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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郎官抗疏最知名，
玉簡霜毫海内驚。
氣作山河今即古，
光齊日月死猶生。
忠臣白骨千秋勁，
烈婦紅顔一旦傾。
萬里秖看遷客淚，
朔風寒雪共吞聲。1
(一)、 研究動機
嘉靖 31 年（1552）11 月 16 日，時年 37 歲的楊繼盛 （1516
－1555）收到了陞任武選司的通報。這是他今年第四次陞遷
了。4 月時，他收到了陞山東諸城知縣的通報，8 月又陞南 京戶部雲南司主事，才剛到南京就任沒多久，9 月又收到陞 刑部湖廣司員外的通報，等到 11 月拿到憑證要動身北上時，
再度收到了兵部武選司的陞遷通報。從陞遷之速來看，他的 仕途看似正要飛黃騰達，一展抱負。
去年（1551）年初，楊繼盛才因上疏諫阻開馬市而被貶
到陝西狄道當典史，沒想到受謫不到兩年，政局發生變化，
楊繼盛轉貶而陞，且短時間內連陞四次，成為眾人目光焦點。
楊繼盛自覺受朝廷恩惠之大，於是返京路上，過保定家
1 沈鍊，〈哭楊椒山〉，《青霞集》（臺北：臺灣商務，1983）卷6，頁2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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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不入，急忙趕路上任。途中，他苦思該如何報效朝廷。某 日他秉燭靜坐至深夜，與妻一席話間，悟出其報國之道，即：
彈劾「賊臣」嚴嵩（1480－1567）。
到任後不多久，楊繼盛便上呈〈請誅賊臣疏〉，上本後 兩日便被捉拿到鎮撫司施以拶手酷刑，逼問主使者何人。再 兩日後，又被打了 140 大板。楊繼盛下獄三年，最後於嘉靖 三十四年（1555）斬首棄市。
本文開頭所引的詩，即沈鍊（1497－1557）得知楊繼盛受 刑後寫下。當時也因彈劾嚴嵩而被流放的沈鍊，「日相與詈 嵩父子為常」，2獲知楊繼盛受斬消息時，只能「朔風寒雪共 吞聲」，在遙遠的地方一同悲憤哭泣。3此詩中有句「郎官抗 疏最知名，玉簡霜毫海内驚」，即指楊繼盛彈劾嚴嵩的〈請 誅賊臣疏〉。早在官方正式卹典楊繼盛之前，沈鍊便以楊繼 盛的殉節事蹟，將他定位成一名「忠臣」。
將楊繼盛定位為「忠臣」的人，不只沈鍊。楊繼盛身後，
以其彈劾嚴嵩而殉節為主題的小說和戲曲，如《鳴鳳記》和
《表忠記》等，廣為流傳並深入民間，皆有助於促成楊繼盛 死諫示忠的「忠臣」形象深植人心。4《明史》記載，嚴嵩下 台後七年，隆慶皇帝繼位，「恤直諫諸臣，以繼盛為首。贈 太常少卿，謚忠愍」。5至清代，順治帝御製之《表忠錄》中 特別表彰楊繼盛，「以旌忠鯁，垂法將來」。6清末如康有為
（1858－1927）與蔡元培（1868－1940）等人，也刻意選在楊繼
2 張廷玉等奉敕撰，《明史》，收入《二十五史》（臺北：藝文印書館，出版年不詳）
卷209，〈沈鍊列傳〉，頁27，新編頁碼2283，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景印。
3 沈鍊兩年後也遭遇同樣命運，受斬於宣府市。
4 閆興棟，〈歷史書寫與忠臣崇拜：以嘉靖忠臣楊繼盛為個案〉，武漢：華中師範大 學碩士論文，2016。
5 張廷玉等奉敕撰，《明史》，收入《二十五史》卷209，〈楊繼盛列傳〉，頁27，新 編頁碼2283。
6 順治皇帝，〈褒忠錄序•楊繼盛論〉，收入李衛等修，《（雍正）畿輔通志》卷七，
頁429，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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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北京故居松筠庵集會討論政事，藉此寓意他們與楊繼盛一 樣忠心愛國。2016 年，河北保定北河照村的楊繼盛故里祠被 選作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村委會牆上，大字寫著：「秉忠臣 銘訓，思一心為民」。不管是官方或民間，明或清或此刻，
