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創作內涵與形式之理論探討
第二節 創作內涵之相關文獻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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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創作內涵之相關文獻討論
一、自我療癒
「未能全盤地作為我們生命的作者，我們學著成為自身故事的敘說者」1。 自我療癒是此次創作很重要的過程與目的，而敘事治療是這段期間我所憑藉 的處方。它是一種透過自我敘說，使人能夠了解自我認同、了解生活問題的策略。
它將人視為自己生命的專家，並且認為人和問題是分開的；人本身具備了許多技 巧、能力、信念、價值觀、承諾和力量，能夠降低問題對生活的影響（Morgan, 2000
∕陳阿月譯，2008：22）。事實上，某些敘事治療工作者認為「治療」兩字並非 敘事工作的本質，而傾向用「敘事實踐」或「敘事對話」替換治療兩字，不 過為了溝通方便，在此仍沿用治療的說法（同上引：12）。
所謂的「敘說」就是對一連串事件組織成獨特解釋意義的過程。由於敘說者 在敘說的過程中，對情節與角色處於主導的地位、在其中推論事件的因果關係，
因此敘說能夠使人將混亂的生活現狀組織出秩序，並且賦予意義。透過敘說，人 們得以理解自己和身處的世界，並且架構出自我概念（同上引：13-14）。人們為 了創造生活的意義，都面對了一項任務，就是必須安排自身事件經驗的時間順序，
建立一份和周遭世界前後一致的記錄。這份紀錄必須把過去和現在，以及未來預 期會發生的事件經驗連成線性順序，才能夠建立，這就是所謂的故事或自我敘事
1 （李克爾，1984 ，轉引自《從故事到療癒：敘事治療入門》，20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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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1990∕廖世德譯，2001：11）。大部分的敘事治療工作是透過口述或文字，
不過敘事治療的創始人之一─大衛‧艾普斯頓也經常邀請他人運用錄影、錄音、
書信等各種媒介，寫下自己的故事，他認為寫出一個「成功的故事」2能夠改變 當事人或其家人與問題的關係，具有使當事人跳出問題的效果，就算問題再度浮 現，當事人也能夠向其他人諮商或者自我諮商，這些被記錄下來的故事對於幫助 當事人自我諮商極有價值（Epston,1990∕廖世德譯，2001：185）。
運用敘事治療的概念來說，創作使我強迫自己去面對內心陰暗的角落，讓我 得以拉開距離，以較旁觀的視角關照全局，並且從中獲得新的意義。開始著手拍 攝之前，我明白自己必須先面對「悲傷」。事實上，悲傷不僅是一種負面的情緒，
它亦是一個使我們轉化的機會。葛林斯潘（2003∕陳亭螢譯，2007）認為在經歷 悲傷之前，人人都以自戀的觀點（conventional self）看待世界，誤以為自己是宇 宙的中心。悲傷則使我們堅固的自我被擊碎，當我們不再抵抗而能接受它，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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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弟弟與家人，認為他們辛苦至極，現在我從他們的身上感受到無盡的力量 與慈愛。從前我不斷懷疑弟弟來到世上的意義，認為他出事之後我們家就只剩下 不斷的失去和犧牲，但是現在我明瞭正是因為有他，我們家人彼此之間才能夠如 此緊密的相連。
我帶著這樣的「敘說」拍攝、訪談我的家人。而所謂的敘說並不是永遠定於 一尊的，每當有新的訊息加入，或是每重述一次，敘說都會改變。拍攝過程中遇 到的新感受與念頭，也一再影響我的敘說，並呈現在最後的影像成品之中。
二、腦性麻痺病患
弟弟出事時，由於當時年紀還小，我不曾聽聞醫療單位針對弟弟病情的解釋，
詢問過母親幾次，母親回答：「醫生說腦部受傷的區域很大，也不太清楚到底哪 些地方受傷」。對弟弟病情的了解，似乎始終只停留在殘障手冊上簡單的宣告：「腦 性麻痺、智障、弱視、多重障礙」。但是關於他的知覺、思想、記憶，始終是我 以及家人所好奇、也盼望得知的。因此我嘗試從相關的病理書籍來尋找可能符合 弟弟情況的解釋。
