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時期的中蘇關係 - 政大學術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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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關向光博士. 大躍進時期的中蘇關係.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研究生：王瑞婷. io. er. n. al. sit. y. Nat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 Ch. engchi. i Un. v.

(2) 目錄第一章導論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文獻回顧…………………………………………………………………………………………… 2 第三節研究途徑…………………………………………………………………………………………… 4 第四節章節安排…………………………………………………………………………………………… 8 . 第二章依賴的與脆弱的中蘇關係第一節蘇聯外交政策的兩面性對早期中蘇關係的影響……………………10 第二節從「言必稱希臘」到「毛澤東思想定於一尊」……………………11 第三節一邊倒勢在必行……………………………………………………………………………….15 第四節充滿矛盾的同盟關係……………………………………………………………………….17. 立. 政治大. ‧ 國. 學. 第三章「新中國」和平外交時期不和平的中蘇關係 . ‧. 第一節從革命到建設的曲折過程……………………………………………22 第二節毛澤東戰爭、和平與革命的觀點……………………………………23 第三節中蘇和平話語之爭……………………………………………………27. er. io. al. sit. y. Nat. 第四章解構「革命與危機」視角下的中蘇關係 . v. n. 第一節「和平外交、第二次金門危機、大躍進」三位一體的中蘇關係？…34 第二節第二次金門危機與大躍進……………………………………………36 第三節 1958 年中國外交的左傾問題與毛周關係.............................................41 第四節第二次金門危機對中蘇關係的衝擊…………………………………47. Ch. engchi. i Un. 第五章蘇聯模式與大躍進暗中較勁下的中蘇關係第一節蘇聯模式與一五計畫……………………………………………… 49 第二節大躍進「群眾動員」特徵的歷史根源…………………………… 51 第三節大躍進對中蘇關係的影響………………………………………… 55. 第六章結論第一節不平等根源導致分歧的中蘇關係………………………………… 61 第二節外交路線分道揚鑣的中蘇關係？………………………………… 63 第三節中蘇內政與外交蘊含的顯性與隱性衝突………………………… 64. 參考書目………………………………………………………………………………………….. 67 .

(3) . 導論 .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1958 年對於中共的內政與外交而言，都有特別的意義。這一年，毛澤東以極度樂觀的思維發動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運動，全力「向共產主義過渡」。同時，由於金門危機、長波電台與聯合艦隊等事件，中蘇關係逐漸出現裂痕。毛澤東自己也講過，1958 年是中蘇關係的轉折點，原因在於「蘇聯想控制我們」。1 中蘇分歧的原因可否簡單歸納為蘇共對中共的老子黨心態？中共的觀點是，自蘇共二十大以來，蘇聯領導人提出並執行一條修正主義路線，引起中蘇分歧。2蘇聯共產黨的觀點是，中共領導人推行教條主義，反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蓄意破壞蘇中關係，引起社會主義陣營的分裂。3.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上述的兩種觀點是在中蘇論戰期間形成的，未必能夠澄清 1958 年的狀態。而且，上述觀點帶有濃厚的意識型態爭論性質。互相指責對方「修正主義」與「教條主義」，都帶著若干自我辯護的成分。因此，暫時撇開中蘇論戰期間雙方的政治術語，回到 1958 年雙方分歧的實際情境，有所必要。本論文的焦點回到 1958 年中蘇內政與外交的實際情形，並進一步分析雙方分歧的性質與根源。本文的研究動機，起源於大躍進對於中蘇關係的影響。大躍進和中蘇關係的逐漸破裂有什麼樣的關連？純粹是時間點上的巧合，亦或兩者之間存在某種關連？如果這種關連確實存在，是如何形成的？意識型態與國家利益在兩國分歧過程中如何起作用？對於中蘇關係的走向是正面或是負面的？另外一個研究動機起源於第二次金門危機對中蘇關係的影響。第二次金門危機是否能夠證明，毛澤東在推行一條左傾的外交路線？毛澤東在外交方面是個政治現實主義者還是烏托邦主義者？中蘇在外交方面分歧的相關論點，也是本文關注課題。本文的研究目的有四。第一，釐清 1958 到 1960 年中蘇經濟發展模式的差異，以及這種差異引起的衝突。第二，分析 1958 到 1960 年中蘇外交路線的異同與影響。第三，嘗試說明國家利益與意識型態在中蘇分歧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第四，毛澤東「戰爭、和平與革命」的觀點具有何種特徵？對於中共內政與外交決策有何種影響？對中蘇關係又造成什麼樣的衝擊？.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Un. v.                                                         1. 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歷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頁 190。人民出版社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頁 55-63。 3 羅平漢，《文革前夜的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頁 148-159。 2. . 1.

(4) 第二節文獻回顧本節的文獻回顧，聚焦於「外交路線」、「發展模式」與「國家利益-意識型態」三個面向。一、中國左傾外交路線導致分歧？考察中蘇 1958 年到 1960 年外交上的分歧，有一種論點強調，由於受到大躍進的影響，中國外交路線開始左傾，進而衝擊中蘇關係。杜勒斯（Foster Rhea Dulles）指出，中國之所以在外交上採取好戰政策，是由於國內形勢的緩慢發展而形成的，關鍵因素是大躍進運動。4卡利奇（J.H.Kalicki）分析，大躍進不僅涉及中國危機進程中的的行為，而且關係到中國整個外交政策的主要的國內發展結果。5 近年來發揚此種觀點，則有戴超武、陳兼與楊奎松等人。陳兼指出，1958 年在中國國內政治與社會生活圍繞著大躍進而急遽激進化，中國對外政策及安全戰略也出現了一系列革命化的轉變。毛澤東藉由金門危機，創造出一種同大躍進興起相適應的在全國實行廣泛群眾動員的氛圍。金門危機是為了創造大躍進需要的「超常動員」。6.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楊奎松則是從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說明 1958 年外交路線的轉折。他指出：「隨著國內大躍進狂潮洶湧，中國外交也進入風雲激盪的革命時代，毛澤東 1958 年二月撤換周恩來外交部長的職務時，已經在醞釀革命化外交了。」而從這一職務調動，「可以清楚看出毛對周恩來之前所堅持的和平外交方針相當不滿，力圖使中國外交走向革命化。砲擊金門事件，就充分表現出了毛澤東這種革命外交的特點。」7 戴超武、陳兼與楊奎松的論證方法主要有二，一是比較 1958 年外交路線與 1953 年提出的和平共處五原則，論證 1958 年外交路線的激進。二是論證 1958 年外交路線受到大躍進的影響，呈現左傾的性質。8                                                        .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Un. v. 4. Foster Rhea Dulle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1949-1972(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72), pp. 174-175. 5 J. H. Kalicki, The Pattern of Sino-American Crises: Political-Military Interaction in the 1950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54-155. 6 陳兼，「革命與危機的年代」，載於楊奎松主編，《冷戰時期的中國對外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97；Chen Jian ,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pp.171-175；Chen Jian and Yang Kuisong,’’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in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 ed. Odd Arne Westad (Washington D.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67-268. 7 楊奎松，《走向破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頁 414；楊奎松，〈毛澤東與兩次台海危機：50 年代中後期中國對美政策變動原因及趨向〉載於牛大勇、沈志華主編，《冷戰與中國的周邊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頁 379-380。 8. Chen Jian and Yang Kuisong,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in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 ed. Odd Arne Westad . 2.

