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閒參與對快樂感之中介效果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系(所)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Bio-Industry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College of Bioresources and Agricul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休閒參與對快樂感之中介效果

Leisure Participation as Mediator in Happiness

朱品樺 Ping-Hua Chu

指導教授：陳玉華 博士 Advisor: Yu-Hua Chen, Ph.D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January, 2011

謝誌

碩士生涯即將告一階段，在開始寫謝誌前腦中有很多的想法，但真的要開始 寫些什麼卻又不自覺地詞窮了。（跟我寫論文一樣）

首先，感謝我的指導教授玉華老師。兩年半的研究生生活中，無論是在學術 或是做人處事上老師都是我很好的榜樣，老師直接坦率的作風也讓我在許多人際 間應對進退的方式有了更多的進步。謝謝我的口試委員蘇碩斌老師及廖培珊老師，

從計劃書口試到最後的論文考試給予我的建議，無論是在方法上或理論上的教導 都使我了解如何能夠有邏輯地思考，這也是我當初進研究所最希望受到的裝備之 一，再次感謝老師們的諄諄教誨。

感謝 410 和 417 的夥伴們：阿明、阿蘇、阿鴻、宛嬋、珮妤、御涵你們真的 是我研究所生涯很重要的咖！一起度過了兩個秋冬，一起在唸書和寫論文的過程 尋找生活中的小快樂，每天在研究室和噗浪上的互相鼓勵，大家的生日、每個特 別的節日、跨年一起圍爐、一起合購、一起出遊、一起緊張、一起留校夜自習、

一起大笑，很多的歡笑和淚水(淚水只有阿明)都是你們帶給我很珍貴的回憶，總 覺得我不是這麼感性的人不適合說這些話，but you girls do make my life!! 大學攤 的朋友們，秋蓮學姐、婷潔學姐、伊霖學姐、君玲學姐、玠廷學長、宗偉學長，

謝謝你們每次在走廊和 Facebook 上的問候和關心，也在我想破頭的時候給予我 很多幫助和鼓勵，我都是站在你們的肩膀上啊！（遠目）

感謝認識十年我的摯友老杜，妳總是願意聽我 murmur 在我無聊的時候陪我 hang out；還有巫阿姿在上班之餘沒事還會打來戳一下痛處；有時下午寫論文時 msn 會收到遠在美國的邱牛奶的問候；還有從國中到現在一路一同成長，但總是 以減肥為藉口不和我吃飯的劉怡妏，你們真的給我很大的鼓勵，雖然平時都在嗆 你們，但那是我愛你們的方式呀！（？）感謝信友堂的輔導宗琦姐，以及每個禮 拜五人爆炸多但還是會聽完彼此代禱事項的研究生小家，還有我垃圾話三人組的

固定班底曼榕和不哩，不管是屬靈的生活或是每天經歷的大小事，有你們可以一 同分享是我能夠在沮喪時再出發的動力啊！

感謝我的家人。謝謝爸爸雖然總是不出聲，但一直都讓我做想做的事；謝謝 媽媽一直照顧我的身體在背後默默支持我；謝謝妹妹沒事就要接我無厘頭的電話，

兩個人都唸研究所最常講的話題就是彼此學校的大小事，有親人能夠這樣互相傾 聽真的是很幸福的事；謝謝很吵鬧的小弟總是在我苦悶地坐在電腦前時，小聲地 在房門口跟我說加油。這些年發生了很多事，讓我又重新體認到家人的寶貴，謝 謝你們一直這麼愛我，我也永遠愛你們！

最後，感謝上帝把這麼多美好的人安排在我的生命中，無論是家人、老師、

同學和朋友，謝謝祢陪我走過的每一步，相信接下來的人生祢也為我預備好了，

我只要有信心地向前走就對了！感謝主!!

朱品樺 謹誌

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

中文摘要

隨著現代科技的興起，人們得以在工作及日常生活中節省許多時間用以參與 休閒，從中獲取更多的滿足感和自我實現，進而促進快樂感升高。社會結構對於 快樂感的影響已有許多研究證實，以休閒作為提升快樂感的調節變項相關之研究 也不勝枚舉。但對於休閒前人人皆平等的概念，有學者提出質疑，認為休閒參與 並非為獨立於社會結構以外的活動；反之，休閒活動的參與亦會受到社會結構的 影響，不同屬性的人們參與之休閒種類和機會不同，而不同類型的休閒活動對於 快樂感的影響作用亦有差異。故本文使用 2007 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計畫」—

「休閒生活」組之樣本資料作為分析來源，探討受社會結構—工作和家庭影響較 深的勞動年齡人口和快樂感間之關連，以及休閒參與作為中介變項的影響。結果 指出單身和無工作者相對而言參與休閒的機會較高，而且並非高度參與休閒才是 促進快樂感的唯一途徑，以社會性休閒為主之參與者也擁有高度的快樂感，雖然 現代人受到時間壓力的影響雖無法高度參與多樣休閒，此結果亦說明除了休閒參 與頻率的重要性，參與休閒活動的種類亦是影響快樂感的關鍵。最後，休閒參與 僅對就業狀態和快樂感間產生中介效果。顯示即使參與休閒後，家戶月收入和婚 姻狀況導致的快樂感差異依舊無法減少。

關鍵詞：快樂感、休閒參與、中介效果

Abstract

This study tested for mediating effects of leisure participation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happiness among 18-65 year-old people in Taiwan. Data were drawn from the 2007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SCS, n=2,147), which included a topical module on Leisure Time and Sports crea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demographic variables to be directly predictive of leisure participation. The effect of leisure participation on happiness is assured by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not only people who highly involved in leisure participation are happier, but also people who mainly engaged in social leisure activities. However, only the effect of employment on happiness weakens when leisure participation was taken into account. The effect of family on happiness remains significantly. Results are discussed in light of contemporary notion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leisure participation, and happiness among people in Taiwan.

Keywords: happiness, leisure participation, mediator

目 錄

謝誌...Ⅰ 中文摘要...Ⅲ 英文摘要...Ⅳ

第壹章 緒論...1

第一節 研究緣起...1

第二節 研究重要性與研究目的...4

第貳章 理論與文獻探討...6

第一節 快樂感及相關理論...6

第二節 休閒參與...13

第三節 問題意識...26

第參章 研究設計...27

第一節 理論與變項之連結...30

第二節 研究架構及研究假設...32

第三節 資料來源…...35

第四節 變項說明與操作…...37

第五節 分析方法…...45

第肆章 研究分析…... …...48

第一節 人口背景對休閒參與之影響...48

第二節 人口背景與快樂感...52

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52

第一節 結論…...56

第二節 討論與建議...60

參考文獻...62

附錄... ...70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生理、安全、社會、自尊和自我實現，當這些需求被滿足後人們便能獲得真正的 快樂。物質匱乏的問題透過科技進步生產力提高得以減輕，提供人類的生理基本 需要；現代國家的法制建立了完整的社會制度和規範，滿足了個人安全和社會面 的需求(Beck 1986)。科技和社會的發達滿足人們之基本所需，帶給人們便捷舒適 的生活，並使每個人能夠擁有充足的物質過著快樂幸福的日子。但隨著科技的進 步，人類生活的步調也逐漸加速，如何在最短的時間達到最高的效率，是現在人 們最關切的議題，而這樣緊湊的生活方式也對現代人的心理和生理造成壓力。

在 Veenhoven(2000)所執行的「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計畫中，146 個 國家以哥斯大黎加的人民快樂感居首位，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等七大工業國 都無緣晉級前十名，亞洲強國日本快樂指數更是居於第五十二位。上述科技發達 的工業國家人民理應如學者所述擁有開心富足的生活，但調查結果指出這些國家 的人民卻沒有成為更快樂的人，台灣在經濟起飛後逐漸躋身已開發國家，但在世 界快樂地圖中人民快樂感排名也不如第五十八位的中國，僅排名在第六十二位。

西方社會對於快樂感本質的探討，以及人口背景在快樂感的差異表現已累積相當 多的研究成果，由於先進國家快樂感停滯不前，因此學者們也積極地尋找有無促 使人們更加快樂的泉源(Wilson 1967；Diener 1984；Diener et al. 1995；Feist et al.

