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了解台灣年齡介於勞動人口其背景如何影響人們參與休閒，並將 國外對快樂感之研究結果與台灣的現況進行檢視，再分析不同休閒參與模式何者 對快樂感的影響扮演較重要的角色。最後進一步討論休閒參與作為人口背景與快 樂感間中介因子的結果。
首先，本研究考量到社會結構對於個人內心感受的作用，使用由外而內模型 探究人口背景對於快樂感的影響。在台灣社會中，性別對快樂感並未達到顯著影 響而婚姻狀況顯示的結果只部分支持了 Haring-Hidore 等(1985)Mastekaasa(1993) 研究結果，離婚和守寡的人較容易覺得自己不快樂，此現象與西方相符，但本研 究結果指出，已婚者和單身者的快樂感並無顯著的差異，與西方社會認為現處於 婚姻階段的人擁有較多資源和情感上的支持而過著最開心的生活，快樂感最高，
處於單身階段者快樂感居中的現象並不相符。在就業狀態中，失業者和全職工作 者都認為自己的生活與無工作者相比較不快樂，而在文獻回顧中曾提及，現代社 會是以工作為生活主要中心，全職工作者所擁有的資源和從工作中獲得的自信和 成就感應使其成為最快樂的人，但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全職工作者的快樂感卻是 四種就業狀態中最低的。
在婚姻狀態對於快樂感的影響中，已婚者和單身者相比快樂感並無顯著之差 異。在 Waite(2000)的研究中指出，與 20 年前相比，現代男性和女性在婚姻中所 具備的能力與以往大不相同，一般而言在婚姻中大多是男性得到較多好處，女性 雖然也能從中獲得情感和經濟上的支持，但在心理健康狀況依舊比男性低。近年 來教育的普及化和性別平等的觀念開放，女性同樣能擁有高學歷和自主的經濟能 力，倘若女性投入婚姻和繼續待在職場相比其機會成本有差異時，選擇進入婚姻 者可能會減少。依照前人的研究，已婚者擁有較多資源和社會支持，應當是不同
婚姻狀態中最快樂的一群人，但 Waite 指出近年來的已婚男性和女性在談到婚姻 時，關注的是自身的興趣和利益居多，與 20 年前的已婚男性和女性相比，投入 增進婚姻所帶來的益處之行為減少，也導致已婚擁有家庭者無法像早期的已婚者 享受到足夠的家庭的益處。另外，單身者或同居的情形在近幾年來也逐漸興起，
此兩種婚姻狀態者，背負著較少的責任感，也較能追尋自身所嚮往的目標，如研 究結果顯示單身者更常參與不同類型的休閒活動，對於生活整體的滿意度和快樂 感並不會低於已婚者。
其次，本研究針對人口背景中與工作、家庭有關的變項對休閒參與模式進行 多類別邏輯迴歸分析。結果指出男女的休閒參與模式並無顯著差異；在婚姻狀態 部分，曾經結婚者和已婚者與其對照組單身者相比較不容易高度投入休閒活動和 非社會性休閒為主的活動，社會性休閒為主的活動僅已婚者和單身者相比有顯著 的較低參與之機會。就業狀態為失業、兼職和全職者高度參與休閒的機率較低。
不同的就業狀態對於參加社會性休閒並無顯著之影響，但在參加非社會性休閒時，
三種就業狀態者參與的機率皆明顯低於無工作者。整體而言，單身和無工作者參 與不同類型休閒活動的機會較高。現代人受到時間分配的結構改變影響無法高度 參與多樣休閒，時間的擠壓是每個人生活所遇到的問題，單就本研究所提出的三 個社會結構而言，工作、家庭和休閒勢必在每個人的生活中都佔有大多數的分量，
特別是工作和家庭。扣除了工作和家庭必須分配之義務時間，再加上維持日常生 活所需的基本時間，現代人實際能運用的完全自由的時間真是少之又少，大量參 與休閒提升每個人的快樂感只適用於少數群體，對於大多數民眾而言，想要高度 休閒以增進快樂感只能是想像中的美好生活。但這並非意指高度參與休閒才是促 進快樂感的唯一途徑，在現代人時間匱乏的情況下，雖然只能選擇性地以自己所 僅有的剩餘時間從事休閒活動，但在高頻率參與休閒之外，休閒活動的類型也是 幫助人們舒緩壓力和情緒的重要因子。本研究指出以社會性休閒為主之參與者，
其快樂感受和高度參與休閒者不相上下，這說明除了休閒參與頻率的重要性，參
與休閒活動的種類亦是影響快樂感的關鍵。
最後，本研究欲探討休閒參與在人口背景如何影響個人休閒參與，以及人口 背景和快樂感間休閒參與所扮演的中介角色。人口背景的不同可以說明休閒參與 模式的差異，其中離婚/分居和喪偶、低收入者和失業者相對而言參與休閒的機 會較低。休閒參與的中介效果僅對就業狀態和快樂感間的關係產生影響，顯示參 與休閒能降低失業者、全職工作者與無工作者間快樂感之差距，但在婚姻狀況和 家庭月收入上，即使參與休閒後此兩因素導致的快樂感差異依舊無法減少。
