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節 資訊不對稱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三節 資訊不對稱
許多研究指出當管理當局和外部利害關係人資訊不對稱程度越高時，就越容 易出現盈餘管理的行為，例如 Trueman and Titman（1988）及 Dye（1988）透過 模型分析的方式，發現資訊不對稱是管理當局進行盈餘管理的首要條件；Jo and Kim（2007）的研究則指出當企業資訊揭露的越少，資訊不對稱的程度越高，管 理當局進行盈餘管理的機會就會增加。
另外根據 Aboody and Lev（2000）關於企業研究發展費用（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se）與內線交易之關聯的研究，指出研究發展費用是利害關係 人無法單就財報上的資訊來得知研發真實價值、效益，且各企業間的研究發展費 用也無從比較，因此會出現資訊不對稱的情形，故其研究所得出的結果指出研究 發展密度較強的企業，其利用內線獲得利得的情形比未從事研究發展的企業來的 高，所以由此可以得知研究發展密度較高的企業，所造成資訊不對稱的情形越多，
而投資人越能從中得利。
Hunton et al.（2004）的研究指出當公司透明度不高時，管理當局會認為盈 餘操弄的行為不易被查覺，進行盈餘管理會對公司股價有提升的效果，且較不會 有損其誠實報導盈餘的聲譽。反之，當公司透明度較高時，由於進行盈餘管理較 容易被查覺，進而影響公司股價及個人聲譽，故進行盈餘管理的意願會較低。這 些結果顯示，當公司透明度低時，進行盈餘管理的動機及意願皆會增加。
‧
的公司往往會較為誠實、較有道德良知。Kim et al.（2012）也支持道德理論之觀 點，即履行或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之公司，該公司之管理階層會具有較高的道德意 盈餘的持續性及可預期性，進而減少企業風險，降低資金成本；Tucker and Zarowin（2006）認為高度盈餘平穩化的企業要比低度盈餘平穩化的企業能夠透 過當前股價而反映未來的盈餘，且盈餘平穩化程度較高之公司其股票報酬率也會 較高。若從上述文獻的觀點，良好企業社會責任之公司，為了降低企業內部人之 資訊優勢，可能選擇進行盈餘管理。亦即，公司可以透過盈餘平穩化之方式降低 盈餘波動性，將更有價值的財務訊息傳達予不知情投資人(uninformed investors) (Fukui, 2000; Goel and Thakor, 2003)。因此，良好的企業社會責任公司可能會透 過盈餘管理的手段使盈餘平穩化，以減少企業內部人相較於不知情投資人的資訊‧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優勢，使盈餘更能被預測。
故本研究推論，良好的企業社會責任公司會因為其管理階層會具有較高的道 德意識且遵守相關規範，而較無透過盈餘管理使盈餘平穩化的行為；然而，公司 為了降低盈餘波動，提升盈餘的持續性及可預期性，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良好的公 司也可能會透過盈餘管理的手段使盈餘呈現出平穩化的情形，以降低企業內部人 之資訊優勢，使盈餘更能被投資人預期。因此，本文將假說一區分為兩種預期方 向：
H1a：良好的企業社會責任公司，盈餘平穩化之程度較低。
H1b：良好的企業社會責任公司，盈餘平穩化之程度較高。
企業資訊的揭露與公開，可確保與企業的利害關係人能獲得充分的訊息以做 出正確的決策，相反的，如果企業未將相關的財務相關資訊充分且完整的報導，
則可能造成利害關係人與企業間有著訊息上的落差，導致利害關係人無法做出適 當的決策。
因此，許多研究指出當管理當局和外部利害關係人資訊不對稱程度越高時，
就越容易出現盈餘管理的行為，例如 Trueman and Titman（1988）及 Dye（1988）
透過模型分析的方式發現隨著經理人與投資人間的資訊不對稱程度越高，經理人 進行盈餘管理的行為也會越多。Schipper（1989）也認為持續性資訊不對稱的情 況是管理當局進行盈餘管理的原因。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Aboody and Lev(2000)認為研發投資（R&D investments）的相對獨特性使其 相較於其他投資難以讓外部利害關係人單就財報上的資訊來得知研發真實價值、
效益，因此會產生資訊不對稱的情形。在其研究中，公司能藉由資訊不對稱的情 形從事內線交易獲利，且資訊不對稱程度較高的公司透過內線交易獲利情形明顯 要比資訊不對稱程度較低之公司高。
Hunton et al.（2004）的研究也指出當公司資訊不對稱情形越嚴重時，管理 當局會認為盈餘操弄的行為不易被查覺，且較不會損其誠實報導盈餘的聲譽，故 當公司透明度低時，進行盈餘管理的動機會增加。Jo and Kim（2007）的研究也 指出當企業資訊揭露的越少，資訊不對稱的程度越高，管理當局進行盈餘管理的 機會就會增加，相反的，當企業資訊揭露的越多，資訊透明度越高，管理當局反 而會因此減少盈餘管理的動機及行為，因為資訊透明度的增加，越容易幫助利害 關係人察覺到管理當局的盈餘管理行為。
因此，當資訊不對稱情形越為嚴重時，良好企業社會責任之公司，其管理階 層進行盈餘管理之動機較強，並進行盈餘平穩化。另一方面，良好企業社會責任 之公司，為了減少內部人之資訊優勢，可能進行盈餘平穩化以傳遞更攸關及更有 價值的資訊予不知情投資人，而當資訊不對稱情形愈嚴重時，此現象可能更為明 顯，因此，推論假說二如下：
H2：當資訊不對稱情形較為嚴重時，良好的企業社會責任公司進行盈餘平穩化 的情形較為明顯。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二節 資料來源與樣本選擇
