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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西文化論述到民族主義史學:以反五四新文化運動學者為中心的討論(1911-1945)(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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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yea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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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1)

從中西文化論述到民族主義史學:以反五四新文化運動學者

為中心的討論(1911-1945)(I)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4-2411-H-004-020-

執行期間: 94 年 08 月 01 日至 95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計畫主持人: 彭明輝

報告類型: 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5 年 10 月 31 日

(2)

1

摘要 ... 3

關鍵詞 ... 3

ABSTRACT ... 4

KEY WORD ... 4

一、 引論 ... 5

二、 南北新舊:傳統與創新 ... 13

三、 中西文化論述:以《學衡》與《新青年》為分析對象 ... 17

(一) 《學衡》與南方學統 ... 17 (二) 《學衡》內容分析 ... 19 (三) 從《青年雜誌》到《新青年》... 24 (四) 《新青年》內容分析 ... 27 (五) 《學衡》與《新青年》的比較... 32 (六) 小結... 36

四、 《史地學報》與反古史辨運動... 39

(一) 《史地學報》的創立及其組織... 39 (二) 《史地學報》內容分析 ... 47 (三) 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 65 (四) 吹響現代中國新史學的號角... 81 1. 今古文之爭的新命題 ... 81 2. 胡適與杜威實驗主義 ... 83 3. 科學主義的影響 ... 85 4. 民俗戲曲與典籍史料化 ...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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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從“大禹是蜥蜴類”談起 ... 89 (六) 神話與信史 ... 96 (七) 一樣米煮兩種飯 ... 100 (八) 文獻、疑古與釋古 ... 111 (九) 小結... 117

五、 國史建構:民族主義的理想與現實... 120

(一) 史地教學與編寫教科書 ... 120

六、 史學動向:材料、方法與解釋... 124

七、 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天鵝之歌:

以《思想與時代》為主體的分析 ... 124

八、 師友網絡,相與問學... 126

九、 結論 ... 127

十、 徵引書目 ... 127

(一) 中日文部分(依作者姓名筆劃排列) ... 127 1. 期刊 ... 127 2. 專書 ... 127 3. 論文 ... 138 (二) 西文部分(依作者姓名英文字母排列) ... 140 (三) 網站... 141

(4)

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

(1911-1945)

摘要

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網絡,係指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包括後來的東南大學、中央大學、 浙江大學、南京大學)教授為主體的文史學者們,包括:柳詒徵、吳宓、竺可楨、劉伯明、 徐則陵等人;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學者們,包括:張其昀、繆鳳林、陳訓慈、 向達、鄭鶴聲等人;以及在治學取向上接近南學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如:王國維、呂 思勉、張蔭麟、蔡尚思、湯用彤、陳寅恪、錢穆等人。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有關研究中,北方學統無疑較受青睞,不論從北京大學國學門發 展下來的北大國學傳統,或從現代學科體制論析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甚或討論現代 中國史學的發展,包括古史辨運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代表的史料學派,北 方學統的研究可謂漪歟乎盛哉,而有關南方學統的研究則寥若晨星。 這一方面固然是北方學統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處於領導性的地位, 且相關論題所引導的風潮,較受史學工作者重視。有關南方學術網絡的研究,向來較 受忽略,雖然在有關北方學統的研究中,部分論著亦帶及南方學術網絡,但大抵均屬 陪襯性質,或視之為主流學術的反對者。本文將全面論析現代中國史學南方網絡的諸 種面向,包括:南北新舊的傳統與創新,中西文化論述,民族主義思潮下的國史建構, 史學理論的材料、方法與解釋,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思想文化論述等面向,冀期建構南 方學術網絡的可能性。

關鍵詞

北方學統、北大、南方學統、南方網絡、南高、學衡派

(5)

“The Southern Academic Network”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1911-1945)

Abstract

We usually refer “the Southern Academic Network”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mainly to those historians at Nanking Normal College (including modern Tung-nan University, Central University, Che-chiang University, and Nanking University), including those scholars like Liu I-cheng, Wu Mi, Chu K’o-chen, Liu Po-ming, Hsu Tse-ling, and those graduated from the College, such as Chang Ch’i-yun, Miu Feng-lin, Ch’en Hsun-tz’u, Hsiang Ta, Cheng Ho-sheng, and those whose academic approach close those at the College, such as Wang Kuo-wei, Lü Ssu-mien, Chang Yin-lin, Ts’ai Shang-ssu, T’ang Yung-t’ung, Ch’en Yin-k’o, and Ch’ien Mu.

Doubtlessly, researches in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among “the Northern School” attract more attention than those among “the Southern School” over the years. When we mention works on the tradition established by historians at Peking University, especially by those in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at Peita, or studie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angle of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 or discuss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represented by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Northern School” usually catches many scholars’ eyes. Studies on the Southern School, however, still wait to be done.

We have such a picture is because, on the one hand, the Northern School had long taken the lead in the field. On the other hand, the issues brought up by the school gained more attention. Although works on the Northern School also men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Southern School, the latter is usually considered as the ramification of the former, or the “opponents” of the former. The article shall give a full survey on the Southern School, including what is new and old in both groups, their discourse on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historiography under nationalism, source materials about historical methods, and discourses by the cultural conservatists. In this research I will paint the picture of the network of the Southern School.

Key Word

The Northern School, Peking University, the Southern School, the Southern Network, Nanking Normal College, the Hsueh-heng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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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論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北方學統無異較受研究者重視,這裡所 謂的北方學統係指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以及以 北方學統為中心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於北方學人在現代中國學 術史上較受研究者青睞,不論從北京大學國學門發展下來的北大國學傳統1 或從現代學科體制論析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2;甚或討論現代中國史學的發 展,包括古史辨運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相關研究,我們發現北 方學統的研究可謂漪歟乎盛哉,而有關南方學統的研究則寥若晨星。 這一方面固然是北方學統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處於主導 性地位,且相關論題所引導的風潮,較受史學工作者重視。一般研究現代中 國史學發展的論著,大抵以影響較大的主流為討論重心,如古史辨運動和中 國社會史論戰等主題,即為史學工作者較注意的焦點;個別史家的研究,亦 較獲青睞;此固有見於史學發展之主流性,以及史家在時代動盪中孜孜矻矻 從事研究的可貴精神,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確然有其深刻之軌跡 可循。 無可置疑的,古史辨運動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第一個引起討論的

主題,美國漢學家Laurence A. Schneider教授的《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是第一本研究古史辨運動的專著,此書從走向民

間的觀點,強調古史辨運動與民俗運動之間的關係3,局部地代表了美國學者

從事近代中國研究的觀點;王汎森教授《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論析清季今

1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

(1922-192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

2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2)。

3 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中譯本有:梅寅生(譯),《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臺北:華世出 版社,1984)。

(7)

文家的歷史解釋,與古史辨運動的一脈相承,見解鞭辟入裏4;彭明輝《疑古 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探討古史辨運動在現代中國史學所扮演的腳 色,在方法論的檢討著重清代樸學對古史辨運動的影響,以及白話小說研究 在古史討論時的彼此相互為用5;陳志明先生《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 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以顧頡剛為中心,探討顧頡剛各階段的疑 古史學6。這些著作大抵為古史辨運動的形成及其影響,奠定了初階的研究基 礎。 由傅斯年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而發展出來的史料學派,是現 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另一個值得探討的主題,王汎森教授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傅斯年:近代中國的歷史與政治〉),對傅斯年思想

的重建,以及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而形成的史料學派,有精闢的

分析7;劉龍心教授〈史料學派與現代中國史學之科學化〉,從科學化的角度

論 析 史 料 學 派 的 形 成 與 發 展 8 ; Axel Schneider 教 授 “Die Roll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des Intellektuell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Verdeutlicht anhand der Historiographie Fu su-niens und Ch’en Yin-ch’üehs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史學與知識分子在科學、政治

與哲學間的角色:以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年與陳寅恪的史學為例〉),對史料學派進行了全面 性的探討9 4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 5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15-204。 6 陳志明,《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臺北:商鼎文 化出版社,1993)。

7 王汎森(Wang Fan-shen), Fu Ssu-nien :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8 劉龍心,〈史料學派與中國史學之科學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所碩士論文,1993)。

