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民盟的建立和发展
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和消极抗战，使许多爱国人士深为不满。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第一届第四次国民参政会结束后，国统区掀起宪政运动高潮。这年 １０ 月，在 董必武的帮助下，沈钧儒、邹韬奋、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罗隆 基以及青年党、国社党负责人张君励、左舜生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
将参政会中热心国事、主张团结抗战和实施宪政的人士初步组织起来。这些 人士大都和周恩来有过往来。１９４０ 年 ５ 月，周恩来由苏联返国回到重庆，听 说沈衡老、张表老他们要组织起来非常高兴。他在南方局会议上传达了中共 中央的指示，强调要加强中间势力的统战工作，并多次同中间派负责人谈话，
争取他们和共产党一起进行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斗争，制止顽固派挑动 内战。
但是爱国进步人士的言论、行动却受到国民党顽固派越来越大的压力。
１９４０ 年 １２ 月，国民党改组参政会，取消了张申府、章伯钧、杜重远、章乃 器的参政员资格，大批反共分子进入参政会，参政会被他们所左右，进步性 日益消失，“皖南事变”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会议，某些中间派和无党 派人士处境更加困难。为了团结抗战，促进民主，并争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他们深感必须加强团结，与共产党更密切地合作，这样原来组织松散的“统 一建国同志会”已不能适应需要，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张君劢、左舜 生等多次秘密集会，酝酿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以团结中间力量进行争民主反内战的活动。为了得到共产党的支持，他们多 次找周恩来商量这件事。周恩来非常赞同，坚决支持。１９４１ 年 ３ 月中旬，他 们在重庆鲜英的住宅特园开秘密会议，参加的有 １７ 个人，其中有国社党的张 君劢，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第三党（后来的农工民主党）的章伯钧，职 教社的黄炎培，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等，商议正式成立组织。会上推定梁漱 溟、左舜生、罗隆基起草组织的政治纲领，章伯钧、李璜、罗隆基起草组织 法。３ 月 １９ 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召开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选举黄 炎培、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左舜生为常委，黄炎培为主席，左舜生为 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为什么沈钧儒没有参加会 议呢？这是因为青年党的人认为沈钧儒和他领导的救国会太左了，暂时不要 邀请他们参加。而救国会的人则觉得这个组织的政治情况太复杂，对这个组 织不感兴趣。但民主政团同盟中的多数人却从整个国家利益出发，欢迎救国 会参加。几十月后，救国会也参加进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就成了三党三派 的联盟组织。
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 等，同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保持着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周恩来只 要在重庆，总是应邀来参加他们的座谈会、聚餐会，相互交谈对时局的看法 和主张。对他们的困难，周恩来也尽力帮助解决。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是秘 密组织，他们派梁漱溟去香港办《光明报》，准备把这个组织公诸于众，并 发表政治纲领。但他们去香港办报困难很多，周恩来得知后，就介绍梁去找 在香港的廖承志，要廖在人力财力方面给予帮助，使报纸办了起来。中国民
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在报上披露时，国民党方面才知道，但是已 是既成事实了，想要干涉也为时晚矣！民主政团同盟的成员都有一定的社会 影响，国民党当局想取缔它又怕引起一场政治风波，反复权衡利害后，不得 不默认。
在民主政团同盟中，青年党是一个比较大的政党，四川是它的重要根据 地，而且左舜生身兼中常委和秘书长两职，盟务实际上操纵在青年党手里，
许多盟员感到不满。不久黄炎培辞去主席职务，由张澜继任。张澜是无党派 人士，便于调和各党派的关系，受到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推重。这时知识 分子、青年学生大批参加民盟，其中不少是著名的教授和自由职业者，无党 派关系的人超过原来三党三派的人，在昆明等城市也成立了民盟的支部。１９４４ 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正式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表示它不是以“政团”为 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此后它的发展就更快了。
民盟从成立开始，就在政治上和共产党合作。张澜、沈钧儒、章伯钧、