(5) 上述觀點的總和，可以總結為「革命外交、大躍進與金門危機三位一體詮釋下的中蘇關係」。根據三位一體原則，中蘇外交路線的主要分歧源出於中國外交路線的變動。此一觀點的主要問題是，缺乏對於中國外交路線「左傾」的明確定義，因此在論證過程中，總是充滿模糊不清的推論。其次，從「和平外交」出發的論點，未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概念做一釐清。對於中蘇和平話語之爭的根源，也未充分的闡述。第三，從大躍進論證外交路線變化出發，陳兼強調外交路線的性質與大躍進類似，都挾帶著緊張的氣氛。9楊奎松則從毛澤東與周恩來在中國外交領域權力關係的變動，說明外交路線的改弦更張。10這兩點都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在研究方法上，這一派論點有兩個特徵。首先，強調毛澤東的意識型態，假定了領導者處理內政與外交有一脈相承的關連性。其次，強調內政與外交的互相影響。毛澤東處理外交是否和處理內政有類似的軌跡，恐怕因時而異，仍需進一步研究。.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二、發展模式潛在較勁？大躍進對於中蘇關係的影響，過去的研究主要從「意識型態衝突」、「金門危機」出發。意識型態衝突的論點認為，大躍進表面上看起來是中國發展道路的調整，實際上是一場毛澤東挑戰史達林模式的意識型態之爭。大躍進暗示中國會比蘇聯更早進入共產主義階段，引起蘇共不快，因而惡化中蘇關係。11可以察覺，. n. al. er. io. sit. y. Nat. 此一觀點帶著濃厚的註定論，即大躍進必然惡化中蘇關係，缺乏對於史實的詳細探討。第二，此觀點偏向從意識型態的角度分析中蘇關係，忽略中蘇經濟關係面向的陳述。毛澤東的大躍進思想根源如何影響中蘇關係，固然是一重要面向，但大躍進背後蘊含的經濟動機，同樣需要關注與探討。第二種解釋則從內政影響外交的角度出發，認為金門危機是在轉移大躍進產生的危機，而金門危機衝擊美、蘇和解，中蘇因此有所齟齬。12這一解釋，與上述外交左傾的思路，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兩種解釋，相當程度都在強調外交路線受到內政影響而變得「激進」。然而，此一「緊張」是否真的存在？金門危機是否在於輸出大躍進的「緊張」，恐怕仍須進一步討論。. Ch. engchi. i Un. v. 三、國家利益或是意識型態之爭？                                                                                                                                                             (Washington D.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90；戴超武，《敵對與危機的年代：1954-1958 年的中美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 48-49。 9 陳兼，〈革命與危機的年代〉，載於《冷戰時期的中國對外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100。 10 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台北：東大圖書，1997），頁 655。 11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2005）。 12 Harold Hinton , Chinese Policymaking Under Soviet Pressure (Washington D.C: Standford University, 1971) , p. 13. . 3.

(6) 根據上述兩項研究回顧的內容，可以了解意識型態在中蘇分歧研究的重要性。在外交方面，過去的研究強調中國左傾外交路線對中蘇關係的衝擊。在發展模式方面，突顯了毛澤東挑戰蘇聯模式的意圖。不過，意識型態這一籠統的概念，究竟在中蘇分歧過程扮演何種角色，在內政與外交上是否有不同的作用與影響，還值得細細推敲。從事後來看，美國在冷戰初期對中蘇關係的判斷，有兩點與實際狀況相差較遠。首先，美國認為中蘇到 1960 年才出現分歧。其次，美國認為意識型態是中蘇聚合的強大力量。一份中情局的報告這樣分析：我們認為，共同的意識型態是把中蘇政權團結在一起的強大力量。在未來，意識型態的凝聚力能繼續把兩個政權聯繫在一起。13 但是，1960 年代中蘇關係的發展說明，中蘇在意識型態方面，顯然沒有「對錶」，因此發生日益嚴重的論戰。意識型態如何作為團結與分裂中蘇同盟的因素，需要進一步研究。所謂意識型態，是一組相互連貫的觀念，在解釋既有秩序的同時，也提供追求未來的模式。意識型態通常會闡述政治變遷可能或應該如何發生。值得注意，意識型態不是一成不變的思想體系，是由浮動的觀念所組成。14意識型態會隨著.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時間與環境改變其內涵。關於中蘇關係分歧的研究，既有立足於國家利益，也有立足於意識型態。以第二次金門危機為例：格托夫（Melvin Gurtov）和黃秉沫（Hwang Byong Moo），強調國際形勢的變化是中國再次砲擊金門的主要原因。他們分析，國內問題似乎使中國外交決策更加複雜，而不是有利於決策。他們也強調了美國對中國的壓力政策以及由此帶給毛澤東「兩個中國」的擔憂，是金門危機爆發的主要根源。15 陳兼認為，意識型態對於毛澤東發動金門危機有非常關鍵的影響。在過去的研究中，相當程度將國家利益與意識型態作為對立的概念。本文認為，中蘇內政與外交，都各自蘊含意識型態與國家利益之爭。因此，本文將「中蘇意識型態之爭」這一籠統的概念，在內政與外交上做一區分，進而闡述中蘇關係的影響。在研究途徑的部分，會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Un. v. 第三節研究途徑本節依序討論「意識型態研究途徑」、「派系途徑」、「決策領袖個人研究途                                                         13. 〈中情局關於中蘇關係的特點及其走勢的評估〉（1952 年 8 月 10 日），《美國對華情報檔案解密》，第九編，（上海：東方出版社，2009），頁 25；美國認為意識型態主要是聯繫而不是分裂中蘇關係的論點，請參考〈國務院歐洲事務局關於中蘇關係及其分歧的報告〉（1954 年 4 月 6 日），《美國對華情報檔案解密》，第九編，頁 260。〈香港總領事館關於 1954 年中蘇關係給國務院的報告〉（1955 年 3 月 28 日），《美國對華情報檔案解密》，第九編，頁 288。 14 Andrew Heywood 著，楊日青等譯，《政治學新論》（台北：韋伯，2002），頁 73。 15 Melvin Gurtov and Hwang Byong Moo, China under Threat : The Politics of Strategy and Diplom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24. . 4.