9 Axel Schneider, “Die Roll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des Intellektuell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Verdeutlicht anhand der Historiographie Fu su-niens und Ch’en Yin-ch’üehs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 (Bochum: Universität Bochum, Ph.D. Dissertation,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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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觀學派的研究向來較為棘手,因為現實政治常易左右研究的方向,大 陸史學工作者礙於意識形態,所論難免偏頗;臺灣史學工作者的研究又係隔 岸觀火;目前較具規模的著作是逯耀東教授《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和《史 學危機的呼聲》二書,以漢儒“注經”與宋明儒“解經”的觀點,解釋大陸史學 工作者的研究方式,點出馬克思主義史學在解釋中國歷史時的框限10;研究

社會史論戰及其影響的著作,有 Arif Dirlik教授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

史學的起源,1919-1937》)11,此書對社會史論戰的過程,以及中國初期馬克思主義 史學的發展狀況有深入分析;潘光哲教授〈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 起源〉,以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為中心,探討馬克思主義史學之起 源與發展態勢12;此外,以陶希聖為首的《食貨半月刊》和在臺灣復刊的《食 貨月刊》,代表了以社會經濟為歷史主體之研究方向,這部分的探討尚有許 多可以開展的空間13 10 逯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79);逯耀東,《史學危機 的呼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 11

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 L. 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12 潘光哲,〈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論文,1991)。 13 陶希聖本人的著作,可以幫助吾人瞭解其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內容,如:《中國社會之史 的分析》(臺北:食貨出版社,1979);案:此書1929年初版於上海;《中國社會與中國革 命》(臺北:食貨出版社,1979);案:此書1931年初版於上海;《潮流與點滴》(臺北: 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關於社會史研究的內容與方法,杜正勝的討論頗鞭辟入裏,參 考:杜正勝,〈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探索──特從理論、方法與資料、課題論〉,收入: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編),《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青峰出版社, 1991),25-76;Arif Dirlik的論文亦對陶希聖的歷史研究有所分析,參考:Arif Dirlik, “Ta’o Hsi-sheng : the Social Limits of Change,” in Charlotte Furth eds.,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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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現代中國史學人物的研究專著,由於資料集中,而且獲得較易,是 截至目前為止相關研究最為蓬勃者,如:王德毅教授《王國維年譜》14,汪 榮祖教授《史家陳寅恪傳》15,康虹麗女士〈論梁任公的新史學和柳翼謀的 國史論〉16,胡映芬女士〈傅斯年與近代中國史學的發展〉17,黎華趙先生〈張 蔭麟研究〉18,林麗月教授〈張蔭麟史學理論評析〉19,張慧中女士〈蔣廷黻對 中國近代史之研究及其貢獻〉20、李顯裕先生〈陳垣史學探析〉21等。 至於論述整體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的專著,出現最早的是顧頡剛《當代中 國史學》22,可惜提倡以科學方法治史的顧頡剛,在這本書中雖列舉自 1845 年迄 1945 年間中國的各類史學著作,卻未進一步分析著作的特色與價值23 此外,有類現代中國史學史的著作尚有許冠三教授《新史學九十年》,此書 將現代中國史學人物分為“史學新義”、“考證學派”、“方法學派”、“史觀學 派”、“史建學派”等加以討論,其中“史料學派”係指傅斯年與陳寅恪,胡適、 顧頡剛為“方法學派”,與一般現代中國史學的分類有所不同,而“史觀學派” 不及於陶希聖,“史學新義”未論柳詒徵,諸派中均未論及錢穆,反而在“史建 學派”中討論殷海光與作者本人,略有析異者多而通同者少之失24 14 王德毅,《王國維年譜》(臺北:中國學術獎助委員會,1967)。 15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 16 此為康虹麗之碩士論文,發表於《幼獅學誌》,10.2(臺北,1972.06),其後收入:杜維運、 陳錦忠(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三(臺北:華世出版公司,1980),429-504。 17 胡映芬,〈傅斯年與近代中國史學的發展,1900-195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1975)。 18 黎華趙,〈張蔭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學〉(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1981)。 19 林麗月,〈張蔭麟史學理論評析〉,《歷史學報(師大)》,6(臺北,1978.05): 475-489。 20 張慧中,〈蔣廷黻對中國近代史之研究及其貢獻〉(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論文,1982)。 21 李顯裕,〈陳垣史學探析〉(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22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香港:龍門書店,1964);案:此書初版於1947年印行。 23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1。 24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下(香港:中文大學,1986,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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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現代中國史學之論著,不論學派或個別史家均有一共同之現 象:著眼於主流學派或顯而易見之史學發展,而鮮少及於史學之河的深處或 其分支。如在上述研究中,唯一論及南方學者的僅黎華趙先生〈張蔭麟研 究〉;其餘焦點均集中於北方學派。筆者不願過度誇大現代中國學術的南北 之分,但要說完全沒有南北之分,恐亦係掩飾之詞。事實上不論海峽兩岸, 都因為北方學派當家,而稍稍忽略南方學派在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的影 響力。筆者在《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中曾指出,古史辨運動的 反對者,主要即為出身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即後來的東南大學、中央大學)的師生們25; 如果以 1920 年代前後的中國學術界來看,胡適為北方學人的精神導師,新 文化運動的燃燈人,應無疑義;柳詒徵則是南高的學術領袖,反五四新文化 運動的統帥;如果說《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催生者,那麼,《學衡》 雜誌顯然是古典主義的最後堡壘26;如果古史辨運動代表以北大為中心的新 史學發端,那麼,《史地學報》顯然是主要的反對陣營。這種南北對峙的情 形27,不僅五四時期如此,甚至一直影響到 1949 年後的海峽兩岸。 雖然南京大學並非就是當年中央大學的後繼者,但浙江大學為中央大學 的學術延伸,應為一般熟知現代中國學術發展者的常識;而 1952 年中共高 校院系調整後的復旦大學,至少在歷史系部分接收了當年浙江大學的教授 們。所以,從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來的東南大學、中央大學)、浙江大學到復旦大學 25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68-92。 26