罗隆基多次就抗日反蒋问题同周恩来等同志秘密协商，它已逐渐成为国共两 党以外有影响的党派。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民盟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制定以和平建国为目标的新纲领，代表们争论很激烈。周恩来为帮助民盟把 这次会议开好，多次到大会会址特园和张澜、沈钧儒等商谈，又约见各方面 的代表，分别情况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他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民盟这样 一个由几个党派联合组成的团体，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是必然的，作到 求同存异就行了。坚持原则是好的，而非原则问题则可以适当让步，以利于 人民事业。依靠进步，团结中间，帮助落后，反对敌人，这条原则是不能含 糊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将来政治上一定范围内的分化，这对于各种政治集 团来说也许难免，不过到非分化不可时分化了，不一定是坏事，但现在决不 能闹翻。”他分析问题全面透彻，以理服人，对民盟开好一大，拟好政纲，
起了很大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前各党派酝酿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几 经反复协商出国共两党和民盟各 ８ 名。民盟内部把 ８ 名代表分配完后，张申 府提出救国会分南北两派，他是北派代表人物，也应作代表。民盟内部颇感 为难。周恩来知道后，亲自到特园民盟总部，对民盟领导人说，民盟 ８ 个名 额确实不好安排，中共可让出 １ 个名额，让民盟占 ９ 名，中共只要 ７ 名。这 样问题解决了。周恩来以国事为重、顾全大局的精神，使在场的人无不感动。
张澜激动地说：“共产党真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在政协会议期间，民 盟和我党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国共和谈中，除少数人想走中间路线外，领 导人尤其是张澜、沈钧儒和我党的合作是坚决的。建国后的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民盟在北京召开一届四中全会，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全体与会委员，在 讲话中给民盟高度的评价。毛泽东肯定民盟“不仅过去起作用，将来还要起 作用。”周恩来赞扬民盟“在中国革命中是有贡献的”，“团结了知识分子 走向进步”，“包罗各方，取得进步，这正是（民盟的）伟大之处。”这里，
周恩来为它倾注多少心血啊！
团结国民党民主派
国民党是一个成份复杂的政党，它的成员包括各个阶级、阶层的人。１９２７ 年“四一二”后，国民党成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但是在它的上 层人物中，仍然有一批人坚持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 行动，宋庆龄、何香凝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
宋庆龄以她在国民党中的特殊地位，在许多关键时刻支持帮助了中国共 产党。３０ 年代初，蒋介石实行白色恐怖，残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宋庆龄 和蔡元培、鲁迅等成立民权保障同盟，营救了共产党人廖承志、陈赓等。她 同共产国际和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抗战爆发后，她先在广州、后 去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向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宣传中国的抗战，
争取广泛的国际援助，募集来的资金主要用于解放区的医药救护、生产建设 和儿童福利事业。周恩来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在广州与宋庆龄相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离开香港来到重庆，起先住在孔祥熙家中，
国民党特务竟对她严密监视，对她的一举一动，都列入每天都要专送蒋介石 的《情报辑要》。周恩来对宋庆龄的处境非常关心，特派邓颖超前往探望。
几经周折，两位老朋友才得以见面。窗外却有人在监听，邓颖超还没有开口，
宋庆龄就压低声音提醒她：“谈话谨慎，有人监视”。谁能想到，蒋介石对 这位“国母”竟是这种态度。周恩来曾将这个情况向中共中央汇报，１９４２ 年 ４ 月发往延安的《关于重庆反共形势》的电文中，有一条说：“孙夫人住孔 家，不仅不能见客，连其住屋内都借口房子不够，有人同住监视。每逢群众 会，故意推孙夫人为主席团，但并不通知本人，企图使群众失望。”保盟总 部迁到重庆后，周恩来特地把廖梦醒（廖承志的姐姐，中共党员）从澳门调 到重庆，继续担任宋庆龄的秘书，以便保持联系。王炳南的德籍夫人王安娜 也经常协助宋庆龄工作。在重庆期间，宋庆龄继续在政治上、物质上帮助共 产党。１９４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新华日报》创刊五周年纪念，请宋庆龄题词，
她欣然命笔，写了“发扬抗战国策，争取最后胜利”。这年 ３ 月，蒋介石发 表《中国之命运》，诬蔑攻击共产党。宋庆龄感到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不能沉 默，在一次记者招侍会上，她严正指出：“应该实现总理（孙中山）的三大 政策，开国民会议，在绝对民主的原则下，动员全国民众，使他们都有平等 的机会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对各党各派，也应给予同等的机会，使他们的党 员得尽个人的能力参加工作，争取最后胜利。”针锋相对地反对蒋介石的独 裁政治。至于物质上对共产党的支持，不仅是难以计数，而且是千方百计运
她欣然命笔，写了“发扬抗战国策，争取最后胜利”。这年 ３ 月，蒋介石发 表《中国之命运》，诬蔑攻击共产党。宋庆龄感到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不能沉 默，在一次记者招侍会上，她严正指出：“应该实现总理（孙中山）的三大 政策，开国民会议，在绝对民主的原则下，动员全国民众，使他们都有平等 的机会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对各党各派，也应给予同等的机会，使他们的党 员得尽个人的能力参加工作，争取最后胜利。”针锋相对地反对蒋介石的独 裁政治。至于物质上对共产党的支持，不仅是难以计数，而且是千方百计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