1995；Diener and Diener 1996；Csikszentmihalyi and Hunter 2003)。台灣地區對於快 樂感的研究也逐漸開始重視，並進一步檢視東方和西方快樂感概念的差異(Lu 2001；

Liao et al. 2005)。

除了科技、物質性資源增加個人生活的便利性，休閒活動的興起也成為當代 生活風格的另一項特徵。18 世紀晚期的工業革命興起促進了休閒與工作的分離，

工作剝奪了人們部份的自由時間選擇權。20 世紀初期許多社會學者認為休閒時間 是工作之餘閒暇並可以令人恢復精力的時間。透過參與休閒活動能使人們降低工 作帶來的剝奪感，並將人們從工作牢籠中解放出來，進而讓人們獲得快樂的感受。

特別是現代科技逐漸發展後，人們花費在工作的時間減少，有更多的時間投入休 閒活動，「休閒社會」的概念受到學界和政府的重視，休閒成為人類追尋自我價值 的活動及調節壓力以增進快樂感和福祉的重要源頭(Dumazadier 1967；Stokowski 1996)。其中許多休閒研究指出，具有社會性的活動可以讓人在社會互動中獲得安 慰(傅仰止 2009)；體能性的休閒活動能使人重拾自尊和信心(Iso-Ahola 1997)。不 同的休閒活動類型有不一樣的修補效果，參與的次數不同修補效果之強弱亦有差 別(吳崇旗、王偉琴 2006；李維靈等 2007)。

先進國家的科技發展能夠充分供應人們資源所需，降低人口背景不同導致的 負面效應，並縮減人們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所需耗費的時間，能擁有更多自由的 時間參與休閒及追尋自尊、自我實現的活動。其中，現代化將人從工作中的情感 剝離，導致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斷裂，工作的制式化和個人化使得人們無法在工作 的場域中獲得歸屬感，進而必須透過休閒重新找回自我認同和人們互動的途徑。

但受到全球化和自動化的影響，現代的工業主義將權力和地位與支薪工作畫上等 號，加上工作契約制度的改變、工作不安全感的增加，物質的占有在商業化的過 程中成為身分地位的象徵；商品交換和時間的邊際效益此二概念對於工作者和非 工作者都成為主導生活的重心，這反而使得過度工作(overwork)成為先進國家的特 徵。先進國家的工作時間日益增多，人民從工作中感到極大的壓力，也因為過度 地投入工作而使得其他生活的領域受到干擾。時間匱乏(time famine)使得人們必須 在同樣的時間完成更多的工作和獲取更多的資源，擁有更多的物品成為人們追求 的目標，社會經濟地位之間的差異並沒有因現代化消失，「效率」也成為人們在其 他生活範圍的最高原則，此概念也逐漸滲透至休閒的領域(Kelly 2000；Rojek 2004)。

縱使現代社會鼓勵經常參與休閒活動以減輕壓力，但在時間匱乏的前提下，要從

何處產出多餘的時間進行休閒，這儼然成為已開發國家每個人生活上必須面對的 問題(Gershuny 2000)。整體而言，時間的分配隨著現代化改變，除了對工作造成影 響，也導致了家庭結構的轉變，不僅影響了人們的快樂感和生活滿意度，也使得 人們的休閒生活有了不同的變化。當社會結構諸如工作和家庭因現代化有了劇烈 的改變，休閒對於提升快樂感和生活滿意度的正面功效能否繼續正常運作便受到 質疑。

美國和英國等許多已開發國家對於休閒相關的研究極其盛行，其對於休閒的 重視皆可在政策和教育的實踐上一窺堂奧，且工作與家庭對於快樂感和休閒的影 響已有許多研究成果，檢視休閒對於自我發展、實現的功能亦有許多實證研究支 持。台灣已逐漸邁入已開發國家的行列，工作和家庭此兩種社會中重要的結構亦 受現代化改變，而休閒作為社會結構中的一環，在工作和家庭轉變的情況下對休 閒參與的影響為何？再者，休閒對於快樂感的舒緩(buffer)效果是否也會受到影響？

因此本文利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嘗試分析台灣受到工作和家庭影響較 深的勞動年齡層人口，研究其工作、家庭與休閒活動參與之間的關聯性，並試圖 了解在現代化帶來的許多轉變之下，現代人休閒參與的情況為何？而從事何種休 閒活動能有效地扮演自我充實、降低壓力的角色。本研究欲回答下列問題：

(一) 工作和家庭如何影響台灣民眾之休閒參與。

(二) 休閒參與對快樂感的影響為何？其中何種類型的休閒活動影響效果最強烈？

(三) 工作和家庭與休閒及快樂感之間關係為何？

第二節 研究重要性與研究目的

快樂感的研究近幾年來逐漸受到學者們的重視。在探討哪些因素會影響人們 快樂感的同時，西方學者進行的諸多研究已證實人口背景(如性別、工作、教育程 度、年齡、婚姻狀況、家庭…等)對快樂感產生的作用，經由後進學者不斷地重複 實驗更確立了人口背景對快樂感的影響。依 Maslow 的需求階層論為出發點，在物 質生活富足、科技發達的現代，便捷的設施理應讓人擁有更高的工作效率，使得 人們有資源和時間過著舒適自在的生活，並有更多時間參與休閒，提升生活品質 和滿足精神方面之需求。但我們反觀世界幾大工業強國的人民快樂感卻無顯著地 提升，也讓我們不禁疑惑何以先進國家理應擁有更多時間休閒，使得人民生活過 得更加愉快，但從學者之研究結果發現，先進國家人民的快樂感卻依舊停滯不前，

這樣的結果的確令人匪夷所思。

當生活越富足，我們理應有更多時間休閒，但實情卻不然。當人們越富裕反 而越忙碌。隨著現代化之後高效能機器的出現，我們在工作以及從事日常生活的 活動中能節省了許多時間，而省下來的時間可以再加以應用，人們能利用這段時 間進行其他理想的達成，因此工業化後才逐漸有休閒興起，以填補滿足人們在工 作和日常生活之餘缺乏或無法獲得的感受及價值。但現代化實際上並沒有使得人 們能夠過著更有品質和更加清閒的生活。現代化後高科技帶來的結果，加上社會 中工作也以高度分工的方式進行，現代社會對勞動力之需求轉為彈性勞力，此一 結果使得每個工作者的可替代性和風險皆提高，並持續處於充滿不安全感受的情 況下(Critcher and Bramham 2004)，人們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達到最大的工作效能，

效率逐漸成為現代國家的重要價值觀。效率所延伸出「時間就是金錢」的概念主 宰了富有國家中經濟和時間的分配，每個現代人都必須把握每一分每一秒作充分 的運用，即使是在參與休閒活動時也是如此。人們不僅在工作時感受到壓力，在 日常生活和休息休閒時刻亦感受到時間的擠壓(Gershuny 2000)。效率主宰了生活的

一切，不僅僅是工作，連家庭和休閒生活都受其影響而有不同的轉變。

其次，以功能論檢視休閒也引起許多質疑。雖然休閒領域的功能論學者提倡 人們應積極地參與休閒，且大部分主流的休閒實證研究認為參與休閒對於降低人 們生活壓力和提升個人福祉有正面的效果，休閒參與被視為現代社會緩和緊湊生 活的必要因子，但許多學者對於休閒功能抱持著懷疑的態度(Rojek 1995；Veblen 1899；蘇碩彬 2009)。休閒的本意原是要使得社會的公平正義和資源重新分布，倚 靠休閒人人都能從中獲得滿足和快樂(Dumazadier 1967)。但整體而言，人無法在離 開社會結構的牽制下參與休閒，現代社會價值觀的影響以及對於每人的角色期待 會左右我們參與休閒的決定。休閒並非獨立於社會結構之外，而是受其影響。當 社會結構改變，例如一個人的工作和家庭狀態改變，不僅對快樂感有影響，也會 左右參與休閒的決定。因此本研究試圖探討，現代社會中人們參與的休閒活動究 竟是哪些？而休閒參與，是否真如功能論學者的說法，能夠舒緩因工作與家庭造 成的快樂感差異？不同類型的休閒活動對快樂感的影響作用是否相同，亦或會因 休閒活動類型的不同，使其舒緩作用有所差異？本研究欲驗證以上所述問題。

台灣的休閒研究常受限於資料樣本數不足，只能針對特定群體研究其休閒和 快樂感的關係(吳崇旗、王偉琴 2006；施建彬 2006；李維靈等 2007)，缺乏具代表 性的樣本，也無法從這些研究結果推論休閒在台灣勞動年齡人口生活中所扮演的 角色。因此驗證台灣社會中，工作與家庭對休閒參與的影響，並嘗試了解休閒在 工作與家庭及快樂感間是否扮演著具有影響力的中介角色，而後分析不同類型休 閒活動之影響效果，皆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內容。

第貳章 理論與文獻探討

為瞭解工作和家庭對參與休閒的影響，探討休閒活動對於工作和家庭與快樂 感的影響上是否具有舒緩作用，再進一步釐清不同類型休閒活動之舒緩效果，以 及將國外人口背景對於快樂感影響之結論用以檢視台灣民眾的情形，本研究依循 過去相關文獻及理論的脈絡，以下將分為「快樂感及相關理論」、「休閒參與」和

