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上在衡量經濟福祉或貧窮率時，是以所得作為衡量指標，因為所得資料 可反映經濟能力、容易取得，也是家庭預算的基準（Mayer&Sullivan,2003; Charles et al., 2006）。但有學者認為以消費衡量民眾的生活福祉是較佳的選擇。第一個原因 是從恆常所得假設（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來看，所得收入常常隨著短期 波動而變化，如暫時性失業、疾病、年終獎金、加薪以及退休等。惟生活水準卻 不必然隨著所得波動而變化，因為人們可以透過儲蓄和借債維持其生活水準。與 所得相比，消費就不易受到短期波動的影響，因為消費者在消費時會從長期的觀 點衡量其所得收入的情況。因此消費可以反映長期的所得狀況，但所得僅能反應 短期變遷。（Cutler&Katz,1991; Slesnick,1993; Pendakur,2001; Goodman& Oldfield, 2004; Brewer et al., 2006）。
第二是所得資料本身的誤差。產生誤差的主要原因是低報所得，尤其是在私 人移轉和公共移轉的項目；而低報的情形在低收入的家庭中更為嚴重
(Edin&Lein,1997)。而非法交易以及避稅心理也會導致民眾低報所得。除此以外，
並非所有的財產都可用所得衡量，因此對於擁有財產卻無法被衡量的人，他們的 生活福祉將被低估（Mayer&Sullivan,2003）。
第三，在某些同時採用所得與消費作為衡量指標的研究中，具備所得貧窮的 人不一定具備消費貧窮（Jencks&Mayer,1996; Slesnick,2001; Mayer&Sullivan,2003；
洪明皇，2011）。Mayer& Sullivan（2003）亦發現許多弱勢單親媽媽的消費普遍大 於所得。因此單以所得作為衡量標準，會有高估貧窮率的現象，故必須以消費指 標作為輔助（Mayer&Sullivan,2003; Bavier,2008）。
Brewer et al.（2006）檢驗英國的國民保險年金在政策變遷後是否影響了受益 者的消費水準。第一項變遷是 1999 年所制定的「最低所得保障」（Minimum income guarantee），該政策提高年金的最低額以增加貧窮者的年金。結果發現貧窮的受益
者在該政策實施後確實提高了 10％的總支出；非基本消費12更高達 15％～20％。
第二項變遷是在 2001 年之後取消不同年齡的保險費規定，亦即 60 歲以上的受益 者可直接領取與 80 歲以上受益者相同的年金，因此作者認為較年輕的受益者在領 取到較多保費後會增加其支出。結果發現較年輕的受益者在非基本消費上有明顯 增加。作者在這項研究中不僅發現老人年金造成消費支出上升，也發現老人年金 對消費型態的影響。他們認為非基本消費的增加應與奢侈品的高所得彈性相關，
並非是老年人奢侈浪費。
Fan（2010）以邊際消費傾向（MPC）檢驗台灣的老農津貼是否符合恆久收入 假設（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13從而得知老農津貼是否使受益者的消費增 加。作者採用差異中之差異法，以有領取老農津貼、滿 66 歲的人作實驗組；有公 務員身份、滿 66 歲的人作控制組；並比較實施前（1990‐1994）與實施後（1999‐2001）
的差別。研究結果發現老農津貼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是 0.68，其他所得僅有 0.27，
亦即老農津貼確實增加了受益者的消費。
Mayer&Sullivan（2004）研究美國單親媽媽的生活水準，研究時間在 1984 年 至 2000 年。此時原有的福利政策（AFDC, TANF, Food Stamp）逐漸被 EITC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所取代，14因此作者想要探討單親媽媽在公共移轉收入下降，但 是所得收入上升時的淨效果。作者依照政策變遷的趨勢將時間分成四組（1984‐1990、
1991‐1993、1994‐1995、1996‐2000），比較單親媽媽與單親女性、已婚且有小孩的 婦女兩者之間在消費上的差別。研究發現單親媽媽的消費在政策變遷後期有顯著 增加。可證明 EITC 取代其他福利政策並未讓單親媽媽的福祉下降。
Brzozowski（2007）以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單親媽媽為研究對象，同樣是探討加 拿大在 90 年中期以稅式支出取代福利政策的結果。研究時間分為三個階段，分別 是改革之前（1982、1986、1992）、改革前期（1996‐1998）、改革後期（1999‐2001）。
12 房子、食物、和燃料以外的消費。
13 邊際消費傾向是收入每變動 1 單位，消費的變動額，介於 0 到 1 之間。
14 EITC 屬於稅式支出一種，是一種將社會福利與所得稅相結合的制度。只要納稅人的申報所得符
合一定標準，即可請領所得稅額的扣抵或補貼以增加其收入，屬於一種間接的公共移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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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方法大致與 Mayer&Sullivan（2004）類似，但在比較組方面，除了原有的單 親女性和已婚婦女以外，也增加了魁北克、不列顛哥倫比亞兩省的單親媽媽作為 區域性的比較組；也採用了傾向分數配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依照實驗 組的年齡、家庭規模、區域、財富狀況等特性，尋找最相似的比較組。研究結果 也與 Mayer&Sullivan（2004）類似，改革後期消費開始上升，但作者強調改革前期 消費明顯下降的結果仍然會造成不利影響。