本研究的企業社會責任衡量基礎採用資料來自於 KLD（by Kinder, Lydenberg, Domini & Co.）資料庫。KLD 是為一個綜合了學術期刊、財務報表揭露、大眾媒 體文章以及政府的相關統計報告去評估企業在各個層面的社會責任表現的機 構。
KLD 所包含的評分項目可區分為量化性的篩選準則和排除性（exclusionary）
的篩選準則，量化性的篩選準則為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社區
（community）、環境（environment）、多樣性（diversity）、人權（Human Rights）、
勞工關係（employee relations）、產品（product）以及與社會責任相對排斥的排 除性篩選準則：酒精（alcohol）、賭博（gambling）、軍火武器（Firearms）、軍事 相關（Military）、核能（nuclear power）和煙草（tobacco）等等，再藉由 KLD 的研究人員在各個面向制定正向因子（strengths）與負向因子（concerns）分別 評估，隨時間的演進，KLD 也可以就其研究以判斷是否應增加其他的項目，或 修正上列所述的評選準則項目。
至今，KLD 資料庫已經廣泛地運用於學術研究，以實施企業社會責任的建 制，Deckop et al.（2006）稱 KLD 是能提供最多企業社會責任面向資訊的最大資 料庫；Chatterji et al.（2009）也認為 KLD 所提供的企業社會責任評分面向是最 具有影響力以及最被學者廣為接受的一個大型資料庫；Mattingly and Berman
（2006）更斷言，KLD 數據庫已經成為企業的社會行為進行量化測量的標準。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而本研究中各產業之相關財務資料則取自於 Compustat 數據庫，Compustat Research Insight 企業財務分析資料庫是由美國 Standard & Poor's 公司發行，收錄 北美及全球近 30 年上市公司之財務資料，此資料庫提供約 300 種範本報表、及 上市或下市公司財務數據等訊息，並且整合最新或歷史性之主要財務數據以製作 所需之報表和圖表。應用的研究領域包括資產分析、計量分析、競爭者分析、公 司資本結構、財務比率、R&D、資本及存貨投資、股市報酬、及資本市場效率 等主題。
故本研究利用 KLD 資料庫編製之企業社會責任資料，並與 Compustat 數據 庫的財務資料合併後，刪除遺漏值與金融相關產業（SIC codes 6000–6999），因 為金融業所呈現出來的應計項目與其他產業有著巨大的差異，最後得出 8711 筆 的年度性資料，涵蓋期間 2005 年至 2013 年，故有足夠的資料能探討企業社會責 任與盈餘平穩化間之關聯性。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三節 變數衡量
自變數
本研究參考了 Kim et al.（2012）和 Chatterji et al.（2009）的做法，假說之 模型是以企業社會責任（CSR）為自變數，採用資料來自於 KLD 資料庫中之六 項篩選準則：社區（community）、環境（environment）、多樣性（diversity）、人 權（Human Rights）、勞工關係（employee relations）、產品（product）作為本研 究的自變數衡量標準，並且排除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以及五項屬於 排除性的篩選準則酒精（alcohol）、賭博（gambling）、軍火（military contracting）、
核能（nuclear power）和煙草（tobacco）。
再分別將六項評斷標的優勢（strengths）與劣勢（concerns）相減後加總，
以計算出各企業之企業社會責任的表現結果（CSR）。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該項評斷標準，本研究遵循 Kim et al.（2012）的做法，將其排除於 CSR 的計算並分離，改作為公司治理控制變數。
應變數
而本研究以盈餘平穩化作為應變數，並且採用 Leuz, Nanda and Wysocki
（2003）的兩種衡量方式，計算出盈餘平穩化的指標。
一、使用應計項目平穩化盈餘
公司內部人員使用實際營運決策及裁量權以平穩盈餘波動，利用具有裁量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的科目，進行盈餘平穩化來藏匿公司的真實績效表現。比較營運收益的變異程度 與真實營運現金流量變異程度，當得出來的數值越小時，表示內部人員使用裁量 權平穩化盈餘的程度越高：
𝑺𝑻𝑫 = 𝝈(𝑶𝒑𝑰𝒏𝒄/𝑻𝑨
𝜾𝝉−𝟏)/𝝈(𝑪𝑭𝑶/𝑻𝑨
𝜾𝝉−𝟏)
𝜎(𝑂𝑝𝐼𝑛𝑐)=營運收益的標準差；
𝜎(𝐶𝐹𝑂)＝營運現金流量的標準差；
𝑇𝐴𝜄𝜏−1＝前期總資產。
本研究為了要方便解釋而取 STD 之負數，並將各年數值分為十組 (第0 ~ 9 組)除以9，經過轉換後，以 ES1 代表，而 ES1 越大即表示盈餘平穩化的程度越 高。
二、平穩化與會計應計項目及營運現金流量的相互關係（Spearman 相關係數）
公司內部使用應計項目裁量以降低現金流量的波動衝擊，使用裁量性應計項 目減少正向或負向的現金流量衝擊，將使得應計項目和營運現金流量產生巨大的 負相關。負相關強度愈高，表示盈餘平穩化程度愈高。因此第二個盈餘平穩化的 衡量是採用應計項目變化及營運現金流量變化的 Spearman 相關係數：
𝑪𝑶𝑹𝑹 = 𝑪𝒐𝒓𝒓(∆𝑨𝒄𝒄/𝑻𝑨
𝜾𝝉−𝟏, ∆𝑪𝑭𝑶/𝑻𝑨
𝜾𝝉−𝟏)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𝐴𝑐𝑐 =應計項目的變動；
∆𝐶𝐹𝑂 =營運現金流量的變動；
𝑇𝐴𝜄𝜏−1=前期總資產。
𝑇𝐴𝜄𝜏−1=前期總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