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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民主思想起源於歐洲十七世紀，洛克 (John Locke) 提倡人人平等、天賦人 權及主權在民的學說；孟德斯鳩 (Baron de Montesquieu) 提倡立法、司法、行政 三權分立以防止專制的學說；盧梭 (Jean J. Rousseau) 對天賦人權、主權在民的 學說加以闡揚；傑佛遜 (Thomas Jefferson) 提倡人民有權推翻不良政府的學說，
民主思潮從此澎湃起來。
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最大的差別在於，民主國家的總統、副總統、立委、議 員等主要民意代表，皆由人民直選，獨裁國家則全由一人所決定，且有時有國家 號稱自己是民主國家，但其實國內只有一個政黨，可說是以黨治國，因此可以看 出民主的可貴。民國三十八年國民黨來台之後，蔣中正先生馬上發佈臺灣省戒嚴 令，在戒嚴期間，政府有權力限制或者取締有礙國家安全和軍事行動的言論、出 版、集會、結社、遊行請願、自由通信的行為，甚至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權、工 作權、教育權、自由貿易權、財產權等等，直至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蔣經 國先生發佈解除戒嚴令之後，人民才漸漸擁有以上所述等權利。民國八十年五 月，李登輝先生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展開第 一次修憲，制定憲法增修條文，使各中央民意機關得以換屆改選。先是民國八十 一年第二屆的國代選舉，全面改選國大代表，終止了「萬年國會」，接著是民國 八十三年的臺灣省長及台北市、高雄市市長選舉，最後為民國八十五年第九屆的 總統、副總統改為公民直選，從此臺灣進入了半民主國家。原本由中國國民黨一 黨獨大，到現在政黨數多達上百個，在民國八十九年時也成功的完成政黨輪替，
可以說臺灣可以正式稱為一個民主國家。
政黨組成的目的，當然是希望可以集結更多擁有相同理念的民眾，藉由得到 政權以實行其理想，由中位數投票者定理可得知，在單峰偏好之下，多數決的結 果將反應中位數投票者的偏好，因此大多政黨的政見都不偏執於極端，盡量走中 間路線以獲取多數中間選民的青睞。在選前各黨派都會去做民意調查以瞭解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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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派勝選機率差異多寡，在先前文獻中把其定義為選情緊張程度，分別有不同衡 量方法，曾經有選情緊張程度為 0，投票率約為 70%；也有選情緊張程度為
53，投票率也約為 70%，迴歸結果顯示選情緊張程度對於投票率沒有顯著影 響。但其實大多數的民眾皆認為，自己的選票不可能是決定哪位候選人勝選的關 鍵票，所以大多數的選舉投票率都不高，平均而言投票率都在六成左右，如果再 加上氣候不佳，民眾就更不願意出來投票了，因此近年來也有越來越多學者開始 研究投票者的行為模式，研究如何才能刺激人民肯出來投票，因此本文想探討在 臺灣地區選情緊張程度與兩岸經濟差異是否會影響到民眾的投票意願。
理性投票者模型一開始是由 Downs (1957) 所提出，其主要訴說民眾會去投 票，是因為預期投票所獲得的利益會大於投票成本，也隱含著只有當選舉情況很 緊繃時，民眾才最有可能會出來投票。盛治仁 (2003) 探討理性抉擇理論在政治 學上的運用，其中有一章以投票率為例，結果發現政黨之間差距越大、選舉結果 越接近、投票成本越低、公民責任越高等，投票率也會越高。Ledyard (1981, 1984) 發展出一般均衡理性投票者模型，說明當選舉人數眾多且市民為不完全資訊，也 就是對於其他人投票的成本無法得知的話，那每位選民皆無幫助勝選。Cox and Munger (1989) 認為菁英的行為會影響到民眾的投票率。
不過選情緊張程度很難用數據來表示，Matsusaka and Palda (1993) 用兩種方 法來測量選情緊張程度，一是直接第一高票與第二高票得票率相減，二是第一高 票與第二高票得票率相減除以第一高票與第二高票得票率相加。Kunce (2001) 是 用 1986 至 1998 年同時投票的州長選舉與參議院的選舉，選情緊張程度以選前 州長候選人民調第一名減去第二名，除以參議院候選人民調第一名減去第二名，