「問題意識」三節來討論。

第一節 快樂感及相關理論

快樂感(happiness)最早為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提出的概念，他認 為要獲得快樂感個人追求的目標不僅僅只限於對自身有真實的了解和實現生活的 夢想，而是行有餘力還要努力追求盡善盡美的人生，才是真正的快樂(Annas 1999)。

亞里斯多德提出快樂感的概念後來被許多的學者專家加以延伸，快樂感被賦予諸 多意義，使得大多數人聽到這個名詞對其概念雖有概括的了解卻又不甚明確，每 個人對於快樂感的定義看似相同卻在細微處有許多差異。而後 Maslow(1962)提出 需求階層論討論快樂感如何獲得，此理論對之後快樂感的研究有重大的影響。需 求階層論指出人類有五大需求：生理、安全、社會、自尊和自我實現。當這五大 需求逐漸被滿足時，人們可以獲得快樂感。隨著先進國家的經濟富足達到人們的 基本需求後，人們會進而尋求更上層的需求，例如自尊和自我實現。並且高層的 需求被滿足時，所帶來的快樂感較低層需求的要高且具有更深的意義。因此立基 在 Maslow 的需求階層論，後來的學者便將快樂感定義為「當人類的重要需求或是 欲望被滿足後伴隨著的心理狀態」(Diener 1984)，快樂感是某人對他或她的生活進 行的評估－無論是運用生活滿意度或是情感衡量(Diener and Diener 1995)。哲學家 們認為，追求快樂感是人類行為的最終動機。因此在 1970 年代，關於快樂感和個 人主觀福祉(individual subjective well-being)得到了許多社會學者和心理學家的關

注(Diener 1984)。在個人福祉的研究中，目的是要研究人們如何和為何以正向的態 度經歷他們的人生，這些正向的態度包括認知判斷(cognitive judgment)和情感反應 (affective reactions)。其中，認知判斷是以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測量，情感反 應是以快樂感測量(Diener et al. 1999)。在個人福祉研究，許多研究者在實際操作上 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同時測量生活滿意度和快樂感；另一類則是以生活滿意度或 快樂感其中一項作為個人福祉的代表。(Diener and Suh 1997)。

Wilson(1967)對快樂感和個人福祉議題進行相關的文獻回顧，並總結提出他的 看法：他認為擁有下列條件的人生活是最開心的，這些條件為：年輕、健康，受 過良好教育、擁有好的薪水，是外向、樂觀、沒有煩惱的，並且是有宗教信仰、

已婚，有高自尊、高工作士氣和適當的抱負，並具有廣泛能力的男性或女性。至 此之後，有許多科學家投入此領域的研究，欲證實 Wilson 的說法是否正確可靠，

因此在西方社會，人口背景對快樂感影響的實證研究是相當充足的。

Wilson在描繪出快樂的人應具備之條件後，進一步在他的文章中提及快樂感研 究理論的缺乏，自古希臘時代到研究當時理論的補足並無多少進展，並批評此領 域的理論和研究時常是分離的。於是Diener(1984)在其發表的文章中，嘗試將快樂 感的理論和研究做整合，統整了七零年代至八零年代心理學領域發展與快樂感相 關的理論，往後的研究者便是立基於這些理論，進行快樂感的相關研究。這些理 論為：人格理論(Personality Theories)、目的理論(Telic Theories)、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ies)和判斷理論(Judgment Theories)。¹上述理論的整合應用可以兩個模型來解 釋：由內而外／由外而內模型（Top-Down/Bottom-up Model）。由內而外模型的是 以人格理論為依據，認為全世界的人們在經歷某些事件時都有正面思考的傾向，

1人格理論(personality theories)提出外向人格程度高的人有高快樂感；反之神經質傾向越高的越容易 感到沮喪和不快樂；目標理論(telic theories)認為個人在某些需要被滿足和目標達成時，所獲得的快 樂感能用來維持個人福祉；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ies) 認為個人快樂感是參與各式各樣活動所得到 的副產物，重視參與的過程而非目標。判斷理論(judgment theories)認為快樂感的高低是在比較某些 標準情況和實際情況之差異時所產生的。若實際情況優於標準情況，快樂感就會產生。換言之，一 個人的快樂感是來自過往的生活經驗、價值觀或是與他人的生活狀態，或和自己理想的生活目標和

而這樣的傾向會影響個人和世界的互動，此模型偏重以人格的角度解釋個人快樂 感的形成。反之，由外而內模型則建構在目的、活動和判斷理論上，快樂是人類 的需求和目的，個人福祉和快樂感是由生活中許多領域之事件所堆疊出來的，諸 如婚姻、工作、家庭等。生活環境和其中發生的事件造就了快樂和滿足的個人，

由外而內模型是以生活中的事件來預測快樂感。換言之，人類的快樂感和生活滿 意度是由生命各個時刻中許許多多的事件所集合而成，此模型的原則認為人們的 心靈就如同一張白紙，生活的經驗和遭遇都會在我們的心靈中留下紀錄，進而影 響我們的快樂感和福祉(Diener et al. 1995；Feist et al. 1995；Diener et al. 1999)。以 上對於快樂感的理論都停留在心理學的理解範圍，回到社會學的面向，社會學討 論中經常使用的結構功能論觀點，人們生活在社會必定會受到其社會的體制、規 範和文化影響，若僅以心理學的觀點認為快樂感皆是由內而外產生影響，勢必會 有很大的爭論。即使是樂觀開朗的具有正面外向人格者，其性情的陶塑皆來自個 人從小到大所接觸之外在環境影響和薰陶，從個人一生中最先開始學習社會化的 所在，如何交談、溝通與他人互動等行為皆是由家庭之成員給予影響。此後隨著 人們的年齡增長，社會化的場域也隨之擴展，逐漸從學校到工作場所。在此一社 會化的過程中，人們的性格和內心的價值觀也會隨著其遭遇之人事物有著不同的 變化，因此由人的內心世界和感受解釋不同生命事件發生後的反應並非十分恰當，

由內而外模型僅能以個人的特質去解釋生命事件，但卻無法討論生命事件對快樂 感的影響。立基於以上觀點本文將使用由外而內模型作為研究的主要架構。結構 功能論著重於功能和體系的維持，維持社會運行的組織為經濟、家庭，因此針對 功能論關注的內容，本文將針對性別、婚姻狀況、收入和就業狀態對快樂感影響 之探討。

Diener(1999)回顧許多過往的研究統整出不同人口背景對於快樂感之影響效果，

為瞭解人口背景與快樂感之間的關係，人口背景包含：性別、婚姻狀況、收入、

就業狀態、年齡、教育程度等。

性別是各種研究必定探討的人口變項之一，性別不平等所導致的許多社會現 象依舊存在，因此性別在預測快樂感的因素中是顯著的指標，但男性和女性到底 誰比較快樂？在 Wilson(1967)提出擁有快樂條件的族群中，男性和女性是沒有差異 的。但往後相關研究的結果卻是不一致。Harring 等人(1984)發現女性較容易產生 精神方面的疾病和沮喪感，整體而言男性的主觀福祉和比女性高。但張珮琦(2008) 利用「中國人幸福感資料庫」與全國抽樣之「2005 年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計劃資料庫」的大樣本資料討論台灣人的幸福感，結果顯示無論是性別、年齡、

婚姻狀況和教育程度方面，幸福快樂的感受皆為女性高於男性。因此性別和快樂 感之間的關係還有待釐清。在壓力感受方面，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感受到時間壓力 的不足。Steven 和 Wolfer(2009)比較 1970 年代和 2006 年的女性快樂感和時間分配，

70 年代女性開始慢慢進入就業市場，在往後的數十年內女性的教育程度逐漸提升 和男性並駕齊驅，現代的女性同樣負擔經濟的責任，雖然統計資料顯示，2006 年 女性無酬工作(家務)的時間相較於 70 年代的女性有下降的趨勢，但若將女性的職 場工作時間和無酬時間相加，其實工作的總時數是高於 70 年代的女性，而男性雖 然在職場工作的時數亦減少，但在家務工作的時間上並沒有明顯地增加。與男性 相比，現代的女性肩上扛著雙重負擔(dual burden)，即使現代的發明將原本需要許 多時間的家務工作，諸如清洗衣物、打掃等活動，以高科技產品節省了人們花在 上頭的時間。以洗衣機為例，雖然其發明減少了女性清洗衣物的時間，但人們為 了注重衛生換洗衣服的頻率增加，為了講求效率女性在使用洗衣機時，還能順便 利用吸塵器清理環境。同樣的時間內，女性需要同時進行更多的工作，這使得女 性較男性承受更多的壓力。因此筆者認為，在面對職場和傳統性別角色的雙面夾 擊，女性會因較多的負擔和壓力而比男性不快樂。已婚者能在婚姻中獲得更多的 資源，能在伴侶身上獲得情感上的支持，因此已結婚者有較高的快樂感，在個人 福祉感受上也較未婚者佳(Haring-Hidore et al. 1985)。大部分實證研究的結果認為 現處於婚姻階段的人過著最開心的生活，離婚和守寡的人則處在最劣勢的心理狀

