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移轉主要是針對經濟弱勢族群，藉由增加他們的所得，使其消費增加，
以提高其生活福祉。國外在評估公共移轉時，大多以公共移轉對所得收入或貧窮 率的影響為主，對消費影響的研究較少；此外，有學者注意到，在評估公共移轉 時也需注意其與私人移轉之關係，因此也有人研究公共移轉對私人移轉之影響。
本研究之文獻回顧將分為三部分：公共移轉對私人移轉及消費之影響、以及國內 敬老津貼的相關研究。
第一節 公共移轉對私人移轉之影響
有關公共移轉對於私人移轉的影響，在理論上有兩種說法。第一種是
Becker(1974)提出的利他模型，該模型認為公共移轉會造成私人移轉減少。利他模 型假設一個具有利他性格的家長會考量到家中其他成員的福利，因此家長會將自 己和其他成員的效用水準合併考量；亦即家長在分配所得時，會以全家人的所得 水準作為分析單位。倘若家中某成員的所得增加，家長將會減少其移轉額，以維 持家中整體所得的中立性(Neutrality)。因此當政府有公共移轉的政策使受益人的私 人所得增加時，移轉人便會減少其私人移轉，造成公共移轉排擠私人移轉的現象。
第二種是交換模型，該模型認為公共移轉不會造成私人移轉減少。交換模型 認為移轉人移轉所得的動機，係預期被移轉人會以服務或協助作為交換。Bernheim et al.(1985)首先提出遺產動機，即父母會以遺產作為誘因，誘使子女提供服務。統 計分析也驗證了父母在遺贈遺產時，確實會考量子女的關懷程度。Cox(1987)也發 現子女所得和父母移轉呈正相關，即父母不會因子女所得增加而減少其移轉，證 實父母移轉所得的動機並不是利他性。因此，當公共移轉發生時，並不會產生利 他模型所說的「中立性」現象，亦即私人移轉不因公共移轉增加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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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個理論對於福利政策的效果也有不同解釋。利他模型認為公共移轉使 私人移轉減少，彼此相互抵銷而降低福利政策的淨效果。交換模型則認為由於沒 有排擠效果，政府的福利政策可以達到重分配的目的。
公共移轉排擠私人移轉的問題之所以重要，Jensen(2003)認為有三個原因：一 是排擠效果將會造成公共移轉或重分配政策無法達到預期的目標，因為公共移轉 雖然使所得增加，卻同時減少私人移轉，造成淨所得下降。則受益人實際上的收 入非如政策結果所預期。二是在政策評估上，若忽視了排擠效果，將會高估政策 效果，造成評估上的差錯，甚而導致社會問題無法得到解決。三是藉由排擠效果 的觀察，可認識到家戶所得移轉的行為。此外，在其他研究中也認為在評估社福 政策時，若未將私人移轉的影響加入評估，將無法準確評估政策結果
（Reil‐Held,2006; Cox&Jakubson,1995）。
私人移轉關係可分為兩種，即父母對子女和子女對父母。就前者而言，東亞 和西方國家差異不大，但後者卻因文化因素而有不同。由於東亞國家深受儒家思 想影響，強調子女必須奉養年長父母，因此即使有了政府的公共移轉，子女的私 人移轉仍是老年人的主要收入來源（Kwon,2001; Kim&Choi,2008）。反之，在西方國 家中，子女對年邁父母的私人移轉則相當少（Soldo&Hill,1993; Kim&Choi,2008）。因 此國外相關研究大多以公共移轉是否影響父母對子女的私人移轉為主。惟本文之 研究係敬老津貼對私人移轉之影響，因此研究主題為子女對父母的私人移轉關係，
故僅介紹此類的實證研究。
Cox&Jimenez（1992）研究秘魯隨收隨付制的年金，研究時間為 1985 至 1986 年。作者發現在沒有社會安全福利時，子女給老人的私人移轉會多出 10intis（秘 魯貨幣）左右，佔現有私人移轉的 20％。Reil‐Held（2005）研究德國隨收隨付制 的年金，研究時間為 1998 年。作者發現當公共移轉增加 1％時，私人移轉將減少 8 歐元。
Lee&Lee（2009）研究韓國的老人年金（Basic Old Age Support Pension, BOASP），
以 2006 年，65 歲以上的老人作為研究對象。作者發現不同的所得水準會有不一樣 的排擠效果。就低所得群組而言，年金每增加一元，私人移轉收入將減少 0.14 元；
中、高群組則分別是 0.48 和 0.0001 元。此篇研究發現政策移轉對中間所得水準老 人的排擠效果最嚴重。
Cox&Jimenez（1992）、Reil‐Held（2005）、Lee&Lee（2009）的研究時間都只有 政策實施後的單一年度，無法得知老人年金實施前的狀況，但 Jensen (2003)在研究 南非溫達省的老人年金時，使用了差異之差異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11比較 老人年金實施前後的差異。結果發現年金每增加一元，私人移轉將減少 0.25‐0.30 元。
Cox& Jimenez（1992）、Reil‐Held（2005）和 Jensen（2003）雖然都使用家戶資 料，但在樣本篩選上略有不同。前二者僅以戶長作為研究對象，忽略了其他家庭 成員是老人的可能性。反之，Jensen（2003）則選取了家中有 50 歲以上成員的樣 本，不以戶長為限。其次，在依變數上，四篇文獻中，有三篇都是以私人移轉收 入作為依變數，惟 Cox 和 Jimenez（1992）以淨私人移轉（私人移轉收入－私人移 轉支出）為依變數。因為 Cox 和 Jimenez 考慮到私人移轉不僅是單向流動，年邁的 父母仍有可能移轉支出給兒女，並會影響到私人移轉收入的淨效果，因此以淨私 人移轉作為依變數。
最後，有關因變數的選取則是大同小異。除了公共移轉是主要變數以外，控 制變數包括了其他會影響私人移轉收入的變數。就被移轉人之特徵而言，有年齡、
性別、教育、所得、婚姻、居住區域等；就移轉人而言，則有所得、家庭模式、
和家中人數。此外，Cox&Jimenez 還多加了「過去四週內家族成員生病的變數，試 圖瞭解健康情形對私人移轉的影響。
11第一層差異是年齡，比較 65 歲前後的男性（60‐64vs.65‐69）和 60 歲前後的女性（55‐59vs.60‐64）
的私人移轉；第二層差異是時間，比較 1989 年（年金增加前）和 1992 年（年金增加後）之差異；
第三層是性別，比較男性和女性之差別。經由上述分析算出私人移轉之差異數後再除以 1992 與 1989 年之間年金的平均增加數，即可得到私人移轉因為公共移轉增加而被排擠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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