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結論
第三節 中蘇內政與外交蘊含的顯性與隱性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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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不平等的根源來理解第二次金門危機，能夠得到一種解釋，那就是毛澤 東不服從於過度強調和平的外交路線，更不能接受因為美蘇和解的戰略犧牲中國 主權問題。如果按照三和路線，恐怕永遠不能解決台灣問題。更何況，三和路線 也不能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未得到美國承認的困局。
金門危機對於中蘇關係的影響，恐怕還是落在不平等關係的根源上。對現有 秩序主導者蘇聯來講，金門危機是「脫序」的行為。蘇聯不能容忍同盟者脫序的 行動干擾蘇聯的利益。對中共來說，金門危機是試圖擺脫蘇聯控制的警訊燈。只 是赫魯雪夫當時尚未深切理解到這一點。
過度強調外交路線受到大躍進左傾的影響的觀點，缺乏對於外交路線「左傾」
的明確定義。其次，再觀察支撐「左傾」概念的兩根支柱，即「大躍進影響外交 路線」與「周恩來去職外交部長」，都有可議之處。根據本論文的研究，金門危 機既不是輸出大躍進的緊張，也沒有實質證據能夠說明金門危機具有與大躍進類 似「超常動員」的性質。從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來看，陳兼與楊奎松試圖連結 周恩來去職外交部長跟反反冒進的歷史脈絡，並以此說明中國外交走向激進的傾 向。不過，周去職的時間以及理由，跟大躍進的發展無關。周恩來不再擔任外交 部長以後，仍舊對中國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響力。沒有充分的證據說明周是因為 過多強調緩和的外交政策，而反對激進的外交政策而被撤換。
中蘇之間確實有潛在的和平話語之爭，衝突點隱藏在中蘇的國際位置與領導 人思維差異上。六十年代初期，這樣的衝突愈演愈烈。然而，1958 年中蘇外交 路線都是在和平與鬥爭的輪軸中前進，尚未迸發真正的衝突。
第三節 中蘇內政與外交蘊含的顯性與隱性衝突
六十年代初期，中蘇開始掀起意識型態論戰。如果中蘇分歧的原因是徹底的 國家利益之爭，如何解釋中蘇論戰越演越烈的情形？顯然，對這兩個社會主義國 家而言，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以及相關的理論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本論文所使用的研究途徑，是以毛澤東個人的思維當成出發點，並將毛澤東 的觀念提取出兩個概念，一是政治實用主義，一是烏托邦思想。正如楊炳章指出：
政治是現狀的綜合運作，因此也是對現狀的認可。相反，革命是現狀的改 變，因此也是對現狀的否定。由於政治認可現狀，所以它與現實聯繫較多，
革命否認現狀，因此常常反映未來的想像。由此，政治與革命形成對比，
從而產生了政治現實主義與革命理想主義之分。5 楊炳章繼續分析：
從長遠來看，任何一個新政權的領袖們都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如「繼
5楊炳章，《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6），頁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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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革命」或「不斷革命」之類的動作，不僅會損害國家和黨的利益，而且 會危及他們個人的地位……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許多理想主義革命家變 成了政治實用主義者，毛澤東依然堅持他的烏托邦式的革命理想。6 根據這個研究途徑，可以歸納出中蘇分歧過程中的隱性與顯性衝突。顯性衝 突，指的是雙方在國家利益、國家安全、國際位置差異或是主權問題上的衝突。
隱性衝突，則是中蘇在意識型態與理論方面的較量。顯性衝突，通常意謂改變客 觀力量，與蘇聯一較高下。隱性衝突，則是從理論層次爭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問 題。這兩點都牽涉中蘇爭取領導權。
從顯性衝突與隱性衝突的概念分析中蘇內政與外交的分歧，可以得出這樣的 結果。在外交方面，1958 到 1960 年比較突出的是顯性衝突。例如第二次金門危 機、長波電台與聯合艦隊。根源在於蘇聯擔憂中國的行動干擾它世界性的佈局與 利益。毛澤東思維在六十年代之前，在外交方面起主導作用的是政治現實主義。
中蘇外交的隱性衝突，是針對社會主義外交路線的理論之爭，即輸出革命的 立場與手段問題。這一點，直到中蘇論戰才正式浮上檯面。因此，「革命外交、
大躍進與金門危機」三位一體的論點，將金門危機視為毛澤東挑戰三和路線。而 這樣的論點把內政上意識型態之爭與外交上的意識型態之爭，以及中蘇之間的顯 性與隱性衝突混為一談。
若是單純從意識型態角度分析大躍進，便無法解釋蘇聯出口更多機器設備因 而獲益的事實。但是，大躍進確實引發了蘇聯對於中蘇經濟關係改變的疑慮。人 民公社的性質，也確實是一場意識型態之爭。在內政上，中蘇關係同時蘊含了顯 性衝突與隱性衝突。
意識型態在內政與外交方面，其實涉及的是不同層面的問題。在內政方面的 中蘇意識型態之爭，指的是社會主義建設與速度的問題，這就與蘇聯模式的修正 息息相關。這一點，徹底反映在毛澤東「不斷革命」與人民公社的思想上。到底 能不能革命，蘇聯觀點給了很明確的答案：
於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面前就不可避免的要產生一個問題：在已經勝 利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範圍內還能不能革命？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完全清楚 的。在已經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範圍內不可能有任何革命，可能有的只 是反革命。7
在外交上的意識型態衝突，則是三和路線與輸出革命的問題。本文的觀點 是，毛澤東的「烏托邦思想」在內政與與外交上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在內政上，
毛澤東的烏托邦理想毫無疑問挑起了中蘇理論衝突。中蘇關係同時出現了顯性和
6 楊炳章，《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頁 283。
7〈馬林科夫與阿里斯托夫從布達佩斯發給蘇共中央的電傳電報〉，《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7 卷，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2），頁 428-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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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性衝突。在外交上，1958 到 1960 年比較清楚的是顯性衝突。因為毛澤東的政 治現實主義，使得隱性衝突直到六十年代之後才發生。
焦點再回到毛澤東身上。中蘇最終走向分裂究竟是毛主觀決定還是客觀使 然。本論文的思考點是兩方因素都值得考慮。1958 到 1960 年，中蘇在內政與外 交分歧方面，特別突出的客觀形勢是不平等的關係。在國際上，受制於和平路線，
在經濟上，受制於蘇聯模式。就算不是毛澤東，任何一個領導人都要面對類似的 處境。在這種情形下，決策者的思維和他的權力位置就顯得特別重要。可惜經過 南寧會議、廬山會議，毛的權力日益專斷，越來越不能忍受反對他的力量；他的 烏托邦理想，也日益壓過他的政治現實主義，最終使他走向反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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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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