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相關研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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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近年來媒體接觸、人際網絡、社會脈絡影響選 民政治態度的相關研究具有以下趨勢：1. 以資訊偏差傳播的觀點統一解釋大眾 傳播媒介使用型態、人際網絡、次級團體參與及地域政治屬性對選民政治態度的 影響。資訊的來源之所以對選民的各種政治態度具有影響，原因在於各種媒介傳 達的資訊多少具有政治偏差。一旦選民受限於時空因素，無法全面接收各方資 訊，資訊的政治偏差便很可能透過認知過程，轉變為態度上的政治偏差(Beck et al.

2002, 57)。於是上述各種對選民接收的資訊內容具有影響力的各種因素，便可以 納入同一分析架構之下；2. 強調媒介與各種社會影響的動態特質，盡可能使用 定群追蹤調查資料進行分析；3. 人際網絡與大眾傳播媒介不再被視為彼此獨立 的傳播管道，同質性人際網絡可能影響大眾傳播媒介的效力。然而由於資料上的 限制，現存的研究文獻多各有所偏。前述 Beck 等人與 Schmitt-Beck 的研究，便 僅使用橫斷面資料。另外，相較於被視為短期活動的投票決定，以政黨認同作為 研究對象的研究仍屬少數。故本研究詴圖透過追蹤調查資料的使用研究政黨認同 的穩定與變遷，期能對此一議題的研究成果有所增益。

第五節 台灣相關研究的發展

台灣早期對人際網絡與社會脈絡效果的研究，大多集中於兩者對政治參與的 影響。盛杏湲（1991）分析 1989 年針對台北市、台北縣選民進行的訪問資料，

發現選民與其他人討論選舉的頻率愈高，投票的可能性愈高；同時與里鄰長關係 密切的選民，也較傾向投票給國民黨候選人。黃秀端（1995）針對 1994 年省長 選舉中選民參加各種選舉活動的情況進行分析，也得到相似的結論：經常和朋友 討論政治事務的選民，較熱中參與各種選舉活動。另外，黃秀端亦指出選民所參 與的次級團體是否支持特定候選人，和選民自各種管道接收之政治動員，對選民 的政治參與有重要影響。在參與團體有特定支持對象的情況下，選民對選舉活動 的參與程度較高；同樣的，受到動員的選民也有較高程度的選舉參與。

社會脈絡效果的另一研究焦點，則是政黨輔選活動的運作及其影響。劉義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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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著眼於國民黨責任區制度的輔選效果。透過對 1980 至 1989 年間台北市 四次立法委員選舉中責任區內外國民黨候選人的得票情況比較，劉義周發現配有 責任區的候選人，其得票傾向集中於少數地區。其在責任區內的得票率顯著高於 非責任區。責任區制的效果更每每超過候選人的形象與地緣關係，使配得該責任 區的候選人在該區成為第一高票。劉義周（1992）進一步透過參與觀察的方式，

詴圖釐清責任區制的影響力來源，結果發現責任區制實為一利用人際關係網絡從 事輔選的政黨活動。責任區制中主要的活動成員（里長、鄰長、里幹事、區分部 常委、書記），其影響力來自帄日與地方居民的經常接觸；而地方黨部之所以能 驅使這些地方領袖為候選人進行助選，也同樣有賴於帄日的往來。

同樣針對國民黨對候選人輔選效果進行研究的還有陳陸輝（1994）。陳陸輝 將焦點置於劉義周未能顧及的黃復興黨部。根據 1989 與 1992 兩次立法委員選舉 的投開票資料，陳陸輝指出黃復興黨部提名的候選人在眷村的得票率高而穩定。

即使是具有全國性知名度、形象良好的候選人，在眷村人口比例高的地區也未必 能勝過黃復興黨部提名的候選人。對於黃復興黨部在眷村地區動員輔選能力的來 源，陳陸輝亦認為係源於黃復興黨部與眷村人際網絡的密切結合。

相較於上述針對國民黨支持的研究，蔡佳泓（1995）則是探討 1989 年台北 市南區立法委員選舉中選民所處社會網路位置對投票決定的影響。蔡佳泓借用 Flanagan(1991)的區分，將選民依照與拉票行動的關係區分成三類：動員者、被 動員者及不被動員者。這三種選民在教育程度上有明顯差距：動員者的帄均所受 教育年數最高，被動員者、不被動員者則次之。而在政黨偏好上，動員者較偏好 國民黨，被動員者較偏好民進黨，不被動員者的偏好則難以確切評估。這樣的發 現其實相當符合國民黨與地方領袖緊密結合的看法。

在國內政治學者探究社會脈絡影響力的同時，傳播學者也在探究媒介使用型 態對選民政治行為的影響。在 90 年代中期，學者已經指出使用 90 年代出現之新 媒體的選民，在政黨偏好與投票行為上，和使用舊有媒體的選民有很大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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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新媒體的選民，在政黨偏好與投票行為方面都較傾向支持民進黨或保持中 立；相較之下，使用舊有媒體的選民則傾向支持國民黨和新黨（翁秀琪、孫秀蕙 1994；孫秀蕙 1995；1996）。即便在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政治風向丕變的 2000 年，上述媒介使用與投票對象間的關係仍然存在（彭芸 2000）。或許正由於此一 關係的穩定，在 2000 年之後，學界逐漸將研究焦點轉移至媒介使用對政治知識

