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建議
建議未來國科會可以主動組之研究團隊，將國內相關領域之優秀人才納 入考量，並積極挹注資源，當可保持目前成果。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機遇與挑戰：思想史視野下的出土文獻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一冊
六、其他
檢附發表論文供參：
敘述與詮釋：出土文獻研究之反省
＊林啟屏 政治大學中文系
一、前言
自上個世紀以來，中國古代學術之研究，由於許多出土文獻的發掘與出現，
帶來了重大的影響。這一影響所及，不僅對於古文字學領域的發展，有著高度的 積極性作用，也對古代歷史與學術思想之研究，同樣帶來重大的衝擊效應。因此，
許多學者對於這個新的發展，抱持著高度樂觀的心情，並期待經由這些「新材料」
的運用，可以解決「秦火」所產生的學術斷層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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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理想的冀盼，在經 過文本的深入清理與研究之後，的確解釋了許多問題，例如荀子所謂的「思孟五 行」的說法，便由於〈五行〉的出土，開啟了重新的理解與詮釋之可能，使我們 對於先秦儒家思想的發展有了進一步的認識。2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計畫：「敘述、詮釋與定位：出土文獻研究的三個面向」之部分成果，計畫 編號：（NSC99-2410-H-004-186）。
不過，在這些樂觀的發展進程中，
因著這些材料所帶來的「詮釋」問題，其實也是不少。畢竟任何的「文字材料」
只要是能產生意義之釋讀，都必然會產生與「語言」相關的「詮釋」問題，我們 無法迴避。而這些「詮釋」問題的產生，就不得不注意到「作者」、「作品」（文 本）、「讀者」（詮釋者）之間的複雜關係。是以，當我們樂觀地面對出土文獻研 究的新局面時，存在我們心中的一件事，便是應當注意此一詮釋過程，所可能會 產生的問題，如此方能更為適切地運用這些「新材料」，並得出「新詮釋」。因此，
底下本文將從兩個方面切入，分析「敘述者」的視野對於史實觀點的不同，及其
1 「秦火焚書」此一歷史事件，對於中國古代學術發展所帶來的影響，其實是相當地深遠。今日 我們之所以會對先秦思想研究，產生許多的斷層，大抵與這個關鍵事件有著密切的關係。詳細論 述，請參：拙著：《從古典到正典：中國古代儒學意識之形成》(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 年)，
＜第九章 儒學的第一次挫折：以「秦火焚書」為討論中心＞，頁 342-360。
2 有關思孟五行之說的研究，向來為荀子研究上的問題。因為，〈非十二子〉對於此說的批評，
相當嚴厲。然而，我們又無法從孟子的相關言論之中，找到類似「金木水火土」的說法，而傳統
「仁義禮智信」之解，也讓我們無法明白有何「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之 處。因此，形成解釋上的難題。可是，當〈五行〉篇一出，這個問題便迎刃而解了。因為，在這 篇出土文獻之中，指出「仁義禮智聖」才是「五行」，而且此中蘊含「人之道」與「天之道」的 問題。所以，對於強調「天人相分」立場的荀子而言，是有些難以接受的。詳細論述，請參：黃 俊傑：＜荀子對孟子的批判──「思孟五行說」新解＞，收入：氏著：《孟學思想史論卷二》(台 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 年)，頁 106～108。
可能的意義。另外，本文亦將討論「詮釋觀點」的產出與學術流派關係，並檢討 其間的方法意識問題。
二、敘述、動機與立場
「文獻」的基本構成元素是「語言文字」，是以任何文本的完成與理解，都 不可能離開「語言文字」的創作釋讀過程。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運用語 言文字的表達過程中，「書寫者」的視野，其實容易影響了文本的走向，尤其在 強調「敘事」的內容上，此種書寫者的「敘述」視角，通常隱涵著其對於敘寫對 象的價值判斷，而此類價值判斷則透過文字隙縫的安排，代入了書寫者的動機。
是以，解讀文獻的背後心理動機，當是正確掌握其價值判斷立場的根據，而要完 成此一任務，釋讀雖或可以從其他相關文字來加以證成，但有時缺乏此類佐證的 文獻時，釋讀者便須從文獻的「敘述」視角，才有可能適切地解讀文字隙縫中的 書寫者動機與立場了。
當代學者王靖宇便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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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文可說是具有連貫性和先後順序的事件記錄。敘事文的結構中有兩個 因素是必不可少的。首先，被敘述的事件必須具有先後順序，如果不是這 樣，那就成了單純的描述而不是敘事。其次，僅僅是一系列事件本身，而 不能保證必然構成敘事文。也就是說，這些事件必須以某種方式結合起來，
使得讀者想要讀下去，想要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某個人物或某種狀況將 如何變化，衝突是否將解決，怎樣解決，等等。換句話說，敘事文一連串 的事件必須導致或能夠導致某種結果，而事件的連貫性正是由讀者對此結 果的期望和渴求所構成。
