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節 勞動的繁星閃爍
二、 勞工的情感勞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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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民眾對於其歌唱實力、容貌與穿著等等質疑，焦點幾乎全壓在蔡依林個人身 上，雖然使得歌手承受極大壓力，甚至陷入榨取自我的境地，卻也使蔡依林找到 自身突破口，在與自我的對話中18，成長並獲得內在益品。逐漸取回話語權與專 輯主導權的蔡依林，開始依自身想法，朝舞曲與國際化品牌邁進，2014 年發行的
《呸》與2018 年發行的《Ugly Beauty》專輯，兩度拿走金曲獎最大獎項19創下紀 錄，並將蔡依林帶到華語樂壇的天后地位。
綜上，從個人及團隊合作的「詞曲創作」、「編曲設計」、「錄音混音製作」等 音樂產製，到現場演出的整體呈現，歌手作為一名文化工作者，在當中透過音樂 創作、歌曲演唱、視覺演出等本質勞動，產生版權、商品獲利與表演報酬，並獲 取內在益品與外在益品（Banks, 2007／王志弘、徐苔玲、沈台訓譯），滿足個人 對工作的愛戀與尊重，以及個人的成就感與自我實現。然而若單以此類商品生產，
並無法完全含括歌手創意勞動所誕生的成果。外在益品包含了獲取貨幣、名聲與 權力，當中貨幣或許可以就專輯銷售、表演演出費及代言價碼等獲益進行衡量，
名聲與權力一則難以進行計算，二則無法單看音樂作品或演出表現，因此歌手必 須將自己當成品牌經營，爭取曝光觸及，以獲得更多外在益品。
二、 勞工的情感勞動行為
用甘願換得勞動成果，是Burawoy（1979／林宗弘譯，2005）在 1947 年起，
進入美國芝加哥一家機械廠，親自從事工業工作，進行田野調查後的主要發現。
研究發現工廠會以遊戲、競賽的特質進行勞動，而這種「勞動過程作為一場遊戲」， 是因為工業社會學調查中，發現工人因為工作現實（物質條件、重覆、機械化的
18 嘉人（2019 年 5 月 26 日）。〈「蔡依林」二十歲了！她自黑、幽默、拿自己做實驗，怪美姿態 重獲新生〉，《風傳媒》。取自：https://www.storm.mg/lifestyle/1319300
19 《呸》共入圍第 26 屆金曲獎 9 項獎項，並獲得「最佳國語專輯獎」與「最佳演唱錄音專輯獎」， 而《Ugly Beauty》則入圍第 30 屆金曲獎 7 項獎項，並獲得「年度專輯獎」與「最佳年度歌曲獎」。 值得一提的是，這兩張專輯，都是目前唯一獲得金曲獎「年度專輯獎」與「最佳國語專輯獎」的 舞曲導向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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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引起了被剝奪感（身體的傷害、沈悶、疲勞），而被剝奪感產生了相對滿 足感（自我鍛鍊、能屈能伸、滿意的感受）。這些相對滿足感，可以在遊戲的過 程中尋獲，降低工人無止境、連續而無意義的動作所帶來的緊張。遊戲裡創造了 和諧、也製造了順從，更重要的，是在過程中使勞工自願性地再付出剩餘勞動，
並獲得產值而使資本家獲利。
工人在遊戲中得到相對滿足，因而增加產量，仍屬於工廠物質勞動的一種。
Hardt & Negri（2000／李尚遠譯，2002）則從工廠勞動中，梳理從福特模型（福 特主義）到豐田模型（後福特主義）的結構性變遷，提出了勞動變遷的軌跡，並 與非物質勞動（Immaterial Labor）論述呼應。Hardt & Negri 認為，福特模型的時 代主要以規格化商品的大量生產為主（如同 Burawoy 在 1947 年進入的田野），
消費端與生產端是相對無聲的關係，溝通迴路是侷限而緩慢的。然而到達豐田模 型的時代，工廠維持零庫存，並隨時回應當下市場的需求，而調整規格進行生產，
形成生產與消費者持續互動溝通的模型。當「互動」與「溝通」成為模型關鍵，
