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傾向的內涵與相關因素

壹、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傾向的基本概念

Hofstede (引自 Hofstede, 2011)針對總計超過 50 個國家、10 萬名於大型跨國 公司 IBM 工作的員工調查其價值與相關看法，發現可以從不同文化之員工中識 別出不同國家價值體系的差異，因為個人之平均分數與其國籍顯著相關，且個人 間除了國籍外，在其他各方面幾乎皆無明顯差異，使得國家差異之影響特別明顯，

並以此為基礎將原先問卷與價值觀有關的問題進行因素分析，最終形成一個關於 國家文化差異的四維度模型，而可以被用來測量與其他文化的差異(Hofstede, &

Hofstede, 2005)，包括：權力關係(Power Distance)、不確定性避免(Uncertainty Avoidance)、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陽剛主義與 陰柔主義(Masculinity versus Femininity)。在其他學者的研究基礎上，後續又增加 長期與短期(Long Term versus Short Term Orientation)、放任與約束(Indulgence versus Restraint)之維度( Hofstede, 2011)。

而其中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一直以來都是跨文化相關研究關注的焦點 (Matsumoto, Yoo, & Fontaine, 2008)。因為其為文化概念提供理論架構，並進一步 與個人的心理現象相連結(Kim, Triandis, Kâğitçibaşi, Choi, & Yoon, 1994)，且個人 主義與集體主義同時亦是其他文化維度的基礎(侯新民、何樹勛，2010)，因而被 認為是瞭解社會行為文化差異最重要的維度。Hofstede, & Hofstede (2005) 將個 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分別定義如下：個人主義是個人之間關係鬆散的社會：每個人 被期待去照顧他/她自己，以及其直系親屬。集體主義與其相反，個人從出生後就 融入到保護他們以換取毫無疑問的忠誠之強大、團結一致的內團體。兩者的差異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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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翻譯自“Dimensionalizing Cultures: The Hofstede Model in Context” by G. Hofstede, 2011, Online Readings in Psychology and Culture, 2(1).

楊中芳(2001)在其著作如何理解中國人：文化與個人論文集中，則是從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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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合理而非相關；態度或規範是社會行為的決定因素，個人主義中，態度比規範 更重要，而在集體主義中，規範比態度更重要(Triandis, Chan, Bhawuk, Iwao, &

Sinha, 1995)，而此多義性的構念也使得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的文化維度能夠更好 的去理解在特定領域中由語境和社會暗示所引發的結構差異(Oyserman, Coon, &

Kemmelmeier, 2002)。不過楊中芳(2001)也特別指出文化層次與個人層次的價值 體系並非是一個對應的關係，且個人層次是從外顯行為來界定，難以代表個人的 價值或背後的價值體系，因而其建議將「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的構念，限制於 指，人們在個體的外顯行為層次，看起來受到周遭其他人的影響比較小及大的差 別之上，而難以直接用來區辨不同的文化。

參考以上學者對於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的論述，考量到本研究是以心理衛生 社會工作者研究對象，因而是從個人層面進行探討，而會特別著重其外顯行為，

因而將本研究的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傾向定義為：文化背景所建構的認知結構，

將會影響個人如何看待自我、以及個人與所屬團體之間的關係，進而可能出現符 合該認知結構之外顯行為。

貳、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傾向的內涵

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最大差異在於個人如何界定自我(Lee ,& Tamborini, 2005)，而Triandis (1995)之區分是時常被使用，且被認為是最完整的，其乃是在 Markus與Kitayama (1991) 之研究基礎下，認為自我可以區分成四種類型，而依 照四種自我可以進一步把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區分為：水平個人主義（horizontal individualism）、水平集體主義（horizontal collectivism）、垂直個人主義

（vertical individualism）、垂直集體主義（vertical collectivism），而這種劃分 也是後續在測量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傾向上時常被使用的，其中各面向說明如 下：

一、水平個人主義：是一種獨立自我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文化模式，但與其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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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是幾乎平等的。自我是獨立的，而且與其他人的自我是相同的。

二、水平集體主義：是一種個人將自己視為內團體一份子的文化模式。換言之，

自我是融入到內團體中，而團體中的人都非常相似。在這個文化模式中，自 我是相互依存的，並且與其他人的自我是相同的。平等是這個文化模式的本 質。

三、垂直個人主義：是一種獨立自我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文化模式，但個人與其他 人是有差異的，而且不平等是被期待的。自我是獨立，而且與其他人的自我 是不同的。

四、垂直集體主義：是一種個人將自己視為內團體一份子的文化模式，但內團體 的成員與其他人不同，有一些成員比他人更有地位。自我是相互依存，但與 其他人的自我是不同的。不平等在這個文化模式是被接受的，而且人們並不 認為與其他人是相同的。為內團體服務與犧牲是這個文化模式的重要方面。

參、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傾向與社會工作

隨著個人主義的復甦，現代社會越來越重視個人的自由與權利，而社會工作 領域也深受其所影響，包括：以人為本的服務計畫、個別化服務、促進生活政治 (life politics)等，均被認為是個人主義在社會工作的體現(Houston, 2014)，甚至社 會工作亦曾被認為是受到西方個人主義所主導，而不適用於偏向集體主義的文化 (Al-Krenawi, & Graham, 2003; Rankopo, & Osei-Hwedie, 2011)，然而隨著社會工 作因應在地化發展之需要而有所調整，漸漸地有學者認為社會工作可以兼容個人 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特性，因為兩者關注的焦點皆在於人，所以認為個人主義與集 體主義並非是二元對立的概念，兩者應當被可以共存，甚至使彼此更完整(Dascalu, 2018; Leung, & Tam, 2014)。