態，而從未結過婚的人則居於中間(Mastekaasa 1993)。

收入是快樂感的討論中必定出現的重點。人們為了生存物質生活必需達到基 本的需求，所以快樂感和收入的關係在此是無庸置疑的，人類基本需求的條件被 滿足時，個人收入依舊對快樂感產生效果，在富有的國家，收入的影響力雖然微 弱但依舊為快樂感顯著的預測因素(Diener et al. 1995；Diener and Biswas-Diener 2002)。已開發國家的人民收入雖然都增加了，可是相對收入並沒有改變，因此使 得收入對快樂感的影響效應停滯(Rosa 2002)。但正如緒論所述，收入的多寡決定了 能夠占有多少物質的能力，因此本研究預測高收入者有較高的快樂感。

工作對現代人而言是生活不可或缺的重心，因此學者經常探討就業狀態不同 者，如就業者、失業者和無工作者間快樂感的差異。失業者與就業者相比，經歷 較多痛苦負面的經驗，導致失業者的個人福祉和快樂感較低(Grzywacz and Dooley 2003；McKee-Ryan et al. 2005)。Dooley 等人(1994)的貫時性研究發現，即使已控 制樣本先前的沮喪程度，失業者所面對的負面情緒仍是就業者的兩倍。失業對個 人福祉帶來負面的效應在男性的身上更為明顯，失業的男性容易有自殺、失控、

酗酒等行為，也遭遇較多的生理疾病和承受較大的精神壓力(Wilson and Walker 1993)。工作是維持社會生產體系的一環，因此工作的有無和位階就和權力與尊敬 畫上等號。失業者在社會中會失去自尊，無法融入社會和無力感會將他們吞沒，

導致失業者會逐漸從自己本來處在的團體逐漸疏遠，並漸漸和社會脫離(Rojek 2004)。但即使在有工作的情況下，並非所有就業者都過得一樣開心。同樣就業的 狀態中，全職工作者和兼職工作者的快樂感此兩種不同就業狀態的比較，有相當 分歧的結果。全職者和兼職者在工作中遭遇的壓力並無顯著差異，只有在生活中 某些面向，全職者和兼職者的滿意度是有差別的(McGinnis and Morrow 1990；

Bernhard-Oettel et al. 2005)。就業狀態對於快樂感影響的結果是相當分歧的。但在 關於就業者的研究中，結果顯示有工作的人也會因其工作內容和工作時數、工作 彈 性 等 影 響 到 生 活 其 他 面 向 ， 與 兼 職 者 和 失 業 者 相 比 反 而 容 易 感 受 到 壓 力

(Garhammer 2002)。Rojek(2004)認為在討論後現代工作與休閒的關係中，無論是專 業與管理階級，或是低技術勞工都會感受到時間的匱乏，也同樣都遭受到工作侵 入生活其他領域的難題。綜合以上所述，某種程度上或許就業者會承受一定的壓 力，但由於經濟方面可運用的資源較多，在社會上獲得的成就和尊敬也較高，因 此本文假定失業者快樂感受最差。

在早期的研究結果中，Mroczek 和 Kolarz(1998)在控制性別、婚姻狀況、教育 程度、壓力、個性和身體健康這些變項後，發現年紀越大的長者比其他成人開心，

Mirowsky 和 Ross(1992)的研究結果亦指出，年齡的不同會有不同程度的憂鬱程度。

而在台灣的社會情境下，老年人反而比較滿意他們自己的生活(Lu 1995)，本研究 關注介於勞動年齡的 18 至 65 歲人口如何受到家庭與工作的影響，年齡並非本文 關切的重點，但考量到其對快樂感之影響，因此在本文將年齡視為控制變項。

高教育程度者具有較多優勢，在工作場域中的競爭力較強，也能擔任較高位 階的工作，多數資源是掌握在高教育者手中，他們也是維持社會體制的中心人物，

因此被視為理所當然擁有高快樂感的人。Lu(1995)針對與台灣人福祉有關的心理社 會變項進行研究，發現教育程度越高者，對生活的滿意程度較高，也越容易感到 快樂。教育可以使得人們有足夠的能力適應週遭的環境，以達到自己的目標和需 求，進而能產生更多的快樂(Diener et al. 1999)。但 Garhammer(2002)的研究中指出 高教育程度者，一般工作的時間較普通白領階級長，雖具有彈性但相對而言非常 忙碌，大部分高教育程度者都能投入於自身專長的領域中，在工作時也會得到較 高的成就感。但工作的不穩定感在現代社會不僅會出現在低教育程度者身上，連 高教育程度者的工作不安全感，也因為教育普及導致人力的可替換性增高而增加，

因此工作帶來的壓力便會轉移到生活的其他面向中(Rojek 2004)。但整體而言，高 教育者和其他較低學歷者相比快樂感較高。但 Witter 等人(1984)在控制了職業狀態 後，利用後設分析(meta-analysis)檢驗正式教育對於個人主觀福祉的影響，發現若 以正式教育來預測個人福祉，所能解釋的變異量僅在 1%~3%之間。雖然教育程度

對個人福祉的解釋量較低，但這可能是由於教育程度和收入兩個變項產生共變，

導致教育程度對於個人福祉和快樂感的效果轉為間接的，因此在本研究將教育程 度視為控制變項。

以上的研究結果都顯示出不同人口背景對於快樂感造成的影響。然而這些人 口變項皆是短期內甚至永久無法改變的因素，在這些特定因素影響下，其和快樂 感之間的關係是否會有其他因子介入舒緩呢？

在快樂感的研究中，Csikszentmihalyi(1990)提出流暢(flow)的概念，流暢是人 在參與某項活動時，其投入程度和外在互動後所擁有的一種精神狀態。這樣的概 念和活動理論的主張相同，快樂感是參與各式各樣活動所得到的副產物，重視參 與的過程而非目標。快樂感是人們在進行活動時所產生的副產物(by-product)，無 論是工作、嗜好、社會互動和運動等都被視為活動的一種。當我們參加某種必須 全神貫注的休閒活動，而且這個活動所需要的技巧和我們的能力相符時，一種令 人歡愉的流暢便會隨之而來，Kelly(1990)指出這樣的流暢感受特別是在參與休閒活 動時能夠獲得的。因此下一節將繼續說明休閒成為舒緩與工作和家庭有關之人口 背景何以作為影響快樂感因子的原因。

本文欲討論的重點為社會結構中家庭、工作和休閒三者對於快樂感的影響，

因此研究的樣本將會以勞動人口為主，再配合文獻回顧的結論，將性別、婚姻狀 況、家戶月收入和就業狀態視為預測快樂感之自變項，由於樣本有限制在勞動人 口之年齡範圍，因此將年齡和教育程度作為控制變項，期望在討論休閒參與作為 人口背景對快樂感影響的舒緩因子時，能得到更準確的結果。

第二節 休閒參與

沿襲早期的學者，現今許多休閒研究的休閒定義是以亞里斯多德的哲學思想 出發，對其哲學概念加以延伸解釋後，他的想法被如此詮釋：「只有在休閒中的人 才能稱為真正快樂的，因為他有時間全心思考最高尚和最好的真理(Bammel and Burrus-Bammel 1995)。」但 Moorst(1982)卻認為這是休閒學者對於亞里斯多德哲學 的錯誤解釋，根據希臘文字意的解釋在搭配當時的背景和思想，亞里斯多德所提 出的概念較接近今日所稱的「文化」而非「休閒」，而且這樣的文化是僅有少部分 人能夠擁有的，與我們現今休閒研究真正關注的「大眾休閒」在某種程度上有很 大的斷裂。因此現在的學者雖然引用亞里斯多德的休閒概念，但實際上是對「大 眾休閒」進行研究。

最早的休閒研究採用的是社會形式主義(social formalism)作為分析框架，此概 念認為人們在休閒參與的決定上具有完全自由和自願性的性質(Rojek 2010)。許多 學者以自由和自願性為出發點，對於休閒展開內容的定義。Stokowski(1996:6)提出 他的觀點：「一般而言休閒被定義為一種態度或自由的感覺；一種社會活動；或是 一個特定的時間片段」。Iso-Ahola(1980)則認為休閒是一種隨著個人主觀喜好，投 入個人自主的自由時間，所選擇從事的活動，最主要目的是希望藉由參與這些活 動中得到樂趣、娛樂消遣或是一種自我成長等等的心理酬賞。Godbey (1997)認為

