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會與「舊」祭衣
始於十六世紀上半葉的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不但衝擊羅馬教會原有 的正統教義，也牽連了一連串宗教儀式與行為的改換，並賦予這些行為新的詮釋，
否則由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所開啟的「新」宗教，僅會限於狹 小知識圈的神學論辯，而難以影響數以百萬計的信徒大眾，更難以重塑他們的信 仰生活與經驗。因此，研究歐洲近代早期儀式史的謬爾（Edward Muir）也將宗 教改革視為一場「儀式理論的革命」（a revolution in ritual theory），此革命又以理 論為基礎實際規範了歐洲人民的宗教行為。149學界對這場儀式革命多聚焦在「聖 禮」（Sacraments）的討論上，尤其是「聖餐禮」與「洗禮」的問題，此外也有 不少史家著重宗教圖像與教堂裝飾的變化，以及其宗教意義的變遷。150然而，很 少史家注意到，宗教改革後教會服飾的變化，而且這項變化與其他外在儀式的改 變，如領聖餐的方式、祈禱的語言、教堂圖像與器具的配置等，共同為宗教改革 地區人民塑造了新的宗教經驗，同時也是一場新的「觀看」經驗。
1521 年，路德的支持者卡爾斯達（Andreas Bodenstein von Karlstadt, c.
1480-1541），在威騰堡（Wittenberg）的城堡教堂（Castle Church）聖誕節禮拜中，
便舉行了一場令當地人民「耳目一新」的崇拜儀式。當天約有2000 名威騰堡居 民參加，卡爾斯達並未依羅馬教會慣例，先行齋戒禮或懺悔禮，也未穿上象徵神 聖的「祭衣」（vestments），而是穿著日常在學院內所著的黑袍走上祭壇。151在禮 拜中，他使用簡化後的拉丁文祭文，且全程以德語講道。此外，在聖餐儀式中他 並未按舊規高舉聖體（the host），也未以手撥餅放入信眾的口中，而是讓所有參
149 Edward Muir, Ritual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The Reformation as a revolution in ritual theory”為第七章章名。
150 前者可參考：Lee Palmer Wandel, The Eucharist in the Reformation: Incarnation and Litur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Amy Nelson Burnett, Karlstad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charistic Controversy: A Study in the Circulation of Idea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後者可參考：Carlos M. N. Eire, War Against the Idols: the Reformation of Worship from Erasmus to Calv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Lee Parmer Wandel, Voracious Idols and Violent Hands: Iconoclasm in Reformation Zurich, Strasbourg, and Bas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J. L. Koerner, The Reformation of the Image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4). 國內學者有花亦芬寫過：〈圖像圖像爭議與路德教派文化政策以紐倫堡接受宗教改 革過成為中心的考察〉，《台大文史哲學報》70 (2009)，頁 179-229，也非常值得注意。
151 卡爾斯達也是威騰堡大學（University of Wittenberg）的神學教授，他在禮拜中所穿的黑袍，
也是學院教授一般日常所著的服裝。日後此種服飾亦有「日內瓦袍」（Geneva Gown）的別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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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禮拜的信徒以自己的雙手取餅，領受聖體（即餅），也領受聖杯（即葡萄酒），
此即「兼領聖體和聖血」（communion in both kinds）。152
此次禮拜，使日耳曼境內的基督徒首次在公開的教會儀式中，聽到以自己的 母語進行崇拜，也是第一次一般的信徒可兼領兩種聖餐。然而，卡爾斯達的舉動 令現場許多信徒驚愕不已，據說有兩位信徒因此讓手中的聖體掉到地上，引起滿 室驚駭。153天主教會一方聽聞此事，立即向官方舉報，而當時避居瓦特堡
（Wartburg）的路德，也因卡爾斯達在儀式上的改變過於激進，表達強烈的不滿。
對於卡爾斯達捨棄傳統祭衣一事，路德則批評為沽名釣譽、捨本逐末，是把服裝 這類「外在之事」（the external things）看得太重。154此事件之後，路德與卡爾斯 達漸行漸遠，1522 年 3 月路德回到威騰堡重掌路德派領導權之後，取消了大部 分卡爾斯達在儀式上的變革，回復高舉聖體的禮儀，主祭的神甫也依舊穿上祭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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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與卡爾斯達立場的歧異，揭開了路德派內部保守與激進兩路線的分歧。
在聖餐禮的理論與實踐上，路德所做的改變幅度非常小，他所主張的「真實臨在 論」（Real Presence）與天主教主張的「化體論」（Transubstantiation）差距不大，
156對於齋戒、祭壇、圖像、祭衣、聖樂也都採保留的態度。但卡爾斯達卻日趨激 進，不但嚴厲批判路德所主張的「真實臨在論」，也主張拆毀圖像、禁用祭衣、
革除私人彌撒（private mass）等傳統中古宗教儀式。1523 年之後，他將路德所 領導的改革運動貼上菁英的標籤，自己轉趨認同中下階級，為此他放棄稱呼與服 裝上的區隔，希望人們不再稱他為博士，改稱「安德利亞弟兄」（Brother Andreas）；
也不再穿著學院的黑袍，改穿農民的衣裳。他認為服裝不該再成為區隔人尊貴或 低下的標準，也不該做為宗教儀式中區隔祭司與平民的符號，所以他像一般農民 一樣頭戴著毛氈帽、穿著粗布灰衣在土地上耕作，也穿著同樣的服裝講道與崇拜，
157實際體現了路德派所主張的「人人皆祭司」（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152 依羅馬天主教會慣例，一般信徒可領「聖體」，即祝聖後的餅；神職人員則在聖體之外，可領
「聖血」，即祝聖後的葡萄酒。此外，依舊有規範，聖餐應由神父撥餅，送到信徒口中，而非由 神父交到信徒手中，再由信徒放入口中。卡爾斯達於1521 年所舉行的崇拜，可參見 Ronal J. Sider ed., Karlstadt’s Battle with Luther: Documents in A Liberal-Radical Debate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8), pp. 2-6.