(7) 徑」、「國家利益途徑」與「多元因素研究途徑」對本論文研究範圍與主題的適用程度。其中牽涉到兩個問題是，首先，中共黨內政治結構對於外交政策的影響。其次，在多元因素分析的研究途徑指引下，如何針對個別的事件，適當的運用國家利益與意識型態的概念？一、意識型態研究途徑意識型態研究途徑在 1950 年韓戰後興起。此一研究途徑著眼於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對中共外交政策根源的影響。中共不只是高舉意識型態圖騰，同時試圖把意識型態應用到外交政策。因此，意識型態不但指導中共外交政策，還是外交行為實踐的方式。16 意識型態研究途徑有一極重要的優點，就是提供有別於西方視角的外交政策研究方法。同時，跳脫了以傳統中國歷史文化觀點看待中共外交政策。中共是一高度重視意識型態的政權，因此，從意識型態角度分析中共外交政策，有一定的解釋力。但是，意識型態與外交政策產出之間的因果關係，仍須進一步釐清。例如，意識型態究竟是指導外交政策，還是為外交政策辯護？若是前者的情形，則意識型態研究途徑能夠適用。若是後者的情形，則說明意識型態未必是影響外交政策的唯一因素。從上一節的文獻回顧來看，在外交路線與發展模式的回顧範圍內，意識型態研究途徑占著非常重要的位置。關於發展模式的文獻回顧，強調的是毛澤東對於蘇聯模式的反省。在外交路線方面，「左傾」概念同樣源出於毛澤東的大躍進思想。主要的問題是，意識型態是否能「同時」應用在中共內政與外交的分析？就毛澤東而言，他是否用「同一套思考邏輯」處理內政與外交事務？本論文在探討 1958 年中國外交性質的案例上，不主張意識型態作為最主要的研究途徑。相反的，金門危機反映出毛澤東對於主權問題的重視。毛澤東最不希望的是，因為中蘇同盟的緣故犧牲主權或是國家利益。不過，這並不代表中蘇外交不存在意識型態之爭。而且，毛澤東的思維對於中共外交政策產出，仍有相當的重要性。本論文將意識型態的研究途徑，應用到毛澤東關於戰爭、和平與革命的思想上。本論文的出發點是，雖然中、蘇在五十年代紛紛提出和平外交的主張，並且同意推廣和平共處的原則同樣適用於社會主義國家。可是，中蘇推動和平共處，並未導致他們之間的和諧關係。其中一個原因，與毛澤東戰爭、和平與革命的思維高度相關。要理解中蘇適應和平程度的差距，應用意識型態分析途徑是個合理的起點。.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Un. v. 二、派系途徑與決策領袖個人研究途徑決策領袖個人途徑從中共外交決策領導人個人進行分析。此一研究途徑認.                                                         16. Harold Hinton, China’s Turbulent Que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72) ; 許志嘉，《當代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台北：生智，2004），頁 8-9。 . 5.

(8) 為，領導者的個人行事風格與理念，才是決定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源。17派系政治研究途徑興起於一九七十年代，此途徑強調中共內部派系的政治互動是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源，也是制約中共外交政策的主要變數。此研究途徑帶著西方外交決策模式中的官僚政治模式與政治學上利益團體的概念，試圖提供有別於「決策領袖個人」研究途徑的新面向。18 「決策領袖個人途徑」與「派系途徑」指出外交決策與國內政治結構高度相關。因此，在選擇適當的研究途徑之前，有必要初步探討五十年代中共高層政治結構的狀態。在五十年代中共高層政治的討論中，有三個值得注意的觀點。這三個觀點都不約而同涉及大躍進決策產出的政治結構面向，因此有助於理解當時中共高層菁英的互動。張旭成（Parris Chang）與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研究，隱含了「兩條路線鬥爭」的假定。張旭成認為，極權主義的模式，未盡看清五十年代中共菁英的關係。因此，他將中共菁英區分成「穩健派」與反毛的「激進派」。中共政策的產出，繫於這兩派的分和與競爭。因此，「兩條路線鬥爭」研究途徑，在很大程度上將毛澤東當成眾多菁英的其中之一，他並不享有「在眾人之上」的地位。毛澤東也無法憑一己之力推動政策。19.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白恪滿（David Bachman）則從組織機構的互動論述中共決策產出。雖然白恪滿賦予毛澤東較為崇高的權力地位，但毛依舊無法「無所不能」。在大躍進的決策上，毛澤東的角色是被動的。他只是在眾多選項裡選擇一個與他偏好較為接近的方案。20 毛澤東的權力地位與其餘菁英的關係，無疑是中共政策產出的重要面向。泰偉斯（Frederick C. Teiwes）與孫萬國（Warren Sun）主張，毛澤東的權力地位是其餘菁英無法企及的。任何政策的產出，毛澤東的意志與方法是「重中之重」。此一論點，即「毛澤東中心論」。21 本論文在討論五十年代中共政治結構的假定上，採用「毛澤東中心論」的研究途徑。因為，從中蘇關係若干關鍵決策來觀察，是毛澤東的偏好為最重要因素。以本論文的研究範圍與主題來看，決策領袖個人途徑比派系研究途徑更為適用。不過，五十年代中共外交有一重要職位變動，即周恩來離開外交部長職位，由陳毅接替。關於此一調動，眾說紛紜。常見的一種解釋是，毛澤東對於周恩來推動的和平外交政策有所不滿，因此以軍人出身的陳毅代替周。毛澤東偏好的是                                                        .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17. i Un. v. John Gitting, The World and Chin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4 ). Allen Whiting, Chinese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70s (Ann Arbor, Mich.: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9). 19 Parris Chang, Power and Policy in China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1 卷：人民內部矛盾 1956-1957（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2 卷：大躍進 1958-1960（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20 David Bachman, Bureaucracy, Economy, and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1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Armonk, N.Y.: M.E. Sharpe, 1999). 18. . 6.

(9) 激進左傾的外交風格，此以金門危機為其具體實踐。問題是，周恩來與毛澤東在中國外交領域是否存在著嚴重分歧，甚至存在著「兩條路線鬥爭」？毛、周關係對於中共外交決策的影響為何？本論文將深入探討這個問題。三、國家利益研究途徑國家利益研究途徑受到現實主義思潮的影響，把中共視為一般國際社會主體國家。中共就如同西方國家一樣，必須綜合考量國際社會敵對或同盟的經濟及軍事權力，評估哪些政策最符合國家利益，由此制訂外交政策。此一研究途徑，從理性選擇的角度研究中共外交政策。「意識型態研究途徑」、「決策個人領袖研究途徑」與「派系研究途徑」主要是從中共內部尋找其外交政策的根源，而國家利益途徑跳脫這樣的侷限，把中共外交研究納入一般國際關係研究的體系，視中共外交決策為一理性決策過程。22 然而，國家利益是如何被界定出來的，其優先順序又為何，不同國家呈現顯著的差異。正如上述，中蘇之間固然有國家利益的衝突卻也有意識型態的分歧。「多元因素研究途徑」可補其缺。此一途徑強調中共外交政策的複雜性，並透過系統性的分析，從國際、國內與個人層次著手，對可能影響中共外交政策的因素進行推演。23本論文嘗試運用多元因素研究途徑，分析 1958 年到 1960 年的中蘇.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關係與分歧的原因。本論文採取的多元因素研究方法論，是以決策個人領袖研究途徑為主，國家利益與意識型態為輔。將這三者結合起來，可以得到以下的分析途徑：首先，確立毛澤東是主要的中共外交決策者。其次，辨識毛澤東思想中的兩個重要概念，也就是「政治現實主義」以及「烏托邦思想」。毛澤東思想中的「政治現實主義」，通常表現在毛敘述具體的手段與策略上，透露毛在政治上務實的一面。這一概念，與上述國家利益研究途徑十分接近。毛澤東的「烏托邦思想」，往往表現在毛敘述未來理想社會的觀點，以及個人如何成為一個「新人」上。毛澤東晚期，此一烏托邦思想日益表現出激進的特點，因為它意謂以「不斷革命」來達到未來理想的境界。這一概念，則與上述「意識型態」頗為類似。因此，本文的研究途徑，涉及國家與個人兩個層面。就中蘇國家關係而言，既有意識型態，也有國家利益之爭。就毛澤東個人而言，也有政治實用主義與烏托邦情結的交鋒。本論文的研究途徑，就以這兩個層次出發，分析中蘇內政與外交分歧的的性質與根源。.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Un. v.                                                         22. Allen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 Macmillan, 1960); Gurtov Melvin and Byong-Moon Hwang, China under Threat :The Politics of Strategy and Diplom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23 Harold Hinton, Communi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6). . 7.

