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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测度研究

在文檔中 国际财经评论 (頁 69-87)

刘星彤 苏畅 李美君64

【摘要】 本文运用 UIBE GVC 数据库,计算中日韩制造业 GVC 位置指数、GVC 参与度指数以及 NRCA 指 数。从整体层面来看,中国在中日韩全球价值链地位中排名第三,但三国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从细分行 业来看,中日韩三国的制造业有错位发展空间。因此,中日韩应该建立产业互联网,增强区域合作,提升 三国在 GVC 中的竞争力。同时中国应提供良好市场环境、落实人才政策,促进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发展,运 用数字经济对价值链的影响机制促进中、低技术制造业发展。

【关键词】 中日韩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一、引言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建立与完善,全球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入,国家间生产网络联系愈 发紧密,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点。然而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速放 缓,跨国投资增长乏力,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受到挑战。尤其是进入 2020 年以来,面对突发 的新冠疫情与日趋激烈的贸易摩擦,信息化向传统产业全面渗透,以云计算、工业物联网和 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跨界创新成为了全球价值链转型升级的新 动能。

在此背景下,全球产业链展现出综合区域化、链群化和备份化的趋势,逐渐形成以主要 大国为核心,临近经济体为协同的产业链大区节点。中日韩三国作为东亚主要的经济体,G DP 总量逾 15 万亿美元,合计约占东亚经济总量的 87.3%,三国间贸易与投资领域的互动 也日益频繁。中日韩三国自 1999 年 11 月开始在 10+3 框架下合作,迄今为止,中日韩三 国领导人会议已经举行了八次,2019 年 12 月 24 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共同确立了全新 的未来合作框架,如何在进一步的合作中利用好中日韩三国各自的竞争优势成为了当前中日 韩经贸往来的主题。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支撑,产生的产业关联效应较强,因此制造业及其配套技术可以作 为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体现该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中日韩三国作为制造业

63 本项目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 资助(项目批准号:G2020203004)。

64 刘星彤,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电子邮件:19021073@bfsu.edu.cn;苏畅,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商学院,电子邮件:19021082@bfsu.edu.cn;李美君,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电子邮件:19021 074@bf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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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制造业多年来一直占据本国总产值的重要比重,从 2000 年到 2019 年,日本制造业增 加值在 GDP 中占比保持在 19%到 23%之间,韩国制造业增加值在 GDP 中占比在 24%到 28%之 间波动,中国这一比重更大,处于 27%到 32%的区间之内。此外,该三国制造业在全球总体 制造业中地位不断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65,2004 年中日韩制造业增加值为 1.859 亿元,占全球的 25.56%,此后该比重稳步上涨, 2019 年中日韩制造业增加值为 5.35 万亿 美元,占世界总增加值的 41.77%66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加快新旧发展动能 接续转换,打造新产业新业态,是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近年来我国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视 程度不断加深,从 2012 年“云计算”被写入《“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2015 年“中国制造 2025”战略发布到 2016 年《智能制造“十三五”发展规划》出台,201 7 年“数字经济”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卓有成效。2019 年其增加值规模 已达 35.8 万亿元,占当年 GDP 的 36.2%67。进入 2020 年之后,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陆续发 布了《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 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 加快发展的通知》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将中日韩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 中错位互补的合作路径分析置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下十分必要。

本文主要从全球价值链以及贸易增加值的角度出发,根据 Wang 在 WWZ 理论模型基础上 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测度指标对中日韩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进行比较分析,得 出三者之间真实的经贸依存关系,结合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的传导机制,对中国制造业在 未来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升级路径以及中日韩制造业在和合作提出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全球价值链计算方法的研究综述

对增加值贸易角度下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 GVC)的关注开始于 Hum mels 等(2001),学者们通过构建 HIY 方法,在多国之间的中间品往来不存在增加值返回和 进口的中间品在国内交易和出口时的生产投入结构相同的假设基础上评估国家间垂直专业 化分工水平。为弥补此模型脱离现实的缺陷,Koopman 等(2008)将投入产出系数分为加工 贸易、一般贸易与国内交易三种类别,构建了基于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多国核算框架,在此基

65 世界银行对于中国的统计从 2004 年开始,因此这里选取了 2004 年的现价美元数据进行相关说明。

66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官方网站,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V.IND.MANF.CD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V.IND.MANF.ZS

