依其各自在法律層面與經濟層面之分析，
設定適宜之證明度標準，此在聯合行為合意證明之議題上，誠屬重要。關於我國聯合行為行政訴 訟應採之證明度標準，請參見前文「以間接證據證明合意時其證明度之要求」乙節之說明與分 析。
149 經濟理論為對市場行為之觀察（或假設）的普遍化解說，進而可用之以預測；而法律學則係 透過法學方法而作成之各種解釋，並非對觀察之普遍化解說，從而法律基本上屬社會生活中之應 然規範，經濟理論或假設藉由市場之實證結果檢驗其是否切合實際，而法律理論之正確性則屬對 各種解釋（即價值判斷）何者可以採用之共識，從而兩者有著本質上之不同。
150 有關經濟分析其工具之侷限性，最佳之註解，莫過於經濟學界所流傳「若你問同一個問題，
10 個經濟學家會告訴你 11 個答案，而凱因斯自己就有 2 個答案。」之自我解嘲。惟此並不表示 我們即應完全摒除此種分析工具，一如法律適用之過程，不論在採證、認事、用法各階段，亦均 有產生錯誤之可能（否則何需有審級制度之設計），但我們不會因此即揚棄法律制度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