(10) 第四節章節安排本論文第二章「依賴的與脆弱的中蘇關係」，試圖分析莫斯科外交策略的雙重性對早期中蘇關係的影響。蘇聯一方面高談援助革命，另一方面越來越重視國家利益。中蘇關係因而擺盪在這兩項決策因素之間，中共並不具有真正的自主性。謂「依賴」，中共實力弱小，不得不依賴蘇聯，蘇聯也要依靠中共這個棋子，牽制它遠東的心腹大患日本。謂「脆弱」，一旦中共實力增長，認清現實，就會開始嘗試「獨立自主」，這是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潛在因素。此一中蘇互動的惡性模式，深刻的影響日後的中蘇關係以及毛澤東的蘇聯觀。第三章「新中國和平外交時期不和平的中蘇關係」，試圖分析建立政權後的兩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外交上如何面對「輸出革命」的難題，以及它們分歧根源所在。在匈牙利事件的例子上，中共強烈建議蘇聯以武力解決，可見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外交有其特殊性。中蘇和平外交的共通點是，都無法完全放棄輸出革命的概念。但是，中蘇關係並未在雙方都提倡和平外交之後一帆風順，顯然與雙方適應和平程度不同有關。第四章「解構革命與危機視角下的中蘇關係」，嘗試分析「和平外交、大躍進與金門危機三位一體」的中蘇分歧論點。1958 年中國外交是否受到大躍進的影響而呈現左傾的性質？金門危機相較於和平外交時期，是否是一種激進的外交路線？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對於 1958 年中共外交決策有何影響？如何理解中蘇外交分歧的根源，都是本章要討論的問題。第五章「大躍進與蘇聯模式潛在較勁下的中蘇關係」，試圖分析大躍進的發動因素以及大躍進對中蘇關係的影響。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對於中蘇關係的影響涉及了意識型態、國家利益與領導權爭奪三個方面。在結論中，本文將回答以下兩個問題。第一，中蘇分歧的根源為何？第二，中蘇內政與外交分歧的性質，以及國家利益與意識型態在這之中所扮演的角色。結論將說明，中蘇分歧過程中的「顯性衝突」與「隱性衝突」概念。.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 Ch. engchi. 8. i Un. v.

(11) 第二章「依賴的與脆弱的」中蘇關係按照馬克思的觀點，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壓迫與剝削是國際性的現象，因此，推翻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也應該是國際性的。俄國從十月革命建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開始，就對外援助革命活動。早期蘇俄的外交實踐裡，意識型態因素占了很重要的位置。然而，援助革命不是作無本生意。蘇聯同時也在考慮取得國家利益的最大可能。眾所皆知，帝俄時期對華政策十分靈活，不費一兵一卒取得大半東北。蘇俄以及後來的蘇聯，固然受制於馬列主義的「教條」，也愈來愈重視調和國家利益與意識型態。當然，更多的情形是兩者之間發生嚴重的矛盾。當理論無法解決現實的狀況，可以想見受共產國際控制的中共，會蒙受多大的損失。因為蘇聯外交政策時而傾向援助革命，時而傾向國家利益，早期中蘇關係顯著的特徵是「依賴與脆弱」。謂「依賴」，中共實力弱小，不得不依賴蘇聯，蘇聯也要依靠中共這個棋子，牽制它遠東的心腹大患日本。謂「脆弱」，一旦中共實力增長，認清現實，就會開始嘗試「獨立自主」。這是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潛在因素。歸納 1921 到 1927 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蘇聯的外交特徵就是擺盪於南北的「翹翹板遊戲」。由於北京政府是國際承認的合法政府，蘇聯試圖與之交涉，簽訂中蘇條約。在南方扶植中共，派遣顧問，力促國共合作。蘇聯以在北方牽制張作霖為主，在南方與孫中山合作為次。在國共合作服務於蘇聯外交目標的情形下，中共談不上什麼自主性。 1927 年 8 月之後，中共歷史的發展有了三條不同的道路。首先，上海中央依舊受到共產國際的遙控。第二，暴動之後的游擊隊，在蘇區開闢了根據地。六屆四中全會之後，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遷入蘇區中央瑞金縣，兩條路線合二為一。第三，不願到蘇區去的王明，輾轉到了莫斯科，在共產國際的理論框架限制下，曲折的發展出了第二次統一戰線。這三條道路，不同程度都受到莫斯科或明或暗的指揮與影響。延安整風打擊了有留蘇背景的王明、博古與張聞天等人，奠定毛澤東在黨內定於一尊的地位。毛澤東小心翼翼的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下建構他的觀點，而非全盤否定莫斯科的理論。他的目的不是與莫斯科分庭抗禮，而是藉由打擊有留蘇背景，又經過共產國際抬上大位的「教條主義者」，豎立「中國特色」理論的正當性。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深切明白，要建立政權，莫斯科的援助仍舊是關鍵。因此，極力化解莫斯科對延安整風的疑慮。早在 1940 年，毛澤東就已經提出「一邊倒」的主張。不過，從提出一邊倒到真正的一邊倒，還頗有一番曲折。在中共建立政權的前後關鍵時期，毛澤東先是為了史達林「不許革命」頗有微詞，後又圍繞國家利.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 Ch. engchi. 9. i Un. v.

(12) 益發生齟齬。中蘇之間分歧的根源，並未因建立同盟關係而根除。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探討蘇聯外交政策的兩面性對早期中蘇關係的影響。第二節分析 1927 年後，中共雖然呈現不同發展趨勢，整體仍受制於莫斯科的情形。第三節則強調延安整風之後，毛澤東面對過去共產國際所作所為的複雜情緒。在「奪權大於一切」的考慮下，毛澤東努力修補和莫斯科的關係。第四節則說明，中蘇並未因簽訂同盟條約，而徹底根除中蘇「上對下」不平等關係，這就為往後中蘇關係埋下了隱憂。. 第一節蘇聯外交政策的兩面性對早期中蘇關係的影響 1917 年十月革命之後，蘇俄繼承了重視國家利益的傳統，同時也有了新的行為規範，也就是援助革命。根據這個意識型態，蘇俄促成了中國共產黨，派馬林來指導中共的活動。另一方面，蘇俄仍重視現實的利益需要。這種蘇俄外交政策的兩重性，導致它在中國政治的天平「時而南、時而北」的情形。本文稱之為擺盪於南北的翹翹板遊戲。例如，所謂第一次統一戰線的形成，直到 1922 年，蘇俄都沒有停止在中國的軍閥裡尋找合作伙伴。. 立. ‧ 國. 學. 1. 政治大. ‧. 蘇俄之所以促成國共合作，跟它在遠東的利益有關。日俄戰爭之後，俄國失去南滿。1917 年十月革命之際，日本藉機進兵中國北滿和俄國遠東地區，佔領庫頁島。因此，蘇俄想盡辦法牽制日本這個心腹大患。它秘密推動遠東中、朝、日三國革命，以及極力扶持中國親蘇政權，以謀牽制日本。2 中共則對於國共合作持懷疑的態度，直到 1923 年三大召開前夕和會議期間，黨內爭論仍在持續。中共的想法，用陳獨秀的話來說就是「兩黨革命之宗旨及其所據之基礎不同」。3孫中山之所以聯俄容共，主要的目的是獲得蘇俄援助。蘇俄在群眾動員以及組織建設方面已有經驗，對於當時組織鬆散，又不注重號召群眾的國民黨而言，無疑是一大助力。4在蘇俄援助的誘因牽引下，國民黨和共產黨開始一場心不甘情不願的合作。北伐的問題，最能夠看出蘇聯外交行為的雙重性。1925 年底，中共提議進.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Un. v.                                                         1. 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New York : E. J. Brill, 1991), pp. 400-401. 2 林軍，〈初期蘇聯對華政策的內部分歧〉，《世界歷史》（北京），1995 年 2 期，頁 49-56。 3. 陳獨秀，〈陳獨秀致吳廷康的信〉（1922 年 4 月 6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卷，（北京：. 〈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1922 年 7 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頁 31-32；〈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1922 年 7 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卷，頁 65-66；〈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卷，頁 114-115；（1923 年），《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卷，頁 169。告〉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2001），頁 326-328。. 4. . 10.

