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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镇的日日夜夜(上)

在文檔中 初识“胡公”在中央苏区 (頁 70-84)

继续同国民党谈判

1937 年 12 月 9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的发展 和需要,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 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东 南分局,项英为书记,领导新四军工作。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

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1937 年 12 月 18 日,周恩来同王明、博古、邓颖超、孟庆树等到武汉。

这时武汉已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蒋介石和部分国民党军政机 关也都迁到武汉办公。

中共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争取蒋介石坚持抗战和巩固与发展国共两党 合作。而蒋介石也很想知道中共中央的意见,所以代表团到武汉第三天即 12 月 21 日,周恩来同王明、博古就和蒋介石会谈。王明先说明了抗战形势、两 党关系、合作任务及国际活动情形与共产国际的某些建议;博古谈了边区、

八路军办事处等问题;周恩来提出了中共的建议,如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

商定两党共同纲领、出版《新华日报》、建立国防工业与征兵机构,补充扩 大和改造部队、协助政府组织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等问题。蒋介石当 即表示,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并说今后两党关系,已告陈 立夫和我们代表商谈。这次会谈,就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达成协议。中 共方面为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为陈立夫、康泽、刘健 群、张冲。最后蒋介石提出要留工明“在汉相助”。

早在 1935 年 12 月,蒋介石就知道王明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共 产国际主席团成员,曾派中国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同王明接触过,王明和潘 汉年见过邓文仪,表示国共可以谈判,要潘汉年回国后报告党中央。所以举 一次见面就当面留王明“在汉相助”。

12 月 23 日,中共代表团同长江局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会上决定:

一、鉴于代表团同长江局成员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合为一个 组织,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二、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由 项英(在新四军)、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在西 安)七人组成。三、暂以王明为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以上三项须 报中央政治局批准。四、长江局下设五个机构:参谋处,叶剑英为参谋长;

秘书处,李克农为秘书长;民运部,董必武兼部长;组织部,博古兼部长;

党报委员会,王明任主席。长江局的工作由王明主持。周恩来作为长江局副 书记和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主要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

这样,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机关——

中共中央长江局就正式成立了。但是由于国民党还不允许共产党的组织公开 活动,所以对外只能用中共代表团名义出面,许多工作则以十八集团军办事 处或《新华日报》的名义去做。以后周恩来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名义,

王明、博古、董必武以及吴玉章、邓颖超用国民参政员名义,叶剑英用第十 八集团军参谋长名义对外活动,活动范围就更广泛了。

长江局一成立,就根据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各方面的紧张工

作,进行着复杂尖锐的斗争。由于王明是空头政治家,不了解国内情况,主 要精力用在写文章,宣传他右倾投降的那套观点,所以就加重了周恩来的负 担。又由于周在党内外都有崇高的威望,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对工作极端负 责,所以他实际上是长江局的领导核心。

武汉时期,国共关系比较密切,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战争比较积极。但是 蒋介石一直害怕共产党影响的扩大和组织的发展,对于根本性质的问题,不 愿意解决,或者采取拖延办法,或者答应了不做,或者拒绝。所以,国共谈 判的过程,也是既团结又斗争的过程。

中共代表团第一次同蒋介石会谈时,蒋介石说得很好,并达成了成立两 党关系委员会、两党草拟共同纲领的协议。根据第一次两党关系委员会推定 由周恩来、刘健群起草共同纲领,当周恩来把草案拿出来讨论时,国民党方 面代表却要移至下次再谈,实际上被搁置起来,两党关系委员会也形同虚设 了。

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我党曾提出过三种形式:一、恢复 1924 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形式,将国民党改为民族革命同盟,其他党也加 入;二、建立共同委员会,在中央、各级共同讨论;三、现在这种形式,遇 事协商。但蒋介石拒绝了前两种形式,只剩下临时协商。所以国共两党关系 并没有实质性进步,临时协商,主要在周恩来和蒋介石之间进行。

1938 年 2 月初,国民党发动了一场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的宣传运动,他们利用《扫荡报》、《武汉日报》、《血路》、《抗战与文 化》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共文章。