153 Amy Nelson Burnett, Karlstad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charistic Controversy, p. 28.
154 路德的回應可見 Martin Luther, Against the Heavenly Prophets in the Matter of Images and Sacraments (1525), in Church and Ministry II, Luther’s Works, v. 40, ed. Conrad Bergendoff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58), pp. 83-84, 147-150, 162; “Luther’s Sermon, March 9, 1522,” in Ronald J. Sider ed., Karlstadt’s Battle with Luther, pp. 18-19; Roland Bainton, Here I Stand, Martin Luther (Oxford: Lion Publishing, 1978), p. 207, pp. 259-60.
155 Roland Bainton, Here I Stand, Martin Luther, p. 340.
156 有關「真實臨在論」與「化體論」的內涵與差異，參見 Edward Muir, Ritual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p. 171-172。Amy Nelson Burnett 則主張不要使用「真實臨在」一詞，改用「肉體臨在」（Corporeal Presence）稱呼路德的聖餐禮論，並以「精神臨在」（Spiritual Presence）稱茲文利派的主張，見 Amy Nelson Burnett, Karlstad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charistic Controversy, p. 9.
157 Ronal J. Sider ed., Karlstadt’s Battle with Luther, p. 151; Andreas Karlstadt, A Review of Some of the Chief Articles of Christian Doctrine in which Dr. Luther Brings Andreas Karlstadt under Suspicion through False Accusation and Calumny (1525), in Ronald J. Sider ed., Karlstadt’s Battle with Luther, pp. 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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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斯達的做為，在當時看來更接近茲文利（Ulrich Zwingli, 1484-1531）與 克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所進行的宗教改革運動。雖然此三者對聖餐禮 的解釋不盡相同，158但皆主張回歸初代教會時期簡單而純淨的宗教外貌，剷除祭 壇、管風琴、蠟燭、圖像等各類教堂裝飾；也不讓主持儀式和講道的牧師穿上祭 衣，改著常服（多是簡單的黑袍）。在這類外在事物上，蘇黎世與日內瓦的教會 內部並未有太多分歧，他們的理念也影響了 1530 年代因不滿亨利八世（Henry VIII, r. 1509-1547）過於保守的宗教改革，而流亡到此的英格蘭新教徒。這些英 格蘭新教徒中，有不少人在愛德華六世(Edward VI, r. 1547-1553)登基之後回到英 格蘭，為更加傾向新教路線的政府服務。然而，祭衣問題卻也在此時的英格蘭教 會引發軒然大波。
事件的導火線是約翰˙霍普（John Hooper, c. 1495-1555），他於 1545 年因擔 憂宗教迫害而離開英格蘭，1547 年 3 月定居在蘇黎世，並與茲文利的繼承者布 林格（Henry Bullinger, 1504-1575）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591549 年初，他決定返 回故國，並於同年5 月抵達倫敦。不久，他便受到國王的賞識，參與新政府的宗 教改革，又於 1550 年 2 月受聘在四旬齋（Lent）期間每週到宮廷講道一次。講 道結束之後，愛德華六世授與霍普格洛斯特主教（bishoprick of Gloucester）之職，
然而霍普卻因不願在授職典禮中遵從政府規範的方式宣誓，並穿上官方所規定的 祭衣，拒絕了主教一職。160此事引發倫敦主教萊德利（Nicholas Ridley, c.
