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論壇之探討
所謂「認同」不僅牽涉到「我是誰？」、「我們是誰」這個具體的問題，而且進 一步牽涉到「為什麼我是誰」、「為什麼我們是誰？」，以及「我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 人？」、「我們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的規範性問題。Habermas 認為在集體認同 層次，類似的辯論性發展亦有其必要。集體認同應當建立在普遍意識以及參與形成 認同的平等溝通過程之上，在其中認同的形成乃是一持續性學習過程。在此個體並 非面對類似傳統權威的集體認同，事實上，個體乃共同參與於設計共同認同的根源 性活動--形塑集體意志（shaping collective will）。65薩伊德（Edward Said）認為自我
（以及他者）的認同絕不是一件靜物，它是一種包括歷史、社會、知識及政治諸方 面的由個人和團體參與競爭的不斷往復的過程，因此，自我認同的本身（不論是個 人或團體的）就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流動的。在目前文化交流及資訊傳播空前蓬 勃、無遠弗屆的全球化的時代，構成認同（例如民族、族群）的諸要素，包括語言、
血緣、風俗習慣等等，由於全球化的影響，已難分出「自我」及「他者」之界限，
不可避免的混合在一起，呈現出所謂的認同的雜交性（hybridity of identity），也就 是「認同的不純粹」。66
65Jurgen Habermas, ”On Social Identity,” Telos, No.19（Spring,1974）,p.99. 轉引自蕭高彥，「國家認同、
民族主義與憲政民主：當代政治哲學的發展與反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十六期，一九九七年 六月，頁 11。
66孟樊，後現代的認同政治，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年六月，初版，頁 281。
全球化不僅突破了民族國家和具體地理界限，實現了時間和空間的流動化，從 而也增加了個人和團體認同的選擇機會，可以擁有不同的化身或身份；如上所述，
個人和團體的身份也變成是流動的，相對地也為個人和團體創造更多具獨特性的空 間和機會。是以，民族國家有可能會遭到其內部更大更多的個人主義、種族主義或 其他形形色色的階級主義、階層和團體意識的挑戰。國家亦將因此更難操作民族認 同，而個人和團體就更要尋求不同於民族認同的其他次認同，來確立自己的身份。67 國家面臨來自全球化一體性和國內個人和團體差異性的要求，除了一方面仍然必須 堅持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外，另一方面則必須強調回歸傳統文化或文明，以維繫民 族國家內部的內聚力。
中國大陸從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逐漸融入世界經濟大循環中，被資本主義經 濟全球化所納編，另方面則強調要防止西方的和平演變。在邁向現代化、形塑現代 性的過程中，衍生一種尋求再認同（identity）的問題，即不能再高舉社會主義相對 抗，去解決集體認同的問題，因而轉向以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作為處理對外關係 以及集體認同的基礎。中共一方面以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相結合的國家民族主義（中 共稱為愛國主義）為依託，作為與西方和平演變相抗衡的操作利器；另方面以現實 主義的取向去面對國際社會，從而也承認國際體系和資本主義存在的正當性，以及 國與國之間具有形式上的平等地位。是以，在中國大陸與全球資本主義有機結合的 政經結構下，中共在重建政治認同（political identity）時，不會僅單純地遵循資本 主義途徑來進行，而是會表現後資本主義與後社會主義的特性，再度顯現出某種特 殊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傾向，將中國人民對中國的集體認同轉換為對「中國主 體」、「中國特色」的認同。也就是一方面接受東方主義者對中國的評價標準，但
67李英明，全球化時代下的台灣和兩岸關係，生智出版社，民 90），初版，頁 95。
一方面又拒絕東方主義者想影響中國的企圖。68準此以觀，中國大陸希望用自己的 方法達成現代化目標，走屬於中國自己的發展路程。對中共而言，西方經驗只有物 質發展方面具備參考價值；這種概念不僅表現在國家發展進程面向，亦展現在中共 的對外關係方面。因此，八○年代以來某種找尋「中國特色」的運動在知識圈與政 界開展，並以特殊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方式呈現出來。鄧小平稱這個過程為「摸 著石頭過河」；江澤民稱之為「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69這種以「中國主體」、
「中國特色」為主的集體認同代表一種追求的態度，而非實際可觸的東西，這種態 度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大陸將可能會持續發酵。
八○年代以來，中共通過「放權讓利」策略，以及經濟體制運作的「去中央化」
（decentralization），以社會/經濟團體作為中介機制，做為國家社會的緩衝，使黨 國力量相對從經濟和民眾領域中逐步退卻。因此，中國大陸政治發展確已在黨國機 器之外有一相對自主性的空間或領域存在，此為自然存在的市民社會，此一自在的 市民社會的出現有相當大成份是在中共國家機器主導之下由上至下的政治操作結 果；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民間由下而上的自發要求而逐步形成的。九○年代以來，伴 隨著全球化與資訊化的發展，中國大陸內部開始出現一股相對於公眾領域的私人空 間，並且逐漸匯集成一股力量，民眾表達意見的管道與聲音均越來越多元化且更具 份量。