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认为这是一场严重的挑战,必须坚决予以回击,2 月 10 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陈立夫,说明《扫荡报》等这种宣传运动的严 重后果。蒋介石假惺惺地表示:对主义的信仰并不准备加以限制,中山先生 已经说过,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并不矛盾,我们任何人都不能修改或反时;

对各党派也无意取消或不容许它们的存在,只愿溶成一体。周恩来当即重申:

我党一贯的立场,国共两党都不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蒋介石回答:

可以研究。陈立夫提出,能否在两党以外组织一个由双方共同参加的三民主 义青年团。周恩来当时还不明白他们的意图。蒋介石又说,《扫荡报》的言 论不能代表国民党和他个人意见。陈立夫补充说:蒋总裁已批评了《扫荡报》,

要各报以后不再刊登这类文章。自此以后,这类宣传确实少了。一场违背大 势不得人心的反共叫嚣暂告收场,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思想和行为,从来没 有变化。

为了进一步阐述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意义,3 月 12 日,周恩来利用孙中 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的机会,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题为《怎样纪念孙先生 的伟大》的文章。他说,孙中山先生的一个伟大特点,就是善于联合各种革 命力量,“他根据每一个时期革命的需要,能将当时各种革命力量革命组织,

特别看重的是群众组织联合一起,共同努力!”“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正是 目前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极端需要的。”

国民党不愿意搞国共两党共同纲领,但他们要抓抗战建国的旗帜。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大会宣言 和《抗战建国纲领》。宣言和纲领表示要坚持抗战,在抗战胜利后,要建立 三民主义的新中国。4 月 27 日,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认为国民党的这个纲 领同我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应该坚决赞助其

实现”。国民党这次代表大会还宣布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共中央致电中 共代表团说:“我们党对国民党一切口头上要做的好东西,如扩大国民党、

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都应该采取积极赞助的态度。”6 月 9 日,周恩来见 蒋介石时,根据党中央的意见,提出应使三民主义青年团成为统一战线的组 织,来统一全国的青年运动。蒋介石坚持各党派不能在三青团内进行活动。

这样,三青团就成为国民党的御用工具了。

1937 年 8 月,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在南京时,就同国民党谈判取得了 关于将南方八个省边区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协议。当年 9 月 28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 月,

中共中央决定项英为新四军副军长。但新四军的编制问题尚未达成协议。12 月下旬,叶挺、项英都到达武汉,接着,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等 也到了。周恩来、叶挺同何应钦谈判后,确定新四军辖四个支队(相当旅),

长江以南各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组成一、二、三支队,集中到皖南地区;在鄂 豫皖边区的组成第四支队,就地集中后也开到安徽。在武汉组建军部,然后 转到南昌指挥部队集中。12 月 25 日,叶挺、项英在汉口召集了军部机关干 部大会,宣布新四军军部成立,在汉口大和街 26 号挂牌办公。1938 年 1 月 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中共提出的新四军支队以上干部名单、薪饷等。

l 月 4 日,项英率军部人员转到南昌。固恩来、叶剑英和叶挺商定,八路军 驻汉办事处兼新四军驻汉办事处。同时,党中央和长江局还派了负责干部到 南方分头传达党中央的政策和组建新四军的意义,使部队按时集中。

长江局对南方各省边区红军和游击队集中北上后的地方党的工作,也进 行了讨论和布置。认为武装集中后,党的组织仍应存在并进行活动,但党组 织要严守秘密,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要适应抗日统一战线的环境,对国民党 反动派的进攻,要进行适当的斗争。

周恩来还同蒋介石就承认陕甘宁边区、补充并扩编已在敌后发展起来的 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的问题,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谈判,并提出过许多合理要 求,蒋介石总是敷衍搪塞或故意拖延,所以一直没有解决。由于要抵抗日寇 的进攻,蒋介石表面上表示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可是一涉及到党权、政权、

军权的问题,他就抓着不放,不解决任何实质问题。

军权的问题,他就抓着不放,不解决任何实质问题。

在文檔中 初识“胡公”在中央苏区 (頁 7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