沈 松 僑 教 授 指 出 , 學 衡 派 思 想 淵 源 自 白 璧 德 (Irving Babbit) 的 新 人 文 主 義 (New Humanism) , 而 白 璧 德 的 新 人 文 主 義 則 師 承 安 諾 德 (M. Arnold) 之 新 古 典 主 義 (Neo-Classicalism);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臺北:國立臺灣大 學出版委員會,1984),122-133。 27 北大與南高與的對立是否存在,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張其昀在〈吾師柳翼謀先生〉 文中說: 民國八年以後,新文化運動風靡一時,而以南京高等師範為中心的學者們,卻能毅然 以繼承中國學統,發揚中國文化為己任。他們的代表性刊物是《學衡》雜誌,該刊的 〈發刊詞〉,出於柳師手筆,可見他所居的地位。世人對北大南高有南北對峙的看法。 見:張其昀,〈吾師柳翼謀先生〉,收入:《張其昀先生文集》,9/4710-4718;所引在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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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學術網絡,有明顯的軌跡可循。至於隨中央政府遷臺的學者,北大系統 接收臺灣大學,南高系統接收省立師範學院(後來的臺灣師範大學),亦為眾所周知 之事。臺大歷史系與師大歷史系無論在研究領域和治學方法上,顯然有相當 程度的差異。至少就中國史研究而言,臺大歷史系強調古代史,師大歷史系 集中於中國近現代史,似為毋庸爭辯之事實。 在相關研究中,王汎森教授是少數較直接正面論析南北之爭的學者,在 〈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王汎森教授指出, 在 1949 年以前,胡適(1891-1962)、傅斯年(1896-1950)、顧頡剛(1893-1980)等人所領 導的研究工作,在學院中占據主流地位,是 1920-1930 年代最有力量的學派, 王汎森教授以“新派”名之。“新派”史學的來源與三種因素有密切關連:(一) 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思想解放;(二)胡適所提倡的實用主義方法論;(三)西方 史學的引進,尤其是德國史學28 王汎森教授指出,“新派”的批評者散在全國各地,其中南京的中央大學 (即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最有組織,他們有時被稱為南派或東南學派,王汎 森教授則以“傳統派”稱之29。但王汎森教授在文中特別說明,他之所以用“傳 統派”來概括新派的批評者,只是為了討論的方便,“新派”或“傳統派”的稱 呼,並未做價值優劣的判斷。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學術界隱然分成兩種意見,即王汎森教授所 謂的“新派”與“傳統派”(一般亦以北大、南高,或北派、南派稱之);而兩派之間顯然很 少交集,他們在新文化運動、古史辨運動、新史學運動中,一直處在相對立 的位置。叔諒(陳訓慈)在〈中國之史學運動與地學運動〉中,即指出兩派學者 不相侔的現象30;亦有學者以“北方”、“南方”為分31;王汎森教授所謂“新派” 28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 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378。 29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 術的系譜》,379。 30 叔諒,〈中國之史學運動與地學運動〉,《史地學報》,2.3(1923): 13。 31 桑兵教授在〈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中,稱為“南學”、“北學”;請參閱:桑兵,《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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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指北方的整理國故運動,“傳統派”則係以中央大學師生為中心的學者們 32。但事實上有些被視為新派或被新派所欣賞的史家,在文化理想上卻是以 傳統派自居的,如陳寅恪、湯用彤即是33。本文的南北學派之分,並不完全 以地理上的南北為界,而以思想文化與治學取向為別34;因此,在治學方法 和文化理念上,與南學較近而遠於北學的學者,如陳寅恪、湯用彤和王國維, 在本文中亦列為討論對象,類似的情形還有錢穆。 余英時教授在〈猶記風吹水上鱗〉中,談到 1930 年錢穆赴北京後,表 面上已經進入中國史學的主流,但他和反主流派的學人卻更投緣,與南方以 中央大學為中心的史學家如繆鳳林、張其昀交往亦甚密切35。桑兵教授在《晚 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中亦指出,錢穆反對以傅斯年為中心的新史學,認為通 人之學比專家之學更為重要,而與錢穆志同道合者,有張蔭麟、張其昀、陳 夢家等人;桑兵教授並且認為陳寅恪雖然加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但與傅斯年的志同道合實有一定限度36 王汎森教授在〈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一文中,亦提及南北之爭, 略謂傅斯年的《東北史綱》出版後,引起大量的批評,其中繆鳳林與鄭鶴聲 的批評非常嚴厲;繆鳳林與鄭鶴聲皆屬中央大學,亦即南高系統,他們對五 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8-64。 32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 術的系譜》,380。 33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 術的系譜》,380。 34 本文有關南北之分,並不完全依地理為界,與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所論固 有所異,有關梁啟超的論點,有興趣者可參閱: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 《飲冰室專集》,9(臺北:中華書局,1972),3-33;桑兵教授在〈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 與流派〉中,亦稍傾向以地理為界,惟桑兵教授亦論及北學與南學師承上的關係,以及 學術流派間之扞挌,而非逕以地理為別;請參閱: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28-64。 35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民書局,1991),12;王汎森教授亦指出錢穆對“新 派”追逐新史料之風有嚴重不滿;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 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456。 36 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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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文化運動抱持敵意,對傅斯年所標示的治史方法亦極反感,而刊載繆鳳 林評《東北史綱》的《大公報.文學副刊》主編吳宓,正是反新文化運動的 要將。王汎森教授認為,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涉及當時思想界兩個陣營的 競爭37 筆者在《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中,曾就《史地學報》與歷史地 理學的形成做過討論38,但該書主要著眼於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關 係,並未於南北之爭多所著墨;筆者在《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 中亦指出,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主要即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師生們,惟 亦僅點到為止39,未曾就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做進一步的分析。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南方學術網絡雖非耀眼巨星,但亦有其 一定的影響,不論當時或對 1949 年以後海峽兩岸的史學,均具有時代性的 意義。雖然學者們對主流學派的北方學統,總是投以較多關愛的眼神,但對 歷史的伏流,學術發展的非主流思潮,似亦不能視若無睹。 本文擬論析的南方學術網絡,包括:從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到東南大學、 中央大學、南京大學的師生們;從中央大學到浙江大學、復旦大學的師生們; 以及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師生們。 除了學校系所的因素外,本文亦將學術期刊列為分析對象,其中最能代 表南方學術網絡的期刊有三:(一)《學衡》雜誌,(二)《史地學報》,(三)《思 想與時代》。本文將分析這三分期刊的內容,以了解南方學術網絡的學者們, 在文學、思想與史學方面的觀點,並將南方學術網絡與北方學術網絡相比較。 37 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 系譜》,501;王汎森教授文中指出繆鳳林的用語尤其刻毒,說:「傅君所著,雖僅寥寥 數十頁,其缺漏紕繆,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紀錄也。」 38 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61-138。 39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6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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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北新舊:傳統與創新

