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根據上述兩項研究回顧的內容，可以了解意識型態在中蘇分歧研究的重要 性。在外交方面，過去的研究強調中國左傾外交路線對中蘇關係的衝擊。在發展 模式方面，突顯了毛澤東挑戰蘇聯模式的意圖。不過，意識型態這一籠統的概念，
究竟在中蘇分歧過程扮演何種角色，在內政與外交上是否有不同的作用與影響，
還值得細細推敲。
從事後來看，美國在冷戰初期對中蘇關係的判斷，有兩點與實際狀況相差較 遠。首先，美國認為中蘇到1960 年才出現分歧。其次，美國認為意識型態是中 蘇聚合的強大力量。一份中情局的報告這樣分析：
我們認為，共同的意識型態是把中蘇政權團結在一起的強大力量。在未 來，意識型態的凝聚力能繼續把兩個政權聯繫在一起。13
但是，1960 年代中蘇關係的發展說明，中蘇在意識型態方面，顯然沒有「對 錶」，因此發生日益嚴重的論戰。意識型態如何作為團結與分裂中蘇同盟的因素，
需要進一步研究。
所謂意識型態，是一組相互連貫的觀念，在解釋既有秩序的同時，也提供追 求未來的模式。意識型態通常會闡述政治變遷可能或應該如何發生。值得注意，
意識型態不是一成不變的思想體系，是由浮動的觀念所組成。14意識型態會隨著 時間與環境改變其內涵。
關於中蘇關係分歧的研究，既有立足於國家利益，也有立足於意識型態。以 第二次金門危機為例：格托夫（Melvin Gurtov）和黃秉沫（Hwang Byong Moo），
強調國際形勢的變化是中國再次砲擊金門的主要原因。他們分析，國內問題似乎 使中國外交決策更加複雜，而不是有利於決策。他們也強調了美國對中國的壓力 政策以及由此帶給毛澤東「兩個中國」的擔憂，是金門危機爆發的主要根源。15 陳兼認為，意識型態對於毛澤東發動金門危機有非常關鍵的影響。
在過去的研究中，相當程度將國家利益與意識型態作為對立的概念。本文認 為，中蘇內政與外交，都各自蘊含意識型態與國家利益之爭。因此，本文將「中 蘇意識型態之爭」這一籠統的概念，在內政與外交上做一區分，進而闡述中蘇關 係的影響。在研究途徑的部分，會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
第三節 研究途徑
本節依序討論「意識型態研究途徑」、「派系途徑」、「決策領袖個人研究途
13 〈中情局關於中蘇關係的特點及其走勢的評估〉（1952 年 8 月 10 日），《美國對華情報檔案解 密》，第九編，（上海：東方出版社，2009），頁 25；美國認為意識型態主要是聯繫而不是分裂中 蘇關係的論點，請參考〈國務院歐洲事務局關於中蘇關係及其分歧的報告〉（1954 年 4 月 6 日），
《美國對華情報檔案解密》，第九編，頁260。〈香港總領事館關於 1954 年中蘇關係給國務院的 報告〉（1955 年 3 月 28 日），《美國對華情報檔案解密》，第九編，頁 288。
14 Andrew Heywood 著，楊日青等譯，《政治學新論》（台北：韋伯，2002），頁 73。
15 Melvin Gurtov and Hwang Byong Moo, China under Threat : The Politics of Strategy and Diplom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2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徑」、「國家利益途徑」與「多元因素研究途徑」對本論文研究範圍與主題的適用 程度。其中牽涉到兩個問題是，首先，中共黨內政治結構對於外交政策的影響。
其次，在多元因素分析的研究途徑指引下，如何針對個別的事件，適當的運用國 家利益與意識型態的概念？
一、意識型態研究途徑
意識型態研究途徑在 1950 年韓戰後興起。此一研究途徑著眼於馬列主義與 毛澤東思想對中共外交政策根源的影響。中共不只是高舉意識型態圖騰，同時試 圖把意識型態應用到外交政策。因此，意識型態不但指導中共外交政策，還是外 交行為實踐的方式。16
意識型態研究途徑有一極重要的優點，就是提供有別於西方視角的外交政策 研究方法。同時，跳脫了以傳統中國歷史文化觀點看待中共外交政策。中共是一 高度重視意識型態的政權，因此，從意識型態角度分析中共外交政策，有一定的 解釋力。但是，意識型態與外交政策產出之間的因果關係，仍須進一步釐清。例 如，意識型態究竟是指導外交政策，還是為外交政策辯護？若是前者的情形，
則意識型態研究途徑能夠適用。若是後者的情形，則說明意識型態未必是影響外 交政策的唯一因素。
從上一節的文獻回顧來看，在外交路線與發展模式的回顧範圍內，意識型態 研究途徑占著非常重要的位置。關於發展模式的文獻回顧，強調的是毛澤東對於 蘇聯模式的反省。在外交路線方面，「左傾」概念同樣源出於毛澤東的大躍進思 想。主要的問題是，意識型態是否能「同時」應用在中共內政與外交的分析？就 毛澤東而言，他是否用「同一套思考邏輯」處理內政與外交事務？本論文在探討 1958 年中國外交性質的案例上，不主張意識型態作為最主要的研究途徑。相反 的，金門危機反映出毛澤東對於主權問題的重視。毛澤東最不希望的是，因為中 蘇同盟的緣故犧牲主權或是國家利益。
不過，這並不代表中蘇外交不存在意識型態之爭。而且，毛澤東的思維對於 中共外交政策產出，仍有相當的重要性。本論文將意識型態的研究途徑，應用到 毛澤東關於戰爭、和平與革命的思想上。本論文的出發點是，雖然中、蘇在五十 年代紛紛提出和平外交的主張，並且同意推廣和平共處的原則同樣適用於社會主 義國家。可是，中蘇推動和平共處，並未導致他們之間的和諧關係。其中一個原 因，與毛澤東戰爭、和平與革命的思維高度相關。要理解中蘇適應和平程度的差 距，應用意識型態分析途徑是個合理的起點。