回歸到社會工作者本身，其個人依然也可能受到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等文化 價值所影響，其中曾被提及的是責任歸屬的部分，即個人主義重視個人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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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可能傾向將問題歸因於個人責任(Baker, & Hunt, 2016)；集體主義則是進一步將 團體影響也納入考量，更加重視情境歸因(林岳宏，2006)，即個人與環境之交互 作用對於行為的影響。而社會工作者可能會因為其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傾向的差 異，在評估重點上產生變化，而更可能造成評估上的偏誤(Cary, 2010; Williams, 2007)，如：

Cary (2010) 之研究間接凸顯個人主義世界觀對於社會工作者的影響，其欲 了解社會工作者如何回應描述集體主義文化的小孩及其家庭之短文，共訪談 19 位社會工作者（17 位為白人、1 人為亞洲/太平洋島民、1 人為猶太人），其研究 指出有部分社會工作者忽略了集體主義文化先重視家庭，而後才是個人意見的特 色，將問題歸因於小孩，忽略家庭對於小孩的影響，而這可能是因為西方文化的 服務提供者受其文化所影響，而較偏向個人主義，致使容易將問題歸因於個人。

Williams (2007) 之研究也可以作為借鏡，其則是以 568 名心理師為研究對 象，藉由描述明顯因為情境壓力導致適應障礙症之服務對象的短文，欲瞭解個人 主義、集體主義等文化價值與評估偏誤(忽略情境壓力，注重個人特質)之間的關 聯，其研究結果指出偏向個人主義的心理師，越可能出現該種評估偏誤，而偏向 集體主義的心理師，則越不可能出現該種偏誤。

此外，亦有許多研究指出，若服務提供者在提供心理衛生相關服務時，沒有 關注到個人的需求、偏好和文化背景，則可能導致許多服務使用者拒絕接受服務，

或者僅能接受品質較差的服務(Abe-Kim et al., 2007; Healey, Stager, Woodmass, Dettlaff, Vergara, Janke, & Wells, 2017)，如：Chen (2016)指出個人主義社會所強調 的獨立、個人成就、自我實現，有別於重視人際關係和家庭責任的集體主義社會，

因而若直接使用個人主義社會的服務觀點於集體主義社會中，可能較難符合服務 使用者之需求，進而連帶影響所提供之服務的成效，而這也間接突顯瞭解服務提 供者本身文化傾向和服務使用者之文化背景的重要性。

綜上所述，不論聚焦在文化層次，或者是個人層次，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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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對於社會工作產生影響，而此影響又會進一步影響服務使用者的權益，然而 先前多是西方之研究，而較缺乏華人文化相關的觀點，或者是臺灣本土的經驗，

因而本研究欲從臺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者的角度，進一步瞭解其個人主義-集體 主義傾向之現況。

肆、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傾向的相關測量

當前對於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傾向的測量工具，主要都是由個人層面來進行 測量，其中可分成兩種，包含：從獨立性/相依性之自我構念來測量、從該文化之 個人外顯行為來測量，但考量到本研究主要著重在從文化差異之角度進行探討，

因而與後者較為貼近。而從該文化之個人外顯行為來測量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傾 向的工具中，最常被使用的是 Singelis、Triandis、Bhawuk 與 Gelfand (1995)發展 之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量表(INDCOL)和 Triandis 與 Gelfand (1998) 等發展之水 平/垂直個人主義、集體主義量表(HVIC)。

Singelis 等人(1995)參考 Triandis(1995) 對於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的論述，欲 發展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傾向的量表(INDCOL)，其量表共有 32 個題項，涵蓋 Triandis(1995)所區分的垂直/水平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等四個面向，在其發展過程 亦曾使用 LISREL 7 進行檢驗，確認四因子模型相較二、三因子模型有更好的適 切性。該量表後續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檢驗其量表之內部一致性，其中水平個人 主義之α = .67，垂直個人主義之 α =.74，水平集體主義之 α =.74，垂直集體主義 之α =.68。

Triandis 與 Gelfand (1998)後續依照 Singelis 等人(1995)所發展的 32 題項量 表，欲透過四個研究檢驗其效度，過程中亦曾以因素分析之方式，選取各面向負 荷量最高的前四題，形成一具有 16 題項的個人主義-集體主義量表(HVIC)。第一 個研究乃是因為 Singelis 等(1995)所發展之量表是以美國之大學生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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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 Triandis 與 Gelfand (1998)研究改以 326 名韓國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欲檢 驗該量表於非西方文化的適用性，後續的第二、三、四個研究則分別指出四因子 模型有良好的區別效度和聚合效度、區辨垂直/水平集體主義之差異，以及以其

因而在 Triandis 與 Gelfand (1998)研究改以 326 名韓國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欲檢 驗該量表於非西方文化的適用性，後續的第二、三、四個研究則分別指出四因子 模型有良好的區別效度和聚合效度、區辨垂直/水平集體主義之差異，以及以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