本研究的結果指出，對於工作和家庭此兩社會結構，休閒參與僅能作為舒緩 就業狀態導致的快樂感差異。這樣的結果與功能論認定休閒從屬於工作的前提符 合，但也落於反對功能論學者的關懷，休閒本身的非目的性和人人在休閒前皆平 等的概念在現代社會並不存在。在就業狀態中，台灣的情形為失業者和全職工作 者皆較不快樂。文獻回顧中對於全職工作者和兼職工作者何者過得快樂並無定論，
但在失業者和全職工作者間，卻斷定全職工作者由於掌握較多資源和得到他人的 尊敬，並能從工作中獲得成就感，其快樂程度是遠高於失業者的。但在本研究結 果發現，失業者、全職工作者與其參考組無工作者相比，都容易落於較不快樂的 光景。失業者不快樂的原因尚可理解，但全職工作者不快樂的原因為何？在問題 意識中談到，現代社會以尊崇工作至上的為最高原則，但在這樣的原則背後，工 作對於人們是否依然具有從中獲得自尊、成就感的意義？特別是現代社會以勞動 取代人與人之間的親密性(intimacy)，人類想辦法逃離這種降格(degradation)的狀 態，於是利用休閒作為逃脫的工具(蘇碩斌 2009)。現代社會的高度分工雖具有 效率卻讓人們面臨異化的困窘，人們無法將自己的成就感和自尊與工作緊密結合，
在日復一日相同的工作內容和環境下，人們面對一成不變的工作卻無法改變，休 閒在其無目的性的本質下被作為恢復元氣(refresh)和逃脫(escape)的方法之一，以 求達到更好工作效率的方法。在此也再度證明了休閒在現代社會中和工作不可分 離的關係。當工作佔去了人們生活大部分的時間，人與人之間情感的維繫變得薄
弱，Putnam(1995)認為民主國家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正在喪失，因為人們的 閒暇時間都用於看電視。從 1995 年來，人們花費在非正式的社會活動逐漸減少 (Godbey 1997)。儘管可以透過高科技的電腦和手機這些冰冷機械聯絡人們之間的 情感，但透過休閒活動尋找認同和成就感，特別是參與具有高度社會性的休閒，
重新尋找個人在團體中的歸屬感，在與他人互動的過程中找尋對自己的認同，並 在富含社會性的休閒中發展成為理想中的自己，並擁有足夠的社會支持來面對生 活所會遭遇的各種生命事件，這正是能夠補足社會性逐漸被稀釋的現代人所需要 的。
值得一提的是，倘若休閒的目的是要暫時逃離工作，休閒後才能具有更高的 工作效能，且休閒參與作為工作的中介變項能有效地降低工作導致的快樂感差異，
但在針對自變項預測休閒參與模式部分可以看出，特別是全職工作者相較之下參 與休閒的頻率和失業者也僅有些許的差距。休閒作為有效減少工作對快樂感負面 影響的因子，但弔詭的是以工作為主的現代社會，大多數人為全職工作者但卻無 法有較多的機會參與，那麼將休閒視為完全自由的神話是否只是人們自己營造出 的意象？休閒並非完全的自由但只有相對的自由，對於人們的生活無法全面性的 舒緩壓力和情緒，但在對工作的影響上卻又是無法撼動的，休閒是否真的僅是從 工作衍生出的附屬品，亦只對工作有正面的影響仍然需要更多研究證實。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結果指出參與休閒可以緩和工作對快樂感的影響，然而工作和家庭對 對休閒活動參與之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
工作者相對於無工作者生活中時間分配的結構就有很明顯的差異，因此在投 入休閒程度上的不同是無庸置疑的。雖然失業者和其他就業狀態者相比參與休閒 的機率都較低，但失業者參與休閒的機會卻是最低的。有工作的意義不僅僅能獲 得經濟上的安全感，也提供了個人較固定的活動時間安排，失業者能夠與家庭以 外的人進行交流互動，社會認同、地位以及成就感皆能從工作獲得(Jahoda 1981)。
失業者雖然也擁有空閒的時間，但這樣多出的自由時間對他們而言並非是用以享 受參與休閒的時光，由於失業的壓力會導致他們的心理健康降低，也會產生對生
失業者雖然也擁有空閒的時間，但這樣多出的自由時間對他們而言並非是用以享 受參與休閒的時光，由於失業的壓力會導致他們的心理健康降低，也會產生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