顧頡剛提出“大禹是蜥蜴類”的時間點,正是 1920 年代中國學術界南北 之爭的關鍵時刻。 1920 年代前後的中國學術界,胡適為北方學人的精神導師,新文化運動 的燃燈人;柳詒徵則是南高的學術領袖,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統帥;《新青 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催生者,《學衡》雜誌為古典主義的堡壘40;古史辨 運動代表以北大為中心的新史學發端,《史地學報》是主要的反對陣營。這 種南北對峙的情形41,不僅五四時期如此,甚至一直影響到 1949 年以後的海 峽兩岸。 在相關研究中,王汎森教授是少數比較直接正面論析南北之爭的學者, 在〈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王汎森教授指 出,在 1949 年以前,胡適(1891-1962)、傅斯年(1896-1950)、顧頡剛(1893-1980)等人 所領導的研究工作,在學院中占據主流地位,是 1920-1930 年代最有力量的 學派,王汎森教授以“新派”名之。王汎森教授認為,“新派”史學的來源與 3 種因素有密切關連:(一)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思想解放;(二)胡適所提倡的實 用主義方法論;(三)西方史學的引進,尤其是德國史學42 40 沈松僑教授的研究指出,學衡派思想淵源自白璧德(Irving Babbit)的新人文主義(New Humanism) , 而 白 璧 德 的 新 人 文 主 義 則 師 承 安 諾 德 (M. Arnold) 之 新 古 典 主 義 (Neo-Classicalism);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122-133。 41 張其昀在〈吾師柳翼謀先生〉文中說:「民國八年以後,新文化運動風靡一時,而以南 京高等師範為中心的學者們,卻能毅然以繼承中國學統,發揚中國文化為己任。他們的 代表性刊物是《學衡》雜誌,該刊的〈發刊詞〉,出於柳師手筆,可見他所居的地位。 世人對北大南高有南北對峙的看法。」張其昀,〈吾師柳翼謀先生〉,《張其昀先生文 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1988-1991),9/4710-4718;所引在4712。 42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 術的系譜》,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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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派”當然就有傳統派或舊派,王汎森教授指出,“新派”的批評者散 在全國各地,其中南京的中央大學(即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最有組織,他們 有時被稱為南派或東南學派,王汎森教授以“傳統派”稱之43 以今日的後見之明審視現代中國學術界,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學術界 隱然分成兩種意見,即王汎森教授所謂的“新派”與“傳統派”(一般以北大、南高, 或北派、南派稱之);亦有學者以“北方”、“南方”為分44;而兩派之間顯然很少交 集,他們在新文化運動、古史辨運動、新史學運動中,一直處在相對立的位 置。叔諒(陳訓慈)在〈中國之史學運動與地學運動〉中,即指出兩派學者迥不 相侔的現象45;王汎森教授所謂“新派”大抵指北方的整理國故運動,“傳統派” 則以中央大學師生為中心46。但事實上有些被視為新派或被新派所欣賞的史 家,在文化理想上卻以傳統派自居,如陳寅恪、湯用彤即是47。本文的南北 學派之分,並不完全以地理上的南北為界,而以思想文化與治學取向為別48 因此,在治學方法和文化理念上,與南學較近而遠於北學的北方學者,如陳 寅恪、湯用彤和王國維即屬此類,類似的情形還有錢穆。 43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 術的系譜》,379;王汎森教授在文中特別說明,他之所以用“傳統派”來概括新派的批評 者,只是為了討論的方便,“新派”或“傳統派”的稱呼,並未做價值優劣的判斷。 44 桑兵教授在〈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中,稱為“南學”、“北學”;請參閱:桑兵,《晚 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8-64。 45 叔諒直接批評南北之爭云:「近來學術界有一不幸之現象,即老學宿儒往往與新進學者 各不相謀。又因地域之暌隔,而各地學者常不能共通聲氣。」叔諒,〈中國之史學運動 與地學運動〉,《史地學報》,2.3(南京,1923.3): 1-14;所引在13-14。 46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 術的系譜》,380。 47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 術的系譜》,380。 48 本文有關南北之分,並不完全依地理為界,與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所論固 有所異,有關梁啟超的論點,有興趣者可參閱: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 《飲冰室專集》,9(臺北:中華書局,1972),3-33;桑兵教授在〈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 與流派〉中,亦稍傾向以地理為界,惟桑兵教授亦論及北學與南學師承上的關係,以及 學術流派間之扞挌,而非逕以地理為別;請參閱: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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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教授在《猶記風吹水上鱗》中,談到 1930 年錢穆赴北京後,表 面上已經進入中國史學的主流,但他和反主流派的學人卻更投緣,與南方以 中央大學為中心的史學家如繆鳳林、張其昀交往亦甚密切49。桑兵教授在《晚 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中亦指出,錢穆反對以傅斯年為中心的新史學,認為通 人之學比專家之學更為重要,而與錢穆志同道合者,有張蔭麟、張其昀、陳 夢家等人;桑兵教授並且認為陳寅恪雖然加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但與傅斯年的志同道合實有一定限度50。杜正勝教授則指出,錢穆受顧頡剛 之邀為《燕京學報》撰稿,卻寫了反對疑古派論點的〈劉向歆父子年譜〉, 顯見其與北方學人立異的基本治學觀點51 王汎森教授在〈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一文中,提及傅斯年的《東 北史綱》出版後,引起大量的批評,其中繆鳳林與鄭鶴聲的批評非常嚴厲52 繆鳳林與鄭鶴聲均出身中央大學53,亦即南高系統,他們對五四新文化運動 49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民書局,1991),12;王汎森教授亦指出錢穆對“新 派”追逐新史料之風有嚴重不滿;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 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456。 50 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283。 51 杜正勝,〈錢穆與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史學〉,《新史學之路》,216-233;特別是231-232。 52 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 系譜》,501;王汎森教授文中指出繆鳳林的用語尤其刻毒,說:「傅君所著,雖僅寥寥 數十頁,其缺漏紕繆,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紀錄也。」 53 繆鳳林,字贊虞,1899年生,浙江富陽人。1919年入南京高等師範史地部,師從柳詒徵, 1923年畢業。1928年起在其母校國立中央大學任教,講授中國通史、中國文化史、日本 史。抗戰期間曾任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史地系主任。1948年出任文學院史學系主任,1949 年後任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中國通史綱要》、《日本史論叢》、《中國通史要 略》、《中國史論叢》、《中國民族史》、《中國民族文化》等。鄭鶴聲(1901-1989),浣 東泰南村人,1920年夏進南京高等師範文史地部,當時主持文史部教學的老師分別爲柳 詒徵和竺可楨。畢業論文為《漢隋間之史學》,曾在《學衡》雜誌分期連載,並於中華 書局正式出版。1925年應雲南省政府之聘,赴雲南高等師範任教,並兼課於東陸大學(雲 南大學前身)。1929年受國民政府大學院之聘,在教育部編審處任編審兼教育部水陸圖審 查委員會專門委員,並兼職於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學校。1949年中共建國後,鄭鶴聲任 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1951年赴山東,先後在華東大學、山東大學任教。並參加教 育部中國近代史教育大綱編定委員會。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出版了《孔子與春秋》等 著作。早年著作有《正史研究》、《司馬遷年譜》、《班固年譜》、《袁樞年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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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持敵意,對傅斯年所標示的治史方法亦極反感,而刊載繆鳳林評《東北史 綱》的《大公報.文學副刊》主編吳宓54,正是反新文化運動的要將。王汎 森教授認為,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涉及當時思想界兩個陣營的競爭。 我在《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中,曾就《史地學報》與歷史地理 學的形成做過討論55,惟該書主要著眼於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關 連,並未於南北之爭多所著墨;此外,我在《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 展》中亦指出,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主要即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師生們, 惟亦僅點到為止56,未曾就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做進一步的分析。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南方學術網絡雖非耀眼巨星,但亦有其 一定的影響,不論當時或對 1949 年以後海峽兩岸的史學研究,均具有時代 性的意義。雖然學者們對主流的北方學派,投以較多關愛的眼神,但對歷史 的伏流,學術發展的非主流思潮,似亦不能視若無睹。 本文第四節討論對顧頡剛“大禹是蜥蜴類”之說提出問難的劉掞藜,即出 身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而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亦明顯以南派學者為主體。 1928年起,上海商務印書館將其著作以“鄭氏史學叢書”之名出版;中年以後著作有《中 國史部目錄學》、《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等,並與其兄鄭鶴春合寫《中國文獻學 概要》等。 54 吳宓(1894-1978),字雨僧,又字雨生,陝西涇陽人。1916年畢業於清華學校,1917年赴美 留學,1921年獲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學位。留美期間,吳宓對19世紀英國文學,尤其是浪 漫詩人的作品,下過相當功夫,有過不少論著。1926年回國擔任南高、東南大學英語兼 英國文學教授,並與劉伯明、梅光迪、柳詒徵等創辦《學衡》雜誌。1924年8月離開南京, 先後任東北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武漢大學、四川教育學院、西南師範學院等校 教授。有關吳宓的生平,請參閱:王泉根,〈吳宓先生年表〉,收入:李繼凱、劉瑞春(選 編),《追憶吳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480-520;吳宓(著)、吳學昭(整 理),《吳宓自編年譜:1894-1925》;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 55 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61-138。 56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6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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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西文化論述:以《學衡》與《新青年》為分析對象