網際網路這種具有不分國界、無遠弗屆的資訊穿透力和感染力的特性，使得電 子資訊成為人與外界溝通的主要載體，在資訊世界中，任何人只能是資訊的分享者，
絕不可能成為資訊的控制者。資訊科技的發展，使個人通過網際網路便捷的資訊傳
68石之瑜，後現代的政治知識，(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民 90)，頁 50。
69石之瑜，前揭書，頁 76。
播，更有機會針對公共事務發言，不必花大資金就能把意見傳播給廣大的閱讀群。
這將產生某種去集中化（decentralization）的現象，形成市民社會相對更寬廣的發展 空間，使民眾擁有更多的自主權，以及相對於國家的寬廣公共領域空間，促使中國 大陸的認同多元化以及市民社會的發展。
這種相對於國家機器的民間力量，伴隨著便利的網路資訊流通，使得越來越多 的大陸民眾可以跳開傳統的社會控制網絡，直接接收外界訊息，且能在網路空間海 闊天空地自由交談、傳遞訊息，可以經由網際網路散發和閱覽批評中共官方的資訊。
70這股力量雖然會削弱中共控制大陸內部資訊傳播的成效，形成中共統治的壓力與 挑戰；但是在對外關係方面，尤其是涉及主權與分裂意識時，則可以成為凝聚大陸 民眾共識/政治認同的強大後援力量。由此引申的發展趨勢，使得九○年代中期以來 中共在形塑集體認同，以及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操作上更具有積極的意義與轉圜 空間。
本章將就中國大陸網路論壇中有關北約誤炸中共駐南斯拉夫使館、「中」美撞 機事件、九一一事件、兩國論以及法輪功事件等焦點議題的相關言論加以說明、分 析，探討九○年代末期以來，中國大陸在全球化與資訊化影響之下，其政治認同與 市民社會的辯證發展關係。
壹、 市民社會對外同仇敵愾的作用例證：從「北約誤炸中共駐南斯拉夫 使館事件」到「九一一事件」
70 寇健文，「中共對網路資訊傳播的政治控制」，問題與研究，第四十卷第二期，民國 90 年 3、4 月，
一、北約誤炸中共駐南斯拉夫使館事件
一九九九年五月七日發生北約誤炸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引發中國政府 和民眾的強烈反應，自五月八日起中國大陸各地連續三天出現近八十萬學生群眾激 烈的反美示威遊行，民間各地舉行座談會，嚴厲譴責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並表示將 竭盡全部力量捍衛國家尊嚴和主權，形成一股強大的民族主義浪潮，因而形塑一種 強而有力的集體認同意識。觀察北約誤炸中共駐南使館事件的後續發展，中國大陸 歷經民情沸騰、遊行鼓譟、襲擾外館等劍拔弩張的態勢；到最後由胡錦濤、江澤民 出面安撫，含恨隱忍、理性節制。71中共當局在整個事件發展過程中，扮演舉足輕 重的角色，其在藉事件操縱民族主義這把雙刃劍，重建集體認同的同時，亦充分表 現出渾圓成熟、穩健不亂的操作藝術，其間民間自發性塑造的政治認同與官方形塑 的集體認同呈現吻合之處，兩者更巧妙地因該事件而相結合，顯現辯證發展關係，
相關言論要點如下：
1、胡錦濤指出，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悍然使用導彈襲擊駐南斯拉夫使館，這一違背國 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的罪惡行徑，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中國政府嚴厲 譴責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的野蠻暴行，要求北約必須對此承擔全部責任；要求聯 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和譴責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的野蠻行徑；凡此都 表達全中國人民維護國家主權、堅持正義、反對侵略的共同心願。72
2、全國各地的廣大群眾，紛紛舉行座談、集會、發抗議信或抗議電等各種活動，強 烈譴責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的野蠻行徑。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瀋陽等一些 城市的學生和群眾，還在美國駐華外交機構附近舉行了示威遊行。這一切，反
頁 40-43。
71鄭叔平，「科索沃事件後中共的反思」，中國大陸研究，第四十二卷第五期，民國 88 年 5 月，頁 1-2。
72 http://www.zaobao.com/zaobao/special/special/kosovo/pages/kosovo090599xx.html。
映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和強烈的愛國熱情。中國政府堅決支援、依法保護一切 符合法律規定的抗議活動。73
3、江澤民指出，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悍然對中國使館進行導彈襲擊，必須對暴行承擔 全部責任，必須對中國政府提出的要求作出全面交代，否則，中國人民決不答
3、江澤民指出，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悍然對中國使館進行導彈襲擊，必須對暴行承擔 全部責任，必須對中國政府提出的要求作出全面交代，否則，中國人民決不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