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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于盟国和轴心国间的西班牙 凯瑟琳・达夫

在文檔中 出 版 说 明 (頁 180-200)

第一节 1939 年 9 月的形势

(一)内战的后果

西班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已经持续进行了三年的内战(1936 年 7 月至 1939 年 3 月)。这场内战同时又是一场宗教的、阶级与阶级间的、

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间的、地方主义与中央集权间的战争,双方都进行了残 酷的鏖战。据说,在这三年内,在战场前线,由于处决和屠杀或是由于饥馑、

疾病和空袭,约有一百万西班牙人丧生。获得胜利的国家主义者对于共和主 义者始终仇视,共和主义者中有二十五万人依然被监禁着,大部分人在等待 审讯。几千名共和主义者已被枪杀,十万以上的人被放逐,社会秩序全靠 警察国家的方法来维持。许多歹徒和游击队依然消遥法外,不参加这两大派 间的政治斗争的大部分人民的最大希望是西班牙不再回到 1936 年至 1939 年 的恐怖时代中去。

国家主义者政府似乎不致有遭到推翻之危险,除非西班牙因卷入一场全 面战争而陷于混乱,或者建立起来的支持这个政府的不稳定的联盟趋于瓦 解。人们已可清楚地看到了内部的不和与猜忌,特别是在那些由军队、地主、

商人、极端的天主教传统主义者和支持唐胡安王子的不太反动的君主主义者 组成的较守旧的右翼集团,以及那些原来是一种二十世纪“国家社会主义”

式运动的长枪党之间,他们把信仰经济与社会激迸主义同憎恨马克思主义与 蔑视资产阶级民主结合起来。而长枪党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是完全协调 的。在内战期间,长枪党运动在数量和实力上已迅速增长,它当时在由所有

见《概览,1937 年》,第 2 卷;《概览,1938 年》,第 1 卷,第 3 编,以及《概览,1939—1946 年:

1939 年 3 月的世界》,第 138—151 页。

托马斯・汉密尔顿:《绥靖的产儿,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ThomasJ.Hamilton:Appeasement’s Child, the Franco Regime in Spain),纽约诺夫,1943 年版,第 36—37 页,第 43 页。经官方统计局的许可引用了这一 数字,但尚未明了的是,这个数字究竟包括多少被国家主义者以半官方形式谋杀或处决的共和主义者。

据说,在西班牙监狱中被拘留的或许包括非政治罪犯在内的人数,在 1940 年 1 月 1 日已达二十七万零七 百十九名,19411 年 1 月 1 日为二十三万三千名,1944 年 1 月 1 日七万四千名。1952 年 2 月 21 日包括各 种囚犯在内的数字为三万零一百三十人,自 1936 年以来,其中有七百九十三人因是“马克思主义叛乱分子”

而被囚禁的,四千五百八十二名是政治犯。“马克思主义叛乱分子”这一罪名,或许并不包括彼指控犯有 非政治性罪行的共和主义者。至 1952 年,甚至还有一些共和主义者未经审讯而被监禁着。最初。生活条件 十分恶劣,在 1946 年和 1947 年大批释放囚犯前,实际上一直没有改善过(反对集中营制度的国际委员会:

《关于西班牙监狱制度的白皮书》

西班牙内战结束时,约有四十五万共和主义者逃入法国,甚至在 1939 年年底,法国政府还一直在供养着 五万一千四百名平民和七万一千三百名军人[《国际劳工局年鉴,1939—1940 年》(International Labour of -fice Yearbook.1939—40),第 227—228 页〕。据 1940 年 2 月一次法国官方的估计,难民总数为十四万人。

原已离开法国的三十万人中大多数已返回西班牙:二万至二万五千名已返回拉丁美洲[尤金・M ·库利彻:《欧 洲人口的流离》(EugeneM.Kulischer:TheDisplacement of Population in Europe),研究和报道,第 15 集(移 民),第 8 号,蒙特利尔,国际劳工局,1943 年版,第 44 页〕。

关于这一时期的政治形势见艾利森・皮尔斯:《黯淡的西班牙,1937—1943 年》(E.AllisonPeers:Speain inEclipse.1937—1943),伦敦,梅休因,1943 年版,第 101 页以下,第 130—132 页。

各国家主义政治党派于 1937 年 4 月合并成的单一政党中已居统治地位。在 1939 年 3 月重新组阁时,长枪党党员又使传统主义者吃亏而获得了胜利;他 们在首都和各省市的政府机关内占据了要津;他们的领袖中有一个名叫拉 蒙・塞拉诺・苏内的,他是内政部长,长枪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又是佛朗哥 的妻弟,因而他很有资格成为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文职人员。这个野心勃勃 和目空一切的塞拉诺・苏内直到 1937 年方才成为长枪党党员,他与其说是一 个改良主义者,倒不如说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在外交事务上已经大量插手,

因此,他要取代最近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贝格贝德尔上校的职务,看来只是 时间问题。他一直在竭力发展同轴心国的合作,但是他实际上很害怕德国的 侵入,这种恐惧心理他在 1939 年 6 月罗马的一次宴会上所作的演说中显露出 来。然而对于法国和英国,他却表示了根深蒂固的敌视,据说是因为这些国 家驻马德里的使馆曾在 1936 年拒绝给他的兄弟们以避难权。