(一) 《學衡》與南方學統

1919 年,梅光迪返國後,在上海創辦《民心週報》,針對胡適等人所提 倡的白話文及新式標點等運動,發表多篇文章予以批評。1921 年,梅光迪力 邀吳宓返國擔任南京高師的英語兼英國文學教授並一同加入《學衡》的編輯 工作57。此時,柳詒徵、胡先驌等人同在東南大學任教,「莫不痛感新文化運 動一意毀棄傳統,不免矯枉過正,流弊無窮;又鑑於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競 言西學,卻不知究其本原,唯新是騖,往往流於“浮薄怪謬”之說,養成『叫 囂浮誇』的習氣,亟思加以匡正,以振溺挽頹,斡旋時運」58。因此,劉伯 明、梅光迪、吳宓、柳詒徵、胡先驌等人乃創辦《學衡》雜誌,欲以此拯救 中國傳統文化。 在此之前,在美國的一批留學生對於陳獨秀、胡適等人透過《新青年》 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抨擊、徹底否定、破舊立新」59以及極力擁護西方 文化的態度極為不滿,認為他們「甚為偏激,『更痛感欲融會西方文化,以 浚發國人的情思,必須高瞻遠囑,斟酌損益』」60。因此,進一步主張應「昌 明國粹,融化新知,重視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繼承性,在現有的基礎上完善改 進」61。所以,吳宓、梅光迪等人在美國時即決定將來回國之後,擬集合一 群同志與胡適、陳獨秀等人捉對鏖戰62 57 有關梅光迪寄給吳宓的這封信,詳細內容請參閱: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自編 年譜:1894-1925》(北京:三聯書店,1995),214。 58 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73。 59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19。 60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29。 61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19。 62 有關梅光迪與胡適在美國的論爭,請參閱:沈衛威,《回眸學衡派:文化保守主義的現 代命運》,10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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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梅光迪自美返國,赴天津南開大學擔任英文系主任,同時與聶 雲臺等人在上海創辦《民心週報》。在《民心週報》中,梅光迪針對胡適等 人所提倡的白話文及新式標點等運動,發表多篇文章予以批評,並曾引起胡 適的反駁。1920 年梅光迪應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理科主任劉伯明之邀,轉往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任教。1921 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升格為東南大學,梅光迪 出任西洋文學系主任。此時梅光迪致函在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的吳宓,力邀 吳宓返國,以東南大學為聚集同志知友,發展理想事業之地,將聘吳宓為東 南大學英語兼英國文學教授,並請吳宓擔任即將出刊的《學衡》雜誌總編輯 63。吳宓於 1921 年 6 月啟程返國,8 月抵達上海,9 月往南京東南大學。此 時,柳詒徵、胡先驌等人亦同在東南大學任教。而他們「莫不痛感新文化運 動一意毀棄傳統,不免矯枉過正,流弊無窮;又鑑於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競 言西學,卻不知究其本原,唯新是騖,往往流於“浮薄怪謬”之說,養成“叫囂 浮誇”的習氣,亟思加以匡正,以振溺挽頹,斡旋時運」64。因此,劉伯明、 梅光迪、吳宓、柳詒徵、胡先驌等人乃創辦《學衡》雜誌,欲以此為保存中 國傳統文化之堡壘。 1922 年 1 月《學衡》創刊,初期以月刊的形式出版,迄 1926 年 12 月止, 均按時出版,共發行 60 期。《學衡》初期各方俊彥雲集,士氣風發。但這種 榮景並未持續太久,1923 年底,年僅 38 歲的劉伯明因患腦膜炎遽逝,使得 《學衡》頓時失去來自東南大學校方的有力支持。同時,因為梅光迪與吳宓 兩人對於《學衡》欄目內容的安排有不同意見,因此發生激烈爭執。而吳宓 直接署名為《學衡》編輯的動作,「違背了《學衡》同人最初的約定,從而 引起了力倡學術人格的梅光迪的不滿」65,亦為造成梅光迪憤而出走的主因。 63 有關信件中的詳細內容,請參閱: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1998), 24。 64 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73。 65 段懷清,〈梅光迪的人文思想與人文批評〉,《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0.1(杭 州,2000.0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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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宣稱:「《學衡》內容愈來愈壞,我與此雜誌早無關係矣!」661924 年 梅光迪離開東南大學,重返美國。另一位重要撰稿人胡先驌,亦於 1924 年 離開東南大學,重回美國。有志於保存中國傳統文化命脈的《學衡》創刊諸 子,遂漸分道揚鑣,《學衡》亦面臨存亡之關鍵時刻。此時,吳宓在不得已 的情況下離開東南大學,先就聘於奉天東北大學擔任英語系教授,一學期後 轉往北京,並於 1925 年初,受聘負責主持籌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 《學衡》舊人離散各地之後,《學衡》的運作全賴吳宓一人獨力支撐, 即使離開東南大學後,仍由吳宓在北方遙控。1927 年,因北伐戰爭爆發,以 及原先與《學衡》合作的中華書局不願續辦等原因67,使得《學衡》被迫停 刊 1 年。其後在吳宓的條件交換和梁啟超斡旋下,《學衡》於 1928 年 1 月復 刊68。復刊後的《學衡》改為雙月刊,至 1929 年 12 月皆能準時出版,因此 前後共計發行 72 期。1930 年《學衡》再度停刊一年,1931 年 1 月再度復刊, 但在 5 月發行第 75 期後,又三度停刊。此後則是不定期出版。1933 年 7 月 出版第 79 期,雖云將改由繆鳳林擔任編輯繼續出版,但自此以後《學衡》 遂不再出刊。根據多位學者的研究指出,造成《學衡》解散的原因不外乎人 事、經費、以及內部傾軋等三項因素,其中尤以內部傾軋更是造成《學衡》 一蹶不振的致命傷69

(二) 《學衡》內容分析

《學衡》創刊之初,吳宓等人對於文章的編排即有固定模式,主要欄目 包括:插畫,以介紹古今中外的人物為主,間或介紹某些特殊的建築物,「大 66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自編年譜:1894-1925》(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 書店,1995),235。 67 有關《學衡》與中華書局之間的合作關係,請參閱:李剛、張厚生,〈《學衡》雜誌初 探〉,《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3(南京,2002.05): 13-14。 68 有關吳宓此次與中華書局之間的交涉,請參閱:沈衛威,《吳宓傳:泣淚青史與絕望情 慾的癲狂》(新店:立緒文化公司,2000),88-90。 69 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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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皆以表明《學衡》立論精神或配合正文內容為主」;通論,「內容多為評論 時事、介紹新知」;述學,「內容多屬訓詁、考據、義理等舊學,譯介西方名 著者亦多」;文苑,又可細分為文錄、詩錄、詞錄、戲劇、小說等項,內容 以傳統詩詞為主,時而穿插若干譯詩與翻譯小說;雜綴,內容多為遊記、詩 話等類文章;書評,「所評對象兼及古今著作,尤以詩詞為主」70。從 1922 年 1 月創刊到 1933 年 7 月為止,發行時間同樣長達 12 年,刊載的文章高達 1,708 篇71 在全部 1,708 篇文章之中,與引介新知相關的文章約有 282 篇,占 16.5%,其餘的 1,426 篇所討論的主題則是以中國傳統文化、傳統學術為主的 文章,占 83.5%。在這 282 篇引介新知 的文章作者群之中,以吳宓所撰寫的 47 篇(16.7%)為最多,其次為張蔭麟的 11 篇 (3.9%)、徐震堮的 9 篇(3.2%)、郭斌龢的 7 篇(2.5%)、向達的 6 篇(2.1%),其餘的作者 均在 5 篇以下,如:景昌極、湯用彤、 李思純等的 4 篇,胡先驌的 3 篇,繆鳳林、梅光迪、吳芳吉等的 2 篇。這些 引介新知的文章,有多達 135 篇(47.9%)的文章是屬於“插畫”,因此在這部分筆 者並未將其作者列入統計之中,但仍將“插畫”列為引介新知的文章,因為筆 者認為在這部分仍有其價值、意義存在。 圖3-2-1 “《學衡》區域比較" 中國地區 83.5% 世界地區 16.5% 70 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76。 71 本文中,《學衡》的統計資料來源是:《學衡》編輯委員會(編),《學衡》(臺北:臺灣 學生書局影印本,1971)。在統計過程中,連載的文章其連載次數亦全部計算在內。另外, 舊體詩詞以“首”為計算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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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各卷72之中,與引介新知相關的 文章比例均能大致維持在 15%左右,除 了 最 後 2 卷 突 然 驟 升 至 32.4% 和 28.0%。筆者認為最後 2 卷中新知引介文 章比例驟升的原因,並非是因為引介新 知的文章有所增加,相反地,乃是因為 非引介新知的文章大幅減少所致。 從圖 3-2-3 “《學衡》文章數分期比例”即可看出,第 3 卷之後,《學衡》 各卷文章數所占的比例即跌破 15%,到了第 7、第 8 卷時,均較第 6 卷少了 將近一半的數量,顯示《學衡》最後 2 卷的文章數嚴重地不足,差不多只剩過去 1 卷的一半而已。在第 6 卷發行之前,《學 衡》內部已因為劉伯明的過逝、多位撰稿 人的出走,使得《學衡》開始陷入困境之 中。在結束第 6 卷的發行之後,又因戰 爭、與中華書局間的合作問題等,使得《學衡》被迫停刊 1 年。最後,在吳 宓的讓步與梁啟超的斡旋之下,《學衡》才得以復刊。但由於《學衡》既缺 少撰稿人,更缺乏經費,復刊後的《學衡》聲勢早已大不如前。因此,在吳 宓的勉強維持之下,一期之中甚至只有 4 篇、5 篇、8 篇等個位數字的文章, 相對地,單從百分比來算,則引介新知的文章所占的比例自然出現大幅度地 提高的情況。 圖3-2-2 “《學衡》世界地區分期比例"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比 例 14.3% 14.1% 16.3% 17.6% 13.9% 11.1% 32.4% 28.0% 16.5% 1-10 11-20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79 總計 圖3-2-3 “《學衡》文章數分期比例" 0.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比 例 16.8% 16.2% 18.0% 11.0% 13.5% 12.1% 6.1% 6.3% 1-10 11-20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79 72 此處所指的“各卷”乃是筆者以《學衡》發行10期的數量為一個新單位,所作的劃分。第1 卷即代表第1期到第10期,第2卷即代表第11期到第20期,依此類推,直到第8卷代表第71 期到第79期為止。以下為行文之便,均以卷作為主要分析單位,特殊情形則會標明期數。 作此劃分主要有二大原因:首先是因為79期的《學衡》過於細碎,因此以10期為一單位, 所涵蓋的文章數較多,在做統計、分析時亦較容易看出其中的趨勢;其次則是為了便於 和《新青年》做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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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82 篇與引介新知相關的文章之 中,其來源的國家、地區分佈以歐洲地 區的 28.4%為最高,其次依序是:英國 (26.6%)、 法 國(19.1%)、 美 國(12.8%)、 德 國 (6.4%)。 首先,值得特別說明的是有關來自 歐洲地區的新知引介。《學衡》在介紹歐洲地區的新知時,其關注焦點在於 歐洲的上古和中古史,從圖 3-2-5 “《學衡》歐洲斷代比例”即可明顯看出。 其中,上古史所占的比例高達 60.0%,再加上中古史的 36.3%,幾乎就是所 有歐洲新知引介的總和。剩下的文章之