「休閒是相對免於文化及物質環境所強加於人的外在力量之自由的生活，並因此 能夠因為發自內心的熱愛，而以個人所喜悅，直覺上富有價值，並且能夠提供信 仰基礎的方式來行動。」但此種架構的分析被其他學者批評為過於理想無法解釋 社會中實際的休閒狀況，在現實生活中休閒的選擇完全出於自由意志的可能性趨 近於零。我們的選擇不僅僅是以自我意志為出發，也受情緒勞務(emotional labour)、

經濟不平等、文化差異和社會背景等因素影響，因此當我們說我們是在「自由」

的情況下做出與休閒相關的決定，這樣的「自由」是有條件的(conditional)。因此

將休閒和自由劃上等號有待質疑。後來的休閒研究出現了許多不同的典範出現，

諸如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社會型態演變論(social figurationalism)和後結構主義 (Rojek 2010)。現代的休閒研究逐漸將人至於社會、文化和環境中考量，而有了以 下微觀和鉅觀概念之討論。

在微觀的個人層次上以發展理論、社會認同理論和互動理論來解釋休閒型態 的不同。鉅觀層次則多以功能論的觀點出發為休閒所能提供維持社會體系和運作 的功能觀點進行質性或量性的研究。

以微觀層次為出發點，Kelly(1990)將此三個理論與休閒結合並提出其觀點。

1、 發展理論認為人生是個連續不斷變化的過程，休閒參與的變化也會隨著我們 人生發展階段的不同，而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休閒參與意義也不同，在此過程 中能夠幫助我們了解並學習不同時期所該扮演的角色，休閒參與是個社會化 的過程。因此發展理論強調人們如何在不同人生階段學習休閒，並從中理解 自身扮演的角色，透過休閒「成為」什麼樣的人的想法是發展理論的主要論 點，一般而言教育學者會以此觀點出發討論休閒的功能。

2、 以社會認同理論的來檢視休閒從社會認同的理論來看休閒，有一個重要的關 鍵概念，就是認同感的建立。休閒參與無論是老年人或年輕人，在此過程中 都能找到個人認同、角色認同和社會認同，由此建立親密的社會關係。休閒 不僅僅是一個發展的過程，也是人們找尋認同感的歷程。

3、 互動理論指出「社會互動交往是指行為者以某種方式指導自己的行動，來獲 得交往對象或觀察者正面反應的過程，這些反應是為了肯定或創造與行為者 所期許的當前狀態或未來狀態相一致的社會認同」(蘇維彬 2002:88)。人們 在社會結構體制下所從事的休閒活動，除了參與活動的本身與過程外，經常 都包含了角色扮演、階層關係、成就規範等社會制度。所以互動理論關注的 是行動者在休閒活動的參與過程中，與他人的互動如何產生連結與意義，以 及如何與整個社會結構發生關聯，才能得以完全理解人們的休閒行為模式。

以上三個理論都是在討論個人本身與他人的互動，或是個人與社會的結構如 何產生連結。也從而看出休閒在個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

而結構功能論則是以鉅觀的角度檢視休閒，將其視為穩定社會系統中的重要 環節。Neil 和 Burch(1976)是最早提出休閒對社會體制功用看法的學者，他們強調 社會作為一個系統需要為人們提供發展和關係互動的場域。如果將休閒定義為在 相對自由時間下所選擇的活動，那麼休閒的功能就在於社會對此行為有何需要。

因此休閒本身並非其目的，其目的是為了使得社會系統中其他體制能夠順利地運 作。因此休閒在社會中的地位是從屬於社會體制的結構和功能的，在北美的研究 便基於這樣的前提下，對休閒研究有個基本的假設：人們進行何種休閒活動取決 於與社會地位相關及可使用資源因素。這樣的前提下休閒一般被認定是作為生產 性工作間歇的活動。以工作為中心，休閒是次要的、幫助恢復體力精神的。在這 樣的前提之下，休閒被認定為對快樂感是促進的效果(Lloyd and Auld 2002 )。

Kelly(1990:163)指出「傳統的觀點認為，休閒是功能性和從屬的，所以，相關的分 析也都試圖衡量來自其他角色與相關資源的決定因素。」

因此綜合以上的鉅觀和微觀之觀點，休閒對於個人而言是個學習的過程，人 們透過休閒表達自己想要變成什麼樣的人，展現出個人的特質。另一方面休閒也 是社會的、互動的，在休閒參與中人們可以獲得肯定找到認同，並在此過程中與 他人互動和整個社會結構聯結產生意義。休閒所具有的社會性不僅幫助個人表達 自我和社會化，也對於維繫整個社會體制的結構有正向的功能。

因此總結來說，綜合微觀和鉅觀的理論，休閒涵蓋了自由、非功利性、無義 務性的特質。這樣的特性讓休閒成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可用以緩和生活壓力並 促進快樂感的重要因子，參與休閒對個人的健康和快樂感有顯著的影響並能使社 會體制良好的運作。以下的實證研究便是將休閒視為具正向功用，討論在不同的 情境下休閒所扮演的角色。

休閒研究中，休閒參與(leisure participation)一直是此領域中最主要的研究方向。

Ragheb 和 Griffith (1982)認為休閒參與是個體參與某種休閒活動的頻率，或是個體 參與休閒活動類型的時間長短及活動的總數。人們的休閒參與會影響其休閒滿意 度，休閒滿意度又是預測快樂感的主要指標之一。當人們的休閒參與及休閒滿意 度越高時，對其整體生活品質會有較高的滿意度，人們會擁有更多的快樂感受(Lu and Argyle 1994)。

休閒參與是影響個人的健康和生活福祉重要因子。Iwasaki 和 Mannel (2000)的 研究指出，休閒對於生理和心理健康的正面貢獻，並提出休閒活動參與可用來做 為舒緩壓力的方式。休閒活動是人們獲得正向情感的重要來源，參與頻率越高能 使人感受更多的正面情感，進而提升個人的快樂感(Hills and Argyle 1998)。無論是 參與休閒活動的類型、頻率、動機都能促進人們的心理健康和福祉(Heintzman and Mannell 2003)，若個人參與活動的類型能符合其目標和技巧、參與活動頻率越高、

且參與的動機是自發性的，在休閒參與中得到的舒緩效果越多。Iso-Ahola(1997) 認為，無論參與的是體能性或非體能性的休閒活動，都能有效的幫助人們解除焦 慮和緊張，促進正面情緒產生、提升自尊、促進社會互動，進而增進快樂感和生 活滿意度。

休閒參與不僅僅對平日的生活有正面的影響，當個人在遭遇生命負面事件所 產生之壓力時，休閒參與更能緩和負面事件對個人身心健康所帶來的影響。

Coleman(1993)認為休閒在這部份所帶來的益處是之前學者所忽略的，於是他訪問 了 51 位女性和 53 位男性，年齡由 20 至 81 歲，欲證實休閒的特性對於生活負面 事件所發揮的舒緩效果。研究結果驗證當人們在經歷人生的生活負面事件後，休 閒參與能夠降低不幸事件所帶來的高度壓力。在工作倦怠(burnout)的研究中，休閒 行為、休閒滿意度能夠減少工作帶來的倦怠感，個人在從事休閒活動時能補充工 作 時 所 帶 來 的 人 格 解 體 (depersonalization) 負 面 感 受 ， 並 提 升 個 人 成 就 感 (Stanton-Rich and Iso-Ahola 1998)。休閒參與扮演著重要的緩衝者的角色，當人們

面臨失業、角色轉變、生命歷程的特殊轉變和失去親密的夥伴等狀況時，休閒參 與能幫助人們在休閒活動中找尋人生正面的意義，並協助人們適應生命負面事件 所帶來的轉變，減低事件所帶來的傷害和影響(Kleiber et al. 2002)。

休閒的緩衝能力，使得遭遇不同事件的人能因參與休閒而獲得喘息。Waters 和 Moore(2002)欲探討失業者在失業時所感受到的潛在的剝奪和疏離感，並進一步 研究參與有意義的休閒活動是否能舒緩這樣的負面影響。他們針對 201 位失業者 和 128 位就業者進行比較，發現相較於就業者，失業者參與有意義的休閒活動能 有效地減低失業所帶來的壓力和負面心理影響，讓失業者能夠重拾自信重新回到 生活軌道。對於喪偶的老人家而言，休閒緩和負面情感的效果更加強烈，休閒參 與在他們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Silverstein and Parker 2002)。鄭健雄等(2006) 針對大學生進行調查，發現參與適當的休閒活動對於不同背景學生的憂鬱程度有 顯著的影響，經常從事體能活動、社團活動和戶外活動的大學生和較少從事的學 生相比憂鬱程度較低。

