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對中蘇關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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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與赫魯雪夫發生齟齬，應從這個角度去理解。

在毛澤東的思維中，「革命」有非常優越的位階，「和平」只是戰爭概念的附 屬品，沒有像周恩來試圖界定出超過共產黨語境的創新意義。在建立政權之前，

毛所談的「永久和平」不過是馬克思主義中階級消滅的老掉牙；建立政權後常常 在談的「和平環境」也只是為了恢復國內經濟的妥協。在相當程度上，毛澤東沒 有根本放棄，而且還常常強調「輸出革命」的重要性；而周恩來的「和平擴大效 應」相當程度把「輸出革命」邊緣化，進而束之高閣。在毛看來，經濟建設與革 命的環境是不牴觸的。這樣的觀點，就使得「和平環境」條件無足輕重。

但是，正如第四章所論證，當毛澤東「經濟建設和革命」的觀點遇到外交問 題時，他其實非常的謹慎。表面上雖然說「緊張局勢有利無害」，實際上卻想「金 門危機無損於大局，我們還是搞大躍進」。因此，不能否認大躍進確實有激進的 性質，但不能因此推論，外交路線也會變得激進。

綜合以上的討論，大躍進之所以成為「順流中的一股逆流」，可以歸納成三 點。首先，從高層政治來看，毛澤東的權力地位，對大躍進的發動有非常關鍵的 影響。從社會層面出發，中共有群眾動員進行經濟活動的歷史，這與蘇聯十月革 命後經濟建設的官僚化特徵截然不同。這個歷史根源，使得大躍進推動群眾響應 成為可能。最後，從毛澤東的觀點來看，經濟建設未必要與和平的環境相聯繫。

相反的，經濟建設與革命可以同步進行。這說明了毛澤東比周恩來，或是蘇聯的 領導人更能接受劇烈改變計畫經濟的道路。

第三節 大躍進對中蘇關係的影響

上一節討論了大躍進與蘇聯模式差異的根源，本節則要討論這樣的根源對中 蘇關係的影響。本節首先分析「意識型態衝突論」、「金門事件衝突說」的合理性。

「意識型態衝突論」認為，大躍進表面上看來是國內經濟政策的調整，實際 上牽涉到外交關係，理由在於經濟模式背後的意識型態。這個解釋在60 到 70 年代的美國學界十分流行。從1961 年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 The

Soviet Bloc

²¹以及1962 年列格里亞（Donald Zagoria）的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22、1966 年舒曼（Franz Schurmann）的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²³，再到1977 年邁斯納（Maurice Meisner）的《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

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史》²⁴，奠定意識型態在中蘇關係研究的地位。

       

21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Soviet Bloc (New York: Frederick A. Peaeger, 1961).

22 Donald Zagoria,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1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23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24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香港：中文大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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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Meisner 明確指出大躍進惡化了中蘇關係，然而未直接說明其論證。

參考「大躍進的思想根源」一章，作者提供了若干線索。邁斯納認為毛澤東對於

吉亭（John Gitting）指出這種傾向主要在雙百運動之後出現。²⁶辛頓（Harold Hinton）認為「毛主義的激進影響同時在中共的外交以及內政方面起作用，特別 是在中蘇關係上，影響深遠且具有戲劇性。例如蘇聯對於大躍進的指責。」²⁷羅 賓森（Thomas Robinson）指出，毛引導的國內政治循環在中國外交政策引發類 似的擺盪，毛澤東的意識型態時常將政策推向一個極端，或是延遲改變，端看當

26 John Gitting, Survey of The Sino-Soviet Dispute 1963-196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1968), p.

93.

27Harold Hinton , ”China As An Asia Power ,”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ed. Thomas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 367.

28Thomas Robins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1940s to the 1990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ed. Thomas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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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中蘇關係確實走向危機。然而到了1960 年代，面臨大躍進的糧食短缺問 題，中共開始改善中蘇關係，1961 年中蘇兩國關係依舊保持友好，雖然這種緩 解的趨勢顯得十分脆弱。

大躍進的成敗及可能引起的政治後果，最終決定中國這一時期對外政策走 向的首要因素，當時對外政策的調整的程度並不足以大致消除導致對外政 策動盪的根源。²⁹

根據牛軍的觀點，大躍進對中蘇關係的影響必須在大躍進過後才能判斷。然 而，究竟是大躍進的結果影響了中蘇關係，還是中蘇關係的潛在分歧導致了大躍 進，仍須進一步探討。

從實際發展過程來看，蘇聯對於大躍進與人民公社有不同的態度。³⁰為什麼 有這種區別對待，沈志華接受筆者訪談時透露了以下訊息。

大躍進的時候進口很多蘇聯的機器設備，蘇聯是得利的。所以蘇聯的態度 是複雜的。不能從表面來看大躍進對中蘇關係的影響。³¹

對於大躍進，蘇聯確實給予中國實際的支持。當時幾乎所有蘇聯的經濟區都 承擔了為中國生產訂貨的任務，接受中國訂單的企業數以千計，幫助中國進行設 計的有上百個單位。蘇聯在大躍進期間同意增加援建的項目已經超過了前期投資 生產的項目，僅按照1958 年 8 月 8 日和 1959 年 2 月 7 日兩個協議的規定，蘇聯 就還要幫助中國建設125 個企業。³²