（王淑華 2006；張硯筑 2006；劉嘉薇 2005）與其他重要政治態度如政治信任

（彭芸 2002；2004；劉嘉薇 2004）、政治效能感（張卿卿 2002a；2002b；劉嘉 薇 2003；孫天龍 2006）的影響，較少論及媒介使用與政黨偏好、投票選擇間的 關聯性。僅有的少數研究（如陳敏鳳 2006、曾詵祺 2006、劉嘉薇 2009）也多 以為媒介使用對選民的投票決定或政黨偏好的影響相當有限，其中又以電視新聞 的影響力較為顯著。

與此同時，政治學界由於密西根學派對政黨認同的強調獲得國內學者普遍認 同，少見學者再由媒體使用或社會脈絡面向探討選民的政黨偏好與投票決定。但 仍有學者詴圖由社會脈絡探討選民的政治參與。如吳重禮、李世宏（2005）援引 美國種族政治「賦權理論」(empowerment theory)，探究 2001 年縣市長選舉中客 家政治菁英對客家選民政治參與的影響，結果顯示在客家籍縣市長執政的地區，

客家選民的政治信任較強，投票參與程度也較高；反之，在閩南與外省籍縣市長 執政的地區，客家選民的政治信任與投票參與程度較低⁹。吳重禮、鄭文智和崔 曉倩（2006）則援引 Mutz(2002)提出的交叉網絡(cross-cutting networks)概念，分 析 2001 年縣市長及立委選舉中社會網絡交叉壓力對於選民從事政治活動和投票 參與的影響。Mutz 認為交叉網絡透過兩種社會心理機制影響選民行為：其一為 政治猶豫(political ambivalence)，即選民在周遭充斥著與自身想法相違的意見 時，對其原先持有的想法會產生不確定感，也較不可能將想法化為行動；其二是

9 陳陸輝、耿曙（2008）針對 2002 年北高市長選舉前電話訪問資料進行分析，亦得到相似的結 論：在國民黨執政的台北市，泛藍支持者與外省籍民眾具有較高的市民效能感；相對的，在民 進黨執政的高雄市，泛綠支持者與本省籍民眾則具有較高的市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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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課責(social accountability)，選民擔心無論採取何種立場，都將破壞人際關係 的和諧，因而選擇不表態（Mutz 2002, 840）。吳重禮等人的分析結果顯示，處在 低度交叉壓力社會網絡的民眾，其從事政治活動與投票參與程度，都明顯高於身 處高度交叉壓力社會網絡的民眾。林聰吉（2007）透過分析 TEDS2004L(A)所得 資料，探討政治討論與投票參與間的關係，發現意見相異的討論人所造成的討論 壓力，會降低選民前去投票的機率；意見相同的討論人帶來的討論鼓勵，則可提 前投票決定的做成時間。湯晏甄（2007）研究 2004 年立法委員選舉中選民討論 政治事務對象對投票行為的影響，結果發現選民與其人際網絡關係愈密切、網絡 中政黨傾向愈趨於一致的情況下，選民愈傾向參與投票，且其方向亦傾向與其個 人網絡一致。而傳統用以預測投票傾向的社會人口變數在加入人際網絡資訊後，

多已不具解釋力。湯晏甄因而認為過往社會人口變數的解釋力，實源於其對人際 網絡內容的影響。

在上述媒介使用、人際網絡及社會脈絡之政治效應的國內相關研究中，大眾 傳播媒體、人際網絡與社會脈絡一直被視為彼此獨立的政治影響來源。趙珮如

（2005）採納 Beck 等人(2002)的觀點，將大眾傳播媒體、人際網絡和社會脈絡 均視為選民投票決策過程中的資訊來源，納入同一研究架構之下。但因資料來源 的限制，趙珮如並無法仿照 Beck 等人直接獲得受訪者主要討論對象和各方媒體 的真實立場，只能倚賴受訪者的自我評估；在社會脈絡相關變數上，趙珮如援引 政治版圖的概念，依照泛藍勢力得票率區分為三，也和 Beck 等人直接使用得票 率作為自變數的方式有所差異。透過分析 TEDS2004L A 卷所得資料，趙珮如發 現家人的政黨偏好，和收視部分電視新聞或政論性節目，對選民的投票確有影 響，且方向符合理論預期。在人際網絡、媒介使用和社會脈絡的關係方面，趙珮 如發現在泛藍佔少數的地區，民視、台灣心聲等節目促使收視群眾支持泛綠的效 應有所提昇；相對的，閱讀聯合報促使讀者支持泛藍的效應卻也上升。趙珮如認 為這呼應了 Finifter(1974)的發現，亦即泛藍支持者身處泛綠支持者為主的社會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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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時，會特別重視能夠支持本身立場的訊息來源。另外，趙珮如還利用階層線性 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探究社會脈絡對人際網絡的跨層次影

絡時，會特別重視能夠支持本身立場的訊息來源。另外，趙珮如還利用階層線性 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探究社會脈絡對人際網絡的跨層次影