1500-1555）及坎特伯理大主教克蘭默（Thomas Cranmer, 1489-1556）的不滿，
也開啟了愛德華六世時代的「祭衣之爭」（Vestments Controversy），此爭延續到 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 r. 1558-1603）時代，嚴重分化了英格蘭教會，產生激 進與保守的兩股勢力，即所謂的「不服從國教者」（Non-conformists）與「服從 國教者」（Conformists）；前者亦帶起日後的「清教主義」（Puritanism）運動。
1566 年在伊莉莎白女王（Elizabeth I, r. 1558-1603）統治下擔任倫敦主教的 格瑞道爾（Edmund Grindal, c. 1519-1583），曾回顧霍普的事件說：「一件無關緊 要之事（things of no importance）所引發的爭論，竟然這樣攪擾了我們的教會，
真令人不敢置信。而且，很大程度上，如今還是這樣。」161祭衣真的是「無關緊 要之事」嗎？若真是如此，又何以引發內部的辯論與分裂？從路德派的爭議到英
158 三者對聖餐禮解釋的差異，可參見：Edward Muir, Ritual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p. 173-176.
159 布林格與霍普的友誼，以及蘇黎世教會對英格蘭新教改革的影響，可參見：Carrie Euler, Couriers of the Gospel: England and the Zurich, 1531-1558 (Zu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Zürich, 2006), esp. pp. 78-80.
160 “Biographical Notice of Bishop Hooper,” in Later Writings of Bishop Hooper, ed. Charles Nevinson, for the Parker Society (Cambridge: Printed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852), pp. vii-xiii. 有關 霍普的生平亦可見：E. W. Hunt, The Life and Times of John Hooper (c. 1500-1555) Bishop of Gloucester (Lampeter: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92); John R. Franke, 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John Hooper (Ph. D. Thesis, Oxford University, 1996); D. G. Newcombe, John Hooper: Tudor Bishop and Martyr (c 1495-1555) (Oxford: the Davenant Press, 2009); Carl R. Trueman, Luther’s Legacy:
Salvation and the English Reformers 1525-1556 (Oxford: Clarendon, 1994), pp. 22-27.
161 “Bishop Grindal to Henry Bullinger, dated at London, Aug. 27, 1566,” in The Zurich Letters: The Correspondence of Several English Bishops and Others, ed. and trans. H. Robinson for the Parker Society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842-1845), v. 1, p.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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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蘭教會的爭議，事實上都顯示祭衣問題是宗教改革運動中不該忽略的議題，但 學界過去對此議題的探討甚少。在英語學界，值得提及的作品有二：普萊姆斯
（John Henry Primus）所寫的專書《祭衣之爭》（The Vestments Controversy），以 及柯林森（Patrick Collinson）在《伊莉莎白時代的清教運動》（
The Elizabeth Puritan Movement）一書中所收的兩篇論文——〈那滑稽的服裝〉
（“That Comical Dress”）及〈人民與教宗的服裝〉（“The People and the Pope’s Attire”）。這兩人的作品都 在1960 年代出版，普萊姆斯的專書內容涵蓋愛德華六世以及伊莉莎白一世時期 的祭衣之爭，至今仍是有關此研究的經典著作；柯林森所寫的兩篇文章篇幅都不 長，集中在1560 年代的討論。兩人的研究方法也非常相近，普萊姆斯主要從兩 個角度討論祭衣之爭的意義，一是英格蘭新教改革過程中，不同教派之間的緊張 關係，特別是「不服從國教者」與「服從國教者」之間的對立；另一個角度是政 治權威與宗教自由之間的緊張關係，這兩個角度共同解釋了1570 年代「清教主 義」的出現及其發展特色。普萊姆斯認為1570 年代以後清教徒對「統治權議題」
（governmental issue）的關注，早已涵蓋在此前祭衣之爭的辯論過程中；也就是 說，祭衣之爭是英格蘭清教主義的開端與前身。柯林森的作品基本上也是從上述 的兩個角度詮釋祭衣之爭的宗教與政治意義，而且更明顯的是為了瞭解日後的清 教主義，而研究 1560 年代的祭衣之爭，他認為 1560-1570 年代初萌芽的清教運
（governmental issue）的關注，早已涵蓋在此前祭衣之爭的辯論過程中；也就是 說，祭衣之爭是英格蘭清教主義的開端與前身。柯林森的作品基本上也是從上述 的兩個角度詮釋祭衣之爭的宗教與政治意義，而且更明顯的是為了瞭解日後的清 教主義，而研究 1560 年代的祭衣之爭，他認為 1560-1570 年代初萌芽的清教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