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從西方啟蒙以來，民族國家的出現與成熟似乎成為一種順理成章的事實，然 而，另一個伴隨著民族國家概念的發展與成熟而相對興起的，便是對市民社會的討 論，國家作為一個最高公權力體現的場域，相對於市民社會是相對於國家的另一個 人民意志的集合，兩者之間存在一個怎麼樣的關連，應該是對立抗衡、或是相互支 撐合作，是一個讓許多研究者關注的議題。而我們將這個議題放到現階段對中國大 陸的研究上來看，更是一個令人感到有興趣的議題。
無可否認的，市民社會的概念是一種西方的思想，西方從古典時期到現在對它 的研究者不乏其人，不同的研究者也都對市民社會的定義以及內容提出自己的意 見，這些意見雖然不盡相同，但是我們或許可以大膽的認為，市民社會的具體落實 與存在則可以視為是一種具有普世價值的概念，換言之，只要有一個大一統的政治 權力存在，便會出現相對於它而屬於人民自己的公共/私有領域，這種領域的出現是 相對於國家權力而存在，可以視為是一種非政治範疇勢力的集合體，相對於國家/
政治範疇的權力運作，這種領域的集合是鬆散的以及非正式的，它的大小與作用隨 著國家對非政治領域的控制力而改變，當然，也隨著人民以非政治身份/領域參與政 治/非政治領域的熱誠而改變。
要研究中國大陸的市民社會，可以說是一件相當困難的工程，這不僅是由於中 國特殊的政治體制，也由於她的歷史傳統。在西方從啟蒙思想以來被視為是普世價 值的人權、自由、民主等概念，在中國則被視為是一種西方向中國展現其文化霸權
的一種表現，一則是東西方在意識型態上的對立問題，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則在於 中國是否有條件發展成一個市民社會，這一點牽涉到對中國傳統文化是否存在像人 權、自由、民主這些價值觀的挑戰。中國傳統是以「忠君愛國」作為其政治意識型 態的核心價值，而且以「家天下」的觀念構成國家的核心命題，當一個家族取代另 一個家族成為統治階級時則象徵國家的滅亡，個人對帝王名器的覬予則被視為是一 種大逆不道的反叛行為，社會是作為國家內部的統治環節而存在，而個人則是作為 鞏固現有的君王世家而存在，人權或是個人價值的觀念是不能與現有的國家君王有 任何抵觸的，在這種情形下，人權、自由、民主這些概念自然不會成為中國政治發 展史上的內容。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西方以其船堅砲利震開了清朝的 大門，不但震出了清朝的腐敗與脆弱，也震開的中國數千年被壅塞封閉的民智，伴 隨著西方武力叩關的典章書籍，帶來的是西方的文化思想與價值觀，而這些都讓當 時的中國人感到新奇，也讓當時年輕一代與有志之士重新思索中國的未來該何去何 從的問題，從而讓西方的價值觀進入中國這一個傳統封閉的思想體系，並且在其中 翻起一場前所未有的啟蒙思想運動，也讓中國傳統「忠君」以及「家天下」的思想 受到衝擊與解構，讓中國開始思索並重建國家與社會的關係。
然而中國隨後便進入了兵荒馬亂的時代，雖然在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成 功，「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然而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處在一種極度的個人威權 以及閉關鎖國的狀態下，人民無法接觸外來的思想，而只是以毛澤東的意識型態作 為最高的行為準則，國家內部以奉毛澤東一人為首，不容許其他的雜音出現，整個 國家社會的關係宛如又回到君王專制的時代，民主/自由/人權的思想在中國大陸只 是曇花一現，取而代之的是毛澤東思想的絕對體現與落實，終於釀成了如文革般的 悲劇，而這種獨裁與封閉的作風，不但讓中國的國家發展嚴重停滯，也讓國家社會 的關係也發展到瀕臨瓦解的地步。
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新領導人鄧小平認知到這一點，所以開始 推行「改革開放」，以一種務實且積極的態度融入世界體系的運行規範。在這個過程 中，中共內部的國家/社會關係產生一種十分微妙的變化，由最初的國家/社會的對 立開始，到後來的國家與社會連成一氣對抗西方，到後來的國家社會時而對立、時 而結合的關係。而這一種反反合合的辯證發展關係，從鄧小平時代一直延伸到江澤 民時代。