楊繼盛作為一嘉靖「忠臣」的歷史認知已然完成，且持續進 行。
隨著楊繼盛的「忠臣」形象越見穩固，嚴嵩的「奸臣」
形象也同時形成。7後人撰史，常以忠奸對立之語境將楊繼盛 與嚴嵩並列提及，例如阮葵生（1727－1789）紀錄了清初官員 修明史時，李紱（1673－1750）和楊椿（1675－1753）的一番談 話：
李穆堂紱記聞最博，而持論多偏。在明史館，謂嚴嵩 不可入《奸臣傳》。纂修諸公爭之，李談辨雲湧，縱橫 莫當，諸公無以折之。最後，楊農先學士椿，從容太 息日：「分宜（按，嚴嵩）在當日尚可為善，可恨楊繼 盛無知小生，倡狂妄行，織成『五奸十罪』之疏，傳 誤後人，遂令分宜含冤莫白。吾輩修史，但將楊繼盛 極力抹倒，誅其飾說誣賢，將『五奸十罪』條條剖析，
且辨後來議恤議諡之非，則分宜之冤可申。」穆堂聞 之愕貽，自是不復申前說。8
7 近年來史學界出現越來越多討論有關嚴嵩「奸臣化」的研究，例如中國江西新餘高 專，特別設立一嚴嵩研究課題組，專門替同為江西人的嚴嵩「平反」。相關研究，
請參考：劉獻忠，〈嚴嵩研究芻議〉，《新餘高專學報》，第9卷第6期（江西，2004），
頁4-8；錢國蓮、周黎瑩，〈《鳴鳳記》與嚴嵩「奸臣」形象的形成及傳播〉，《浙 江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卷第2期（浙江，2007），頁132-137。李焯 然，〈從〈鳴鳳記〉談到嚴嵩的評價問題〉，收入氏著《明史散論》（臺北；允晨，
1991），頁59-107。
8 阮葵生，〈李穆堂持論之偏〉，《茶餘客話》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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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葵生認為李紱雖然見識多廣，但常常看法偏頗，甚至對嚴 嵩是否為奸臣的評價上與多數人不同，因此修訂明史討論到 這個話題時，激起其他人與之爭論辯駁。李紱雄辯莫敵，無 人能說得過他，直到楊椿把「世宗皇帝第一忠臣」楊繼盛抬 了出來。9楊椿順水推舟，藉著李紱「嚴嵩並非奸臣」的論點，
拿來反推論道「楊繼盛因此也並非忠臣」，甚至是個誣賴別 人的「無知小生」。楊椿的反詰，點出一個問題：如果嚴嵩 沒如此奸惡的話，那楊繼盛的「忠」是否也該受到質疑？然 而從阮葵生記述此事的情境看來，除了李紱之外，在場所有 的人都毫不懷疑楊繼盛的「忠」，而李紱也無法就「楊繼盛 是否為忠」有所辯駁，甚至對楊椿的反詰「聞之愕貽」。這 意味著：李紱可以辯論嚴嵩之「奸」，但楊繼盛之「忠」卻 如先驗存在的「事實」，不容許質疑。
細究楊椿的論詞根本矛盾，是個非黑即白的假兩難論 證，然而我們卻可從此討論證實一件事：嚴嵩和楊繼盛於後 人心目中為一忠一奸互為對立存在的關係之所以穩固，是建 立在對「楊繼盛是忠臣」的絕對肯定上，因而「嚴嵩為奸臣」
這個論斷也必須成立。而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從楊椿的反問 使得李紱無言以對的反應中，觀察出「忠奸之辨」與「議恤 議諡之是非」兩者之間，其實暗藏著帶有政治敏感的灰色地 帶，尤其是此番討論的時空背景發生在清初，從順治、康熙、
雍正、乾隆幾位皇帝一路對楊繼盛的忠烈精神褒獎、立祠與 對其故事的再寫與重寫。10由此看出，掌權者對特定人物及 特定價值的強調，使得史家撰寫與品評人物時，除了本身的 道德標準、好惡與學識之外，還有政治上的考量，且更不用 提清初幾次文字獄的緊張氣氛。面對楊椿挑起的政治敏感神
9 溫體仁等撰，《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4）卷42，
「天啟三年十二月丙戌」，頁2216。
10 閆興棟，〈歷史書寫與忠臣崇拜：以嘉靖忠臣楊繼盛為個案〉，頁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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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李紱只好識時務地不再爭辯。
