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來說，「學派」的問題絕對是一個極為吸引人的課題。
當然，我們也知道將先秦思想進行家派之區分，雖然可以上推至戰國時期，但真 正形成體系的區隔，則要等到漢代對於先秦圖書的的整理經驗豐富之後，「學派」
的區分方顯得更臻穩固。不過，今日習以為常的學派之區分，在戰國時期畢竟仍 在發展之中，因此，我們對於先秦思想家分派時，其實常會有界限模糊的問題。
也就是說，當我們將課題焦點集中在先秦思想的「學派」時，我們必須先意識到 在先秦時期，這些學派的區分，仍然是屬於不穩定的狀態。否則，如果硬是將後 來的「學派」模式套上古代研究，有時反而會影響了先秦思想研究的動態性。因 此，關注此種學派不穩定狀態之發展，對於欣喜於新出土文獻將改寫古代思想史 的我們，應當是極具意義的一件事！
事實上，由於新出土文獻所帶來的影響，許多學者在進行研究時，為出土文 獻「定位」常是論述的焦點所在。尤其是在歷經秦火之後，許多典籍殘缺，一旦 有了新的文獻材料，大家急切地想要將這些文獻進行流派的歸屬，以便補苴這段 空白的思想史，當屬可以理解。然而，誠如上述，「學派」的概念在先秦思想家 的心中，是否已經那麼固定而牢不可破？恐仍有討論空間。因此，過分樂觀地為 出土文獻「定位」，有時反而會為先秦的思想研究帶來更多的問題。其實，「學派」
的認定經常會涉及這些學術社群在「觀點」的詮釋上，是否有其相同或相似之處？
才會將之歸為同一學派。而且，更進一步地講，要確認為同一學派之標準，究竟
是從理論的「核心信念」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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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從其「世界觀」入手？12
大抵上，也仍有 爭論的餘地。如果我們不能在這些層面作更為細緻的處理，則快意地為出土文獻 歸屬學派，有時反而是成為問題的製造者。我在此文的分析切入點，主要是認為 可以運用「核心信念」的方式，來討論「學派」的問題。關於運用「核心信念」（basic belief）於學派之討論，我主要是從奎因（W.V.Quine）處理知識型態之區 隔時所採的作法，受到啟發。基本上，奎因認為知識是由一連串的信念（belief）
（conservatism）、「素樸」（modesty）、「簡單」（simplicity）、「普遍性」（generality）、
「否證」（refutability）。能符合這幾個標準，方有成為「核心信念」之資格，而
概念，主要是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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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出「道」（或「一」）的論述焦點，實與道家有著思想上的家族類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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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曹峰也敏銳地注意到，〈凡物流形〉未必只有聚焦於「道」的論述而已，其側重 所在當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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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道之後，無往而不利的一面。就是說，外王之道顯然要多於內聖之道，
這顯然是在迎合統治者的政治需要，因此〈凡物流形〉的政治目的極強，
「百物不失」、「知天下」、「治邦家」、「并天下而抯之」、「并天下而治之」
才是〈凡物流形〉的賣點所在。
曹峰的這個觀察相當重要！因為，〈凡物流形〉雖與其他先秦舊籍所論之議 題，或提問的文章體式，有其相近之處，但本篇文獻畢竟在傳世文獻中未見。因 此，其內容屬性、書寫方式，乃至思想歸趨，自易成為待解決問題。其實，也正 是這個「未定」的身分，〈凡物流形〉所包含的內容，也就更具有意義。我們知 道〈凡物流形〉既然不見於今本的傳世文獻之中，那麼這篇文獻就未被漢代的學 術家派分類所收編，於是，在本篇所出現的許多說法，當可突破原有學術史的框 架，展現一種「開放性」的可能。緣此之故，我們不難看見〈凡物流形〉的「詮 釋」與「分類」，雖然未必要完全擺脫自漢以來的學術分類框架，但卻提供了重 新「詮釋」的機會。如同王中江的詮釋策略，曹峰將〈凡物流形〉的思想主軸與
「道」（或「一」）聯結時，傳統黃老學的印象，必然浮現。這其實是無法避免的 事！尤其是當我們區分家派的方式是以「核心信念」為軸時，上述的作法，應當 是極為正確的一種方式。
可是，如此的作法，卻有一個必須思考的方法論問題產生。因為，當我們運 用「核心信念」作為學說類型的分判基準時，我們的思維背後實蘊含著一個「整 體論」的走向。我們會認為一個完整的學說，必然從其「核心信念」到「命題」， 乃至「系統」之間的邏輯關係是「一致的」（coherent）。即使其中存有「斷裂」
