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南北新舊：傳統與創新
顧頡剛提出“大禹是蜥蜴類”的時間點，正是 1920 年代中國學術界南北 之爭的關鍵時刻。
1920 年代前後的中國學術界，胡適為北方學人的精神導師，新文化運動 的燃燈人；柳詒徵則是南高的學術領袖，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統帥；《新青 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催生者，《學衡》雜誌為古典主義的堡壘40；古史辨 運動代表以北大為中心的新史學發端，《史地學報》是主要的反對陣營。這 種南北對峙的情形41，不僅五四時期如此，甚至一直影響到 1949 年以後的海 峽兩岸。
在相關研究中，王汎森教授是少數比較直接正面論析南北之爭的學者，
在〈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王汎森教授指 出，在 1949 年以前，胡適(1891-1962)、傅斯年(1896-1950)、顧頡剛(1893-1980)等人 所領導的研究工作，在學院中占據主流地位，是 1920-1930 年代最有力量的 學派，王汎森教授以“新派”名之。王汎森教授認為，“新派”史學的來源與 3 種因素有密切關連：(一)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思想解放；(二)胡適所提倡的實 用主義方法論；(三)西方史學的引進，尤其是德國史學42。
40 沈松僑教授的研究指出，學衡派思想淵源自白璧德(Irving Babbit)的新人文主義(New Humanism) ， 而 白 璧 德 的 新 人 文 主 義 則 師 承 安 諾 德 (M. Arnold) 之 新 古 典 主 義 (Neo-Classicalism)；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122-133。
41 張其昀在〈吾師柳翼謀先生〉文中說：「民國八年以後，新文化運動風靡一時，而以南 京高等師範為中心的學者們，卻能毅然以繼承中國學統，發揚中國文化為己任。他們的 代表性刊物是《學衡》雜誌，該刊的〈發刊詞〉，出於柳師手筆，可見他所居的地位。
世人對北大南高有南北對峙的看法。」張其昀，〈吾師柳翼謀先生〉，《張其昀先生文 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1988-1991)，9/4710-4718；所引在4712。
42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 術的系譜》，378。
有“新派”當然就有傳統派或舊派，王汎森教授指出，“新派”的批評者散 在全國各地，其中南京的中央大學(即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最有組織，他們 有時被稱為南派或東南學派，王汎森教授以“傳統派”稱之43。
以今日的後見之明審視現代中國學術界，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學術界 隱然分成兩種意見，即王汎森教授所謂的“新派”與“傳統派”(一般以北大、南高，
或北派、南派稱之)；亦有學者以“北方”、“南方”為分44；而兩派之間顯然很少交
集，他們在新文化運動、古史辨運動、新史學運動中，一直處在相對立的位
置。叔諒(陳訓慈)在〈中國之史學運動與地學運動〉中，即指出兩派學者迥不
相侔的現象45；王汎森教授所謂“新派”大抵指北方的整理國故運動，“傳統派”
則以中央大學師生為中心46。但事實上有些被視為新派或被新派所欣賞的史 家，在文化理想上卻以傳統派自居，如陳寅恪、湯用彤即是47。本文的南北 學派之分，並不完全以地理上的南北為界，而以思想文化與治學取向為別48； 因此，在治學方法和文化理念上，與南學較近而遠於北學的北方學者，如陳 寅恪、湯用彤和王國維即屬此類，類似的情形還有錢穆。
43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 術的系譜》，379；王汎森教授在文中特別說明，他之所以用“傳統派”來概括新派的批評 者，只是為了討論的方便，“新派”或“傳統派”的稱呼，並未做價值優劣的判斷。
44 桑兵教授在〈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中，稱為“南學”、“北學”；請參閱：桑兵，《晚 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8-64。
45 叔諒直接批評南北之爭云：「近來學術界有一不幸之現象，即老學宿儒往往與新進學者 各不相謀。又因地域之暌隔，而各地學者常不能共通聲氣。」叔諒，〈中國之史學運動 與地學運動〉，《史地學報》，2.3(南京，1923.3): 1-14；所引在13-14。
46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 術的系譜》，380。
47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 術的系譜》，380。
48 本文有關南北之分，並不完全依地理為界，與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所論固 有所異，有關梁啟超的論點，有興趣者可參閱：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
《飲冰室專集》，9(臺北：中華書局，1972)，3-33；桑兵教授在〈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 與流派〉中，亦稍傾向以地理為界，惟桑兵教授亦論及北學與南學師承上的關係，以及 學術流派間之扞挌，而非逕以地理為別；請參閱：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28-64。
余英時教授在《猶記風吹水上鱗》中，談到 1930 年錢穆赴北京後，表 面上已經進入中國史學的主流，但他和反主流派的學人卻更投緣，與南方以 中央大學為中心的史學家如繆鳳林、張其昀交往亦甚密切49。桑兵教授在《晚 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中亦指出，錢穆反對以傅斯年為中心的新史學，認為通 人之學比專家之學更為重要，而與錢穆志同道合者，有張蔭麟、張其昀、陳 夢家等人；桑兵教授並且認為陳寅恪雖然加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但與傅斯年的志同道合實有一定限度50。杜正勝教授則指出，錢穆受顧頡剛 之邀為《燕京學報》撰稿，卻寫了反對疑古派論點的〈劉向歆父子年譜〉，
顯見其與北方學人立異的基本治學觀點51。
