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husser, 1971）。整體來看，社會藉由各種機器的運作控制思想和行為，使國 民臣服支配性意識型態（Althusser, 1984；廖炳惠，1990：90）。
也就是，阿圖塞認為，意識型態是個人與真實存在情況想像關係的再現，只 是現在意識型態不再被看做是概念的整體，而是實在的、具體的實踐—儀式、習 俗、行為模式、思考方法採用實際的形式—透過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實踐和生產 而再生產出來的：教育、系統化的宗教、家庭、組織化的政治、媒體、文化工業 等（John Storey , 2001／李根芳、周素鳳譯，2003）。並且，這些意識型態國家機 器具備控制性的功能，也會再製對國家「有利的」意識型態。它們的特性是經過 許可，而不是強制出來的，而且，站在優勢的經濟階級或它們在國家的代表性上，
具相對自主性（Tim O’Sullivan, John Hartley, Danny Saunders, Martin Montgomery, John Fiske, 1998／楊祖珺譯，2002）。
二、大眾媒體與影像符號的關係
根據阿圖塞所提出的理論和概念，大眾媒體屬於意識型態國家機器
（Althusser, 1971）。而意識型態「再現（圖像、神話、理念或概念）體系（有自 己的邏輯和嚴謹規範）」。這種關係既是真實的，也是想像的，因為意識型態是我 們在再現的層次上體現與真實生存情況的關係（神話、概念、理念、圖像、論述）
（John Storey , 2001／李根芳、周素鳳譯，2003）。
Fiske（1979）曾經分析過 BBC 的一個教學節目《食物與人口》（Food and Population），探討該節目主旨：「如今我們已經知道如何生產足夠的糧食以供應 不斷成長的人口，然而因為科學的方法並未被實際採用，使得許多人仍要忍受饑 荒之苦」背後隱藏的意識型態。透過建構在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深層二元化對比，
意識型態框架可說是：我們之於他們，就如同科學之於非科學。而該節目的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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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符號保存文化裡的迷思和隱含價值，延續了意識型態的生命（John Fiske, 1990
／張錦華譯，1995）。 育者，賦予其強烈的工具性，屬於意識型態機構（王毓莉，2009：139）。改革開 放後，中國傳媒被認為應該扮演：宣傳改革開放的重大政策、推動經濟改革的進 行、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等角色（王毓莉，1999：19-38）。而新聞輿論監督的出 現，是中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決定撥亂反正，思想解放，在「實踐是檢驗 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中，新聞批評再次被提及，之後在中共十三大黨的政治 報告，提出了「輿論監督」的新概念（王毓莉，2009：139）。不過，針對新聞輿 論監督，馮建三（2008）的研究指出，中國目前仍堅持傳媒是黨的喉舌，而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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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信號，穩定壓倒一切（文現深，2009）。何清漣（2006：71-72）認為，鞏固政 治的方法之一就是控制新聞輿論，控制輿論還可在國際社會塑造一個良好的「中 指揮（謝淑麗，2008；轉引自張漢宜，2008：140-142）。周翼虎（2009）指出，中國傳媒業發展下，市場化背後依然存有國家一元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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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學文、黎寶文（2001）指出「民族主義」的政治主張由來：中國在 1990 年代初期以來，試圖以「民族主義」建構其對美國之「反霸權主義」。就國家政
12宋學文、黎寶文（2001）認為，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做為近似概念。第一章 緒論註解所述立場由此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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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創造義大利人不同，相較之下，近代中國的「民族建造」（nation-building）與
「國家打造」一開始就是齊頭並進，無法截然劃分。或許這是何以近代中國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