整體而言，人們在生命的歷程中會遭遇到各式各樣的事件，個人的背景和生 命事件皆會對人們生活的樣式產生影響。休閒參與所具有修補恢復的功能，在人 們的一生中扮演著重要的緩和角色，參與休閒活動能夠幫助人們在其中獲得放鬆、

休息的機會，並藉由參與的活動找到自己生活的重心和價值。

前文所述的發展理論、社會認同理論和互動理論也都點明人是在參與休閒的 過程中發展學習，並透過與自身有相同認同感的個人間的互動，學習休閒並在休 閒中學習社會化。因此不少休閒研究的文獻對於休閒所包含的個人發展部分和社 會性投以相當的關注，加以許多醫學研究對體能性休閒活動在心理和生理上的正 面效用，本文將休閒活動分為三大類型：體能性、社會性、個人性休閒活動

當我們提到體能性休閒活動首先想到的便是它在健康上帶來的益處。Carmack 等人(1999)將有氧運動和體能性休閒活動作為緩衝的方式，觀察生活事件與身體症

狀、焦慮之間的關係在加入緩衝因子後，發現參與有氧運動無法舒緩生活事件對 身體精神狀況的影響，反而是體能性之休閒活動能有效地降低生活事件對個人帶 來的負面效應。Andersen 等(2001)研究由美國 60 歲以上共 6,569 位老人組成的樣 本，結果顯示肥胖的老人和健康的老人相比，較少參與體能性休閒活動，支持了 體能性活動和健康之間的關係。規律地參與體能性活動除了能夠鍛鍊身體、訓練 毅力，還能降低心臟血管罹病率。體能性休閒活動的參與能促進身體健康，維持 生理機能的良好功能並有效地舒緩壓力，提升心理健康和正面情感。在進行體能 活動的過程中透過技巧的熟練和實現目標，能夠增進自信和自我肯定並促進個人 健康，體能性休閒活動對個人福祉和快樂感的正面影響是確切的存在(Iso-Ahola 1997)。國人的運動參與情形，經由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08)調查發現，有 22.4%的 受訪者不運動、極少運動者佔 4.3%、低度運動者 17.3%、偶爾運動 35.7%，僅有 20.2%的受訪者有規律運動的習慣。體委會進一步詢問沒有運動的受訪者不運動的 原因，50.1%的人表示沒時間、17.7%由於工作太累、懶得運動佔 17.1%。統計資 料顯示台灣民眾並沒有規律運動的習慣，而走路此項運動不僅人人可行、處處能 行、時時可行、彈性可行，大多數人可以不受地點時間限制，依照自身的需求限 定走路的距離，而且還能帶來生理、心理、情感、教育、美學、性靈提升此六種 效益(張宗昌、余智生 2008)。台灣成人從事之運動為散步(15.48%)、健走或慢跑 (11.01%)、球類運動(10.93%)，顯示散步、健走或慢跑都為民眾較容易接受的運動 方式(林莉茹等 2009)。因此台灣體能活動中以從事走路健走參與者最多，既能享 受不受空間和時間限制的休閒活動，亦能從中獲得調節身心的效益。

Reitzes et al.(1995)提出具社會性的休閒活動有凝聚參與者的特質，能在參與活 動中得到社會支持，提升其心理健康和自尊和個人生活各領域的滿意度，進而增 進個人福祉和快樂感。Arai 和 Pedlar(2003)的研究中對休閒研究近年的傳統都是以 個人主義為出發點進行批評，休閒雖主張個人的自由意志和選擇且其益處不停地 被加以強調，然而應該最終人們應該要回歸到團體的本質，人與人之間的互助和

從事對團體共同利益有益的休閒，才是人們所嚮往、能真正提升人們心理歸屬與 安全感是人們得到真正的快樂。Kleiber 等(2002: 222)也指出「休閒透過社會性活 動展現出其同情和友情的樣式，使得休閒能提供人們社會支持的感受並降低孤單 和孤立的感覺。」因此休閒參與已被證實能促進快樂感的增加，其中具有社會性 的活動和缺少社會互動的活動相比，能使人有更高的滿意度且能發揮休閒潛在的 最大作用。友誼和社會資本是參與社會性活動的附加產品，能夠使人享有同伴間 的資源並在休閒的情境下獲得情感的支持，有效減少生活中負面事件和壓力對個 人心理和生理健康的影響(Iso-Ahola and Park 1996；Glover and Parry 2008)。研究指 出外向程度也會影響個人的休閒滿意度和快樂感，但無論是對於外向和內向的人，

社會活動的參與皆能提升其個人福祉和休閒滿意程度(傅仰止 2009)。因此，社會 性休閒活動對於個人健康和快樂感的正面促進影響是確切無誤的。

現代人的時間切分相當零散，和其他人安排相同的時間一同休閒實屬困難，

個人獨自可進行的休閒如使用電腦休閒、聽音樂和閱讀逐漸成為忙碌現代人中觸 手可及的活動。但相對於社會性的休閒活動，個人性質的休閒活動如嗜好、閱讀 和文藝欣賞等和快樂感相關的支持研究較少。陸洛、陳素燕(2009)研究中指出，台 灣 20 歲以上的人口有 35%表示使用電腦是他們每天基本的休閒活動，使用電腦和 上網對於他們不僅有聯繫、放鬆、恢復的效果，進而還有學習、發展技能之功能。

Hills 和 Argyle(1998)則指出聽音樂休閒活動能夠促進正向情緒的產生。整體而言，

個 人 性 休 閒 活 動 的 參 與 對 個 人 福 祉 和 快 樂 感 亦 有 正 面 促 進 之 效 果 ， 但 Csikszentmihalyi 和 Hunter(2003)卻發現在日常生活中以閱讀為主要休閒活動的學 生，相對於以社會性活動為主的學生相比快樂感較低，可見個人性休閒活動依發 展理論的觀點能展現個人的自主性和學習發展，雖然對人們的快樂感亦有正面的 影響，但其效果卻不如社會性的休閒活動來得顯著，可見不同類型的休閒活動亦 有不同的效益和恢復修補效果。因此本研究亦關注何種類型的休閒活動的緩衝能 力最強。

總結以上所述，個人性休閒活動能提供個人自主性、自由和自我實現的展現；

社會性的休閒活動能幫助人們體現社會互動、並找尋歸屬感；而體能性休閒活動 則對於生理健康有實質的助益。以功能論為前提，休閒活動的參與對於所有人的 快樂感提升皆有促進的效果。在前面的討論，諸多學者無論是以鉅觀或微觀的層 面討論，都將休閒視為社會體制的一環進行研究，且對於休閒作為維繫社會體制 的一環大力地讚揚其正面效益，並對提倡人人需要休閒抱持著正面積極的態度。

然而，社會並非一直以靜止的狀態存在著而是不停地變動和更替，現代化對於社 會的改變遠遠超過人們所想像，休閒作為社會制度下的一環在當代社會是否還具 有早期學者期待的正向功能？

Veblen(1899)在 19 世紀提出有閒階級論(The Theory of Leisure Class)是談論休 閒時必定關注的論點。Veblen 指出休閒可能成為一個特權階級用以掌握權利和維 護自身利益的手段，於是他們提倡休閒作為無產階級工人轉移注意力的工具，並 工人心中營造在休閒是為了在工作後能夠補充體力、放鬆心情的假象，讓工人們 認為休閒時間是他們辛苦後獲得的報酬，於是特權階級便能在工人在返回工作崗 位後繼續對其進行剝削。因此對於在社會體系中無法掌握資源的那群人，休閒在 當代消費社會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望，乃是被塑造出來的形象和價值，人們被鼓 勵追求休閒，但其實對提升自我滿足和快樂感並無多大的幫助，人類內心最深層 的渴望依舊無法滿足。但隨著中產階級的興起，休閒逐漸失去象徵社會地位的身 分。法國社會學家 Dumazadier(1967)在其著作 Towards a Society of Leisure 中如此解 釋：休閒是人類生活中獲得自由的部分，未來社會休閒時間的增加是個現代化的 過程，此過程可以將人類從政府制定的工作時間暴政中解放。他認同 Veblen 的想 法，工人的工時減少使得一種新的無產階級的休閒模式出現，這些工人不需再去 追求那些上層階級進行的休閒，這樣的經濟結構改變可以使得各個社會階層的都 能擁有自身風格的休閒。休閒作為一個人民應有的權利，讓我們得以從諸多的責 任中逃脫，回到如同我們還是孩子時那般不需工作，他預見休閒階級的消失，未