中,1 篇是托爾斯泰像(Count Lyov N. Tolstoy, 1828-1910),另外 2 篇則分別是吳宓和李思 純個人的歐遊雜詩。之所以呈現出如此 情況,和《學衡》的創刊宗旨及其文化 觀念有極為密切的關連,而形塑出《學 衡》文化觀的重要推手即是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圖3-2-4 “《學衡》國別比例" 比 例 4.3% 12.8% 26.6%19.1% 6.4% 0.4% 0.7% 28.4% 0.4% 0.7% 0.0% 0.4% 總論 美 國 英國 法國 德國 俄國 日本 歐洲 美 洲 亞洲 非 洲 不明 圖3-2-5 “《學衡》歐洲斷代比例" 近現代史 3.8% 近古史 0.0% 中古史 36.3% 通史 0.0% 上古史 60.0% 白璧德於 1893 年取得哈佛碩士學位之後,在 1894 年即進入哈佛任教。 由於白璧德對於哈佛大學的課程改革極為不滿,並曾對羅馬語言系系主任高 分貝的批評,此舉更使得白璧德在系上愈形孤立。之後,在好友穆爾(Paul Elmer

More, 1864-1937)和學生薛曼(Stuart P. Sherman, 1881-1926)的聲援之下,白璧德才站穩哈

佛的教職並逐漸在美國學界取得一席之地。白璧德的思想核心乃是“新人文 主義”,強調「古典文化的重要性,希望現代的學生都像以前一樣,經歷古 典教育的薰陶,繼承以往的人文傳統」73。因此,白璧德對於希臘、羅馬時 期的思想文化極為推崇,對於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思想亦有不錯的評價。影 73 王晴佳,〈白璧德與「學衡派」──一個學術文化史的比較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集刊》,37: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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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所及,他的學生對於希臘、羅馬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文化亦投注較多 的心力。 反映在《學衡》上,即是集中力量介紹有關希臘、羅馬以及文藝復興時 期的思想文化,例如:刊有多幅有關希臘美術特色的圖片,讓國人得以接觸 希臘的藝術;另外,亦連載有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哲學大綱,以及柏拉圖 語錄等希臘經典著作。由於白璧德所提倡的新人文主義乃是一種精英主義, 強調良好的教育、悠久、深厚的歷史文化,而非簡單、膚淺的大眾速食文化。 因此,對於歐洲英、法等國的多位文學家、思想家均有不錯的評價,例如: 在《學衡》上即曾譯介英國沙克雷的小說及多位英國詩人的作品;另外,亦 譯介多篇伏爾泰的小說及其他法國小說家、劇作家的作品。使得英、法兩國 能在《學衡》引介新知的文章中分別占有 26.6%和 19.1%的高比例。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英、法兩國第 1 卷時,英國(39.0%)的比例遠高於法 國(0.0%)的比例。但在第 2 卷時,英、法 兩國卻同樣占有 23.1%的比例。此後的 3 卷中,法國占有的比例反倒超越了英 國。直到第 6 卷時,英國才又再度取得 較高的占有率。最後的第 7、第 8 兩卷, 英、法則呈現出同樣的起伏情形。 圖3-2-6 “《學衡》新知引介來源分期比例比較:英國&法國"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英國 39.0% 23.1% 16.0% 18.2% 21.9% 39.1% 23.5% 40.0% 26.6% 法國 0.0% 23.1% 28.0% 33.3% 31.3% 13.0% 8.8% 13.3% 19.1% 1-10 11-20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79 總計 圖3-2-7 “《學衡》新知引介來源分期比例比較:美國&法國"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美 國 9.8% 7.7% 6.0% 12.1% 25.0% 8.7% 17.6% 20.0% 12.8% 法 國 0.0% 23.1% 28.0% 33.3% 31.3% 13.0% 8.8% 13.3% 19.1% 1-10 11-20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79 總計 同時,因為白璧德的緣故使得美國 能緊跟在法國之後,占有 12.8%的比 例。並且從圖 3-2-7 “《學衡》新知引介 來源分期比例比較:美國&法國”的比 較中即可看出,在最後兩卷中美國取代 了法國,成為新知引介來源第 3 高的國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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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3-2-8 “《學衡》新知引介 專史分類比例”中即可明顯看出,在 引介新知的文章專史分類中,“思想 文化”占了絕大部分,高達 65.6%。 其次則是藝術的 23.4%,其餘的類 別所占比例極為有限,均未能超過 5%。筆者認為此一現象顯示出《學衡》乃是集中大多數的力量在思想文化的 相關論題上,對於希臘時期、以及英國、法國、美國等地學者的思想論著加 以介紹。另一個部分則是著重於藝術、戲劇的介紹,例如對於希臘美術特色 的介紹、西方名畫的介紹、西方畫家、戲劇家的簡介、及少數幾篇與戲劇、 藝術相關的論著。在第 3 卷時,有大幅對於希臘美術特色的介紹,使得藝術 類的文章能突然急遽攀升,並超越思想文化類的文章。 除此之外,思想文化類的文章均能一直維持在超過 50%以上的高比例。 如此,雖能讓讀者獲得大量有關西方的 思想文化和藝術方面的知識,但同時也 造成《學衡》在文章內容上的侷限。例 如:未有對民眾較為關心的經濟、教 育、社會、政治等實際問題上有所著 墨,因此也就不易拓展讀者人數。甚至 會讓部分民眾覺得《學衡》是個空談思想、文化、藝術,不切實際的刊物, 那些知識分子盡是些關在象牙塔中,不知民間疾苦的學者。如此一來,對於 《學衡》未來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圖3-2-8 “《學衡》新知引介專史分類比例" 比例 0.4% 0.4% 1.8% 1.8% 65.6% 1.8% 0.0% 0.0% 0.7% 1.8% 0.0% 2.5% 23.4% 0.0% 史學 制度 宗教 社會思想文化政治軍事科技國際關係婦女 教育 經濟 圖書 藝術 不明 圖3-2-9 “《學衡》新知引介專史分類分期比例比較:思想文化&藝術"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思想文化 65.9% 74.4% 34.0% 72.7% 75.0% 78.3% 64.7% 80.0% 65.6% 藝術 19.5% 7.7% 56.0% 15.2% 18.8% 17.4% 23.5% 13.3% 23.4% 1-10 11-20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79 總計

