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的基本構成元素是「語言文字」，是以任何文本的完成與理解，都 不可能離開「語言文字」的創作釋讀過程。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運用語 言文字的表達過程中，「書寫者」的視野，其實容易影響了文本的走向，尤其在 強調「敘事」的內容上，此種書寫者的「敘述」視角，通常隱涵著其對於敘寫對 象的價值判斷，而此類價值判斷則透過文字隙縫的安排，代入了書寫者的動機。
是以，解讀文獻的背後心理動機，當是正確掌握其價值判斷立場的根據，而要完 成此一任務，釋讀雖或可以從其他相關文字來加以證成，但有時缺乏此類佐證的 文獻時，釋讀者便須從文獻的「敘述」視角，才有可能適切地解讀文字隙縫中的 書寫者動機與立場了。
當代學者王靖宇便曾指出：
3
敘事文可說是具有連貫性和先後順序的事件記錄。敘事文的結構中有兩個 因素是必不可少的。首先，被敘述的事件必須具有先後順序，如果不是這 樣，那就成了單純的描述而不是敘事。其次，僅僅是一系列事件本身，而 不能保證必然構成敘事文。也就是說，這些事件必須以某種方式結合起來，
使得讀者想要讀下去，想要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某個人物或某種狀況將 如何變化，衝突是否將解決，怎樣解決，等等。換句話說，敘事文一連串 的事件必須導致或能夠導致某種結果，而事件的連貫性正是由讀者對此結 果的期望和渴求所構成。
王靖宇在此表達了敘事書寫的閱讀效果，並某種意義點出了「讀者」參與文本敘 述的「心理」期待。事實上，他的這段話除了「讀者」的「心理」期待之外，「作 者」安排這一連串的時間系列之事件的用心，恐怕更值得我們分析。畢竟，讀者 雖可能為一「逆溯作家」，可是引導結果方向的安排，仍然掌握在書寫者的手上。
是故，這些具有先後順序發展的一連串相關敘述的真正立場，便是釋讀活動的關 鍵之一。
關於這個問題，高辛勇在處理敘事文本的「動機」時，或許提供了一個可參 考的方向。他指出湯瑪謝夫斯基提出「動機」當為觀察中國傳統小說與現代小說 特性的入手。他說：
4
西方人初讀中國小說時，常會覺得其結構鬆弛、情節散漫，或事件缺乏「統
3 請見：王靖宇：〈中國敘事文的特性－方法論初探〉，收入：氏著：《中國早期敘事文論集》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9 年)，頁 4。
4 高辛勇：《形名學與敘事理論：結構主義的小說分析法》（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 年），
頁 47-48。
一」性。這個問題可以從「故事動機」的觀念來了解。湯氏將敘事「動機」
歸納為三項：「故事動機」、「寫實動機」與「美感（或藝術）動機」。也就 是說，敘事文材料的選擇與情節安排、技法的採用等等，可以用這三種理 由來解釋。其實在這三種理由或動機之外，我們還可加上「題旨」動機（亦 即載道或說教意圖）。中國小說通常偏重「事實動機」與「題旨動機」。……。
「題旨動機」可以追溯到「列傳」中以人物品性或「屬性」為分類的類傳
（如「遊俠」、「刺客」、「酷吏」等與「列女傳」的品性、性格分類），以 及先秦諸子中的「寓言」（故事的目的在於解說顯明某個觀念）。
高辛勇的這個觀察饒有趣味，不過，我認為強調「題旨動機」的作法，在先秦時 代應當是相當普遍的方式，尤其當敘述的內容涉及「對象」與「事件」時，古老 的書寫習慣不會只是在進行一種「客觀事實」的描述而已。他們會運用「意在言 外」的方式，委婉地表達自己的看法。而有意思的是，在這些所謂「事實」的語 言文字描述背後，常常隱涵有「價值判斷」於其間。換句話說，書寫者所選擇的
「對象」、「時間」、「事件」，甚至先後順序之安排，大抵會配合其設定的「價值 判斷」之立場，進行鋪排，而非只是依照「客觀」「自然」的樣態，來加以敘寫。
事實上，這種寫作的習慣在中國古代史家的筆下，的確是一種經常看到的書寫傳 統。黃俊傑甚至在考索儒家的歷史敘述時，指出「道德學與政治學」的背後目的，
恐怕才是儒家歷史敘述的真相。所以，「古」與「今」的關係不會是為歷史而歷 史的客觀書寫，相反地，以「古」諷「今」的道德式書寫，才是撰史者真正的用 心。
5
李隆獻曾於其一篇討論〈姑成家父〉的論文，指出先秦對於歷史敘事書寫的 一項特點，他認為古代文獻的載述之差異，「實際上正展示了傳統歷史敘事的特 色：以史為鑑的道德意識與倫理價值的強調／追求，明顯影響敘事要素的安排；
同一事件以不同模式／立場論述，即傳達出不同的德行意涵與核心關懷。先秦文 獻──不論傳本或簡本──呈現出中國傳統歷史敘事的各種樣態，且涵容極為開放 的詮釋空間，而『歷史』在各種立場／觀點的論述中，各自展現了不同面貌的『真 實』」。
這個說法，相當鮮明地突出古代儒者的歷史觀，也點出了古代中國史家某 些作史、述史的立場。而這些目的與立場，若從「敘述」的角度來看，便是類似 高辛勇所說的「題旨動機」的部份。因此，當我們對於古代文獻進行分析時，這 個視角便是研究者不可忽略的部份。以之來檢視今日的出土文獻之研究，我認為 有其值得思考的地方，應當加以說明。底下便以〈姑成家父〉與《左傳》、《國語》