(13) 行北伐。5這一提議，獲得前俄國顧問團團長加倫的贊成。6但是，1926 年在廣州的多數軍事顧問開始明確反對北伐。蘇聯態度的變化頗值得推敲。從 1925 年秋天開始，援助馮玉祥打擊張作霖是莫斯科關注的焦點。1925 年年底，馮玉祥發動反奉戰爭。北京城裡卻有中共與國民黨掀起的群眾示威。史達林認為：我們的北京朋友採取了太左的方針。北京政府應當是有馮玉祥、國民黨人和其他比較溫和的人參加的聯合政府。7在這場名為馮玉祥與張作霖，實為俄國與日本的較量中，俄國遭遇了失敗。俄國擔心其餘列強組成統一戰線干涉中國事務，遂希望北伐的計畫可以暫緩。這時，由於蔣介石對季山嘉的諸多猜疑，廣州發生了「320」事變。五月份，蔣介石又提出整理黨務案。蔣介石一連串對中共極不友善的舉動，使中共黨內醞釀退出國民黨。然而，莫斯科因為自身利益的關係，遲遲未允許中共與國民黨分裂。例如，當時擔任蔣介石顧問的斯捷潘諾夫，雖然分析了「320」事變的原因，然而基本的精神是妥協的。8蘇共決策層混亂的情緒，直到被寄予厚望的汪精衛發表了「武漢分共之經過」，國民黨和中共才「不得不」分裂了。9 早期中共與蘇共的相處，已經顯現出了「父子黨」的上下關係。這樣的中蘇關係，缺乏信任而且相當脆弱。. 立. 政治大. ‧ 國. 學. 第二節從「言必稱希臘」到「毛澤東思想定於一尊」. ‧ sit. y. Nat. 一、不同趨向的發展. n. al. er. io. 1927 年 8 月之後，中共歷史的發展至少有三個不同的趨向。首先，中共中央仍位於上海，繼續受到共產國際的遙控，選出了工人出身的領袖向忠發。其次，從暴動之後轉向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路線，相較於上海中共中央，受到共產國際較少的干預。這一路線的發展，對於中共日後的發展實關至要。為了在根據地立足而發展出生存戰略的毛澤東，對於黨、軍隊、群眾的關係有了重要的認識。1932. Ch. engchi. i Un. v.                                                        . 〈中央特別會議文件〉（1926 年 2 月 21 日-2 月 24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二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頁 53-57。不過，有文件可以證明 1926 年 7 月，中共仍支持. 5. 北伐。請參考〈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1926 年 7 月 12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二卷，頁 158-159。直到 1926 年 9 月，中共才開始對北伐採取較為保守的態度。請參考〈中央. （1926 年 9 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二卷，頁 163-165。政治報告〉亞、伊、切列潘諾夫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硏究所翻譯室譯，《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 : 一個駐華軍事顧問的札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4），頁 319-320。. 6.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節錄〉（1925 年 12 月 3 日），《黨史研究資料》（北京），1995 年第 9 期。 8 斯捷潘諾夫，〈關於三二十事件的報告〉，1926 年 3 月。轉引自孫霞武等編《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資料選集 1925-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 115-121。 7.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1927 年 7 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三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頁 249-290。. 9. . 11.

(14) 年之後，上海中共中央遷入蘇區，二者合而為一。第三是不願意到蘇區去的王明，經由米夫推薦到了莫斯科，發展出統一戰線的分針。作一個程度上的比較，上海中共中央受共產國際的控制最深。這一點，可以從六大以後的發展觀察。莫斯科主導了六大的召開，指定向忠發作總書記。六屆三中全會、六屆四中全會、六屆五中全會都有莫斯科指導的影子。10 以六屆三中全會來說，共產國際下決心派瞿秋白和周恩來回國貫徹共產國際反對立三路線的指示。11至於被毛澤東唾罵，長期在黨史中惡名昭彰的六屆四中全會和六屆五中全會，同樣有共產國際的干預。12 雖然莫斯科的指令如影隨形，不代表中共不會利用共產國際的指示，發展自己的特色。李立三路線就是一個例子。立三路線的發展與國產國際的指示之間，顯然不是那麼合拍。13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共產黨人的暴動有不同的類型。第一類是前期由黨中央直接組織的大規模暴動，另一部份是後期由共產黨的地方幹部所發動的小規模暴動，後者逐漸轉變為三十年代的蘇維埃運動。這條路線，跟上述中共中央的發展大不相同。中共中央的發展主要是在城市，動員的主體是工人。蘇維埃根據地是在鄉村，能夠動員的對象，主要是農民。莫斯科的態度也有微妙的區別，正如毛澤東所說，「六屆四中全會之後可以鬆一口氣」。蘇區的發展，不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與莫斯科大相逕庭。因此，毛相當顧慮莫斯科對於蘇區發展的態度。畢竟，1927 年 11 月由羅明那茲指導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已經在井岡山落腳的毛澤東不僅沒有受到表揚，反而被免去了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毛澤東轉進蘇區與隨之發展出來的戰略，不是另立異端，而是解決最緊迫的                                                        .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er. io. sit. y. Nat. n. 〈對於中央政治局報告的決議，第六卷，（北京：中 a l〉（1930 年 9 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v 〉（1931 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頁 304-306； ni C 〈共產國際代表在四中全會上的結論. 10. hengchi U. 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七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頁 28-49。 11. 周恩來，〈關於傳達國際決議的報告〉（1930 年 9 月 24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六卷，. 〈共產國際執委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共中央的信〉（1930 年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頁 359。文件選集》，第六卷，頁 644-655。 12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 49。 13. 這方面請參考楊炳章，《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頁 37-43。關於立三路線形成的背後推動原因，學者有不同的看法。楊炳章認為，向忠發不管事，李立三遂能夠推動激進的進攻大城市路線。楊奎松則指出，向忠發係莫斯科所扶持，卻不是一個頭腦簡單的傀儡。正是向忠發開除了蔡和森的職務，李立三才有辦法遞補蔡和森，成為中央委員。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台北：東大圖書，1997），頁 215-237。楊炳章謂向忠發不管事，立論過於薄弱。筆者傾向支持向忠發與李立三是互相合作的關係。至於毛澤東和李立三路線的關係，實際情形比歷史決議所呈現的複雜得多。第一個歷史決議批評李立三是「左傾錯誤」。根據歷史決議的編纂邏輯，毛是一貫正確的路線，始終跟錯誤路線鬥爭。因此，毛始終反對立三路線。然而，毛在初期支持立三路線。直到後期，李立三試圖調動紅軍，才跟毛發生衝突。楊炳章，《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頁 43-47。 . 12.