(三) 從《青年雜誌》到《新青年》

1915 年 9 月,陳獨秀居於上海法租界的有利環境及其努力奔走,成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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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青年雜誌》74。但在 1916 年 2 月出版第 1 卷第 6 號後,因爆發戰事而 陷入困境,遂停刊半年。直至 1916 年 9 月才重新復刊,並改名為《新青年》 75。之後,以“月刊”出版至 1922 年 7 月第 9 卷第 6 號為止76。在中國共產黨 內部運作的考量下,《新青年》宣佈停刊77。1923 年 6 月《新青年》再度復刊, 並改為“季刊”出版,分別於 1923 年的 6 月、12 月以及 1924 年的 8 月、12 月陸續出版 4 期。1925 年 4 月起,又改為“不定期刊”繼續出版,分別在 1925 年的 4 月、6 月、1926 年的 3 月、5 月以及 7 月不定期發行,直至 1926 年 7 月發行完第 5 期之後,因為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再度宣佈停刊。此次停刊為 《新青年》正式劃下句點。 《青年雜誌》創刊之始,全由陳獨秀一人獨立編輯而成,僅有同為皖籍 的知識分子或是與陳獨秀個人私交甚篤之人給予協助78。此外,《青年雜誌》 亦深受《甲寅雜誌》的影響,並獲得他們幫助79。改名為《新青年》之後, 第 2、3 卷的封面上仍標明「陳獨秀先生主撰」等字樣,可見仍維持由陳獨 秀一人獨立負責的情況。 74 陳獨秀之所以能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的原因,不外乎與上海一地的政治、思想、經 濟、文化、以及上海當地眾多的知識分子和陳獨秀在此多位朋友的協助有關。詳細的論 述請參閱:操國勝,〈《新青年》創辦於上海初探〉,《贛南師範學院學報》,1(贛州, 1999): 97-100。 75 陳獨秀於《新青年》第2卷第1號上載有通告云:「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勵,勉副讀者 諸君屬望,因更名為《新青年》。」 76 改名為《新青年》之後,除了第4卷第1號(延遲4個月)、第6卷第6號(延遲5個月)、第8卷第 1號(延遲3個月)、第8卷第6號(延遲2個月)、第9卷第6號(延遲9個月)之外,其餘均按時以 月刊的形式出版。有關《新青年》各卷各號的出版時間,可參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 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1集下冊(瀋陽: 三聯書店,1978),424-454。 77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決定以《嚮導》作為機關報,並將《新青年》予以停刊。參閱: 劉德美,〈「新青年」與新文化運動〉,收入: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六 輯‧五四運動》,486。 78 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香港:三聯書店,1992),1-6。 79 楊琥,〈《新青年》與《甲寅》月刊之歷史淵源──《新青年》創刊史研究之一〉,《北 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9.6: 12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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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年陳獨秀接受蔡元培(1868-1940)的邀請,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從 第 3 卷開始,陳獨秀將《新青年》從上海租界帶進了北京大學,《新青年》 改在北京編輯,同時,除了原先的皖籍知識分子、《甲寅雜誌》的編輯、作 者群之外,更加入了許多北京大學的師生。另外,胡適、錢玄同(1887-1939)、 劉復(1891-1934)、沈尹默(1883-1971)、李大釗(1889-1927)等人亦分擔不少陳獨秀在編 輯上的辛勞。有了北京大學多方面的支援,使得《新青年》聲勢愈加浩大, 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 1920 年開始,陳獨秀受到來自蘇聯共產國際魏金斯基的影響,開始致力 於從事籌組中國共產黨80。同時,在第 8 卷第 1 號 (1920 年 9 月)出版時,陳獨秀 已將《新青年》從北京遷回上海,另組“新青年社”以取代過去負責印刷、發 行等事務的“群益書社”81。此舉雖然引發胡適等人的強烈不滿,但陳獨秀依 然我行我素,不予理會。因此,《新青年》自發行第 8 卷第 1 號開始,即成 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並開始有系統地介紹有關蘇俄的革命 理論以及實際情況82。在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後,《新青年》遷到廣州持續出 版,直至第 9 卷第 6 號出刊之後,立即宣佈停刊。幾經考量之後,又在 1923 年 6 月再度復刊。在 1923 至 1926 年期間發行共 9 期的《新青年》,其內容、 立場完全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的理論性機關刊物,和過去新文化運動時期以 “同人雜誌”83型態出現的《新青年》已完全不同。 80 請參閱: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64-67。 81 陳平原,《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69。 82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 第1集上冊,19-20。 83 陳平原教授在《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一書中指出:「清末民初迅速崛起的報刊,已經 大致形成商業報刊、機關刊物、同人雜誌三足鼎立的局面。不同的運作模式,既根基於 相左的文化理念,也顯示不同的編輯風格。……至於晚清數量極多的同人雜誌,既追求 趣味相投,又不願結黨營私,好處是目光遠大,胸襟開闊,但有一致命弱點,那便是缺 乏穩定的財政支持,且作者圈子太小,稍有變故,當即『人亡政息』」。請參閱:陳平 原,《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62-143;所引在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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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青年》內容分析

