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觀幸福感的可能影響因素

對於主觀幸福感的研究，學界目前多從經濟、社會與政治的角度切入，討論影響主觀幸福感的重 要因素為何。多數研究聚焦於個人特質與經濟因素對於主觀幸福感的討論（Dolan et al., 2008），相對 於社會層面的討論，政治角度的切入較顯缺乏（Lorenzini, 2015: 383; 祁玲玲、賴靜萍，2013：52）。

本研究為了要能與往年的資料進行比較，在研究架構與問卷題組的設計上，與去年大致相同。因此，

後續對於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上，除聚焦於個人特質外，還包括社會與政治兩層面影響因素的討 論。以下即針對此三方面，進行相關文獻的討論，並提出所欲驗證的研究假設。

在個人層面的討論，過去的研究多注重個人社經地位、身心健康及社會心理因素對於快樂感的影 響（Hagerty, 2000; Lu, 1995; Michalos et al., 2000; Tsou and Liu, 2001; Shinn, 1986）。在這些影響快樂感 的因素當中，研究發現女性、已婚、社經地位較高、年長人口的快樂感較高；然而，個人社經地位的 解釋力通常偏低（Rampichini and D’Andrea 1997）。此外，對於青少年而言，如有良好的社會關係（包 括親人、同儕、社區等）、較多的社會支持、較弱的相對剝奪感、較強的自我尊嚴感，則有助於提升 個人的快樂感受（Cheng and Furnham, 2002; Furnham and Cheng, 2000; Mahon and Yarcheski, 2002）。然 而就婚姻狀態而言，楊文山等（2012）對於婚姻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係提出兩種理論，分別是社會 因果關係假說（又可稱之為資源假說）以及選擇假說。前者認為，因為已婚者擁有更多社會資源，無 論在經濟條件、社會、心理情緒或者是身體狀況，均對個人健康上產生正面的影響（Waite, 1995; Waite and Gallagher, 2000）。由於夫妻藉由婚姻建立較廣的人際網絡，在經濟資源方面有較多的來源，較能 相互照應，讓生活較為無虞；而在心理上，夫妻雙方可以適時扮演不同角色，提供情感與心理上的多 樣角色需求。至於選擇假說的理論則認為，婚姻關係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相關性，主要來自於主觀幸 福感較高的個人會有較高的可能性走入婚姻。弱勢或者較不幸福、經濟狀況較差者，走入婚姻之機率 較低（Joung et al., 1998）。雖然相關研究提出上述婚姻狀況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正向關係陳述，但也

有研究挑戰傳統的看法。譬如 Glenn and Weaver（1988）及 Lee et al.（1991）等的研究指出，已婚者 與單身、喪偶或離婚者之間的主觀幸福感的差異，有漸趨不明顯的趨勢。

而就工作狀況而言，失業對於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常被認為是超過其他因素的。失業對於幸福感 的影響，來自於受測對象本身對於失業的社會規範的感受（Clark, 1994）。Lorenzini（2015）的研究 發現，年輕失業者的主觀幸福感越高，越將會促使其參與政治活動，如街頭抗議。相反的，有工作的 年輕人口參與政治活動的程度與其主觀幸福感成反比，亦即，主觀幸福感越高將越不會參與政治活 動。而有工作的年輕人，當其生活滿意度低時，則會多參與政治接觸（與政治人物、國家或地方政府 官員、媒體或司法單位接觸）活動，而不是抗議活動。而沒有工作的年輕人，在生活滿意度低時，參 與政治活動的可能性不會因此提高。然而奠基於「結構性失業」（structural unemployment）的誘因理 論（incentive theory）卻提出了另一個工作失業與主觀幸福感的反向關聯（Nickell et al., 2005; Blanchard, 2006）。該理論認為，高度失業可能與不健全的勞動市場（labour markets）以及福利國度（welfare states）

有關。因此，失業者對於找新工作積極與否，主要受到不幸福感所左右（Ervasti and Venetoklis, 2010:

121），也就是說，當在大環境中感受到不幸福時，可能影響其追求新工作的積極度。至此，從相關文 獻可知，主觀幸福感與失業間的關聯，可能是雙向的。部分學者從個體分析層次出發，認為個人的失 業狀態會決定個體的主觀幸福感受；而某些學者則從國家分析層次著眼，認為不健全的市場或福利國 體制所形塑的低度幸福感，將造成高度的失業率，以及減少失業者尋找新工作的求職意願。

而聚焦於經濟觀點的研究指出，收入與主觀幸福感間的關聯性仍有待進一步驗證。Frey and Stutzer

（2000）研究結果指出，民主條件與人權發展，應是導致收入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呈現顯著關係的中介 影響變項。也就是說，在越民主與人權越伸張的社會中，收入較可能影響主觀幸福感。Bjørnskov et al.

