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這個概念並非自古便自然形成的，在歷史的發展上，我們可以見到不同朝 代的興亡更迭，同時也可以看到不同民族間的互斥與對立，一直到了清朝時代，滿 漢之分仍然是一件攸關民族大義、大是大非之事，所以，要談中國認同的形成，我 們不能直覺式的將它認為是一種「給定的」或「既定的」，而必須瞭解它是一種歷史 建構和發展的產物。要瞭解「中國認同」的建構背景，相信必須要回到清末民初那 一個讓中國受盡屈辱的年代去找尋起點與答案。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期清朝與世 界接軌的經驗，讓中國的思想界產生驚天動地的大翻轉，同時也讓中國進入了自我 主體覺醒/建構的時代，而這種主體覺醒和建構的過程，就構成了近百年來中國歷史 發展的全部內容，要探討中國認同的形成和當代中國市民社會興起的源由，我們就 必須回到歷史軌跡中去尋找答案。
一、中國認同的發韌與建構：由民初到毛澤東時代
要探討民國初年時的思想混亂，就必須回溯到滿清末年的歷史，甚至也必須回 溯到滿清發跡時的歷史。無可否認的，十九世紀是中國一個大變局的開端，是革命 的年代，也是東西方真正交流的開始，滿清皇朝面對的不只是來自西方的武力入侵，
還有國內不斷的內訌產生，兩者交錯傾輒為滿清末年寫下了欲振乏力的輓歌。而中 國人的民族自信心與自尊心也在這一連串的動亂與失敗之中逐漸消失殆盡。
我們其實很難評斷真正讓中國人民民族自信心喪失的根源為何，儘管在今天我 們已經很習慣將中國視為一個整體/主體，但終滿清一代，清政府其實始終被視為是
一個「入侵者」、是「蠻夷之邦」的，漢民族始終是以「驅逐達虜、恢復中華」為己 調地域、種族的特殊主義，無非都是對漢族、漢文化優越性的強調。而 Evelyn S.Rawski 認為，滿清 的政治模式並不是一個民族國家，其所要建構的也不是單一族群的認同意識，而是包容滿、漢、蒙、
思/建構。當西方的船堅砲利為中國帶來千年未有之變局時，對整個清朝政府/中國 人民而言起了一種結構性的變化，讓原本由滿人和漢人所維持的一種矛盾的對立/
融合的情況，也因為外力的介入而出現了改變。滿人和漢人之間的二元對立/融合關 係出現了一個第三勢力，這個第三勢力的介入最初並未對中國的內部的最高主權擁 有者有一個明確的認同，甚至利用中國內部滿漢之間的分歧性，來方便自己在中國 勢力的拓展，太平天國之役便顯現出這種情形。一直要到一連串的中國受制於外人 的事件發生，甚至造成京師震動、門戶洞開之後，中國人才開始興起了一股同仇敵 慨之心，滿漢民族同時認知到自己相對於西方是一個整體，是一個統一的「中國」
概念。中國的民族認同在這種情形下才被察覺並進而被形塑42，摒棄傳統由中原夷狄 等地域主義來區別同異的標準，而由一個大一統的民族國家認同取代了傳統的族群 認同，「驅逐韃虜」的思想也被新的民族平等共榮的思想所取代。
然而，當中國的民族認同在這種藉由對比於西方這一個「他者」而建構/形塑完 成後，首先必須面對便是一種民族自信心的喪失與自我認同的迷失，換言之，中國 的民族認同建構是在於對民族自信與尊嚴喪失後所產生的反思與覺醒中產生的，這 種中國認同的重建構也可以說是來自於對他者的抗拒所產生的一種追尋。這種由負 面影響所產生的認同覺醒，會使得中國人民藉由對現存的體制、現狀的不滿與反抗，
來維繫/強化這種認同建構的必要與作用，也因此，滿清帝國的覆滅便成為一個必然 的結局了。
42 史景遷認為，一九八九到九九年間，列強對中國的施壓與蹂躪，使得中國在擔心被「瓜分」而產 生對列強的敵視與驚懼的氛圍中，中國悄然萌生一股蓬勃力量，這種力量表現的方式各不相同，但 可以用「民族主義」一詞加以概括，對中國人而言，民族主義包括他們與外國列強、滿清關係的一 種新而迫切的認識。民族主義同時也彰顯中國人為了民族的生存，必須團結一致的相應認知。中國 民族主義的增長與複雜，是晚清社會重新追索自我定位的一個面向。見史景遷著，溫洽溢譯，追尋 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台北，時報文化，民 91），頁 286。
當中國終於建立一個一致的認同時，西方的存在勢不可免的成為中國認同強化 的對比目標，特別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事務的干預和對中國主權的干涉，更被中國 人民視之為是一種莫大的侵略與侮辱，也因此，雖然西方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從 未真正的在中國的領土上開花結果乃至殖民中國，但它這一套操作模式卻深深的影 響了中國，中國雖然沒有真正被殖民過，卻產生了一種被殖民或是被佔領的恐懼感 與厭惡感，這種恐懼感與厭惡感讓中國人不只讓中國人對自己的國家民族感到失望 與悲哀，更因此對西方升起了一股反抗之意，然而，這一種對西方的恐懼卻也讓中 國人民對西方充滿了羨慕與憧憬，希望能夠由西方找到可以讓中國重新發展/站起來 的方法。這種心態，一方面讓中國人希冀從西方的思想/行為模式中找到一套既可以 讓中國重新站起來，又可以與之抗衡匹敵、不與其相同的思想依據或行為模式來。