《新青年》從第 1 卷到第 9 卷的發行,在內容的編排上,除了一般通論 性、政論性的文章之外,另外設有:通信、讀者論壇、國內大事紀、國外大 事紀、隨感錄等較為特殊的欄目刊載記者和讀者的投稿。此外,會以“專號” 的形式集中介紹來自西方的思想及各種問題、研究,例如:第 4 卷第 6 號的 “易卜生號”、第 6 卷第 5 號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第 7 卷第 4 號的“人口 問題號”、以及第 7 卷第 6 號的“勞動節紀念號”等;有時則以長時間、大規模 的形式針對某一主題予以專門的介紹,例如:“馬克思主義宣傳”、“社會主義 討論”、“俄羅斯研究”、“羅素著作介紹和評論”、“工讀互助團問題”等。《新 青年》以“季刊”和“不定期刊”發行的時候,會以一個明確的主題作為當期的 主軸,例如:季刊第 1 期的“共產國際號”,季刊第 4 期的“國民革命號”,不 定期刊第 1 期的“列寧號”、以及不定期刊第 5 期“世界革命號”。從 1915 年 9 月《青年雜誌》創刊開始到 1926 年 7 月《新青年》完全停刊為止,發行時 間前後長達 12 年,刊載的文章計有 1,419 篇84 在全部的 1,419 篇文章之中,與引 介 新 知 相 關 的 文 章 約 有 511 篇 , 占 36.0%,其餘的 908 篇所討論的主題則 是和中國傳統文化或是在中國各地所 發 生 的 各 種 事 情 為 主 的 文 章 , 占 64.0%。 圖3-4-1 “《新青年》區域比較" 中國地區 64.0% 世界地區 36.0% 84 本文中,《新青年》的統計資料來源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 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1集下冊,424-454。另外,在統計過程中, 連載的文章其連載次數亦全部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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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新青年》以“季刊”和“不定期刊”方式發行的部分亦各列為一卷85 則各卷中與引介新知相關的文章所占比例最高者為第 11 卷的 73.2%。其次則 分別是第 10 卷的 63.8%和第 1 卷的 58.4%。此一情形恰好與陳獨秀、《新青 年》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發展相互 吻合。所占比例最高的最後 2 卷,正好 是《新青年》轉型成為中共中央理論性 機關刊物的時期。因此,在特定的預設 立場操縱下,陳獨秀、瞿秋白、張崧年等人對於馬克思主義、俄國共產革命 的理論與實務均不遺餘力大力宣傳。另外,雖然在創刊之初,引介新知的比 例即高達 58.4%,但發行第 2 卷時則滑落至 31.6%,之後均維持在 24.0%左 右,直到第 8 卷時,才急遽上升至 45.7%。筆者認為,在創刊之初,陳獨秀 等人秉持著在《青年雜誌.社告》中所宣誓的:「本誌於各國事情學術思潮 盡心灌輸,可備攻錯」86。因此,創刊之初即致力於新知的引介,使得第 1 卷中半數以上的文章均屬於新知的引介。但隨後因為國內學術界掀起一波又 一波的運動、論戰,例如:新文化運動、古史辨運動、反宗教運動、以及東 西文化論戰等,知識分子莫不將其全身精力投入其中,自然對於新知的引介 有所忽略,因此第 2 卷即下滑了 26.8%之多,第 3 卷又再小幅下滑 7.8%,但 在隨後發行的《新青年》之中,均能維持在 24.0%左右的文章數量於新知的 引介。直到發行第 8 卷(1920 年 9 月-1921 年 4 月)時,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陳 獨秀不顧胡適等人的反對,將《新青年》從北京遷回上海,並把《新青年》 改為中共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開始針對俄國共產革命的理論與實務加以 介紹,例如:從第 8 卷第 1 號開始出現的“俄羅斯研究”便是大量介紹與俄國 圖3-4-2 “《新青年》世界地區分期比例"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比例58.4%31.6%23.8%23.5%25.2% 23.8% 27.3% 45.7% 32.0% 63.8% 73.2% 36.0% 第1卷第2卷第3卷第4卷 第5卷 第6卷 第7卷 第8卷 第9卷 第10卷 第11卷 總計 85 為行文之便,筆者將改稱以“季刊”發行共4期的《新青年》為第10卷,以“不定期刊”發行 共5期的《新青年》為第11卷。 86 《青年雜誌‧社告》;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1集下冊,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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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各項事務,使得第 8 卷中引介新知的比例迅速回升至 45.7%。此一現 象再度說明,《新青年》在引介新知這一部分和創刊人陳獨秀以及中國共產 黨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關連。 在 511 篇與引介新知相關的文章之中,其來源的國家、地區分佈以俄國 的 24.1%為最高,其次分別是總論的 13.9%、美國的 13.7%、英國的 10.6%、 以及歐洲地區的 10.4%87。俄國高居新 知 引 介 來 源 的 榜 首 , 與 當 時 社 會 主 義、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創刊人陳獨 秀的主導、以及日後成為機關刊物的 需要等均有一定程度的關連。 0.0% 5.0% 10.0% 15.0% 20.0% 25.0% 圖3-4-3 “《新青年》國別比例" 比例 13.9% 13.7% 10.6% 8.8% 6.5% 24.1% 7.0% 10.4% 0.6% 2.0% 0.4% 2.2% 總論 美國 英國 法國 德國 俄國 日本 歐洲 美洲 亞洲 非洲 不明 圖3-4-4 “《新青年》新知引介來源分期比例:俄國"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俄國 7.4% 10.2% 17.1% 7.4% 5.7% 25.0%15.8% 31.6%37.5%62.2%56.1% 24.1% 第1卷第2卷第3卷 第 4卷第5卷 第6卷第 7卷 第 8卷 第9卷 第10卷 第11卷總計 圖3-4-5 “《新青年》新知引介來源分期比例:美國" -10.0% 0.0% 10.0% 20.0% 30.0% 40.0% 50.0% 美國 9.6% 8.2% 17.1% 3.7% 5.7% 2.8% 26.3%43.0%2.5% 2.7% 2.4% 13.7% 第 1卷第2卷 第3卷第 4卷第5卷 第 6卷第7卷 第8卷第 9卷 第10卷 第 11卷總 計 從圖 3-4-4 “《新青年》新知引介 來源分期比例:俄國”來看,俄國地 區的新知引介大致呈現向上攀升的 趨勢,尤其是從第 7 卷開始更是快速 爬升,到第 8 卷時正好成長了兩倍之 多,之後仍持續向上成長。 另外,美國亦占有 13.7%的比 例,與第 2 名的總論僅有 0.2%的差 距而已。美國之所以能占有如此之高 的比例,胡適的宣傳和影響功不可 沒。另外,美國學人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87 筆者在此將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日本等六個引介新知的主要國家獨立出來 統計、說明,其餘的國家因為數眾多無法在此一一列出說明,僅以歐洲、美洲、亞洲、 非洲等四大地區予以概括,而此四大地區的統計則不再包含上述六個國家。另外,總論 乃指全面性、綜論性的介紹文章,而無專門、特定的國家、地區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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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相繼來訪,亦使得美國新知在中國成為一股熱潮,知識分子莫不熱衷於 美國新知的介紹,圖 3-4-5 “《新青年》新知引介來源分期比例:美國”中所 顯示的曲線更加清楚地呈現出此一情形。由於他們的來華均約在 1919 年 5 月至 1921 年 7 月的這段時間之內,因此這段期間內所發行的《新青年》第 7、 第 8 卷,在美國新知的引介上有極為顯著地成長,從原先 10%以下的比例突 然飆升到 26.3%,第 8 卷時更達到 43.0%的高峰,較同卷中的俄國高出 11.4% 之多。 但在此之後,胡適與陳獨秀兩 人對於《新青年》未來的發展方向 產生嚴重的歧見,而最後是由陳獨 秀成功地將《新青年》帶向中國共 產黨的懷抱之中。因此,在往後 3 卷的《新青年》中,美國地區的新 知引介驟降至 5%以下,與俄國地區的高比例呈現明顯地反差。 此外,值得注意的還有占 10.4%的歐洲地區。歐洲地區之所以能占有高 於法國(8.8%)、日本(7.0%)、和德國(6.5%)的比例,筆者認為原因在於胡適等人對 於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的關注以 及第一次大戰的引爆點,南歐地區, 的重視有密切的關係。從北歐地區所 占將近一半的比例(43.4%),以及南歐地 區高達 20.8%的比例來看,即可了解 到當時知識分子對於這兩個地區的偏 好。 圖3-4-6 “《新青年》新知引介來源分期比例比較:美國&俄國" -10.0%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美 國 9.6% 8.2% 17.1% 3.7% 5.7% 2.8% 26.3% 43.0% 2.5% 2.7% 2.4% 13.7% 俄 國 7.4% 10.2%17.1% 7.4% 5.7% 25.0% 15.8% 31.6%37.5% 62.2% 56.1%24.1% 第 1卷 第 2卷 第3卷 第 4卷 第 5卷 第6卷 第 7卷 第 8卷 第9卷 第 10卷 第11卷 總 計 圖3-4-7 “《新青年》歐洲分區比例" 西歐 17.0% 東歐 13.2% 南歐 20.8% 歐洲 5.7% 北歐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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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引介新知文章的專史分類上,當以思想文化類占有最大的比例,高 達 37.6%。 其 次 依 序 為 : 政 治 軍 事 (28.4%)、社會(12.9%)、藝術(6.7%)、以及 教育(4.3%)等。專史分類中“思想文化” 所占的比例高達 37.6%,與過去傳統 印像中,知識分子在此時大量輸入國 外的主義、思想正好不謀而合。尤其 從第 4 卷(1918 年)開始直到第 6 卷(1919 年)為止,思想文化所占的比例(63.0%、 60.0%、77.8%)均超過一半以上,恰好說 明此時正值五四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 的高峰期。所占比例位居第 2 的政治 軍事類文章,呈現出的曲線正好和思 想文化大致形成相互對應,一高一低 的情況。正當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之 時,思想文化類的新知成為知識分子 們的最愛,而政治軍事類則在谷底盤 旋。從第 8 卷(1920 年)開始,由於《新 青年》本質的丕變,除了理論的宣傳 之外,實際的革命行動獲得重視,因此政治軍事類有逐漸回升的情形,思想 文化類則漸趨下降,從第 9 卷開始到最後的第 11 卷,各地激進的革命運動、 政治理論成為《新青年》宣傳的重點,因此,政治軍事類在這 3 卷之中均高 出思想文化類許多,差距分別高達 40.0%、21.6%和 36.6%。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圖3-4-8 “《新青年》新知引介專史分類比例" 比例 0.8% 2.2% 0.8% 12.9% 37.6% 28.4% 0.4% 0.8% 1.6% 4.3% 2.0% 0.6% 6.7% 1.2% 史學 制 度 宗教 社會思想文化政 治軍 事科技國 際關 係婦女 教育 經濟 圖書 藝術 不 明 圖3-4-9 “《新青年》新知引介專史分類分期比例:思想文化"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思想文化23.4%30.6%22.9%63.0%60.0%77.8%42.1%34.2%55.0%27.0%14.6%37.6% 第1卷第2卷第3卷第4卷第5卷 第6卷第7卷第8卷第9卷 第10卷 第11卷總計 圖3-4-10 “《新青年》新知引介專史分類分期比例比較:思想文化&政治軍事" -20.0%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思想文化 23.4% 30.6% 22.9% 63.0% 60.0% 77.8% 42.1% 34.2% 55.0% 27.0% 14.6% 37.6% 政治軍事 41.5% 38.8% 45.7%0.0% 8.6% 8.3% 5.3%22.8% 15.0% 48.6% 51.2% 28.4% 第1卷 第2卷第3卷 第4卷 第5卷 第6卷第7卷 第8卷 第9卷 第10卷 第11卷 總計 其他有關社會、藝術、以及教育類的新知則與當時中國的需求有著密切 的關連。例如:當時對於戲劇的討論、教育改革的期望等均是促成知識分子 搜尋相關主題並將之介紹至中國的重要因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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