(15) 問題，即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蘇維埃時期他發展出關於黨的領導、軍隊的角色以及動員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三項：首先，是吳本立（Brantly Womack）所謂的空間維度上的轉變。14馬克思認為革命必須是國際性的。列寧也在蘇俄成立後，實行革命輸出。當毛澤東立足根據地之後，意識到不能用全世界、或者全國的範圍來進行革命或是預設革命的範圍。革命必須劃地自限。這就是為什麼當李立三試圖調動紅軍的時候，與毛澤東產生衝突。15 其次，對於軍隊的角色，毛顯然有更深的認識。毛澤東強調軍事與革命的密切關係，批評所謂「純軍事觀點」。軍隊不能純粹打仗，同時要革命與宣傳。16 值得注意的是，關於革命戰爭與經濟建設的關係，毛澤東顯然有更為新穎的看法。他說：過去有些同志認為革命戰爭已經忙不了。哪裡還有閒工夫去作經濟建設工作，因此見到誰談經濟建設，就要罵為「右傾」。他們認為在革命戰爭環境中沒有進行經濟建設的可能，要等戰爭最後勝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靜的環境，才能進行經濟建設。同志們，這些意見是不對的。抱著這些意見的同志，他們不了解如果不進行經濟建設，革命戰爭的物質條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長期的戰爭中就會感覺疲憊……只有開展經濟戰線方面的工作，發展紅色區域的經濟，才能使革命戰爭得到相當的物質基礎。17.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al. er. io. sit. y. Nat. 從這一點可以看到，毛澤東對於經濟建設的環境條件，跟一般人所設想的不同。這一點對於理解建政後的中共高層潛在衝突非常重要。在毛澤東看來，革命戰爭與經濟建設並無牴觸。延安時期，可以再一次看到大生產運動中軍隊扮演的角色。軍隊、黨和群眾動員，成了革命過程的三位一體。建政前的中共革命史，可以說是軍事社會史。毛澤東在蘇區，以及後來在延安時期發展出關於戰爭與革命的觀點，影響他對於和平觀點的理解，導致建政後中共高層內部的潛在衝突，也影響了中蘇關係的發展。後面的章節還會談到這個問題。第三個發展趨勢是王明主導的統一戰線策略。王明同樣受制於莫斯科理論上的束縛。這一點，從「下層統戰」到「上層統戰」的發展可以觀察出來。統戰，是統一戰線的簡稱。統戰是一種「有原則的聯盟」，也就是毛澤東所謂「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有著「暫時」與「妥協」的性質。根據革命的進展決定統一戰線策略的存廢，是列寧主義的演繹。按照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俄國革命的實踐，統一戰線通常只是像俄國和中國這樣階級鬥爭不發達的產物。根據. Ch. engchi. i Un. v.                                                         14. 布蘭特利‧沃馬克，《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6），頁 97-98。楊炳章，《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頁 43-47。 16 毛澤東，〈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毛澤東選集》，卷一，（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 1991），頁 84-86。 17 毛澤東，〈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毛澤東選集》，卷一，頁 105-106。 15. . 13.

(16) 六大的決議，重提統一戰線有「回復舊的聯合戰線蒙蔽階級意識」的嫌疑。18王明要發展統一戰線理論，就是面臨了這樣理論框架的限制。從「不要統戰」到只要「下層統戰」再到「開放走上層統戰」。同樣是因為共產國際七大的指示允許的緣故。19 其實，早在共產國際七大之前，中共已經有意識的跟張學良接觸，導致了西安事變。20然而，沒有莫斯科的支持，中共仍舊無法公開與國民黨「上層統戰」。從以上三個發展趨向來看，中共固然有若干「自作主張」的趨勢，如立三路線的發動、根據地的建設以及與張學良私底下接觸，莫斯科的陰影仍舊或明或暗地籠罩著中共。莫斯科的態度，仍舊主導了中共的選擇。這是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潛在因素。毛澤東與王明的關係，牽動了中蘇關係的發展。延安整風較量下的結果，莫斯科失去了在中共黨內高層最重要的支持。二、「欽差大臣滿天飛」以及六屆四中全會問題. 政治大延安整風的發動，有多重的目的。它包括黨內上層鬥爭與黨中央權力機構的立改組、全黨的思想改造、審查幹部的歷史和肅反以及新制度的創設。陳永發指出，. ‧ 國. 學. 整風可以將「清算國際派」、「突出自己路線的正確」與「加強黨員思想訓練」合而為一。21其中的高層政治鬥爭，特別是毛澤東與王明的關係，牽動蘇聯在中共. ‧. 高層的影響力。毛澤東與王明爭權，固然有個人權力地位的考慮，同時也是要清. n. al. er. io. sit. y. Nat. 除莫斯科對中共的干預。王明與毛澤東的關係，究竟是怎樣呢？根據高華的說法，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最主要是針對王明，其次是王明的國際派盟友。只要讀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幾個相關的章節，就會得到「從王明返國，毛澤東就要整王明」的印象。22胡繩也認為延安整風一開始對準的人就是王明。23 何方對於「延安整風瞄準王明說」頗有異見。何方認為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在 1941 年出現。直到 1943 年 9 月政治局會議，才將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歸於王明。24楊奎松的觀點和何方較接近，楊認為「毛澤東直到 1943 年才全面批判王. Ch. engchi. i Un. v.                                                         18.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中國革命的策略在國際背景下的演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頁 165；楊奎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 158。 19 林育英從共產國際七大帶回關於統一戰線的指示，參考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頁 314。 20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 : 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硏究》（台北：東大書局，1995）；斯圖爾特‧ 施拉姆，《毛澤東的思想》（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5），頁 55。 21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頁 17。 22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 122-186。 23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24 何方，《黨史筆記：從遵議會議到延安整風》（香港：利文出版，2005），頁 465-468。 . 14.