來將會是以休閒為主的社會，透過休閒可以使得社會的公平正義和資源重新分布，

倚靠休閒人人都能從中獲得滿足和快樂。Dumazadier 休閒社會的觀點成為後來休 閒研究路線的願景，往後大部分的休閒研究皆致力於休閒社會目標之達成。

但 Dumazadier 的休閒社會觀點，卻沒有預料到現代化對我們的生活—無論是 休閒或日常生活所帶來劇烈的變化。效率的觀念不僅在西方文化中成為最重要的 價值觀，甚至在其他國家裡，此一價值觀也越來越重要，目前沒有任何價值觀可 以挑戰效率至高無上的地位。在現代社會中，所有行為都成為實現目的的手段，

即使休閒也落入這樣的光景(Godbey 1997)。工作帶來社會結構環境之改變，越來 越快的生活步調和高效率的要求，工作產生的時間壓力使得人們的生活方式開始 進行變化，在其他事務的處理上，現代社會講求多工，在同樣的時間能同時進行 更多的工作(無論是支薪或是無酬)已經逐漸成為現代人的生活步調，就連我們的自 由時間也被這樣的模式支配(Garhammer 2002)。現代的發明將原本需要許多時間的 日常工作，諸如清洗衣物，通信、刮鬍子等活動，以高科技節省了人們花在上頭 的時間。但人們並沒有因此而擁有更多的時間進行其他活動。高科技所帶來的高 效率，使得我們可以透過電子郵件迅速地聯絡到他人，節省了傳統信件往來的時 間；我們利用電話、手機聯絡親友，省去了以往舟車勞頓花費的時間和體力；洗 衣機的發明減少了女性清洗衣物的時間。客觀而言我們能自主利用的時間理應隨 著高效能機器的發明而增多，但現實情況反而背道而馳。因為高效能的機器的產 生，使得我們有更多的時間再進行更多的活動。於是我們並沒有因為科技的便利 而使得生活過得愜意自在，反而將節省下來的時間進行更多的運用。現代經濟結 構講究效率，「時間即金錢」的概念使得每個現代人都必須把每一分每一秒都要作 充分的運用，這樣的生活模式往往會造成人們的過度倦怠(burnout)，即使是在參與 休閒活動時也是如此，傳統意義的休閒在這種情況下幾乎變得毫無意義。例如由 於時間的寶貴，人們在休閒時就必須將金錢投入其中，讓每一刻都能得到最有價 值最多的享受。以旅遊為例，每到一個景點就下車拍照留念，再匆匆地前往下個

目的地，遊客們看似瞧見了許多美景，但卻無法享受當地文化、風俗的本質。雖 然 Veblen 認為休閒成為身分象徵的觀點因中產階級的出現而消失，但在現代社會 奢侈性消費反而轉為另一種地位的代表，於是人們努力工作使得工時增長，只是 為了滿足更多的物質需求，間接使得休閒時間被壓縮，休閒的品質和時間亦下降 (Garhammer 2002)。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最關注的價值觀還是效率，而這一價值觀左 右著休閒和工作，特別是現代化講求效率的現代社會，導致人們的生活方式都隨 著金錢和效率打轉，同樣的時間內能夠成就越多事是現代人行事的準則，人們不 僅在工作時感受到壓力，在日常生活和休閒時刻亦感受到時間所帶來的壓力。人 們不僅在工作時感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其他領域諸如家庭和休閒在也面臨相同 的感受和變化(Robinson and Godbey 1997)。在這樣的社會步調轉變下，現代人的休 閒可能已失去原本正向積極的效益。

其次，正如本章一開始所述，個人作為休閒的參與者，在作決策過程的背後 往往會受階級、性別、社會、文化影響，但擁有相同背景條件者的休閒活動參與 是否相似？而在背景因素影響後，每個人所參與的休閒活動是否依舊具有提升身 心健康和生活品質的功能？但亦有學者對於休閒過度樂觀之功能抱以懷疑的態度。

此派學者認為其他學者和政府過度關注休閒其正面的效益，提倡休閒作為減少人 們生理和心理疾病的方式，卻使得個人更難行使自由的權力，人們無法隨意選擇 無所事事的懶散生活來消磨時光，在某種程度上休閒其實扼殺了人們的自由，反 而產生了的負面效應(Godbey 1997)。另外，Kelly(1990)針對功能論學者將休閒視 為扮演日常生活角色重複行為的逃脫方式進行批評。Kelly 認為功能論的預設立場 是人們在社會建制下身負多種不同的責任，若休閒是為了使人們從工作中重新補 充能量恢復精神，能繼續扮演好自身複雜的角色，此時休閒的選擇與參與並定也 會受到個人社會角色的影響，導致休閒的自由受到限制。沒有「真正的」自由，

只有「相對的」自由，在從事休閒活動時生活其他領域的角色還是會滲透至休閒 的領域，到最後休閒還是無法救我們脫離每日重複單調的行為，更遑論提升人們

的快樂感。

在功能論的框架下，休閒本是用來維持社會體制運作的一種機制，但大多研

究都以休閒滿意度作為調節變項來解釋其舒緩的能力，但卻忽略了人們必須參與 休閒才會有休閒滿意度的前提。在批評功能論學者的眼中，功能論將休閒參與視 為維繫社會體制中的一環，認為其存在具有必要性，但這些支持功能論的學者他 們卻忽略了社會其他結構對於能否參與休閒的影響，對較弱勢的群體而言休閒或 許是維持生活非必要的部分，抑或這些群體連休閒參與的機會都不存在。休閒的 功用以社會整體的需求和平衡來檢視，卻忽略了個體間真正的需要(Kelly 1990)。

Dahlin(2006)嘗試使用三種不同型式之休閒：成就取向、社會性和個人性活動，針 對青少年們進行家庭機能失調(family dysfunction)程度對其情緒健康的影響，並進 一步討論休閒活動作為舒緩因子是否能有效地降低家庭機能失調所導致的精神疾 病發生率。結果卻令人感到意外，成就取向休閒活動並沒有發揮調節效果，社會 性和個人性休閒活動除了沒有發揮原本預測的舒緩效果，反而促進精神疾病發生 的機率。Dahlin 再進一步討論性別間的差異，發現男性參與個人性休閒活動和女 性參與休閒性活動反而抑制青少年的精神健康，這便是忽略了在特殊家庭下孩子 們的真正需要，僅討論休閒參與對快樂感之影響時，休閒反而成為他們另一個抑 制正向情緒的社會體制。

在早期的休閒研究中都僅將工作和休閒以二分法劃分，但到了近幾年休閒學 者逐漸了解社會體制除了工作外，家庭對於個人的休閒參與亦會展生極大的影響，

因此現今多以工作、家庭和休閒三者一併討論。正如先前文獻所提及，社會結構 並非一個一成不變系統，隨著時間、科技和觀念的進步，許多社會結構的功能會 逐漸被其他部分取代，工作和家庭的結構逐漸改變，也會進而影響休閒(蘇維彬 2002)。以往學者認為休閒之下人人平等，儘管男女性皆會因為家庭狀態的轉變導 致休閒活動的變化，但相較之下女性的休閒生活受到家庭影響極深。現代女性多 投入職場，特別是針對已婚和有小孩的職業婦女而言，工作和家庭使得女性較男

性無法擁有完整的時間，只能以一些零星的時間從事休閒活動，使得女性在休閒 活動的選擇減少，且在休閒時總是感覺匆忙，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休閒對女性的 正 面 影 響 功 效 也 會 小 於 男 性 (Bittman and Wajcman 2000) 。 Ravenscroft 和 Gilchrist(2009)也指出在當代社會中，擁有較多經濟和文化資本的人依舊是決定人 們能否擁有良好休閒經驗的重要因子。換言之，現代社會中男性和擁有高社經地 位者不僅僅更有機會和資源參與休閒，並且能夠享有美好的休閒經驗。社會結構 所導致的不平等現象依舊可以在休閒中略見一斑，而為了致力於休閒社會理念的 達成，許多學者積極地從事參與休閒的促進因子和阻礙因子之研究。

20 世紀初學者們認為現代化的結果可以促進人們參與休閒，先進國家對於休 閒的教育和推廣更是不遺餘力。根據 Maslow 的需求階層論，休閒的參與是人們可 以在物質需求滿足後進而追尋更高層次精神的需要，越富有的國家越有資源和機 會能夠參與休閒，休閒理應成為現代化後提升快樂感的重要因子。在「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計畫中，我們發現 21 世紀初強盛的已開發國家並無因現代 化和工業化的緣故更有機會休閒而過得更加快樂。因此依循前述文獻的脈絡可得 知有兩派的觀點，樂觀的功能論學者認為休閒活動之參與可以舒緩人口背景差異 對快樂感造成的負面影響。但批判此論點的學者認為，在現代社會結構和步調的 改變下，休閒的正面積極效益可能會受到其他社會結構影響，女性、離婚或喪偶、

