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蘇聯模式與大躍進暗中較勁下的中蘇關係
第二節 大躍進「群眾動員」特徵的歷史根源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針對蘇聯模式「管得太死」的問題。1950 年代中期蘇聯和中國都嘗試在不 挑戰計畫體制的框架內進行改革。但是，與對外政策相比，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對 內政策顯得相當保守與表面化。至於中國在反冒進到大躍進的轉折，是下一節討 論的重點。
關於蘇聯模式與一五計畫的關係，有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認為，一五計畫 照搬了蘇聯模式。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抱持這種意見。5在冷戰初期，美國 的情報也指出中國的一五計畫就是蘇聯模式的翻版。這份情報分析：
從基本經濟政策方面來看，毫無疑問，中國是在複製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 期蘇聯的經驗。那種靠壓榨農民來進行重工業的基本政策，中蘇兩國如出 一轍。6
另外一種看法認為，一五計畫保持了蘇聯模式的骨幹，但不全然與蘇聯模式 相同。其實，中共的計畫經濟與蘇聯模式同時具有相似與相異之處，是不爭的事 實。問題在於制度變遷。就制度主義經濟學的觀點來看，一旦實行某種制度，便 會產生慣性。若真是如此，中國就不會出現大躍進，因為改變制度的成本實在太 高了。因此，問題在於為何中國在計畫經濟進行的過程，在1957 年末出現大躍 進？一五計畫的制度是如何轉變的？其次，是大躍進對於中蘇關係的影響。大躍 進與中蘇關係惡化的因果關係為何？是大躍進導致中蘇關係的破裂，還是中蘇關 係的分歧迫使毛發動大躍進？一言以蔽之，大躍進是中蘇關係惡化的原因，還是 後果？
第二節 大躍進「群眾動員」特徵的歷史根源
針對1955 年「小躍進」7產生的問題，周恩來聯合劉少奇、陳雲、李先念等 人開始推動「反冒進」。然而，從1958 年一月的南寧會議，毛澤東開始批評反冒 進，迫使周等人自我批評，同時為大躍進開了綠燈。8
中共如何推動大躍進，從「高層政治」出發有不同的觀點。例如馬若德
（Roderick MacFarquhar）與張旭成（Parris Chang）用兩條路線鬥爭的途徑，認
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台北：聯經，2000）；蔡昉、林毅夫，《中國經 濟》（台北：麥格羅希爾，2006）。
5薛暮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頁 181。
6〈香港總領事館關於1954 年中蘇關係給國務院的報告〉（1955 年 3 月 28 日），《美國對華情報 檔案解密》，第九編，（上海：東方出版社，2009），頁 285。
7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Armonk, N.Y.: M.E.
Sharpe, 1999), pp.53-66.
8 從反冒進到大躍進的過程，請參考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pp. 20-52.
‧
泰偉斯（Frederick C. Teiwes）和孫萬國（Warren Sun）認為「毛澤東中心論」
是1950 年代中共高層互動的主軸。不論「反冒進」還是「大躍進」，都源自於毛
謝淑麗（Susan Shirk）的回答是，毛澤東為了政治鬥爭而將權力下放到地方。
因此，相較於前蘇聯，地方政府扮演的角色較為重要。鄧小平時代經濟改革的成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著，《文化大革命 的起源》，第2 卷：大躍進 1958-1960（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Chang Parris, Power and Policy in China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10 David Bachman, Bureaucracy, Economy, and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1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pp. 46-47.關於「兩條路線鬥爭」、
「官僚利益途徑」與「毛澤東中心論」的討論，請參見關向光、王瑞婷，〈大躍進政策研究中的 毛澤東權力圖像〉，發表於《第四屆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台北：政治大學東亞所、行政院 大陸委員會、遠景基金會、台灣民主基金會主辦，2008 年 12 月 25 日）。
12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頁 31。
13 Susan L.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Calif.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14Thomas Rawski,” Chinese Industrial Reform: Accomplishmen,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遺緒依舊很強。顯然，在移植蘇聯模式之前，中國已經有若干特殊的經濟條件，
導致大躍進能夠有效的動員。
本文提出的解釋，有以下二端。第一，從革命與經濟建設的關係來看。十月 革命之後，蘇聯就建立起國家與行政單位控制的經濟體系。換言之，主要是官僚 和幹部控制生產與分配的具體過程。然而，中共在建立政權之前，有將近二十年 的時間，革命與經濟建設同步進行。江西時期的查田運動、延安時期的大生產運 動，都帶著「革命號召」與「群眾動員」的特徵。幹部固然扮演重要的角色，但 是幹部和群眾的關係相對密切。