(17) 明」。25 首先，從常理來推想，六屆四中全會結束後，王明因為不願意去蘇區，經由米夫的推薦到莫斯科擔任中共代表團團長。真正「空降」到蘇區的留蘇學生，主要是博古和張聞天。因此，若要檢討江西蘇維埃後期的黨史，首先要對準的矛頭應該是博古或張聞天。就 1941 年延安整風發動之時，王明所推動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僅是他的得意之作，也是莫斯科所承認的正確路線。因此，要扳倒王明，必然觸動莫斯科的觀感。其次，是關於六屆四中全會問題。1943 年，毛澤東開始否定六屆四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說法，六屆四中全會與六屆五中全會選舉出來的留蘇學生，造成「欽差大臣滿天飛」。從當時毛澤東所寫〈駁第三次左傾錯誤〉含有的譏諷，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於空降留蘇學生「奪權」的激憤。26 然而，關於六屆四中全會，有兩點與毛澤東的政治命運休戚相關。第一點，六屆四中全會確定了中共中央轉進蘇區，這不僅是當時共產國際的意見，也是對根據地建設的一種肯定。其次，六屆四中全會之後成立的代表團，對於富田事件的調查偏袒毛澤東。27因此，要否定六屆四中全會，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毛澤東權.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力已經相當鞏固，否則會「舊事重提、引火燒身」。這也就比較能夠合理解釋，為何在延安整風初期，毛澤東沒有要否定六屆四中全會。這一點，表現在 1941 年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關於四中全會以後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開宗明義就說. y. Nat. sit. n. al. er. io. 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詳細材料經過詳細討論之後，一致認為四中全會及其以後一個時期，中央領導路線雖有缺點、錯誤，但在基本上是正確的。28. Ch. i Un. v. 到了 1943 年九月會議之後，毛澤東開始否定六屆四中全會。清算博古路線也變成清算王明路線。如果說，延安整風確立了毛澤東定位定於一尊，肅清了黨內「國際派」的勢力，重創莫斯科對中共的影響力，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是否能平穩的進行下去？. engchi. 第三節一邊倒勢在必行延安整風後，毛澤東並未與莫斯科決裂。毛澤東一面把鬥爭的矛頭對準王                                                         25. 楊奎松，《走向破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香港：利文出版社，1999），頁 165。從 1941 年九月會議之後，毛澤東開始研究蘇維埃後期的九份有典型錯誤的文件，並陸續對這九份文件寫出過批判的筆記，其中以〈駁第三次左傾錯誤〉為代表。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 48、190-191、193。 27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 1-54。 28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 224。 26. . 15.

(18) 明，一面仍舊繼續表現出高度尊崇莫斯科的態度，極力在王明與共產國際之間尋找不同點。這一點在周恩來的自我檢查裡看得尤其清楚。儘管這時共產國際已經解散，它的錯誤也受到批評，但周恩來仍舊花了大量篇幅來討論所謂「真假國際」，詳細介紹每一位與中國共產黨歷史有關的莫斯科領導人和共產國際代表，並把絕大多數錯誤歸結為個人行為。根據他的說法，共產國際所以在中國革命中犯了許多錯誤，關鍵在於那些曾經親自指導過中國革命的共產國際領導人和共產國際代表，包括東方大學、中山大學培養出來的學生，除了季米特洛夫等少數人以外，大部分都在蘇共肅反運動中或在中國革命運動中被證明是「壞人」。而史達林、莫洛托夫、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等人則是始終代表著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他們的主張基本上是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如肯定中國黨已經成為中國革命重要的政治因素，強調國民黨的動向以帝國主義的態度為出發點，指出中共的任務在於武裝人民、瓦解敵軍、組織農民，反對危害邊區和削弱八路軍，揭露王明與米夫關係不正常，批評王明有政治野心和不該反對毛主席等等。毛澤東說：列寧主義及國際無產階級影響中國黨的產生，但國際中的壞蛋也影響中國革命的失敗。29.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毛澤東複雜的情緒，表現在 1943 年 12 月對季米特洛夫電報的反應。季米特洛夫的電報稱：「不要指控周恩來和王明執行了共產國際的統一戰線政策並開展對他們的鬥爭，主張把他們留在黨內並盡量利用他們為黨工作。」30毛澤東的覆電一方面表示對王明不信任的心態，另一方面對莫斯科表示尊重的態度：. y. Nat. sit. n. al. er. io. 王明一直在從事各種反黨活動。對此，所有高級幹部都已經得到了通報，但我們沒有告訴一般黨員，更沒有通知非黨群眾。我向您保證並且可以擔保，中國共產黨熱愛並且深深地尊敬史達林同志和蘇聯。我們對在這裡的所有蘇聯同志，如伏拉基米洛夫、阿洛夫、雷瑪、尤金和塞洛夫等，都有很好的印象。. Ch. engchi. i Un. v. 到了 1944 年 1 月 7 日，毛澤東以更客氣的口吻表達他的意見：關於同國民黨的關係，我們正在實行合作的政策。我保證，對國民黨的情況將會在一九四四年得到改善。關於黨內問題，我們的方針旨在團結。這一方針也同樣適用於王明。由於                                                         29. 周恩來的自我檢查以及毛澤東的發言，皆引自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 296。楊奎松. 引用毛澤東所寫的〈駁第三次左傾路線〉一文，認為毛澤東努力區分「真假國際路線」。按撰者所見，〈駁第三次左傾路線〉更像是「指桑罵槐」。表面上都是批評「國際派」，實則也是在暗貶共產國際，參見楊奎松，《走向破裂》，頁 157-158。 30. . 〈季米特洛夫致毛澤東電〉（1943 年 12 月 22 日），轉引自楊奎松，《走向破裂》，頁 159。 16.

(19) 在一九四三年下半年針對黨內形勢作了工作，黨的團結相當的改善了。31 可以了解的是，毛澤東真正反對的，是莫斯科那種上對下的不平等關係。而且，要與國民黨爭取政權，蘇聯的支持仍是關鍵。影響毛澤東形勢判斷的關鍵是他的階級觀和革命觀。在 1940 年，他已經講得很明白：所有帝國主義都是我們的敵人……對中國共產黨以及對中國人民來說，絕不能離開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因此，毛澤東後來所謂的「一邊倒」政策，在這個時候已經闡明了。他說：處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漢們，要就是站在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變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份，要就是站在反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變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份。兩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沒有的。32.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不過，毛澤東從「提出」一邊倒到「真正」的一邊倒，還頗有一番曲折。下一節將談到在中共建立政權前後的關鍵時刻，毛澤東與史達林為了國家利益與主權問題鬥智鬥勇。在中共建立政權之後，中蘇不平等關係的根源並未消除，而繼續以新的形式呈現出來，這就為中蘇關係埋下一顆不定時炸彈。. Nat. sit. y. 第四節充滿矛盾的同盟關係. n. al. er. io. 1945 年 8 月 14 日，日本正式宣告投降，抗日戰爭就此結束。8 月 15 日，中共中央得到情報，蘇蒙聯軍已經從外蒙古進入中國察哈爾地區。毛澤東隨即指示綏遠、太行與冀察地區的八路軍與蘇軍會合。33但是，8 月 20 日，史達林以蘇共中央的名義給毛澤東發一封電報。這封電報明確要求中共與蔣介石進行合作，通過談判尋求維持國內和平的協議，反對與國民黨進行戰爭。34毛澤東一時之間十分憤怒，但還是改變原定戰略：. Ch. engchi. i Un. v. 蘇聯為中蘇條約所限制及為維持遠東和平，不可能援助我們。蔣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敵軍受降，敵偽只能將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給蔣介石。在此種形式下，我軍應改變方針，除個別地點仍可佔領外，一般應以相當兵力威脅大城市及廣大鄉村，擴大並鞏固解放區，發動群眾鬥爭，並注意                                                         31 32. 33 34. . 以上兩則電報皆轉引自楊奎松，《走向破裂》，頁 160-162。毛澤東，〈毛澤東關於國內國際形勢的估計和對策的指示〉（1940 年 10 月 25 日），《皖南事變資料選集》，頁 34。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頁 522-523。《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頁 78。 17.