狀況，我們也會預設這個主張之間不會有矛盾。而更進一步的狀況，便是運用現 成已有的詮釋「模式」（此時我們暫時將「理論型態」，視為是一種「模式」），來 為新出現但可能未完整的學說，進行「概念縫補」的工作。事實上，這種研究方 式本來就是在進行古代研究時，經常可見的作法。本無所謂好壞，但卻須注意研 究對象的「待決定」部分，是否經詮釋之後，能使研究對象更加清晰，或更加立 體化，則為研究者必須注意的事。此外，如前所述，「核心信念」的選擇應當有 其標準，而學者們運用「一」或「道」作為論述〈凡物流形〉的「核心信念」， 其正當性與合法性又何在？似乎是一個值得再進一步分析的問題。
再者，以〈凡物流形〉來說，正是有許多「待決定」的部份，而且其思想內 涵的理解，有時單靠其原有的文獻脈絡，又無法完全無誤地認定。因此，對於這 樣的研究對象，如果產生各類解釋之可能，實無須訝異了。其實，李銳在這篇的
20 詳細討論，請參：曹峰：《楚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研究》，〈第十章 《凡物流形》「心不 勝心」章疏證〉，頁 164-175。
21 請參：曹峰：《楚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研究》，〈第十一章 上博楚簡《凡物流形》的文本 結構與思想特徵〉，頁 196。
文獻研究上，其態度便與王中江及曹峰有異，他在與鄔可晶討論簡序問題時，便 曾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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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便說一句，在過去的竹簡編聯調整工作中，不少學者提出了很多創見。
這些創見有一些無疑是對的，有一些看似文句通順，但是卻與簡制不相容，
或者所作假設，立論前提難以解釋，這樣的編聯意見恐怕還需要進一步討 論。
這段發言雖是討論簡序問題，但其實與我們進行出土文獻的學派歸屬時，密切相 關。因為，當我們在處理學派的歸屬時，我們所面對的對象常是不易加以歸類的 文獻，若不是在某些關鍵概念的論述上，文獻殘缺，便是連關鍵的概念的論述都 不是有系統地呈現。因此，不得不建立許多的「假設」來彌補這些概念之間的縫 隙。一旦以「假設」作為論證的起點，則錯誤或不當的區分，便無法排除其產生 的可能性。事實上，李銳的這種處理的態度，不僅表現在「簡序」的問題上，在 學派歸屬的討論，亦可見到一些端倪。他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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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文許多話與《老子》、《文子》、《莊子》、《呂氏春秋》、《管子》中《內業》、
《白心》、《心術》上下諸篇，以及馬王堆帛書《經法》諸篇，《淮南子》
等接近（當然，某些地方也或小有區別），而其他傳世文獻中也多有可供 參考者。因為先秦時期未必有所謂道家，所以本篇簡文並不能算作道家的 作品。簡文引格言有與孔子語相近者（亦有近於王充《論衡》所謂儒者之 言者），當亦非必出於儒家。其具體的學派屬性，目前尚難以斷定。由其 論一，不難看出這是在談論當時的“公言”；由其以“聞之曰”連綴全篇，可 以看出這是一個取材廣泛的思想作品。
李銳在這裡清楚地表明〈凡物流形〉內容上雜糅各家的可能性，尤其所論乃當時 之「公言」，故許多家派都有發言的情況下，因此，我們並不容易將此篇文獻的 學派性質作出判斷。如斯之作法，正是想要避免因過多的概念「假設」，造成對 於客觀真實的學術事實的過度詮釋。李銳的此一立場，也明顯不同於上述王、曹 兩位學者之處理方式。
基本上，前述兩種處理〈凡物流形〉學派歸屬的作法，正好突顯出我們在出 土文獻研究上的難題。誠如前文所述，判定是否為同一個學派的判準，透過「核 心信念」的分解，我們的確可以在眾多紛雜的材料中，辨識出具有相同傾向的文 獻，從而將之歸為同一家派，但也確如本文的方法論疑慮，「整體論」的立場是 否適宜運用於思想交錯的時代文獻？於是，我們或許應當以「闕疑」的方式，對 於出土文獻進行「現象」的描述，避免過多的「假設」以影響了「客觀真實」的 樣態。但是，如果我們僅對出土文獻作客觀之描述，而不作判斷，那麼許多古代 的研究便無法展開，而且所謂「客觀」描述的背後，真能「如實地」呈現我們所
22 李銳：〈《凡物流形》甲乙本簡序再論〉，孔子 2000 網，2009 年 1 月 10 日。
23李銳：〈《凡物流形》釋文新編（稿）〉，孔子 2000 網，2008 年 12 月 31 日。
看到嗎？我們會不會在客觀描述的背後，同樣也有一個「前理解」預存在我們的 說法中？凡此種種，似乎使我們進行出土文獻的研究必須審慎、再審慎。
其實，運用理論型態之判準：「核心信念」，來對於出土文獻進行學派歸屬之 劃分，可以使一個學說的主張從「信念」→「命題」→「系統」之間的關係，立 體化、清晰化，有助於我們深入掌握思想對象的內涵。因此，透過「核心信念」
的把握，重建出土文獻的學派，實有研究上之價值。如王中江與曹峰所論述的「一」、
「道」，可使黃老道家的思想系譜展開，進而再追問分期之可能。另外，重視出 土文獻的客觀現狀，不妄增「假設」以補苴文獻的概念縫隙，亦是「實事求是」
的態度，如此當可避免因過度詮釋，而需更多的「假設」來彌縫理論之缺口，如 李銳之處理〈凡物流形〉的簡序，以及其中「類近」各家思想的文字脈絡，都表 現了這樣的精神。
當然，我們也必須進一步指出的是，上述兩種處理出土文獻學派歸屬的方法，
當然，我們也必須進一步指出的是，上述兩種處理出土文獻學派歸屬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