王靖宇在此表達了敘事書寫的閱讀效果，並某種意義點出了「讀者」參與文本敘 述的「心理」期待。事實上，他的這段話除了「讀者」的「心理」期待之外，「作 者」安排這一連串的時間系列之事件的用心，恐怕更值得我們分析。畢竟，讀者 雖可能為一「逆溯作家」，可是引導結果方向的安排，仍然掌握在書寫者的手上。
是故，這些具有先後順序發展的一連串相關敘述的真正立場，便是釋讀活動的關 鍵之一。
關於這個問題，高辛勇在處理敘事文本的「動機」時，或許提供了一個可參 考的方向。他指出湯瑪謝夫斯基提出「動機」當為觀察中國傳統小說與現代小說 特性的入手。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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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見：王靖宇：〈中國敘事文的特性－方法論初探〉，收入：氏著：《中國早期敘事文論集》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9 年)，頁 4。
4 高辛勇：《形名學與敘事理論：結構主義的小說分析法》（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 年），
頁 47-48。
西方人初讀中國小說時，常會覺得其結構鬆弛、情節散漫，或事件缺乏「統 一」性。這個問題可以從「故事動機」的觀念來了解。湯氏將敘事「動機」
歸納為三項：「故事動機」、「寫實動機」與「美感（或藝術）動機」。也就 是說，敘事文材料的選擇與情節安排、技法的採用等等，可以用這三種理 由來解釋。其實在這三種理由或動機之外，我們還可加上「題旨」動機（亦 即載道或說教意圖）。中國小說通常偏重「事實動機」與「題旨動機」。……。
「題旨動機」可以追溯到「列傳」中以人物品性或「屬性」為分類的類傳
（如「遊俠」、「刺客」、「酷吏」等與「列女傳」的品性、性格分類），以 及先秦諸子中的「寓言」（故事的目的在於解說顯明某個觀念）。
高辛勇的這個觀察饒有趣味，不過，我認為強調「題旨動機」的作法，在先秦時 代應當是相當普遍的方式，尤其當敘述的內容涉及「對象」與「事件」時，古老 的書寫習慣不會只是在進行一種「客觀事實」的描述而已。他們會運用「意在言 外」的方式，委婉地表達自己的看法。而有意思的是，在這些所謂「事實」的語 言文字描述背後，常常隱涵有「價值判斷」於其間。換句話說，書寫者所選擇的
「對象」、「時間」、「事件」，甚至先後順序之安排，大抵會配合其設定的「價值 判斷」之立場，進行鋪排，而非只是依照「客觀」「自然」的樣態，來加以敘寫。
事實上，這種寫作的習慣在中國古代史家的筆下，的確是一種經常看到的書寫傳 統。黃俊傑甚至在考索儒家的歷史敘述時，指出「道德學與政治學」的背後目的，
恐怕才是儒家歷史敘述的真相。所以，「古」與「今」的關係不會是為歷史而歷 史的客觀書寫，相反地，以「古」諷「今」的道德式書寫，才是撰史者真正的用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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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獻曾於其一篇討論〈姑成家父〉的論文，指出先秦對於歷史敘事書寫的 一項特點，他認為古代文獻的載述之差異，「實際上正展示了傳統歷史敘事的特 色：以史為鑑的道德意識與倫理價值的強調／追求，明顯影響敘事要素的安排；
同一事件以不同模式／立場論述，即傳達出不同的德行意涵與核心關懷。先秦文 獻──不論傳本或簡本──呈現出中國傳統歷史敘事的各種樣態，且涵容極為開放 的詮釋空間，而『歷史』在各種立場／觀點的論述中，各自展現了不同面貌的『真 實』」。
這個說法，相當鮮明地突出古代儒者的歷史觀，也點出了古代中國史家某 些作史、述史的立場。而這些目的與立場，若從「敘述」的角度來看，便是類似 高辛勇所說的「題旨動機」的部份。因此，當我們對於古代文獻進行分析時，這 個視角便是研究者不可忽略的部份。以之來檢視今日的出土文獻之研究，我認為 有其值得思考的地方，應當加以說明。底下便以〈姑成家父〉與《左傳》、《國語》
的敘寫，作為分析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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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參：黃俊傑：〈儒家論述中的歷史敘述與普遍理則〉，收入：氏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
通論篇》（台北：喜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1 年），頁 405。
李隆獻的論述點出了「何謂歷史真實？」的這個問題，同時也說明了敘 事書寫過程可能存在著「相對性」之現象。因為，這些對於「事件」書寫視角的
6 李隆獻：〈先秦傳本／簡本敘事舉隅――以「三郤之亡」為例〉，《臺大中文學報》第 32 期（2010 年6 月），頁 75。
產生，必然會聯繫到「書寫主體」的歷史意識與世界觀，而在書寫者的歷史意識 與世界觀下，所顯現出來的歷史事實，便容易帶有書寫者的主觀認識了。並且，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所突顯的歷史活動，將會在「意義」與「價值判斷」的層面 產生差異，而非是由於歷史的客觀行動或事實有了什麼重大的不同。所以，同一 件歷史事件的載記，不同的書寫者當會有差異詮釋之可能。以此來檢視〈姑成家 父〉與《左傳》、《國語》的記錄，正好可以說明上述現象。
〈姑成家父〉所記載的歷史，主要是涉及晉國郤氏家族與厲公及其他權臣之
〈姑成家父〉所記載的歷史，主要是涉及晉國郤氏家族與厲公及其他權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