(20) 訓練軍隊，準備應付新局面，做持久打算。35 這就是有名的「史達林不許革命」的問題，多年後毛澤東依舊耿耿於懷。就連周恩來在 1957 年與哥穆爾卡的會談中，談到史達林對中國革命過程的影響，仍是忿忿不平。36 其實，只要注意中蘇自第一次國共合作以來的歷史，蘇聯的「不許政策」與中共「只能聽話」的例子屢見不鮮。過去在蘇聯下指導棋的狀況，中共「要分裂不能分裂，要妥協不能妥協」。「不許革命」更加說明了中蘇關係無法和睦的根本癥結。毛澤東的新指示顯然注意到美蘇正在謀求妥協的事實，這種妥協不僅將迫使國共兩黨放棄對抗政策，重新走回談判桌來，而且將承認大城市與交通要道只能歸國民黨所有。有鑑於此，任何武力奪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作法，都很難取得成功。在這個關鍵時刻，蘇聯與中共都表現出務實的兩手策略。毛澤東一方面尊重史達林的指示，飛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另外，指示「東北義勇軍」進入東北，與蘇軍接觸。37蘇聯也有一種複雜的態度，蘇聯雖然不相信中共具有與國民黨全.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面抗衡的軍事實力，更要避免美國藉此大規模捲入中國事務。同時，蘇軍又秘密指示在東北的蘇軍暗中支持中共在東北發展。38這時，美國藉由戰後接收介入國共問題，對於蘇聯的行動有關鍵的影響，進一步使蘇聯對中共的援助「化暗為明」。 9 月 13 日，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山東青島登陸。雖然美軍登陸直接目的在幫助國民政府接收華北和幫助遣返日本戰俘，在蘇聯人眼裡看來卻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9 月 30 日，美軍在天津登陸，進一步刺激蘇聯援助中共的決心。中共希望蘇聯能夠延遲撤退時間，在 11 月以及 12 月拒蔣進入東北。不過，國民黨來到東北的時間遠比中共料想的要快得多。11 月初，中共在平漢戰役等阻截國民黨進兵東北的戰鬥中相繼取得勝利，國民黨從陸路進入東北的計畫嚴重受阻。 11 月 13 日，國民黨在美軍幫助下登陸秦皇島，並且開始通過秦皇島至山海關的鐵路，向山海關中共守軍發起進攻。國共爭奪東北的戰爭就此開始。從日本投降到山海關戰役，中間不過短短三個月。蔣介石與毛澤東都深切明白，在國共兩黨尚未以武力較量出結果之前，蘇聯與美國的干預都不可能決定東北的歸屬，甚至全中國大陸的歸屬。                                                        .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Un. v. 35. 〈中央軍委關於改變戰略方針的指示〉（1945 年 8 月 22 日），轉引自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頁 525；〈中共中央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1945 年 8 月 26 日），《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頁 1151。〈中國代表團和波蘭代表團會談紀要〉（1957 年 1 月 11 到 12 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7 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2），頁 55-82。 36. 37. 〈中央關於抽調四個師去東北開闢工作給山東分局的指示〉（1945 年 9 月 11 日），《中共中. 央文件選集》，第 15 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頁 274。 38 關於九月十四日中共與蘇軍代表談判的過程，可參考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頁 531-533。 . 18.

(21) 就美、蘇的意圖而言，它們介入中國事務的根本目的，都是在遏制對方的擴張，而非維持中國政治的穩定，不料卻陷入「安全困境」。美國一旦援助蔣，就加深史達林動搖中蘇條約的程度，進而幫助中共。此一舉動，反過來又刺激美與蔣聯合對抗蘇聯與中共的決心。因此，不論從國民黨與中共，或是從國際因素來考慮，國共戰爭都是無法避免的。張玉法在《中國現代史》一書中，檢討了國共內戰國民黨失敗的原因。在國際因素方面，他指出「中共的發展，自始受到蘇聯的支持……中共在美國的同情和蘇俄的實質支持下，勢力日增……中共在和談中，一面伺機擴張，一面爭取國際上及國內各小黨的同情，終於實力大增」。39 上述論點有一些小問題。首先，中共的發展是否「自始」受到蘇聯的支持？從 1921 年中共建黨以來，固然接受蘇聯的援助，也有受到蘇聯控制的苦衷。其次，蘇聯對中共的援助是否很有決心？考慮到 1944 年史達林對哈里曼談的「人造奶油說」，便可知道史達林對於中共的態度是屬於「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無論如何，中共的勝利從根本上改變了遠東的格局。史達林無疑需要「新中國」加盟蘇聯的東方集團，中共也需要與蘇聯維持密切的聯盟關係。在這一點，史達林與毛澤東願望一致。但是，如何以法律形式實現這一願望，中、蘇有不同的設想。史達林希望與新中國結盟的方式，不至於破壞雅爾達體系以及蘇聯在東北的權益。毛澤東的設想剛好相反，毛希望藉由與蘇聯訂立新的條約，一舉解決中國東北主權不完整的問題。在中蘇同盟條約談判的過程中，實際讓步的是蘇聯方面。第一，蘇聯放棄租用旅順口作為海軍基地的權利，放棄在大連和中長鐵路的一切權利和利益。第二，由蘇聯臨時代管或租用的在大連和旅順口地區的一切財產，均由中國政府接收。第三，對日合約簽訂或本協定生效三年後，蘇聯政府立即將中長鐵路及其所屬全部財產無償移交中國。根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相關文件，蘇聯在戰後通過雅爾達協定與中蘇條約實現的遠東戰略目標，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凍港，至遲到 1952 年將不復存在。40 中蘇同盟的成立，確實符合史達林與毛澤東的願望。可是，在同盟條約談判的過程卻揭露了中蘇關係分歧的隱憂，這與中蘇對同盟者認知不同有密切聯繫。米高揚的反應，可約略說明蘇聯的觀點：.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Un. v. 作為同盟者，蘇聯無償轉讓了鉅額財產，包括中長鐵路、大連、旅順口以及在這些地區我們擁有的一切權利，而中國卻連蘇聯在一條鐵路上調動軍隊都不願意。如果這樣的讓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們還算什麼同盟者？                                                         39.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2000），頁 590-591。〈中情局關於毛澤東與史達林簽署條約的備忘錄〉（1950 年 1 月 4 日），《美國對華情報檔案解密》，第九編，（上海：東方出版社，2009），頁 213；〈中情局關於目前蘇聯在中國的軍事形勢的報告〉（1950 年 4 月 21 日），《美國對華情報檔案解密》，第九編，頁 214-218；〈國務院情報研究所關於中蘇條約及協定的報告〉（1951 年 5 月 23 日），《美國對華情報檔案解密》，第九編，頁 227-231。 40. . 19.

(22) 41. 毛澤東的想法可說是完全相反。毛希望藉由同盟條約的簽訂，恢復中國主權完整，同時也改變過去蘇共對中共「父子黨」的態度。五十年代流產的中蘇軍事合作，大致說明了中蘇之間缺乏互相理解與信任。 1950 年三大外交方針之中最重要的，就是一邊倒。421952 年到 1954 年，中國外交開始了所謂「國際和平統一戰線」時期。431954 年，中國提出和平共處五原則。1956 年，蘇共二十大提出了三和路線。既然，中蘇都提出了「和平外交」的主張，是否意味著建設的道路已經展開，革命的道路已經結束？中蘇關係也將從此一帆風順了呢？顯然事情的發展複雜許多，這是後面兩章要討論的問題。.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Un. v.                                                         41.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北京：新華出版社，2007），頁 108。牛軍，〈新中國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徵〉，載《歷史研究五十年論文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 366。 43 謝黎，〈簡論周恩來對歐洲資本主義地帶的外交戰略思想〉，載於《研究周恩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頁 243-244。 42. .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