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殖民權力的媒體政策與殖民地媒體狀況
第一節 殖民地媒體政策
二、 兒玉後藤政府的轉變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6
條目在其中聲明「日本臣民在法律範圍內，有言論、著作、集會、結社之自由」
的內容，而在 1898 年公佈了修訂過後的〈新聞紙條例〉。此條例比照原本的〈新 聞紙條例〉，在內容上最重要的改變乃取消「許可制」，改為一律「屆出制」，在 媒體政策之制限上緩和甚多，但保證金制度並未更改63。而這種「許可制」雖然 在日本內地得以取消，改為申請報備即可發行的「屆出制」，但終臺灣的整個殖 民地時期，媒體發行都在「許可制」之限制下。由此也可想見殖民地的媒體政策 和媒體環境，和內地相比是多麼嚴苛了。
日本的〈新聞紙條例〉一直沿用至 1909 年。此年日本帝國會議廢除〈新聞 紙條例〉，公佈了已通過之〈新聞紙法〉。而此法也在日本內地一直沿用至二次大 戰後，不過已與臺灣無關。
二、兒玉後藤政府的轉變
如前所述，在〈臺灣新聞紙條例〉公佈以前，臺灣並無特定的媒體政策，媒 體相關法規原則上遵照日本內地施行。到了 1898 年，第四任的台灣總督兒玉源 太郎上任，而與他搭檔就任臺灣民政長官的，則是原台灣總督府衛生顧問的後藤 新平。在兒玉統治時期，由於其身兼軍務要職及軍務上的繁忙，統治臺灣的重責 大任實際上是由後藤在規劃與推動。後藤的專長背景乃是醫學，他曾留學德國，
獲得醫學博士學位，而他就職臺灣民政長官之前的台灣總督府衛生顧問一職，也 反映了他醫學專業的背景。這種醫學上的背景，在他就任臺灣民政長官後被應用 在其統治策略上。他強調台灣的統治基礎應建立在生物學的原理上，即首先該對 台灣的風俗習慣和社會制度等進行科學的調查，再制訂適當的政策。也就是說，
相對於當時日本國內對殖民地是否應採「同化主義」的看法，後藤主張對台統治 方針應以隨機應變的「無方針主義」為要，不對臺灣人強加同化於日本的壓力，
一分面適度尊重台灣人習慣，二方面也達到籠絡臺人以利統治的目地64。 但後藤新平的這種「無方針主義」並不是給殖民地人民隨便的意思。事實上，
從當時殖民地的發展來看，這一切都是為了統治上的安定。亦即在殖民統治初期，
若欲建設，則治安上之穩定便是殖民地統治的首要任務。而這個時期，後藤也開 始對台灣的警察制度做出改革，逐步建立了「警察政治」的統治型態65。警察的 實際執行任務與公權力也幾乎介入了臺灣統治的各層面，以致曾任臺灣總督府諸
63 同註 58，頁 79~80。
64 參閱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著，《臺灣史》(台北：五南，2002 年)，頁 176~177。
65 李理，《日據台灣時期警察制度研究》(台北：海峽學術，2007 年)，頁 4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7
多職位的持地六三郎，在其著作《臺灣殖民政策》中便提到：
台灣的警察，實為臺灣殖民政策的重心所在。台灣的警察，除其本身固有 的事務以外，而幾乎輔助執行其他所有的行政；過去有所謂『警察國家』
的理想，這一理想在臺灣已經成為事實。臺灣殖民政策的成功，一部分不 得不歸功於這一警察制度。66
而這種對統治安定的高度需求，自然也使得後藤把目光轉向殖民地媒體環境的關 注和媒體政策的擬訂上。
如前所述，當時臺灣的媒體政策乃比照日本國內法令施行，同時也分享了日 本媒體發展的傳統。根據李承機從新聞媒體「輿論」角度切入所做的研究分析，
1868 年「明治維新」開始以後，一方面固然相關新聞法規不斷成立，但另一方 面這也反映出「日本本土的新聞媒體市場開始隨著『文明開化』的風潮快速成長」
67。這股風潮先是與「1870 年代中期以制訂憲法為主要訴求的自由民權運動」結 合，使得新聞媒體成為當時各種政治性輿論的載體，同時在 1880 年代此運動進 入高潮後，發展出和日本當局權力的一種「對抗關係」。而這種日本新聞媒體在 發展過程裡所產生種種性格之一的「輿論」傳統，便在台灣成為日本第一塊殖民 地後，順理成章的由那些特別是參與過日本本土輿論經驗的「在野」、「民間人」
的新聞人所帶來。
這些日本民間新聞人在進入殖民地後，面對著被「六三法」賦予絕對權力的 總督府的專制統治，自然常常感到一種不滿，加上當時台灣並不存在特殊的媒體 政策，因此在與日本共同適用的法令規範之下，常常藉由其所辦之「民間紙」多 所批判、發洩出來，「複製自由民權運動時期的經驗」68，因而在殖民地也發展 出一種和總督府的對抗關係。而另一方面，原本兩家領受總督府資助的新聞紙─
─《臺灣新報》和《台灣日報》，也因為不當的競爭關係而忘卻了殖民地新聞的 本份乃在對總督府之統治予以宣傳之助力，反成為總督統治之阻礙69。這些媒體 的現狀，都使得後藤新平開始思考一種重塑台灣媒體環境的可能。
