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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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蔡晏霖及趙恩潔（2019）認為，作為一名研究者，如果田野工作是起始於對 於「他／她者深刻的好奇」，那麼田野工作者則必須與田野對象間心念交錯、言 詞互動、聲色相聞，與肢體應對，用以「迎向『他／她』者、認納『他／她者』

的價值選擇與生命倫理實作」。研究開始前，筆者常問自己：流行音樂對我而言，

是一個既熟悉又不全然涉入的場域，對於這個場域裡面對的他／她者，當我從廣 播田野望去，看見了什麼樣的勞動風貌？

在觀察他／她們前，我先是看見了自己在勞動過程的變化。這變化並非由原 本的工作內容轉為新的工作內容，而是隨著社群媒體的出現，在必須兼顧廣播作 品產製品質、且人力及薪資並無調整的情況下，多了新媒體的社群勞動，累加在 原本的勞動內容：不是「A 轉 B」，而是「A 加 B」，全面且並無回頭可能的工作 性質加乘，而且在這些工作中必須投入大量的情感，無論是面對原有聽眾，或是 社群上面新認識的粉絲，以求能夠「當好一個廣播人」，換取未來理想的職涯發 展。那麼，同為文化工作者的音樂人，除了音樂作品產製外，是否與我有一樣的 勞動經驗？這些勞動經驗中是否帶著大量的情感投入？而他們又是怎麼看待的 這種勞動方式，並期待取得何種報酬？

勞動作為創造與生產的動力，其具備「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二重性。

所謂具體勞動，指的是生產出「使用價值」，而抽象勞動則是生產出「價值」，其 實體就是人類抽象勞動的凝結（Marx, 1867／吳家駟譯，1990）。林富美（2006）

的說法，廣義的「文化勞動」泛指「置身文化產業的勞動者，提供創意、技術能 力與勞務，販賣給資本家之勞動形式」。劉昌德（2004）則指出，文化工作者的 勞動特性，「並不在於其特有的專業規範或能力，而是由於藝術品的特性，使他 們比一般勞工仰賴聲望資產」，擁有聲望後方能在勞動議價過程中與資本家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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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這樣的概念套入歌手、特別是創作型歌手來說，文化勞動所生產的「產品」， 是流行音樂在工業化生產流程中，由自己與團隊合力產出「詞曲創作」、「編曲設 計」、「錄音混音」等歌曲／專輯製作過程。有了音樂作品之後，再延伸設計成專 輯與周邊商品發行，並舉辦或受邀進行音樂演出。透過這樣的流程，歌手與其團 隊得以獲取金錢利潤，無論專輯錄製、商品販售、現場演唱，都包括版稅、商品 販售費、演出費等明確金錢收入，並且會因為歌手的聲望資產高低而產生浮動，

可謂歌手在本質勞動中所誕生、有價碼的「產品」。

然而，除了這些音樂產製與演出過程的本質勞動，身為一名文化工作者，歌 手同樣也進行大量的情感勞動。情感勞動是一種非物質勞動，涉及人類的接觸與 互動（Hardt & Negri, 2000／李尚遠譯，2002），當中有種型態是透過個人魅力營 造，吸引並操作自己及他人情感，持續累積並抓住觀者眼球，建構自我品牌並獲 取注意力經濟（Wissinger, 2007）。由於在各個環節、各種平臺，歌手會面對各式 各樣的人，當中包含了工作夥伴、媒體人員與歌迷等，並在這些人身上產生帶著 目的性的情感勞動行為，例如讓工作夥伴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思打造產製與宣傳模 式、讓媒體人員能夠將音樂作品傳播給大眾累積粉絲，讓歌迷能夠付費或死忠支 持等。這些情感勞動以歌手為核心，具備勞動對象，帶著獲取聲望資產的目的性，

在多元、跨時、跨域的平臺上，產生了種種互動的過程與結果。

歌手的文化勞動，在本質勞動上多半有清楚對價，然而在情感勞動中，雖然 有些仍有對價，不過許多都是延遲性、甚或可能無法取得報酬的現象。簡妙如針 對懷抱歌手夢想而前往電視節目參與選秀比賽的參賽者，提出了「甘願勞動」的 概念，她認為這些參賽者並非從事玩樂、自我滿足式的免費勞動，而是「帶有目 的、在同意之下的順從，是自願付出金錢、汗水及淚水，勞力又勞心的甘願勞動。」

（簡妙如，2015）。如果對於尚未發片、然欲踏入歌手領域的素人參賽者而言，

這樣的勞動型態是帶有目的性（即「我要當歌手」），那在已經發片的歌手身上，

許多未見立即報酬，且全時全地的情感勞動，目的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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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以歌手作為勞動主體出發，探討在科技的匯流下，歌手情感勞動行 為如何重組，探討他們分別在哪些場域，面對哪些人員，主動或被動進行何種型 態的情感勞動，這些情感勞動目的又分別為何？當中心情與情緒如何調整、控管？

研究將以深度訪談的形式，以筆者本身同為文化工作者親近產業的優勢，選定創 作型歌手進行深度訪談，搭配筆者在廣播田野中與唱片宣傳及歌手的聊天，以及 節目ON／OFF AIR talking 等非正式訪談，試圖描繪出情感勞動之現象與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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