67 数据来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 年)》http://www.aii -alli ance.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document_download&&ftype=3&fid=1668&fn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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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Koopman 等(2010)基于 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数据库和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构建了 KPWW 方法,将一国的贸易总出口分解为 5 个增加值部分,计算一国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参与程度。随后 Koopman 等(2014)继续改进该方法,将一国或地 区的总出口拓展为 9 项不同的增加值和重复核算项,并吸收了 Johnson 和 Noguera(2012)

提出的 “增加值出口”等相关指标,有效的反映了一国或地区贸易失衡的程度以及真实出 口规模。Wang 等(2013,2015)延申了 KPWW 分解方法的视角,建立了 WWZ 方法,将一国总 出口分解为国内增加值(Domestic Value Added,简称 DVA)、国外增加值(Foreign Value Added,简称 FVA)、先出口再返回国内的增加值(Returned Value Added,简称 RVA)和纯 重复计算的部分(Pure Double Counting, 简称 PDC),在国家—部门层面、双边层面和双边

—部门层面再将其分解为 16 个更细的部分。Wang 等(2017)还提出了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New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简称 NRCA),与垂直专业化率、相对出口贡 献指数、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指数和参与度指数一起更加全面的测度一国或地区出口中的增加 值贡献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趋势。为了对中日韩制造业整体竞争力和三者之间相对 竞争力进行更加客观的阐述,本文运用 Wang 等建立的较为完善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标分析 中日韩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增加值的地位和参与程度。

(二)数字经济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综述

“数字经济”的概念最早出现在 Don Tapscott(1995)所著的《数字经济》一书中,此 后“数字经济”这个词主要反映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经济过程。目前业界对数字经 济的界定不甚严格,但大体都可以归结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进行的经济活动。数字经济既覆 盖信息产业也包括数字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学者们多将数字技术投入当作一种全新的 生产要素来评估其对经济增长的效用。例如李馥伊(2018)分析了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制造业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路径;裘莹等(2019)剖析了我国中小企业利用数字化趋势推进价值 链攀升的机制;何文彬(2020)则通过实证模型验证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高端化的价值 链重构效应。

在 Gereffi & Fernandez-Stark(2019)的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中,影响全球价值链发 展的因素可以归结为投入产出结构、地理范围、领导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治理结构、参与 GVC 企业的升级路径、本地制度质量与利益相关者等。在当前全球制造业信息化转型日益发 展的趋势下,相关研究认为数字经济也是影响一国或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因素。

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一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全球

70 价值链的影响机制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 数字经济直接影响制造业 GVC 地位升级

数字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可以直接通过新技术新产品来影响价值链结构,例如智能手机和 AI 感应设备等新产品会因为数字化技术的投入直接促进价值链结构中产品的升级。另一方 面,数字化技术的投入会促进产业链的结构性转型,传统企业可能通过新技术完善生产流程,

从而完成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从低到高的攀升。

2. 数字经济通过改变要素禀赋影响制造业 GVC 地位升级

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利用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科技提升了劳动 生产率,降低了单位人力资源成本,改变了劳动和资本等要素结构的变化从而改变全球价值 链的布局结构。此外,数字平台的广泛应用拓宽了劳动力的自主学习渠道,间接的提升了劳 动生产率从而影响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提升。

3. 数字经济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影响制造业 GVC 地位升级

中间品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比重非常大,由于其交易过程中需要多次跨境运输,因此贸 易成本强烈影响了全球价值链形态。数字经济可以将通过智能物流降低运输和仓储成本,从 客观上削弱了地理位置在交易中的影响,缩短了价值链长度,并且促进了再外包需求的产生。

(三)创新点

通过梳理全球价值链和数字经济的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重点在于 模型的搭建与应用,在研究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与升级路径时也大多将某一国或地 区置于世界范围的大环境,涉及几国的对比研究的文章比较少。有关数字经济的文献侧重于 从专业角度论述新一代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将数字经济作为提升全球价 值链地位的背景和影响因素因素来论述的研究不多。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全球价值链的分 析置于数字经济时代的背景下,利用目前最符合现实条件的 WWZ 模型分别测算出中日韩整 体的制造业相关数据和三国各自制造业的相关数据,结合数字经济影响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 与参与度的趋势,为中日韩日后经贸合作的升级和中国制造业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提供建 议。

三、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基于 WIOD2016 数据库和 ADBMRIO 数据库初步处理出的 UIBE GVC 数据库,利 用 Wang(2017)在 WWZ 分解模型基础上提出的国家部门层面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和参与度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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