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解構「革命與危機」視角下的中蘇關係
第三節 1958 年中國外交的左傾問題與毛周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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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巫見大巫。如果毛澤東把「不斷革命」、「敢作、敢說、敢打破迷信」以及「主 觀可以改造客觀」的精神用在金門危機的決策上，金門的主權歸屬恐怕仍是未知 數。相較毛在大躍進的「一貫激進」，金門危機實在「太不激進」了。
第三節 1958 年中國外交的左傾問題與毛周關係
上一節討論了大躍進與金門危機的關聯，本節將更深入探討 1958 年中共內 政與外交的聯繫關係，焦點放在毛澤東與周恩來相對權力位置的變化。假定我們 同意1957 年末到 1958 年確實有經濟建設的左傾傾向，這個傾向是否會影響到外 交決策的發展？
在六、七十年代就有西方學者將大躍進與第二次金門危機聯繫在一起考察。
杜勒斯（Foster Rhea Dulles）指出，中國之所以在外交上採取好戰政策，是由於 國內形勢的緩慢發展而形成的，關鍵因素是大躍進運動。19卡利奇（J.H.Kalicki）
也認為，大躍進在1958 年不僅涉及中國危機進程中的行為，而且還關係到中國 整個外交政策的國內發展結果。他進而宣稱，從意識形態上講，國內政策同外交 政策密不可分，此時周恩來的萬隆外交路線已經讓位於陳毅的東風論的好戰路 線，這條路線同大躍進那種啟示錄式的態度相一致。20
姑且不論卡利奇觀點的合理性，他對史實的陳述漏洞百出。所謂周恩來的萬 隆外交路線是在毛澤東的同意下提出的，實在不能將萬隆外交路線的發明權歸於 周一人。其次，有名的東風論不是陳毅發明的，而是毛澤東在1957 年莫斯科會 議演講的主題。甚至，按照毛澤東的講法，所謂「東風壓倒西風」是出自《紅樓 夢》人物林黛玉。第三，在毛澤東中心的結構下，不論是周恩來還是陳毅，都不 可能獨自提出外交路線。
很容易看出杜勒斯和卡利奇論點的破綻，陳兼和楊奎松的觀點就頗費思量。
陳兼與楊奎松合寫的〈中國政治與中蘇同盟的破裂〉一文認為中國外交與國內發 展之間有密切的聯繫。陳兼〈革命與危機的年代〉一文強調了這個觀點：
毛澤東時代中國對外政策與安全戰略，從來便是他的「革命後革命」的有 機組成部分。其變化發展，同中國國內情勢的發展息息相關。毫不奇怪，
當中國國內政治、經濟與社會發生急劇左轉的時刻，中國的對外政策也會 發生相應的事件。21
所謂的 1958 年就成為：
19 Foster Rhea Dulle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1949-1972(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72), pp. 174-175.
20 J. H. Kalicki, The Pattern of Sino-American Crises: Political-Military Interaction in the 1950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54-155.
21 陳兼，〈革命與危機的年代〉，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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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國內政治與社會生活圍繞著大躍進而急劇激進化的背景下，中國 對外政策及安全戰略也出現一系列革命化轉變。就內在邏輯而言，這兩方 面的變化有著緊密的聯繫。22
陳兼與楊奎松提出的證據，主要有兩點。首先，周恩來在 1958 年辭去外交 部長。其次，周恩來在成都會議上做出外交工作的自我批評。23有鑒於周恩來去 職與外交工作自我批評，是陳兼論證這一段時間中國外交左傾的關鍵證據，本文 將針對這兩點討論。
撰者認為，陳兼所指周恩來辭去外交部長的時間並不正確。周恩來離開外交 部的時間，並非陳兼主張的「成都會議後」，也不是楊奎松主張的「1958 年 2 月」， 而是「1957 年的 12 月」或「1958 年 1 月初」。而且，陳毅代替周恩來出任外交 部長的構想，早在1955 年就出現。如果早在 1955 年就有陳毅取代周恩來的討論，
那就不能把周恩來辭去外交部長與「反反冒進」的歷史脈絡聯繫起來。也就是說，
無法以經濟發展說明外交的發展。
據陳兼分析，周恩來在 1958 年 3 月的成都會議後提出外交部長的辭呈。其 根據是金沖及所編的《周恩來傳》。24撰者查閱《周恩來傳》，並無周恩來提出外 交部長辭呈的資料。25撰者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有一資料是「關於同 意陳毅辭去上海市市長職務的評語」。毛澤東寫道：同意辭去上海市長，因為現 在兼任外交工作了。時間是1958 年 3 月 4 日。該則批語的注釋中說陳毅「當時 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同時還擔任上海市市長」。26成都會議的時間是 1958 年 3 月 8 日到 26 日。27換言之，周恩來在成都會議之前就已經不是外交部 長。陳兼謂「周恩來在成都會議之後辭去外交部長」，顯然不確。
金沖及所編的《周恩來傳》指出，南寧會議決定，任命陳毅兼外交部長，周 恩來不再兼任外交部長。28楊奎松指出毛澤東1958 年 2 月撤換周恩來外長職務。
29「南寧會議說」以及「1958 年 2 月說」都需要商榷。撰者查《建國以來毛澤東 文稿》，在「關於召開南寧會議的通知」一則的注釋中，謂陳毅「當時任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30該則文稿的時間是1958 年 1 月，
且一定在南寧會議召開前。因此，周去職的時間應早於南寧會議。楊在《中共與
22 陳兼，〈革命與危機的年代〉，頁 89。
23 Chen Jian, Yang Kuisong,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pp.
267-268;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 p. 173.