鄧小平時代可謂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也是一個意識型態解構與重構的時 代，而在這種思想解放的同時，整個國家/社會（或該說是知識份子）其實是籠罩在 一股代表東方西方/二元對立的氛圍下的，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八０年代的中國社 會可以視為是一種政府與民間社會的拉鋸戰、是一種代表西方思潮與代表社會主義 意識型態的拉扯，所以，在八０年代出現了所謂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清除精 神污染」、「馬克思主義再認識」、「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抗拒西方思潮同時維護 中共領導政權意識型態正當性的運動，並且發展成「八九民運」這樣一個政府/民間 社會（知識份子）對抗所導致的悲劇。同時也使得中共的開放政策轉成保守，使中 共對「反和平演變」的鼓吹更是不遺餘力。
然而，在九０年代中葉後，局勢卻開始出現一種十分微妙的逆轉，中共的民間 社會/知識份子由一種「親西方路線」轉而為「反西方路線」？原本將西方思潮/價 值視為是中國人所亟欲爭取的普世價值，卻轉而成為必須要符合中國具體國情、「有 中國特色」的「中國價值」？同時，「新儒學」或「後國學」的興起，象徵的是對中 華文化的重新肯定、認同與建構，卻也表示了對西方價值的抗拒。強調西方霸權在 政治、經濟、文化上對中國的侵略，同時也反對用西方價值來做為中國是否成就現
代化的指標。這種逆轉，演變出來的是中國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高漲，使得中國人 的自我認同在極短時間中凝聚成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這股力量對外表現表現 在中共處理外交事務和統一問題上，對內也使得江澤民的意識型態建構不再以馬列 主義為核心價值，而以「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意識型態的核心。民國初年 的西化思潮，使得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幾乎都是在受西方思想的影響/制約下進行認 同和民族自信心的建構，使得中國主體始終受到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馬列主 義的壓迫而無法真正彰顯，但何以這一波由七０年代末開始的「思想解放」，在短短 的十幾年間，便由一種「西化」向「反西化」的方向轉型，原因在哪裡？這種「中 國認同」建構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在哪裡？
也因此，我們不禁十分好奇，這種國家/社會關係的發展，是否代表中國已經發 展/形成出一股具自主性的市民社會力量來代替民間發言，並且跳出了傳統意識型態 的束縛而形自我建構出一套符合當代的政治認同？得我們思考的，即是中國內部現 階段到底存不存在所謂的市民社會？我們知道，中共經濟發展的同時帶動國家機器 對意識型態的鬆綁，民間社會也在這種氛圍下逐漸形成一股有別於國家機器所能介 入/主導的力量，而這一股民間力量所凝聚出來的力量，逐漸形成一股作用力並且在 不同時候會去壓迫/協助國家機器在處理政治事務上的表現，例如在對外事務的表現 上，這一股作用力表現出來的強大民族主義訴求成為中共最有力的後盾，然而在如 法輪功事件上，這一股力量似乎又表現出對國家機器的強大壓力。所以，中共內部 實以存在一股相對於國家機器所能完全操控的自主力量，並且具體表現再對許多焦 點議題的關注上面。而對這些議題的關注與發言之所以在某些時候會呈現與國家機 器不同的意見，是因為人民已經通過對本土/全球市民社會的認同，建構出一套屬於 自己/中國的政治認同，而這一套政治認同是通過以自我/社會/國家為主體所建構出 來的，不再是受傳統的單向的/絕對的意識型態所宰制的。
所以，如上所述，我們將研究的焦點集中在：
一、市民社會的形成概念為何，西方是如何來看待市民社會的興起與存在的，
而相較於西方，中國大陸的市民社會概念是如何形成與發展的，中國的市 民社會概念有何特殊之處，中國現階段是否具備支撐與形成市民社會的條 件，政治認同的解放/多元化是否可以被視為是中國大陸市民社會興起的一 向重要指標？
二、中國大陸現階段是否存在市民社會，如果有，那它是如何產生的，同時在 中共這種極權政體下，它又是透過何種方式表現出來的，這種表現是否會 受到中共的壓制或何以中共放任其存在？它所表現出來的作用又是如何？
三、在這種全球化時代，中國的市民社會如果真的存在且發展完善，那麼對未 來的中國的發展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對世界又會有何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