一九七三年，由年輕神經醫學醫師奧立佛‧薩克斯（Oliver Sacks）所寫的《睡 人》一書問世。他將所接觸過的20位罹患「嗜睡形腦炎」病患的臨床案例，寫成 一篇篇動人的故事。他所發展的「街頭神經學」（Street Neurology），成為近年許 多醫學工作者的主張，強調看病不是只要看到異常的病症，還要看到整個「人」， 以及他們在日常環境中生活的人。他主張，疾病除了是一個缺陷之外，還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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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轉機（Sacks, 1973∕范昱峰譯，1998）。
目前我們對人腦所知仍十分有限，也許現今的醫學還無法完全理解與描繪，
但是受損的腦部，其中的神經迴路必有改變，轉變出不同於一般的生活型態。和 弟弟最親近的外婆總說，其實弟弟什麼都懂，只是無法表達罷了。外婆甚至能夠 解讀弟弟的喜怒哀樂，表達他的需求。這些原本令我半信半疑的說辭和被我視為 自我安慰的互動方式，如今似乎有了實現的可能。
薩克斯醫生在另一本著作《火星上的人類學家》中，對一位自幼眼盲的病患 如此描述：「後來我觀察他如何看電視，發現他會注意一部電影或一個節目的聲 音，或是自己發明視覺場景來搭配（儘管他甚至根本沒有面對電視螢光幕）
（Sacks, 1996∕趙永芬譯，2008）。
薩克斯醫生的觀察，給了我靈感與希望，鬆綁了我對弟弟感官想像的限制。
我認為弟弟的感官狀態應該和常人不同，他的知覺感覺受到腦性麻痺的影響，發 展模式和我們不一樣，但他擁有屬於他獨特的「看」、「聽」、以及「表達」的方 式和意義。
此外，國內探討一極重度障礙個案生命意義的丁晨（2003）則認為：癱瘓者 的身體和自我經驗與常人不同之關鍵在於「時間感」。我們一般人需要隨時接應 外界的訊息，因而呈現出一種向外開啟的自我，但癱瘓者由於身體的癱瘓狀態，
其身體對於外界空間的限制使得他們不得不橫躺在時間流中，不停將自己向內拋，
有如禪坐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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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對其他病患的研究和敘述，幫助我重新面對弟弟的狀況，跳脫固有的態 度，拉近我與他之間的距離。
三、身心障礙者的照護
身心障礙者的照護，佔據了病患家屬家庭生活大部分的時間，病患與家屬之 間的互動關係為何，實有必要瞭解與釐清。如同前述，從薩克斯醫生的病理報告 中得到啟發，我設想：如果生命有許多的形式，如果這就是他／她活著的樣態，
家屬應該如何面對？甚或大眾又應如何看待？
一般而言，重度障礙的孩子對於自我擁有很強烈的感受，而那種感受是需要 表達出來與被瞭解的。他們不要別人的憐憫，光是同情是不夠的。他們最需要的 是被人瞭解，並且以他們現在的樣子被接納（Mecham, 1998∕曾進興譯，1999：
116）。每個病患以及家庭，都有屬於自己的生活樣貌，也都需要被世界接納。
丁晨（2003）整理國外學者之研究，研究發現女人對家人有較強烈的情感羈 絆，因此在面對罹病家屬時，比男人更容易選擇擔任照顧者，而男人則以經濟上 的支援表示其對家人的關懷。這也解釋為什麼許多母親會如此義無反顧地擔當起 家庭中照顧家人的重任（丁晨，2003：37）。研究也指出，當照顧者的適應技巧 是以面對問題為主（相對於將之當成義務），則照顧經驗會趨於正向態度。若照 顧者和被照顧者間存在溫暖及有意義的相互關係，照顧歷程就能夠持續。她認為，
女性對自我價值及生命意義的肯定，建立在照顧及陪伴他人的行為上，並且由於 和被照顧者的情感羈絆及相互賦能，形成和被照顧者獨特的共依關係（丁晨，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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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由上可知，照顧不是一種單向的付出或箝制，而是屬於病人與家屬獨特的生 活狀態，家人彼此擁有緊緊相繫的連結網絡，而不是處在一個被世界遺棄的悲慘 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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