來表達選前的緊張程度。Crain, Leavens, and Abbot (1987) 則是以兩種選舉的相 對緊張程度來表示，不過是以選後得票率來計算。本文是採用 Matsusaka and Palda (1993) 衡量選情緊張程度的方式，只不過資料換成是選前民調來計算。之 前已有許多文獻在探討是否選舉情勢越緊張，會誘使民眾出來投票的機率增加，
無論如何，到目前為止結果都是不確定的。Matsusaka and Palda (1993) 發現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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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選情緊張的選舉或是差距很大的選舉，投票率不會差太多，且區域的投票率 與選情緊張程度呈現顯著相關，但是與個人的投票率卻是無關。Kunce (2001) 指 出如果選情緊張程度所使用的民意調查是外生變數，存在不確定性的話，那麼其 結果是支持理性投票者模型。Geys (2006) 則提到，第一，人口多寡與選舉的緊 張程度對於投票率沒有顯著影響；第二，雖然較高的社會壓力與較低的資訊成 本，導致穩定的人口數對於投票率有正向關係，但其實人口的集中與同質性與投 票率是無關的；第三，選舉的宣傳支出與投票率間呈現正向關係；第四，決定選 舉方針的制度程序會強烈的影響到投票率，在早期立法程序規定為強制性投票，
此時同時舉行的選舉與比例代表制用法，皆會顯著的刺激投票率。Denver and Hands (1974, 1985) 發現在英國的一般選舉當中，選情的緊張程度與選民的投票 率呈現正向關係。Foster (1984) 利用美國四次總統選舉的資料，結果發現選情緊 張程度與選民投票率之間的關係很微弱、不穩定，或是毫無關係。
在選舉緊張程度與投票率的迴歸中，被考慮的控制變數，大多是社會經濟變 數（人口規模、教育、所得、宗教）與政治變數（宣傳支出、公開競賽）。此外 先前大多實證文獻都是先進國家，例如美國、英國、德國、荷蘭、法國、挪威、
瑞典等等，因為其選舉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在這篇文章中，我們企圖去調查選情 緊張程度與投票率的迴歸在新興國家中是否成立。在新興的民主國家中，除了社 會經濟變數與政治變數之外，影響投票率的因素可能會更複雜許多。
本篇論文重點在驗證理性投票者模型在臺灣是否成立，資料樣本包括三次總 統選舉、三次直轄市市長選舉、三次縣市長選舉、一次立委選舉。關於緊張程度，
之前許多文獻皆採用選後候選人的得票率作為依據，但是 Cox (1988) 指出若使 用事後的選舉資料，則會產生內生共線性問題，為了避免此問題，因此本篇論文 選擇採用選前的民調資料來衡量選情緊張程度。結果顯示與 Foster (1984) 的結 論一樣，無論是用哪一種方式衡量的緊張程度，呈現出來的結果，都是選情緊張 程度與選民投票率之間的關係很微弱，或是毫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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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之前的石油危機、911 恐怖事件、金融風暴、次級房屋信貸危機等等，皆對 臺灣經濟產生重大打擊。且在過去六十年以來，中國與臺灣的關係一直僵持不 下，也因此每當臺灣面臨各大大小小的選舉時，往往候選人是否支持臺灣獨立的 話題，常會被拿出來討論，也常成為決定勝選關鍵與否，當兩岸關係緊張時，或 許民眾會更積極出來投票，來表達自己的立場。由於臺灣與中國兩岸的軍事緊張 程度，很難用數據來表示，所以本篇論文用經濟的角度切入，來表示兩岸的軍事 緊張程度。結果顯示此因素的確會影響到臺灣的投票率，兩岸經濟差異越小，投 票率也越高。在亞洲有類似情形的還有南、北韓，也是在探討是否要統一，還是 各自獨立，也常常會各自在國際間喊話之後，發動大規模的軍事演習。直到最近 南韓總統李明博也發出三階段統一聲明，不過北韓也不甘示弱，也開始軍事演 習，所以其實南韓的情形與臺灣類似，也值得我們以後再去深入探討。
因此這篇文章的目的在於研究理性投票者模型在臺灣是否成立，究竟有哪些 因素會影響到個體與整體民眾的投票意願，且因為臺灣與中國特殊的關係，所以 額外探討國際經濟的緊張局勢是否會影響到民眾的投票率，結果發現理性投票者 模型在臺灣總體資料上是不成立的，但使用個體資料上是符合選情愈緊張，投票 率愈高的結果，且我們也同時發現中國經濟成長率與民眾的投票意願呈現負向關 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