以上四篇文獻，前二者是有關老人的公共移轉政策，後二者則是針對單親媽 媽的公共移轉政策。這些研究都以消費作為衡量指標，並且都發現公共移轉造成 消費增加。有關研究方法，除了第一篇有關英國年金的研究之外，其他三篇都採 取差異中之差異法，但方案組與比較組的同質性都不高，可能會導致其他未知變 數影響研究結果。其次，有關依變數，第一篇以個人消費作為依變數，其他則是 家戶消費。但是消費通常是以家戶為單位，除非是獨居，否則難以分割成以個人 為單位的消費。至於在控制變數上，由於第一篇是以個人消費作為依變數，因此 控制變數以個人為單位。然而其他三篇是以家戶消費為依變數，則控制變數的選 擇應該也要同等以家戶為單位，故戶長的教育和年齡等個人資料並不適合放入。
第三節 台灣有關敬老福利生活津貼之研究
有關老人貧窮問題，有些學者注意到老人單人戶數的增加造成我國老人貧窮 率和所得不均度的惡化（王德睦等，2006；王德睦等，2008；何華欽，2007；林 金源，1997；洪明皇，2011；薛承泰，2002）。薛承泰(2002)分析我國的貧窮問題 時，就發現老人單人戶的貧窮率較其他年齡層高；何華欽(2007)也發現老人單人戶 和老人夫妻戶是近貧家庭的主要類型。蔡正海（2006）研究 1999 至 2004 年單人 家戶的貧窮問題時，也發現女性、65 歲以上的單人家戶貧窮率均為最高。因此，
老人單人戶不僅是貧窮風險較高的族群，也是目前老人中最弱勢的族群。
為了解決老人貧窮問題，政府遂於 1990 年代開始推動社會津貼。薛承泰(2002) 發現老人貧窮率在 90 年代後期有下降的趨勢，作者推估應與當時政府推動各類老 年津貼有關，而這個想法也被其他學者證實。林金源與朱雲鵬（2003）認為由於 1992 年以後政府推辦了一系列的社會扶助政策，大量的政府移轉降低了我國的所 得不均度。而 Huang et al.（2003）、何華欽(2006、2007)則發現政府移轉確實能夠 降低老人的貧窮率與貧窮強度，又以老人單人戶最為明顯。此外，他們進一步發 現老年人的貧窮率雖然降低，但移轉後仍有高比例的老人處於高貧窮風險中，證 明政府移轉仍不足以讓貧窮老人達到正常的生活水準，老人貧窮問題仍在。
另外，就國內有關敬老津貼的研究而言，大部分是針對敬老津貼的起源與發 展，尤其是選舉與政黨對敬老津貼的影響（林本炫，1993；孫健忠，1995；李明 璁，1996；傅從喜、薛承泰，1996；林瑩秋，1997；林彥伶，1998；余孟奎，2000；
施威良，2000；陳佳瑜，2004；張瑞真，2004；陳佳鴻，2005）。此外，有些學者 也發現敬老津貼有申請資格不公（孫健忠，1997；連偉舜，2005；陳佳鴻，2005）、
排擠其他社福支出（蔡沁蓓，2001；陳志章，2003）以及造成國家財務重擔等問 題（薛承泰，2002）。也有人認為社會移轉的增強將會削減家庭的奉養功能（余孟 奎，2000；薛承泰，2002）。
至於有關敬老津貼的評估研究，胡至沛(1998)與尚靜琦(2006)使用回應性評估，
著重利害相關人對政策的回應，並且以深度訪談的方式評估台北縣的老人津貼。
不同的是，胡至沛(1998)係訪談社福團體和安養院，而非津貼領取者；此時台北縣 的老人津貼也才發放 2 年多，效果並不明顯。尚靜琦(2006)的訪談對象除了老人的 社福團體，也有領取敬老津貼者、未領取者、以及規劃方案者，較為豐富；研究 時間也較長，從 91 至 96 年。尚靜琦使用 Dunn & Poister 所提出的六種評估指標檢 驗敬老津貼，15發現 3000 元的津貼對於所得收入少於 9000 元的領取者有較大的幫 助，甚至可以解決其經濟問題。但無論其所得收入多少，領取者普遍認為津貼可
15六項評估標準分別是效能、效率、充分、衡平、回應及妥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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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他們少向子女要錢，並減緩子女壓力，這隱含了公共移轉將造成私人移轉減 少。
黃美英(2009)同樣使用 Dunn & Poister 的六項評估標準，並採取文獻分析法和 個案分析法。其研究時間與上述兩者皆不同，是從 83 年至 97 年，包涵地方和全 國施行階段。黃美英認為就政策目標而言，敬老津貼不僅無法提升老人的生活，
更造成資源浪費和排擠效應；就政策問題而言，老年人的偏好需求其實是醫療服 務，惟政府並未對症下藥，造成敬老津貼無法滿足老人的需求。作者將從前有關 敬老津貼和國民年金的研究做了詳細的整理，但其重心似乎是在敬老津貼如何銜 接國民年金；至於在敬老津貼的評估上，大部分是在整理他人的意見，自己的看 法則較少。
目前國內針對敬老津貼的評估以質化居多，量化較少；但國外則有學者以量 化方式研究台灣的敬老津貼。Biddlecom et al.（2001）使用「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 狀況長期追蹤調查」，研究時間是 1989、1993、1996 三個年度。作者探討我國老 人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否從私人移轉改變為公共移轉，如果有顯著改變則證明公共 移轉會排擠私人移轉。研究結果發現老農津貼有顯著變化，敬老津貼則沒有，作 者認為這是因為敬老津貼的發放金額較少，時間也較短（各地方政府的敬老津貼
目前國內針對敬老津貼的評估以質化居多，量化較少；但國外則有學者以量 化方式研究台灣的敬老津貼。Biddlecom et al.（2001）使用「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 狀況長期追蹤調查」，研究時間是 1989、1993、1996 三個年度。作者探討我國老 人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否從私人移轉改變為公共移轉，如果有顯著改變則證明公共 移轉會排擠私人移轉。研究結果發現老農津貼有顯著變化，敬老津貼則沒有，作 者認為這是因為敬老津貼的發放金額較少，時間也較短（各地方政府的敬老津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