66 轉引自前註書，頁 3。
67 同註 56，2-6。
68 同前註。
69 根據《台灣日日新報》的社史《台灣日日新報三十年史》描述，當時這兩家報紙「両紙とも 動もすると植民地新聞たる本領を忘れ去らんとするので当時兒玉總督などは相当に心配もし、
且つ之では台灣の統治上卻て有害であると考へ」，轉引自註 54，頁 8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8
三、《台灣新報》和《台灣日報》的惡性競爭
在日據時代初期，由於之前在清朝統治下臺灣媒體環境並不發達，因此成為 殖民地後的初期，若講到臺灣媒體狀況，那麼指涉的對象便是由在台日本人所發 起、創辦的新聞雜誌等刊物了。如同前文所述，這些媒體的特性植根於日本媒體 的發展傳統，同時其所訴求的對象也仍然主要是在台日本人。這是因為，在殖民 地初期的臺灣，台灣本土人民識字率普遍低落，同時仍未進入現代化，而媒體這 種具備近代化象徵意義的媒介，一時自然難以進入台灣大眾階層。因此可想而知，
當時的日本人若要在台灣辦新聞雜誌，其所預期的讀者當以在台日人為主，特別 是在最初的這段時期。而這樣的媒體市場不會太大，讀者數量也有限，但也正因 如此，如果在同一種讀者市場內卻有不只一家的媒體存在，特別是日日發行的日 刊新聞紙時，那麼惡性競爭便可能發生得加倍劇烈。
1898 年之前，台灣存在兩家主要的日刊新聞紙，而這兩家新聞紙都與總督 府有關。首先是《台灣新報》，1896 年 6 月在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的授意下，
由其同鄉山下秀實所創辦。而在第二任總督桂太郎的要求下，於 7 月起，每回發 行皆與總督府的〈府報〉共同，作為總督府傳達政令之管道，同時此報也接受總 督府資金補助，並於同年 10 月 1 日轉為日刊報紙。其二則是《台灣日報》，此報 也是在桂太郎之授意下，但卻創辦於其離職後的 1897 年。因此雖然此報在發行 前與《台灣新報》同樣談妥接受總督府補助資金和刊載〈府報〉之義務，卻因桂 太郎的離職而生變，最後導致補助金大幅下滑──此點也成為後來兩家報紙惡劣 競爭的原因之一70。
原本在臺灣報界獨大的《台灣新報》，在《台灣日報》創辦後，因競爭關係 而彼此產生敵對意識。加上當時兩報背後所代表的政治勢力也不同(《台灣新報》
為樺山資紀的薩摩系；《台灣日報》為桂太郎的長州系)71，這些因素導致兩報在 報導新聞和評論時，往往採取截然相反的立場，甚至在版面上筆戰了一年餘。而 這種雙方立場對立的結果，自然使得閱報讀者在理解新聞時難以適從。對總督府 方來說，其原本寄望於推廣宣傳政令的企圖也受到不當的干擾。
這種狀況在兒玉和後藤上任後被清楚的意識到，當時總督兒玉源太郎相當擔 心這兩家報紙忘記了殖民地新聞本身的使命，因此反造成殖民統治上的阻礙，因 此在上任未久，即資助日人守屋善兵衛，令其出面買收兩家報紙，在同年 5 月合 併為《臺灣日日新報》。且在報社人事和資金上進一步安插相關人物和提高補助，
70 同註 58，頁 88。
71 同註 54，頁 8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9
欲使其真切發揮「植民地新聞的本份」72。這些動作顯明了兒玉後藤政府在媒體 環境上欲思改革的決心，而《臺灣日日新報》在體質和性格上也比未合併前的兩 家報紙更有官方色彩。透過這樣的手段，扶植御用新聞成為了總督府改造台灣媒 體生態的第一步。另一方面，與扶植御用新聞搭配的，則是三個月後由後藤新平 領導的關於〈臺灣新聞紙條例案〉的立法行動。
從總督府的角度來看，當時媒體在近代化發展中所挾帶的政治意涵和輿論製 造能力，肯定使得統治者感到相當程度的警覺，而思加以利用和防微杜漸。我們 從併社之前《臺灣新報》和《臺灣日報》的歷史來看便能略知一二。這兩家報社 都是在總督授意之下所創辦，也就是說，官方知道他們需要媒體來「幫助」他們。
二者則是，總督府對這兩家報社的資助條件之一，便是報紙在發行時必須跟著發 配來自宣報總督府政令的〈府報〉。意即，官方知道透過媒體的傳播，她能夠對 治下之民「發聲」，傳達府方想要傳達給大眾的訊息；同時她也能夠在這過程中，
替自己塑造一種適合她統治的形像。這其間媒體不只發揮了其傳達訊息的本質，
也在某種程度上參與了「塑造」總督府本身的工程，尤其在後者的範圍內，其如 何發揮便成了很重要的問題。加上當時距日本來台殖民不過三年，雖然官方聲稱 已達全台平定之狀態，但各地大大小小的本土勢力仍持續反抗著。而對殖民地的
也在某種程度上參與了「塑造」總督府本身的工程，尤其在後者的範圍內，其如 何發揮便成了很重要的問題。加上當時距日本來台殖民不過三年，雖然官方聲稱 已達全台平定之狀態，但各地大大小小的本土勢力仍持續反抗著。而對殖民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