低收入者和失業者擁有較少資源和機會參與休閒，提倡積極高度參與休閒活動並 不能確切地提升所有人的快樂感。

因此本文認為在現代化的社會體制下，功能論學者認定休閒參與能促進全人 類快樂感之功效可能為過度樂觀的想法，人們受到社會環境和文化的影響，參與 休閒對於社會結構中每個人並非都存在強烈的舒緩壓力、促進快樂感之調節效果，

甚至有可能這樣的效果其實並不存在。反之，休閒參與會因人口背景的不同，或 許只有某些特定群體（如男性、就業者、高收入…等）具有機會和資源參與休閒，

對這些群體而言休閒的舒緩角色才得以產生作用，以提升個人自尊自信和獲得成

就感等正面效果。其次，現代社會不僅提倡休閒，也鼓勵人們將更多的時間投入 休閒活動中，但常參與休閒活動的人是否比較快樂？或是如文獻回顧所述，不僅 僅是參與休閒活動頻率的多寡對會快樂感造成影響，參與休閒活動種類之不同也 是影響快樂感關鍵的因素？以上皆是本文嘗試要回答的問題。

第三節 問題意識

綜合前兩節所述，工作和家庭對快樂感的影響已有許多確切的定論，現代社 會結構的變化，工作、家庭與休閒之間的相互關係也正逐漸與早期社會有所差異；

休閒社會被視為是近代社會的最終目標，研究休閒對提升快樂感和生活品質的能 力的研究也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本研究期望了解在現代化以後，是否人人皆能運 用節省下來的時間進行更多的活動，亦或工作和家庭的轉變還是決定著人們參與 休閒的機會和經驗，而在被社會結構牽制下的休閒如何成為人們更加快樂的源頭？

先前文獻亦提及現代人們的時間問題，被生活許多面向切割後的剩餘時間，用以 參與何種類型的休閒對人們的生理和心理有更正向的效果，也是本研究欲逐一剖 析的部分。以下就本研究用以表示社會結構的工作和家庭此兩人口變項，闡述其 代表的意義和問題意識。

就業狀態在本研究將其視為代表工作的自變項。但就業狀態不僅僅是工作有 無的概念而已。對於現代人而言，工作在工業革命後有著很不同的轉化。過去的 人們和工作有著緊密的聯繫，在自己工作的內容中能夠獲得自我認同並得到自我 肯定的感覺。工作並不是生活的全部，而僅僅是用來滿足人們基本生理需求的一 種謀生工具。但到了工業革命後，製造出的生產品遠多於人們所需，因此在現代 化的過程中工作已非原本維繫生活所需的概念，反而成為一種社會身分地位的象 徵。另外，現代化的高度分工使得人們和工作已不如過去那般緊密的結合，取而 代之的是細緻的分工讓每個工作者無法看到自己工作成果的全貌，雖然科層化的 組織具有一定之效率，卻讓人們面臨到異化的困窘，異化沖淡了人們與自身工作 的緊密結合，取而代之的卻是對一成不變工作所產生的倦怠和無力感。社會學功 能論的理解認為工作是維繫社會體系的一環，工作不僅能夠滿足自我需求也對社 會中其他成員造成益處，因此工作至上幾乎成為當今社會中不可撼動的觀念，休 閒也在這樣的前提之下被認為是工作以外的附屬品，休閒本身的無目的性卻具有 了目的性，休閒是為了要使人重新在煩瑣的工作中逃脫，重新恢復元氣已達到更

好工作效率的方法。

工作至上的觀念使得現代人每天為了工作疲於奔命，工作佔去了生活大部分 的時間，忙碌的生活步調和高科技的發展使得人和人之間情感的維繫變得看似疏 離卻又微妙，雖然在各種微型網誌或 MSN 上可得知他人的動態，但人與人情感的 交流卻只能面對著冰冷的機器，社會性在現代社會被大量的稀釋。而休閒作為幫 助人們逃離日復一日相同工作之機制，究竟是大量地參與休閒，透過休閒活動尋 找認同和成就感即可，亦或人們更需要的是具有社會性的休閒，透過社會性的休 閒重新尋找個人在團體中的歸屬感，在與他人互動的過程中找尋對自身的認同，

並在社會性的休閒中發展成為自己並擁有足夠的社會支持。因此延續文獻回顧，

本研究將就業狀態視為工作的代表，在工作至上的現代社會中，失業者必定承受 工作至上社會所帶給他們的壓力，而兼職者和全職者雖然具有工作但面臨的卻是 異化和人與人之間疏離的困境，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本研究將端視休閒在現今 社會中的工作與快樂感之間，究竟能夠成為何種角色。

家庭是人一生當中最先接觸的社會化場所，在面臨生命中各式各樣的不同事 件時，家庭往往能給予實質的經濟和抽象的情感上的支持。但家庭的結構和經濟 來源亦會是影響休閒的關鍵，談到休閒時更不能將性別角色排除在討論之外，要 明確地討論休閒之內涵就不能不顧家庭中性別角色的影響。家庭對於快樂感的長 期討論的範圍是以性別角色作為主要的劃分，但在討論到休閒時又更加的多元，

必須考量在家庭中男性和女性所擁有的自由時間、金錢和交通工具是否能讓他們 達成心目中想望的休閒。在孩子的出現後男女之間不平等的關係又會再度在家庭 中展現，女性必須付出許多無酬的勞力讓維繫家庭的運作和孩童的養育，但男性 卻被認為是要進行休閒的一群人，因為他們多從事支薪的工作(White 2004)。現代 社會多以小型的雙薪核心家庭作為主要的運作模式，已婚者背負著家庭所需盡的 義務，此世代 18 至 65 歲的人口必須背負著特別是針對家裡有老人、小孩或行動 不便者，家庭中的男女主人所背負的責任更加沉重，特別是女性。反之，若論及

經濟和情感資源時，已婚者雖有一定程度該盡的義務，也能享受到家庭中成員們 的支持。對於離婚、分居或喪偶者，在家庭中往往得身兼數職，不僅要成為家中 的經濟來源也是家中情感的支柱，這樣的負擔大多會對個人造成極大的壓力，研 究指出此時參與社會性休閒對此婚姻狀態者之快樂感，有極大的效益。而單身者 年齡偏低，大多為學生或剛出社會者，因此親身體會到家庭所帶來的義務和壓力 尚未如此強烈，因此普遍受到較小的壓力並擁有高度的快樂感(Schneider et al.

2004)。另外，女性經濟能力的提升和男性收入相對下降的情況，使得越來越少人 願意進入婚姻，特別是女性(Oppenheimer 1997)。近年來的結婚率降低和離婚率升 高，使得家庭和婚姻對於維繫快樂感的影響受到質疑(Waite 2000)，本研究雖未針 對家庭中是否有小孩或老人的變項進行更深入之探討，但將性別、婚姻狀態和家 戶收入此三類變項用以表示家庭對快樂感的影響，應該能略窺家庭、休閒和快樂 感之關係。

早期的學者認為個人背景會影響快樂感的高低，而休閒活動參與則能成為個 人背景與快樂感中間的調節變項，但依循後來的學者研究，休閒並非完全出自於 人自由的意識，個人背景亦會對休閒參與之種類產生影響，再藉由不同的休閒參 與對快樂感造成不同之作用，在此處休閒參與則作為一個中介變項並非完全無條 件地對個人的身心健康有完全正面的影響，而是有條件的隨著社會、環境受到影 響。因此綜合以上所述本文首先關注在不同的休閒活動中，是否擁有某些特定社 會人口因素的群體會有較多的機會參與休閒活動？其次，休閒參與是否具有提升 現代人快樂感之效能，而何種類型的休閒活動對快樂感具有最強烈的正向作用。

最後，對於現代人而言，工作和家庭是和個人生活息息相關的兩個社會機制，它 們不僅對休閒活動參與造成影響。也是決定現代人快樂感的重要因素。工作的有 無皆會帶給人們不同面向的壓力，無工作的人在社會中是被認為沒有地位的，但 有工作的人卻也因為現代對於工作的重視而每天在工作中疲於奔命，這是個令人 匪夷所思的現象。另外，家庭結構逐漸轉變，現代是以核心家庭為主的形式存在，

核心家庭所提供的經濟和情感支持是否能繼續發揮效果？因此本文關切當工作與 家庭結構的改變對快樂感造成的影響下，休閒活動是否具備舒緩工作與家庭對快 樂感影響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