「忠奸之辨」作為傳統中國史學的史觀早已受到現代史 學方法的挑戰，然仍有許多歷史書籍與研究在談及楊繼盛及 嚴嵩時，仍將兩人貼上一忠一奸的標籤。11傳統「忠奸之辨」
的史觀過於簡化且帶有特定價值取向，類似「忠臣楊繼盛彈 劾奸臣嚴嵩」的陳述，已經預設了一個以道德標準為前提的 彈劾動機，即彈劾者為好人，是「忠臣」，而被彈劾者則為 壞人，是「奸臣」。更因後續嚴嵩垮台等的政治情勢變化，
使得「忠臣楊繼盛彈劾奸臣嚴嵩」這帶有價值判斷的陳述，
因後人宣傳操作而得以成為「歷史事實」。然而實際上這是 犯了以果證因的邏輯謬誤，以嚴嵩垮台與隨之形象的醜化，
便將彈劾者楊繼盛視為一持真知灼見的忠臣，而被彈劾者嚴 嵩，則成為一敗壞朝政、陷害忠良之奸臣。
已無當年政治壓力及「正統」或「道統」包袱的現代學 者，應如何超越簡化二分的「忠奸之辨」，更加全面且多元 地重新檢視楊繼盛彈劾嚴嵩這一個陳年舊案，則成了當今之 務。唯有解構「忠臣楊繼盛」，回到當時的情境脈絡，重新 認識一個有時代屬性與個人特質的楊繼盛，才能平衡地理解 此人此事。
(二)、 研究回顧
目前學界關於楊繼盛的「忠臣」形象建構之研究，主要 有 二 ： 美 國 學 者 Kenneth J. Hammond 所 撰 寫 的 Pepper Mountain: The Life, Death and Posthumous Career of Yang Jisheng 及閆興棟的〈歷史書寫與忠臣崇拜：以嘉靖忠臣楊繼
11 張哲郎，〈于謙、海瑞、楊繼盛—明代大臣的氣節〉，《歷史月刊》，第22期（臺 北，1989），頁41-45；樊樹志，《權與血：明帝國官場政治的權力較量》（中和：
時報文化，2005），頁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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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為個案〉。12
Hammond 一書是目前以楊繼盛為主題的唯一一本學術 專書。該書共 172 頁，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大篇幅地介紹楊 繼盛的生平，其內容主要為楊繼盛《自書年譜》的英譯與兩
篇奏疏（〈請罷馬市疏〉和〈請誅賊臣疏〉）的介紹與討論。這部
份淺顯易讀，可說是英語讀者主要取得楊繼盛背景資料的基 本讀本。然而逐一比對內容，會發現許多翻譯、拼音以及望 文生義的種種錯誤，而這些錯誤導致 Hammond 對楊繼盛所 記述的事件以及行為的錯誤解讀與詮釋。
例如，Hammond 認為楊繼盛在婚姻選擇及《年譜》所 記述的人生事件時，顯示出其仇富與反權貴的傾向，並認為 實際上楊繼盛並不如在其《年譜》所聲稱的貧苦，他並不是 個受壓迫者，仍有其主動性，而刻意採取孤寒形象與其政治 行動有關。筆者認為該書除了明顯字面上翻譯錯誤，導致錯 誤的推論之外，也忽視了楊繼盛在《年譜》處處顯示出其對 於聲望地位的渴求。與其說楊氏對富人的批評與刻意保持距 離等行為是出自於仇富心態，倒不如說是出自於他對儒家階 序觀的認同，或出自其代兄收糧的經驗，或出於對明代中期 後經濟結構轉變的觀察與現實考量，更或是如此清高姿態可
例如，Hammond 認為楊繼盛在婚姻選擇及《年譜》所 記述的人生事件時，顯示出其仇富與反權貴的傾向，並認為 實際上楊繼盛並不如在其《年譜》所聲稱的貧苦，他並不是 個受壓迫者，仍有其主動性，而刻意採取孤寒形象與其政治 行動有關。筆者認為該書除了明顯字面上翻譯錯誤，導致錯 誤的推論之外，也忽視了楊繼盛在《年譜》處處顯示出其對 於聲望地位的渴求。與其說楊氏對富人的批評與刻意保持距 離等行為是出自於仇富心態，倒不如說是出自於他對儒家階 序觀的認同，或出自其代兄收糧的經驗，或出於對明代中期 後經濟結構轉變的觀察與現實考量，更或是如此清高姿態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