王汎森教授在〈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一文中，提及傅斯年的《東 北史綱》出版後，引起大量的批評，其中繆鳳林與鄭鶴聲的批評非常嚴厲52； 繆鳳林與鄭鶴聲均出身中央大學53，亦即南高系統，他們對五四新文化運動
49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民書局，1991)，12；王汎森教授亦指出錢穆對“新 派”追逐新史料之風有嚴重不滿；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 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456。
50 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283。
51 杜正勝，〈錢穆與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史學〉，《新史學之路》，216-233；特別是231-232。
52 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 系譜》，501；王汎森教授文中指出繆鳳林的用語尤其刻毒，說：「傅君所著，雖僅寥寥 數十頁，其缺漏紕繆，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紀錄也。」
53 繆鳳林，字贊虞，1899年生，浙江富陽人。1919年入南京高等師範史地部，師從柳詒徵，
1923年畢業。1928年起在其母校國立中央大學任教，講授中國通史、中國文化史、日本 史。抗戰期間曾任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史地系主任。1948年出任文學院史學系主任，1949 年後任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中國通史綱要》、《日本史論叢》、《中國通史要 略》、《中國史論叢》、《中國民族史》、《中國民族文化》等。鄭鶴聲(1901-1989)，浣 東泰南村人，1920年夏進南京高等師範文史地部，當時主持文史部教學的老師分別爲柳 詒徵和竺可楨。畢業論文為《漢隋間之史學》，曾在《學衡》雜誌分期連載，並於中華 書局正式出版。1925年應雲南省政府之聘，赴雲南高等師範任教，並兼課於東陸大學(雲 南大學前身)。1929年受國民政府大學院之聘，在教育部編審處任編審兼教育部水陸圖審 查委員會專門委員，並兼職於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學校。1949年中共建國後，鄭鶴聲任 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1951年赴山東，先後在華東大學、山東大學任教。並參加教 育部中國近代史教育大綱編定委員會。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出版了《孔子與春秋》等 著作。早年著作有《正史研究》、《司馬遷年譜》、《班固年譜》、《袁樞年譜》等，
抱持敵意，對傅斯年所標示的治史方法亦極反感，而刊載繆鳳林評《東北史 綱》的《大公報．文學副刊》主編吳宓54，正是反新文化運動的要將。王汎 森教授認為，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涉及當時思想界兩個陣營的競爭。
我在《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中，曾就《史地學報》與歷史地理 學的形成做過討論55，惟該書主要著眼於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關 連，並未於南北之爭多所著墨；此外，我在《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 展》中亦指出，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主要即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師生們，
惟亦僅點到為止56，未曾就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做進一步的分析。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南方學術網絡雖非耀眼巨星，但亦有其 一定的影響，不論當時或對 1949 年以後海峽兩岸的史學研究，均具有時代 性的意義。雖然學者們對主流的北方學派，投以較多關愛的眼神，但對歷史 的伏流，學術發展的非主流思潮，似亦不能視若無睹。
本文第四節討論對顧頡剛“大禹是蜥蜴類”之說提出問難的劉掞藜，即出 身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而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亦明顯以南派學者為主體。
1928年起，上海商務印書館將其著作以“鄭氏史學叢書”之名出版；中年以後著作有《中 國史部目錄學》、《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等，並與其兄鄭鶴春合寫《中國文獻學 概要》等。
54 吳宓(1894-1978)，字雨僧，又字雨生，陝西涇陽人。1916年畢業於清華學校，1917年赴美 留學，1921年獲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學位。留美期間，吳宓對19世紀英國文學，尤其是浪 漫詩人的作品，下過相當功夫，有過不少論著。1926年回國擔任南高、東南大學英語兼 英國文學教授，並與劉伯明、梅光迪、柳詒徵等創辦《學衡》雜誌。1924年8月離開南京，
先後任東北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武漢大學、四川教育學院、西南師範學院等校 教授。有關吳宓的生平，請參閱：王泉根，〈吳宓先生年表〉，收入：李繼凱、劉瑞春(選 編)，《追憶吳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480-520；吳宓(著)、吳學昭(整 理)，《吳宓自編年譜：1894-1925》；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
55 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61-138。
56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6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