的敘寫，作為分析的例子。
6
5 請參：黃俊傑：〈儒家論述中的歷史敘述與普遍理則〉，收入：氏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
通論篇》（台北：喜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1 年），頁 405。
李隆獻的論述點出了「何謂歷史真實？」的這個問題，同時也說明了敘 事書寫過程可能存在著「相對性」之現象。因為，這些對於「事件」書寫視角的 產生，必然會聯繫到「書寫主體」的歷史意識與世界觀，而在書寫者的歷史意識
6 李隆獻：〈先秦傳本／簡本敘事舉隅――以「三郤之亡」為例〉，《臺大中文學報》第 32 期（2010 年 6 月），頁 75。
與世界觀下，所顯現出來的歷史事實，便容易帶有書寫者的主觀認識了。並且，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所突顯的歷史活動，將會在「意義」與「價值判斷」的層面 產生差異，而非是由於歷史的客觀行動或事實有了什麼重大的不同。所以，同一 件歷史事件的載記，不同的書寫者當會有差異詮釋之可能。以此來檢視〈姑成家 父〉與《左傳》、《國語》的記錄，正好可以說明上述現象。
〈姑成家父〉所記載的歷史，主要是涉及晉國郤氏家族與厲公及其他權臣之 間的鬥爭。相關古代文獻有《左傳》、《國語》、〈姑成家父〉三篇。這三篇的記錄 互有詳略，李隆獻曾仔細比對分析三篇之描述，並依其特點說明了：
7
《上博》載「三郤之亡」主要站在同情郤氏的立場，學者早已論及；簡文 中「為士憲，行政迅強」、「躬與士處官，旦夕治之，使有君臣之節」、「三 郤中立，以正上下之過」等對郤氏明顯的稱美，更是《左》、《國》所無。
簡文中苦成家父的言論──回應欒書之言、與郤錡討論是否出兵──得到最 多篇幅的記述，充分凸顯其盡忠為公形象。簡末載「三郤既亡，公家乃弱，
欒書弒厲公」，顯然呼應開篇三郤之忠於國家與欒書之陰謀作難，而以晉 厲濫殺忠臣、終遭弒死總結全篇的教訓。如此則《上博》仍有其獨特的敘 事意涵，與《左》、《國》均不盡相同；〈晉語六〉以君臣不知修德為誡；
它〈語〉則多舉此事以明「舊怨」之可畏；《左傳》站在縱觀史事的制高 點，檢討三郤之亡，諸卿爭權與晉國國勢的浮沈升降；《上博》則著力於 描寫苦成家父的為公／國盡力，與晉厲昏庸、不察忠奸的悲慘後果，想傳 達的似乎是人主須體察臣下之衷，分辨忠奸善惡，勿輕信讒言的警戒意 涵。
基本上，李隆獻在上述的分析，其實已經相當詳細且清楚地說明了三份文獻在同 一事件書寫上的差異及其可能意義。本文在具體文獻的分析上，接受其論析結果。
但本文所關注的問題焦點在於：敘述動機下的題旨之方向，與「歷史事實」之間 的關係，從而指出古代敘事中的價值判斷之立場，進而說明「歷史意識」之本質。
因此，底下將朝這個方向聚焦，以彰明研究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時的一個重點。
從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出發，我們不難看到這場晉國君臣權力鬥爭的大概。
其中，構成這場權力鬥爭大戲的主要元素，包含有：晉厲公、郤氏家族、其他群 臣，甚至連外族白狄，也在這場歷史舞台上，佔了一定的位置，進而成為事件的 元素之一。因此，在客觀歷史的事實部分，我們大致可以確定上述所指的幾個元 素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此外，在這些共有的元素外，政治鬥爭的失敗者皆指向三 郤，亦是一共有的「事實」。因此，幾位共同的人物元素，配合一場權力鬥爭的 事件的展開，便構成了這場足堪警誡的歷史大劇。從上述這個事件的梗概來看，
三郤遭忌，厲公與群臣共謀除郤氏，郤氏滅族，厲公被篡，大致是先後的發展序 列脈絡。但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指出的是，不同的書寫者對於此次事件的敘述視 角，卻有明顯之不同。其中，最為明顯的差異，主要是在於人物敘寫時的評價取
7 李隆獻：〈先秦傳本／簡本敘事舉隅──以「三郤之亡」為例〉，《臺大中文學報》，頁 73。
向。以〈姑成家父〉為例，郤犨（姑成家父，或苦成家父）的形象與傳世文獻大 不相同，簡文云：
8
苦成家父事厲公，為士憲，行政迅強，以見惡於厲公。厲公無道，虐於白 狄。白狄反之。苦成家父以其族三郤征白狄，不使反。躬與士處官，旦夕 治之，使有君〔簡 1〕臣之節。三郤中立，以正下上之過，強于公家。……
〔簡 6〕
由此可見簡文對於郤犨的描述是採取正面評價的筆法，是以此一權力鬥爭的本質，
由此可見簡文對於郤犨的描述是採取正面評價的筆法，是以此一權力鬥爭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