中國人在對西方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表示憤怒的同時，更希望能「以子之矛，攻 子之盾」。這種當中國人對自身的傳統思想文化感到迷惘、失望與不足之時，而希望 能由外面找到一股讓中國得以「新生」的力量，促使西方的思想絡繹不絕的進入中 國，開啟了中西方思想第一次真正以現實/實用的觀點來產生「對話」。而馬克思主 義便是這樣的進入了中國，並且伴隨著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而成為中國認同建構的重 要依據與內容。
中共早期服膺馬克思列寧主義，可以說是著眼於它所具有的革命實踐意涵，由 於當時的中國所處的環境險惡，使得思想/主義的本身在實踐作用上的功能自然要能 強過理論作用。特別是早期的中共成立是十分具有理想性，對他們而言，西方的帝 國主義、資本主義和國內的軍閥、國民黨以及資產階級都是必須要打擊、推翻的對 象。馬克思主義用唯物史觀來分析歷史和社會的發展過程，再以帝國主義、資本主 義的興起引導出近代社會對人所產生的異化和宰制現象，並且用階級形成與分化觀 念來論述社會上的種種不平等的現象與根源.。最後再提出一套階級鬥爭的理論來說
明社會主義的到來應當如何完成。這一套理論在經過俄國革命和列寧的闡述增益後 顯得更為完備，它描述出了中國當時所面對的種種內憂外患現象的背後所隱藏的操 作意涵就是一種階級對立、資本分配不均所衍生出來的問題，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則 必須經由武裝革命、階級鬥爭和消滅私人資本，建立出一個新的社會主義中國。
這對當時的中共而言，是充滿說服力與誘惑力的，也因此，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認 同建構，便這樣一步步的被導向藉由反對/抗拒西方而採用另一套適合中國革命實 踐，一套與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思想南轅北轍、大相逕庭的馬列社會主義思想 上來。而這種中國認同的建構工程便完成在毛澤東的手上。
毛澤東在中共黨史中的地位無人能及，他在遵義會議後進入中共的領導權力核 心，並藉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口號整肅國際派，並且在四０年代初的「延安 整風」後讓自己的思想成為中共黨內意識形態的最高準。「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共黨 內革命建設指導的最高原則，一直到他七０年代中葉死亡為止以前皆然。毛澤東之 所以有能力做到這一點，說穿了，便是他巧妙的將馬列主義與「中國認同」/「民族 認同」的操作結合在一起，為中國的認同建構找到一個遺忘/去除屈辱的過去，迎向 一個嶄新/充滿希望的未來的突破點。
馬克思主義本來就是西方的產物，所以馬克思主義帶有濃郁的西方中心/西方 時代色彩本就是無可厚非之事，也因此，馬克思主義在東方社會中的適用性/相容性 仍帶有一定程度的侷限。第一個針對這個問題做出修正/改善的是列寧，列寧很巧妙 的將這一套西方中心觀點下的東方論述轉換成一種東方/蘇聯論述。列寧提出許多革 命理論來論證在蘇聯的革命是有別於西方革命的，這不僅是由於東西方的發展不 同，也由於在當時蘇聯所處的時空環境條件不同與馬克思論述時的革命環境，也因 此，列寧在大原則下保留了馬克思主義的論述，但在實踐上卻將之「俄國化」
（Russified）43。這一舉動至少代表了兩層意義，首先是馬克思主義雖然是西方的產 物，但在實踐過程已經被東方化/蘇聯化成為蘇聯自身的產物了，馬克思主義在蘇聯 實踐上的意義已經與西方論述切開，而直接回到東方主體來。第二便是當蘇聯革命 成功時，它便成為一個馬克思社會主義實踐成功的代表，可以居於一個意識型態的
（Russified）43。這一舉動至少代表了兩層意義，首先是馬克思主義雖然是西方的產 物，但在實踐過程已經被東方化/蘇聯化成為蘇聯自身的產物了，馬克思主義在蘇聯 實踐上的意義已經與西方論述切開，而直接回到東方主體來。第二便是當蘇聯革命 成功時，它便成為一個馬克思社會主義實踐成功的代表，可以居於一個意識型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