24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 73.
25 金沖及編，《周恩來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 1370。
26〈關於同意陳毅辭去上海市市長職務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103。
27〈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提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108－125。
28 金沖及編，《周恩來傳》，頁 1370。
29 楊奎松，《走向破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香港：三聯書店，1999），頁 402。
30 〈關於召開南寧會議的通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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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關係》一書認為周恩來去職的時間是1958 年「年初」。31若楊指的「年 初」是1958 年 1 月，則與撰者主張的時間有若干重疊。
撰者認為，周恩來去職外交部長的關鍵時間，應是在 1957 年的 12 月到 1958 年的1 月初。在《毛澤東等祝賀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國慶的電報》中，周恩 來仍署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該則文稿的時間是1957 年11 月 27 日。這一則電報亦刊於 1957 年 11 月 29 日的《人民日報》。32上述「關 於召開南寧會議的通知」時間約在1 月初。因此，可以推論周恩來去職外交部長 的關鍵時刻，大約是1957 年 12 月左右。撰者目前未看到資料能排除 1957 年 12 月的可能性。
何方指出：
1956 年召開黨的八大，張聞天做了充分準備，打算以論和平共處為題做 個發言。按理，一個政治局委員要求在黨的代表大會上發一次言實屬正 常，但卻並未獲准，說是關於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有陳毅一篇發言就行，
因為在這之前好久就已內定陳毅代周恩來兼外交部長，所以一直不讓張聞 天在這方面多出頭（從一九五五年起，許多外事活動，如參加在萬隆舉行 的亞非會議、陪總理出訪、接見重要外賓的陪見等，已多由陳毅出面）。33 何方是中共革命老幹部，建政後長期任職外交部，擔任張聞天的助手。對於 外交部的情勢有許多一手的觀察。如果何方所言屬實，那就不能證明周恩來去職 外交部長與「反反冒進」有關係。概因1955 年尚未開始反冒進，自然不會有因 反反冒進而影響外交部長職位的事情。
而且，周恩來是陳兼所說「自己辭去外交部長」，還是楊奎松所說「被毛解 職」，目前還不太清楚。
將周恩來去職外交部長與成都會議聯繫在一起，是可以理解的。毛澤東要壓 制反冒進，推動大躍進，成都會議是關鍵。成都會議上領導反冒進的中央官僚都 做出自我批評。從南寧會議以來，周飽受煎熬與壓力。換言之，這是總理面對政 治壓力最為挫折的一個時期。若能將周總理自我批評反冒進與去職外交部長聯繫 起來，「外交受經濟決策影響」的論點也就強而有力多了。
但是，就如撰者分析的，周恩來辭去外交部長的時間不是在成都會議或之 後，而是在南寧會議召開前。根據泰偉斯與孫萬國的研究，南寧會議是一場「突 如其來的反反冒進」。南寧會議召開前，周恩來並未意識到毛澤東「會發那麼大 的火」。34周此時離開外交部，原因應與大躍進的發動無關。
31 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台北：東大圖書，1997），頁 655。
32 〈毛澤東等祝賀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國慶的電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
頁663-664。
33 何方，《黨史筆記：從遵議會議到延安整風》，上冊，（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頁 76。
34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pp. 45-48 ；金沖及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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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周恩來離開外交部長的原因，除了「成都會議周自己請辭」，陳兼另有 一種說法，即毛澤東不滿意周恩來處理中國對外關係的方式。35陳兼引用楊奎松 的論點作為支持。楊的說法是「1958 年初，毛解除了過多強調緩和的外交部長 周恩來的職務，改換了軍人出身的陳毅」。36也就是說，周恩來被撤換是因為發 展外交之方向跟毛有歧異。
若在南寧會議召開前，毛澤東解除了周恩來外交部長的職務。相信周恩來會 心生警惕。但是沒有資料能夠說明周恩來在南寧會議之前已經有「心理準備」。 因此，周自己辭去外交部長一職的可能性似乎較大。
將「毛激進」與「周溫和」的僵化對比套用在中國外交的分析上，是一種誤 解。確實，從個性和行事風格而言，毛比較激進左傾，周比較穩健務實。但是，
周恩來是身在權力集中於毛一人的政治結構中，他要實行任何政策，都必須考慮 到毛澤東的態度。毛對任何決策都有最後決定權，不論周是不是外交部長，毛澤 東都能貫徹自己的意志。在這樣的大前提下，周恩來必須在原則上緊跟毛澤東，
只有次要的問題才有發揮的空間。像是中國外交發展的原則問題，周恩來是不可 能跟毛澤東因為意見不同而分庭抗禮的。
只有次要的問題才有發揮的空間。像是中國外交發展的原則問題，周恩來是不可 能跟毛澤東因為意見不同而分庭抗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