服務部門導向的生產模式於焉誕生。這種服務性質的互動，並未產生任何物質與 耐久財，因此界定為非物質勞動的一種。
非物質勞動是由Lazzarato（1996）所提出，定義為「產出知識與文化性內容 商品的勞動」，當中包含了隨著科技發展而產生的垂直與水平傳播，以及涉及文 化類項的文化藝術、時尚、品味、消費者規範以及公眾輿論等。這樣的勞動內容 是一種自我價值呈現，透過電腦中介，可能是個人與社會的溝通與社交行為，且 勞動融入生活，不僅營造個人與社會關係的某種能力，更會在這樣的行為中，引 發社會合作。非物質勞動所產出的成果並非消耗品，反而是種擴大、改變和創造 的過程，在持續創新與想像的勞動下，達成循環與生生不息的效果，在意識型態 的販賣與消費過程，與受眾創造關係，同時也產生了需求及經濟價值。
Hardt & Negri 整理融合上述說法後，將非物質勞動分成三類，包含「工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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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的資訊化與溝通科技的發展」、「分析性與符號性工作」以及「牽涉到情感的生 產與操縱」。針對牽涉到情感的生產與操縱，他們認為，非物質勞動中，屬於電 腦模型能解釋的，僅是其中一部分，「透過電腦的生產化，勞動逐漸發展成為抽 象勞動……（然而）非物質勞動的另一種面貌，乃是關於人類接觸與互動的情感 性勞動。」（Hardt & Negri, 2000／李尚遠譯，2002），而這種情感性勞動則可以創 造出「情感經濟」（Affective Economic）。
情感經濟由Jenkins（2006）所提出，以電視產業為例，他認為情感經濟得以 鼓勵公司創造「愛的商標」，並模糊娛樂內容和品牌訊息間的界線，因為消費者 是能動、具情緒且有社交力的，當公司能夠邀請消費者進入品牌網絡，便可累積 消費者信賴與產生迷群效應，鼓勵更多的情感支持與行動力（消費）。這也呼應 Hardt & Negri（2000／李尚遠譯，2002）所認為的豐田模型（後福特主義）服務 導向：當生產者不再以僵化、規格化、單向的方式進行生產，而是改與消費者雙 向互動，除了實質產品會持續滾動修正，消費者也會因為一定程度的情感交流，
而產生品牌忠誠與信任感，進而創造另一種基於信賴而消費的獲利。
在這樣的情感經濟導向下所進行的非物質勞動，則創造出一批批從事情感勞 動工作的「情感勞工」（affective labor）。根據 Hardt（2007）的分類，他認為情感 勞工可分成兩種面向，一是指在性別分工框架下，女性在勞動過程中，包含有薪 與無薪給付項目的情感性付出，例如看護工作、家庭勞動；另一種則是知識型生 產的新興勞動者。這是一種新型態、結合智力與情緒、理性與感性的總和勞動。
這些原本不該是勞動者的消費端成員，基於某些動機，而加入了非物質勞動 的行列，成為情感勞工，並在當中創造出了情感經濟之價值。然而，當我們關心 非典型生產陣容的情感勞工，所進行的勞動內容時，也不應該忽略在工作場域中，
作為一名專業工作者，特別是文化工作者，所進行的情感勞動內容與相對報酬。
根據Wissinger（2007）針對情感勞工所下定義，他特別點名「健康照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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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產業」這兩個領域，認為情感勞工所提供的工作，是包含「互動」與「人 群接觸」，並能因此產出「無形的感受、輕鬆、興奮或激情」。由這樣的立場出發，
Wissinger 探討模特兒如何成為一名情感勞工，無論是親自現身或是網路虛擬形 象，透過身體展演，除了猜測觀眾要什麼之外，更努力進行個人魅力的營造，吸 引並操作自己及他人情感，放射刺激和投射活力，構築自我品牌，持續累積並抓 住觀者眼球，達到注意力經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