虽然长枪党已变得很有势力,但陆军依然是西班牙 258 最强大的力量,

身任总司令、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党魁四职的佛朗哥将军,自 1936 年 10 月以来,一直以他的沉着顽强的毅力保持了他的地位,而正是他的这种沉着 顽强的毅力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安然无恙。他向他敌对的国家主义者集 团所作的让步都摆得四平八稳。譬如,他在 1939 年 8 月任命了几名新的长枪 党部长后,就又任命了一名陆军军官为该党的书记。有一年多的时间,该政 府几乎在名义上有两个外交部长,而每逢两个敌对的集团中的一方有一名主 要的代表被解职时,一般地跟着就会有另一方集团中的一名主要代表被解 职。联合政府就是采用这种方针取得了稳定,尽管效率很差,而由于各党支 部同正规政府各部门之间的重床叠架,事情就搞得愈来愈糟了,另一方面,

不久之后又建立起来一种由国家一辛迪加公司组成的统治集团,更加剧了这 一混乱状况。另外不幸的是,许多原来在这样的时期满可对国家做出有益贡 献的人,死的死,流放的流放,监禁的监禁,或者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不予任 用。无疑国家在社会服务方面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但总的说来,这个政权腐 败而又无能,并充满着勾心斗角,对于它那些怀有更大理想的拥护者是惨痛 的失望。

行政管理上的混乱以及倾向于自给自足与管制经济的长枪党同具有较正 统观点的其他一些国家主义者之间的不协调,使这个因社会革命和战争而遭 到蹂躏和破坏的贫穷国家的经济建设更加困难重重。由于缺乏国外进口的原 材料,经济生活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不光需要进口大量食品,而且也必须进 口为国家主义者打算实施的发展计划所需的各种设备。按照西班牙政府缺少

这个新党被命名为西班牙传统主义音和 JONS 的长枪党(FalangeEspanolaTradieionalista yde lasJONS);

JoXS 这一名词则又是另一个运动,即进攻性的国家工团主义委员会(“JuntasdeOfensivaNacional-sindicalista”)的缩写。

塞拉诺・苏内有一个诨名叫“大舅子’,即西文中的“elCunadisimo”,以针对佛朗哥“大元帅”(Generalislmo)

的称呼。有关苏内自己生平的记载,见他的回忆录《在昂代与直布罗陀之间》(Entre Hendayay Gibraltar),

马德里,西班牙出版发行公司,1947 年版。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 3 卷,第 805 号。

有关国家-辛迪加组织,见皮尔斯:《黯淡的西班牙》,第 121—122 页。

杰拉尔德・布伦南:《西班牙的面貌》(GeraldBrenan:TheFaceof Spain),伦敦,特恩斯蒂尔出版社,

1900 年版,第 Xiii,35—40 页。

黄金和国外资产的情况,要偿付所有这些进口物资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因此,

在这初期恢复阶段,向国外政府要求信贷就至关重要了。

(二)外交政策及其与西方大国的关系

国家主义者压根儿无意专心致力于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一开始他们就 坚持西班牙“志在”海外“帝国”。他们所渴望掌握的领导权,一部分是在

“精神”和文化方面。259 西班牙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影响,是要通过同有血 缘关系的西属美洲各国建立较密切的联系以得到增强,同时它也对阿拉伯世 界表示了一种友好姿态,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是比西班牙更有资格赢得同穆 斯林人的相互谅解的。另一方面,西班牙准备全面扩充其陆、海、空三军,

并准备建造四艘三万五千吨的战舰,民族主义者也对收复直布罗陀以及扩张 其非洲的领土表示了兴趣。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说到要把葡萄牙并入他们的 新帝国内。据暗示,西班牙在下一场战争中将不大可能保持中立,而且不应 该忽视上帝已赐给他们的战略优势。当时还是外交部长的霍尔达纳伯爵,在 1939 年 4 或 5 月间对新任命的英国大使莫里斯・彼得森爵士说,西班牙无意 染指直布罗陀海峡,但是,塞拉诺・苏内接着在 6 月访问罗马时不但要求直 布罗陀,而且还要求法属摩洛哥,可是,他又明确表示,西班牙在二、三年 内将决不会从事战争。佛朗哥在齐亚诺于 7 月拜访他时,坚持要保持不少于

见阿瑟・洛夫德:《世界大战在西班牙》(Arthur F.Loveday:worldWarin Spain),伦敦,默里,1939 年版,第 184—185 页(长枪党纲领第 1 条至第 5 条):弗朗西斯科・佛朗哥:《领袖言论集》(General FranciscoFranco:PalabrasdelCaudillo),巴塞罗那,忠诚出版社,1939 年版,第 299—300 页,第 310—314 页;卡米洛・巴尔西亚・特雷列斯:《西班牙国际政策的要点》(CamiloBarciaTrelles:Puntoscardinales de la politicainternacional espanola),巴塞罗那,忠诚出版社,1939 年版,散见各处:何塞・佩马尔廷:《新的 是什么?》(JosePemartin:Que eslonuevo?),圣塞瓦斯蒂安,西班牙文化社,1938 年版,第 8 章和第 428 页。

《新的是什么?》,第 137—138 页:另见佛朗哥接见《意大利人民报》(Popolod’Italia)的采访记(1938 年 5 月 15 日)。

佛朗哥:《领袖言论集》,第 316—314 页,以及 1938 年 5 月 15 日《意大利人民报》的采访。

加里亚佐・齐亚诺:《走向悲剧的欧洲》(GaleazzoCiano:L’Euro pa verso la catastrofe),米兰,蒙达 多里,1948 年版,第 441 页;《齐亚诺的外交文件集》,马尔科姆・马格里寄(MaloolmMuggeridge)编,

斯图尔特・胡德(Stuart Hood)译,伦敦,奥德汉斯出版社,194S 年版,第 291—292 页。(该书和英译本

斯图尔特・胡德(Stuart Hood)译,伦敦,奥德汉斯出版社,194S 年版,第 291—292 页。(该书和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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