因此，不難理解為何蘇聯對於大躍進有非常複雜的情緒。首先，不論是大躍 進還是人民公社，都是內政問題。直到1959 年廬山會議以前，蘇聯對外關於人 民公社的發言都很小心。其次，正如沈所言，蘇聯是大躍進潛在的受益者。人民 公社才真正牽涉到意識型態或是領導權的問題。

本文認為，大躍進對於中蘇關係的影響，必須注意到大躍進發動的理由，以 及大躍進之前中蘇經濟關係的特徵（而不單純如牛軍所說從大躍進事後再來推 斷）。大躍進發動的背景除了第二節分析的高層政治、歷史根源與毛澤東的觀念 外，與中蘇經濟關係有密切的關係。中蘇經濟關係的特點，就是中國對蘇聯的強 烈依賴，例如大量的援助項目、貸款、專家、技術等等。有俄國學者曾經根據俄 國檔案計算過，蘇聯援華建設項目的出口總值為94 億盧布，其中設備出口值 84        

29 牛軍，〈中國外交的革命化進程〉，載於楊奎松主編，《冷戰時期的中國對外關係》（北京：北 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122-128。

30沈志華，〈蘇聯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反應及其結果－關於中蘇分裂緣起的進一步思考〉，

載於沈志華、李丹慧主編，《戰後中蘇關係若干問題研究：來自中俄雙方的檔案文獻》（北京：人 民出版社，2006）。

31 筆者對沈志華的訪談，2008 年 12 月 20 日。

32 沈志華，中蘇關係史綱（北京：新華出版社，2007），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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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盧布，技術援助出口值10 億。對於蘇聯當時的經濟實力來說，是一個相當沈 重的負擔。³³

有一說法認為，毛澤東之所以想要發動大躍進，是因為在莫斯科會議期間，

得不到蘇聯援助二五計畫的承諾。這一點，擔任李富春翻譯的閻明復有這樣的印 象：

對蘇方的意見，李富春和中國代表團的同志認為是有道理的，蘇方所提出的 問題和我們前一段已經發現的問題是一致或相似的，如計畫指標過高，增長速度 太快，基建投資過多，物資仍有缺口。這些問題此前我們已在著手解決，現在由 蘇聯方面提出來，對我們更切合實際地制定「二五」計畫是有益處的。特別是蘇 聯方面以自身的經驗提請我們要注意農業問題，更有啟發。

李富春說，除了個別問題外，我們都同意蘇聯同志的意見。他指出，我們的 輪廓草案是必須修改的，而修改的結果則是要降低，要少訂指標，就是為了使我 們不至於陷入被動。看來，李富春對這次同蘇聯計委和各部交換意見的結果是滿 意的。這些意見有益於使我們的第二個五年計劃能夠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就這樣，

李富春懷著滿意的心情準備啟程回國了。³⁴

根據閻明復的回憶，二五計畫的草稿與蘇聯商討的結果尚算順利。不過從五 十年代蘇聯對中國貸款的項目與數字，可以推敲出中蘇關係微妙之處。根據沈志 華的計算，五十年代蘇聯給中國的貸款，軍事貸款大約66.163 億盧布，這又是 因為中國加入朝鮮戰爭的關係。至於經濟貸款，只有3 億盧布左右，遠遠不及軍 事貸款。至少在史達林時期，中蘇關於貸款的談判，一直沒有很順利。³⁵

從一九五十年代中期，社會主義陣營內部調整蘇聯模式的方法有三種。第一 種是蘇共二十大以來實施的方法，也就是「微調經濟管理體制」。將資源從重工 業轉移一部份到農業和輕工業上。具體作法包括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增加輕 工業的生產，以及調整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投資比例關係。³⁶第二種是哥穆 爾卡的方法，也就是與蘇聯進行經濟貸款談判。哥穆爾卡曾經說過，波蘭事件之 所以發生，與蘇聯對波蘭的經濟剝削有一定的關係。蘇聯經常利用「賠償」的名 義，用非常低廉的價格進口波蘭的煤礦。³⁷但是，在不能打破蘇聯模式的前提下，

無法用更有效率的方式籌集資金。哥穆爾卡只能向赫魯雪夫要求更多的貸款，緩 解工人失業的問題。這樣就進一步加深波蘭對蘇聯經濟上的依賴，以及衍生而來        

33 Sergei Goncharenko,’’ 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 in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 ed. Odd Arne Westad (Washington D.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60.

34 閻明復，〈隨李富春赴蘇商談「二五」計畫〉，《中共黨史資料》（北京），2009 年 4 期，頁 32。

35 沈志華，《中蘇關係史綱》，頁 137。

36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台北：正中書局，1996），頁 98-103。

37〈中國代表團和波蘭代表團會談紀要〉（1957 年 1 月 11 到 12 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7 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7），頁 5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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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在政治上的干涉，可謂「與虎謀皮」。

在改變蘇聯模式的程度與速度上，毛澤東所採用的方法比上述兩種來的激 進。大躍進期間也有權力下放，但規模與程度都比蘇聯來的廣泛；蘇聯模式在運 作上的主要特徵是國家的控制與官僚的操作。毛澤東則以群眾代替官僚的力量。

在改變蘇聯模式的程度與速度上，毛澤東所採用的方法比上述兩種來的激 進。大躍進期間也有權力下放，但規模與程度都比蘇聯來的廣泛；蘇聯模式在運 作上的主要特徵是國家的控制與官僚的操作。毛澤東則以群眾代替官僚的力量。

在文檔中 大躍進時期的中蘇關係 - 政大學術集成 (頁 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