上述的觀點也可以從黨群關係來理解。列寧所設想的政黨，是有紀律的無產 階級先鋒隊，組成份子是菁英。因此，是黨帶領群眾。毛澤東跟列寧一樣重視黨 的權威以及掌握政權的重要性。然而，群眾的意見往往是檢驗黨以及幹部的重要 指標。在中共建立政權之前，就有了群眾動員與經濟生產密切聯繫的歷史。
第二，從毛澤東「戰爭與經濟建設」的思維來看，他不排斥惡劣的環境和經 濟建設同時進行。早在江西時期他就有這樣的意見：
過去有些同志認為革命戰爭已經忙不了。哪裡還有閒工夫去作經濟建設工 作，因此見到誰談經濟建設，就要罵為「右傾」。他們認為在革命戰爭環境 中沒有進行經濟建設的可能，要等戰爭最後勝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靜的環 境，才能進行經濟建設。同志們，這些意見是不對的。抱著這些意見的同 志，他們不了解如果不進行經濟建設，革命戰爭的物質條件就不能有保障，
人民在長期的戰爭中就會感覺疲憊……只有開展經濟戰線方面的工作，發 展紅色區域的經濟，才能使革命戰爭得到相當的物質基礎。15
從這一點可以感受到，毛澤東對於經濟建設的環境條件，跟一般人所設想的 不同。這一點對於理解建政後的中共高層潛在衝突十分重要。在毛澤東看來，革 命戰爭與經濟建設並無牴觸。在中共建立政權之後，周恩來的「和平共處」隱藏 的重要意義是，經濟建設必須有和平的國際環境。本文第三章分析了中蘇和平話 語之爭的深層根源。其實，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也有這樣的分歧。
簡單分析一下和平話語雙重語境的微妙區別，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毛澤東對於 經濟建設條件的看法。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同意，和平共處一個重要意涵就是「爭 取和平的建設環境」。例如毛澤東第一次會見史達林之時提出：「中國需要三到五 年的和平喘息時間，用這段時間來恢復戰前的經濟水平和穩固全國的局勢」。16而 在出兵朝鮮戰爭的顧慮上，毛澤東說「一旦引起美國與中國的公開衝突，那麼我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1994, pp. 271-275.
15 毛澤東，〈必須注意經濟工作〉（1933 年 8 月 20 日），《毛澤東選集》，卷一，（北京：中共中 央文獻硏究室，1991），頁 105-106。
16 〈史達林與毛澤東會談記錄〉（1949 年 12 月 16 日），《黨史研究資料》（北京），1998 年 5 期，
頁2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們整個的和平建設計畫將全部被打亂」。17這種用法，可以短暫的開脫「輸出革 命」的責任。
毛、周的潛在分歧，就在「和平共處可以走的多遠」這個問題上。周恩來關 於和平共處的觀點，可以察覺他試圖「遠離輸出革命」。他的觀點是，要爭取和 平建設，就要擴大中國周圍的和平地帶，擴大「國際和平統一戰線」。「和平擴大 效應」是周恩來對和平共處解釋的創新之處。他說：如果世界各國都根據這些原 則處理他們相互之間的關係，那麼，這一國家對那一國家進行威脅和侵略的情況 就不會發生，世界各國和平共處的可能就會變成現實。他進一步補充：「革命要 靠本國人民來進行。多數人民選擇什麼制度，這個國家就會產生什麼制度。這決 不能由別國人民的意志來決定。」181957 年他與哥穆爾卡的談話，也透露保守的 訊息：
中國共產黨認為，應當準備好對付、回及帝國主義對我們陣營任何國家的 襲擊，但我們不應挑起進攻，僅僅是預防。19
在這種解釋下，「和平擴大效應」意謂中國對援助革命持保守的態度。
值得注意，和平共處五原則，不是周恩來個人的發明，而是在毛澤東的允許 下提出的。但是，毛澤東顯然比較同意「鬥爭語境」詮釋下的和平。鬥爭語境的 其中一個用法是將「和平」與第三世界革命運動聯繫在一起。例如毛澤東在八大 的開幕詞宣布：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等同於「世界 上國家的和平運動」。20在這種用法中，特定的運動是「和平」的「正義鬥爭」。 可見和平沒有排除鬥爭的意思。
第二種用法更經典的呈現了和平與戰爭的轉換關係，即「為了保衛和平不能 怕戰爭」。毛澤東在1960 年指出：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國人民的鬥爭……
人民是決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團結和鬥爭，必然戰勝帝國主義和他們的走狗，
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
在這種用法下，和平搖身一變，成了發動戰爭的有利依據。根據鬥爭語境下 的解釋，「輸出革命」不但對和平無害，還成了「維護和平」的有利背書。同樣 都是維護和平，和平語境的方法是「擴大和平效應」，鬥爭語境的方法是「不惜 一戰」。毛、周之間的潛在分歧就在於，周恩來較傾向繼續擴大和平效應的作法，
毛澤東則傾向「戰爭是為了保衛和平」。1957 年莫斯科會議毛堅持「兩手論」，
17 姚仲明、楊清華，〈周恩來總體外交的基本特徵及其影響〉，載於《研究周恩來》（北京：世界 知識出版社，1989），頁 42。
18 錢其琛，〈認真研究周恩來的外交思想與實踐〉，載於《研究周恩來》，頁 4-7。安志信，〈學習 周恩來的睦鄰外交思想〉，載於《研究周恩來》，頁84-89。
19赫魯雪夫與義大利共產黨代表團的會談紀錄，《蘇聯歷史檔案選編》，26 卷，（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2002），頁 494-513。
20 錢其琛，〈學習毛澤東外交思想，做好新時期外交工作〉，載於《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頁 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而與赫魯雪夫發生齟齬，應從這個角度去理解。
而與赫魯雪夫發生齟齬，應從這個角度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