二、派系途徑與決策領袖個人研究途徑
決策領袖個人途徑從中共外交決策領導人個人進行分析。此一研究途徑認
16 Harold Hinton, China’s Turbulent Que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72) ; 許志嘉，《當代 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台北：生智，2004），頁 8-9。
‧
英的互動。張旭成（Parris Chang）與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研究，隱含了「兩條路線鬥爭」的假定。張旭成認為，極權主義的模式，未盡看清五十 偉斯（Frederick C. Teiwes）與孫萬國（Warren Sun）主張，毛澤東的權力地位是 其餘菁英無法企及的。任何政策的產出，毛澤東的意志與方法是「重中之重」。
18 Allen Whiting, Chinese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70s (Ann Arbor, Mich.: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9).
19 Parris Chang, Power and Policy in China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1 卷：人民內部矛 盾1956-1957（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著，《文 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 卷：大躍進 1958-1960（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20 David Bachman, Bureaucracy, Economy, and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1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Armonk, N.Y.: M.E.
Sharpe, 199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激進左傾的外交風格，此以金門危機為其具體實踐。問題是，周恩來與毛澤東在 中國外交領域是否存在著嚴重分歧，甚至存在著「兩條路線鬥爭」？毛、周關係 對於中共外交決策的影響為何？本論文將深入探討這個問題。
三、國家利益研究途徑
國家利益研究途徑受到現實主義思潮的影響，把中共視為一般國際社會主體 國家。中共就如同西方國家一樣，必須綜合考量國際社會敵對或同盟的經濟及軍 事權力，評估哪些政策最符合國家利益，由此制訂外交政策。此一研究途徑，從 理性選擇的角度研究中共外交政策。「意識型態研究途徑」、「決策個人領袖研究 途徑」與「派系研究途徑」主要是從中共內部尋找其外交政策的根源，而國家利 益途徑跳脫這樣的侷限，把中共外交研究納入一般國際關係研究的體系，視中共 外交決策為一理性決策過程。22
然而，國家利益是如何被界定出來的，其優先順序又為何，不同國家呈現顯 著的差異。正如上述，中蘇之間固然有國家利益的衝突卻也有意識型態的分歧。
「多元因素研究途徑」可補其缺。此一途徑強調中共外交政策的複雜性，並透過 系統性的分析，從國際、國內與個人層次著手，對可能影響中共外交政策的因素 進行推演。23本論文嘗試運用多元因素研究途徑，分析1958 年到 1960 年的中蘇 關係與分歧的原因。
本論文採取的多元因素研究方法論，是以決策個人領袖研究途徑為主，國家 利益與意識型態為輔。將這三者結合起來，可以得到以下的分析途徑：
首先，確立毛澤東是主要的中共外交決策者。其次，辨識毛澤東思想中的兩 個重要概念，也就是「政治現實主義」以及「烏托邦思想」。毛澤東思想中的「政 治現實主義」，通常表現在毛敘述具體的手段與策略上，透露毛在政治上務實的 一面。這一概念，與上述國家利益研究途徑十分接近。毛澤東的「烏托邦思想」，
往往表現在毛敘述未來理想社會的觀點，以及個人如何成為一個「新人」上。毛 澤東晚期，此一烏托邦思想日益表現出激進的特點，因為它意謂以「不斷革命」
來達到未來理想的境界。這一概念，則與上述「意識型態」頗為類似。
因此，本文的研究途徑，涉及國家與個人兩個層面。就中蘇國家關係而言，
既有意識型態，也有國家利益之爭。就毛澤東個人而言，也有政治實用主義與烏 托邦情結的交鋒。本論文的研究途徑，就以這兩個層次出發，分析中蘇內政與外 交分歧的的性質與根源。
22 Allen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 Macmillan, 1960); Gurtov Melvin and Byong-Moon Hwang, China under Threat :The Politics of Strategy and Diplom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23 Harold Hinton, Communi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