（2008）的主觀幸福感跨國研究也指出，一國 GDP 的成長並不會讓人民的主觀幸福感提升，僅在與 鄰近國家相比有較高的 GDP 成長時，才會對人民的主觀幸福感產生正面的顯著影響。而在較為貧窮 的國家，收入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係是顯著的。由此可見，收入與主觀幸福感間的關聯並不是那麼 直接與強烈。在臺灣社會中，收入與社會、政治因素間的互動關係，及對主觀幸福感影響的相關研究 仍較少見。

再者，社會網絡與社會信任對於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聯性，可從社會資本的角度切入討論。對於 社會資本的界定，可依其分析層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界定（李宗勳，2002：4-6；陳恆鈞，2002：

138-141）。從微觀(micro)分析層次的個人為出發點，社會資本是個人對社會關係的投資，以獲得在社 會關係中的資源，如工具性（instrumental）或情感性（expressive）行為的回收（Lin, 1999: 417）。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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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角度而言，係從「公民社會」的角度出發，社會成員間的互動所形成的社會關係，將有助於達成 集體目標（Putnam,1993：167；李宗勳，2002：4）。至於宏觀角度，陳恆鈞（2002：140）認為，可 以福山（F. Fukuyama）為代表。其認為社會資本也就是社會內的人際信任程度，將可決定一個國家 經濟的繁榮與競爭力（Fukuyama,1995：7&33；轉引自陳恆鈞，2002；王中天，2003：151）。不論是 哪種分析觀點，我們都可以看到社會資本乃是藉由人與人相處的社會關係，帶來對於個人、社會或國 家整體的利益。其中，社會關係的維繫則有賴於社會信任感。

相關研究指出，生活在社會信任程度較高的國家，相對於社會信任較低的國家，將有較高的主觀 幸福感（Tokuda et al., 2010）。Bjornskov（2008）對於美國社會資本與幸福感的研究也指出，社會信 任對於主觀幸福感有積極且正向的影響。因此，也形成本研究另一個所欲驗證的假設，亦即，當個人 的社會信任感較高時，將有較高的主觀幸福感受。

同時，本研究認為，社會信任感不僅維繫著社會關係的活絡，反過來看，活絡的社會網絡聯繫也 將促發社會信任的培養，兩者是正向反饋的關係。過去的研究，常由社會層面探討幸福感的影響因素。

其中，文化、需求論與評估論（evaluation theory）的觀點（Diener and Lucas, 2000），是以文化價值的 差異、社會經濟條件的發展以及需求的滿足狀況，作為區辨不同社會人們生活感受的主要因素。在文 化價值觀屬於集體主義（collectivism）的臺灣社會，人們的快樂感有賴於共同認可的相似觀點、需求、

目標及期待（Diener and Lucas, 2000）。滿足所扮演之角色的責任，同時致力於共同體（例如家族）的 福祉提升與成就達成，成為個人福祉的核心議題（Lu and Gilmour, 2004）。以臺灣南部民眾為對象的 實證研究結果指出，尊嚴的需求、物質的滿足、人際關係的和諧、工作上的成就、健康、自我控制與 自我實現等為快樂感的來源（Lu and Shih, 1997）。相較於歐美，臺灣是一偏向集體性（collectivistic）

的社會（Wheeler et al., 1989; Hofstede, 1984; 2001; Chiou, 2001; Wu, 2006）。Wheeler 等人（1989: 81）

指 出，在 集 體 性較 強 的 社會 ，人 們較 強 調 和 諧 的互動 （ harmonious interactions）；但 在個體性

（individualistic）意識較高的社會，人們則較重視個人需求。社會學者 Granovetter 在 1985 年提出社 會鑲嵌（social embeddedness）概念，認為個體的社會網絡關係，將對實際的經濟行為產生影響；而 政治社會學者，則關注社會網絡關係對於個體權力分佈與應用的影響。如 Weatherford（1982）指出，

對於政治行為與態度的觀察，關鍵因素即是個體的社會背景與網絡關係。此種種均顯示，社會網絡關 係在華人社會所扮演的角色，也因此，本研究認為個體的社會網絡關係對於個體主觀幸福感受應有實 質的影響。Chang（2009）的研究亦驗證了，臺灣在經濟與民主化發展進程中，個體對於非營利組織、

志願活動、社會及社區之參與，會顯著影響個體對於主觀幸福感的感受。Fowler and Christakis（2008）

所提出的社會感染理論（social contagion theory）認為，在社會網絡中，一個人的幸福感受可以透過 與他人的社交活動以及他人情緒的渲染取得。因此從社會感染的角度來看，個體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將 可以擴大個體的社會網絡，進一步能促使其感受到較強的主觀幸福感。由此，我們可以假設，個體日 常的社會網絡關係，對於其主觀幸福感的感受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在民主化的現代，公民不應再只被視為「選民」或「顧客」，而應積極扮演「政策的形塑者及參 與者」。政府的政策制訂過程，不應僅顧及政策本身的效率或者效能的評判標準，更應慮及能否促進 更普遍、更有意義的公民參與（Smith and Ingram, 1993）。對於政府而言，促進公民參與的活化，將 可使政策的制定更具有「合法性」以及「回應性」，以形塑強健的民主治理（Barber, 1984）。同時，

將公民鑲嵌於政策制定過程，不僅可讓政府與公民之間能有良好的相互溝通，以促進政策制定的品 質，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政治參與過程也可以增進公民對於政府的信任度，而共同制定的政策也可以 享有共同決策的責任共享（Macintosh and Smith, 2002），OECD（2001）更指出，政府與民眾間的關 係應以夥伴關係為基礎。因此，公部門與私部門（個人、非營利組織、營利組織）之間應由以往的單 向互動，改為雙向互動關係（Vigoda, 2002: 534-535）。夥伴關係維繫的核心工作，是要讓政策規劃者

將公民鑲嵌於政策制定過程，不僅可讓政府與公民之間能有良好的相互溝通，以促進政策制定的品 質，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政治參與過程也可以增進公民對於政府的信任度，而共同制定的政策也可以 享有共同決策的責任共享（Macintosh and Smith, 2002），OECD（2001）更指出，政府與民眾間的關 係應以夥伴關係為基礎。因此，公部門與私部門（個人、非營利組織、營利組織）之間應由以往的單 向互動，改為雙向互動關係（Vigoda, 2002: 534-535）。夥伴關係維繫的核心工作，是要讓政策規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